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中国对建都选址的历史悠久。
明代时，学者陈建在《建都论》里提出：“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
即“四大都会”是西安、洛阳、开封、北京。
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学术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称为“五大古都”，逐渐成为公论。
后来，更有“七大”乃至“十大古都”的说法，说法不一。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
无论是古代一统王朝、分裂时期以至近现代，国都或陪都多数设在几个城市或其附近。
尤其是以“五大古都”最受青睐，不但做过多个全国统一政权的国都，地位等级高，而且定都的朝代/国家较多、时间较长。
几个著名古都的积年，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史念海先生的计算标准：
西安为1077年、北京为903年、洛阳为885年、南京为450年、开封为366年，安阳为351年、杭州为210年、郑州为355年；
若依建都的时间长度顺序，则依次为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郑州、安阳。
总体而言，这些能成为国都或陪都的城市，必须符合相关的基本标准要求（详见本人上一篇拙文《破译中国古代的定都密码：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
从宏观层面而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位置，最好是在全国的地理中心，或者靠近统治集团的发源地；
从微观角度而言，是建都地点本身的环境，包括经济、水文、军事、交通等基础条件。
当然，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最有利的地点。
于是就会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出现辅京、陪都现象。而且，国都和陪都也往往集中在几个城市身上。
这个现象，既体现了历史的进程，也说明了城市的发展变迁历程。
古都城市的地位变迁，与朝代的更替、城市的自身特点等相伴随，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国都多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
夏、商朝时，多次迁都。由于其核心领土范围在今河南省一部分，于是除了曾短暂迁都于其它地区之外，主要还集中在今河南省境内。
做为诸侯国的周国，为了向东开拓，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武王时迁到镐。
不久，武王伐纣而取代商朝，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于是就选定中原地区之中心位置洛邑（今洛阳）营建新都。
于是镐京为正式都城，号为宗周；洛邑是陪都，号为成周。这是中国“双都制”的肇始。
终西周之世，国都始终不迁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后盾。二是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好，有险可守，粮食供应充足; 三是离前敌较近，攻防皆宜。
正如《诗经·大雅·民劳》所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鉴于西周亡于犬戎等西北民族，东周时将都城东迁洛邑。
秦国在西部发迹，都城几迁，统一六国后定都咸阳。秦朝虽未以中原洛阳为陪都，但代之以皇帝多次全国巡行。
西汉刘邦初称帝时，定都洛阳。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后来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
张良认为：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娄、张两人都认为，可以借鉴秦朝定都的经验，关中是刘邦的故地，在依靠关中的险固、富饶自保的同时，可以进取、控制全国形势。
而洛阳，最大缺点是防守比较困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平原更无险可守。
所谓“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是主张建都洛阳的人的说词。
若真正打起仗来就如张良所说: “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尤其是若国家内部有叛乱，洛阳的安全性更不如西安。
以控内的角度而言，秦朝初期首要应对的是东方六国旧贵族叛乱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首要对付的是东方诸侯的割据势力，即内部敌对势力都来自东方，因而定都偏西的关中是低风险选项；
以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面对的最大外敌是北面的匈奴。定都关中，靠近抗匈战场，利于全力御敌。
事实也如此，以关中为政治根据地，秦国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河南地建设新秦中，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自汉武帝始国力强盛，沉重打击匈奴，开辟河西五郡、西域地区，疆域向西大幅扩张，因而当时的长安几乎处于全国地理中心。
新朝王莽时，徘徊于西安、洛阳两都间，以长安为西都，打算迁至东都洛阳未果。之后，在位不过三年的更始帝刘玄，先都洛阳后迁长安。
东汉初建，刘秀定都洛阳，主要原因在于：
他是从南阳一带起兵，后以黄河以北的河内郡一带作为后方重地，从而一统天下；洛阳的地理交通便利，可节省定都长安的巨额漕运之费；东汉的国力远逊于西汉，面对北方匈奴、西方羌族侵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返都长安与维护建都洛阳的争议一直未息，并且杜笃、班固、张衡等官员以“都邑赋”的形式阐发各自的政治见解，各论长安、洛阳的优势。
但东汉一直未返都长安，政治、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只是皇帝会时常西巡。这也反映了东汉的军事退守与兴复礼乐的两大政治文化思潮。
随后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各定都成都、南京、洛阳自守。其后的西晋脱胎于曹魏政权，定都洛阳以维持统治。
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于是司马睿在南京建东晋。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各政权拥地自重。长安、洛阳、安阳、南京、成都等继续被作为国都，也有甘肃武威、青海乐都等一批新都出现。
北周静帝禅让于杨坚，定国号为'隋'，并继承其国都大兴城(今西安)。隋炀帝即位后，为利于漕运、对四方征讨、加强全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迁都洛阳。
