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旭
说到唐诗的繁荣，有一点可以提请注意，就是唐代自开国的武德元年(618)至唐亡的天祐四年(907)这290年中，诗歌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繁荣状态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谈唐诗的繁荣。唐诗的繁荣，主要集中在8世纪至9世纪中叶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文学史上称为盛唐和中唐。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并立于盛唐，嗣后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人复继起于中唐、晚唐，从而形成群峰环立、如日中天的唐诗繁荣局面。在这之前的唐诗，文学史上称为初唐，说繁荣似乎就不够格。人们或许有个错觉，以为初唐作为唐诗繁荣的序幕，想来为时是相当短暂的。其实，初唐自7世纪初至8世纪初，有着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几乎占了整个唐代的三分之一。这近百年间的初唐诗歌，前五十年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中经变革后转入唐诗的初步繁荣，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当“皆以文词知名海内”(刘肃《大唐新语》)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旧唐书》卷190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以四杰”)等相继步入诗坛时，上距唐初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至于陈子昂从军蓟北唱出“纯是唐音”的《登幽州台歌》，则已在唐代建国80年之后了。因此，唐诗的繁荣并不是与唐代相终始的，而且是起步较晚，来潮较迟的。初唐诗歌固然是唐诗繁荣的序幕，然而却是个因故延误，迟迟才被揭开的序幕。
文学史上讲的初唐与盛唐，与历史的分期也并不一致，两者不宜混同。这一点常被忽视，不能不予以指出。唐诗分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种分期方法，宋时已见端倪，而在明代高檬的《唐诗品汇》得到确立。高棅以唐初（618）到玄宗开元初(713)为初唐，开元初（713）到代宗大历(766）为盛唐，大历（766）到文宗大和(836)为中唐，大和到唐末为晚唐（836-907）。唐诗这四个时期中，以初唐历时最长。但从历史上来说，唐代前期包括太宗、高宗、武后三个统治时期在内的这一百年，决不能统称为初唐。唐太宗创立了繁荣强盛的大唐帝国，雄踞东亚，实现了他的“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宏图。之后的高宗、武后两朝，也始终保持着辽阔的疆域和强大的国力。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固然理应属于初唐，但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627—649)起，唐代的政治经济就已进入了鼎盛时期，与后来唐玄宗的“开元之治”(713—741)前后辉映，这就与文学的状况不同，无疑不能同样使用初唐这个概念。唐太宗时期的唐帝国已臻于极盛，称之为盛唐，倒是名副其实，毫无愧色。唐太宗不失为一代雄豪的英主，可是在文学上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建树。与同一时期政治经济的昌盛富庶相比，初唐诗坛显然远为逊色。因此唐诗的分期，与唐史的分期是不一致的。在唐帝国的国势鼎盛之际，唐诗的繁荣则未免过于姗姗来迟，两者之间脱了节，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这或许就是通常说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一种表现吧。请注意：1、四唐时间分法、时间转换，不是突变而是