唐代隋立，由于做为统治阶层的关陇集团根据地在西北，西方的突厥是主要外敌，因而以长安为国都，同时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称帝后则定都洛阳。
唐末，驻节于开封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称帝，建国后梁，就直接定都自己的根据地开封。
从此，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短暂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北宋以后便与国都地位告别了。
所以，国都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安与洛阳都是国都的优质选项，但各有利弊，哪个也不能占绝对分数优势。
这个特征现象也反映了：
其一，秦、西汉、唐朝的政治根据地都在西北一带，经营多年并依重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政权，正如《汉书》中所说的“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样的背景，为他们定都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其二，若王朝积极进取则定都长安，如秦、西汉、唐朝；若守成自保则定都洛阳，如东汉、西晋以及诸多割据政权。
其三，西安的地理西偏的硬伤，需要以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替代，于是出现了“双都制”。
第二阶段，国都多在洛阳与开封之间徘徊迁移。
五代十国时期，开封、洛阳、南京、扬州、杭州、福州、长沙、广州、太原、成都、江陵等为各割据政权的国都。
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继承后周国都开封。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南宋军事力量较弱，依靠秦岭—淮河、长江天险以及江南富庶之地而偏安，与金国、西夏和大理形成对峙局面。
契丹部落先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 ，后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改国号为辽。
后来随着内乱、国势衰落，国都回迁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后来在辽阳、北京、大同多地建都，政权终被金国、蒙古所灭。
唐末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国都轮替则发生在洛阳与开封之间。
从唐末起，开封成为政治中心，直接原因是控制了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此。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自然是便于控制；篡唐而立后梁，就直接定都开封。而且开封利用运河的漕运便利。
但是，接下来便是开封与洛阳的小徘徊期。朱温定都开封不到两年便西迁洛阳，四年后还都开封。
后唐灭梁，迁都洛阳。后晋灭唐，两年后定都开封，延续至北宋末年不变。但洛阳也一直作为陪都存在。
北宋也并非完全确定建都开封的。宋太祖赵匡胤曾打算以洛阳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之。
赵匡胤退一步说到长安建都，“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
开封是四战之地，无天险可守，便只好用纯粹的武力守卫，北宋戍卫兵力达14万人之众。
开封在北宋时也最为鼎盛，是当时世界上的繁华都会。
清明上河图
金末皇帝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将国都迁往南京，陪都为开封。
后来南京陷落，开封在历史上作为陪都与国都的地位至此宣告结束。
明初，朱元璋仰慕宋朝的制度，有建都开封的想法，但因开封周边水道淤塞，才定都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保持了约十年）。
开封有水利优势，但也是把双刃剑：
秦始皇时，命大将王贲攻打魏都大梁（今开封）。久攻不下，便扒开浚仪渠引水灌城，毁城灭魏；
明末，李自成调集大军围攻开封，官军便扒开黄河大堤，黄河淹没义军，席卷开封，淹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城池遭受严重破坏；
从金代明昌五年到清光绪十三年的六百年间，黄河在开封泛滥40余次，侵入和淹没内城四次，当年繁华似锦的宋城荡然无存，被泥沙埋没在黄土之下。
第三阶段，国都多在北京与南京之间徘徊迁移。
从三世纪至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政权大多选择“龙盘虎踞”的南京作为国都，凭借天然防御工事长江、富庶的地方资源而维护统治。
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先后在黑龙江阿东城、北京、内蒙古宁城、辽阳、开封、大同多地建都，政权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下覆亡。
党项人在西北部建立的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被蒙古所灭。
蒙古族建立了大一统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
红巾起义军推翻元朝，朱元璋建国大明，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后来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以应天府为陪都。
建州女真部改国号为大清，入主中原，迁都北京。
北京的北部和东北部是燕山山脉，西部是太行山脉，形成三面半环形包围圈，唯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
靠近北方故土，既有天险可守，也有平原农业经济基础，于是北京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理想的国都。如金、元、清朝皆如此。
1912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同年北洋政府迁往北京。后来短暂迁都洛阳。1928年完成北伐后迁回南京，陪都重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
综上可见，从西周到唐代的两千年里，国都主要是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搬迁；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间，是在洛阳与开封的徘徊时期。这两个时期，实质上是在东西横轴上的位置平移，纬度相差无几。
金朝以后，则是从北京与南京的往复时期，实质上是在南北竖轴上的位置平移，经度相差也很小。
这个规律性现象，既体现了古都城市各自所具有的独特地理、人文魅力，也说明了它们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其命运、兴衰轨迹与其密切相关。
至于地理风水之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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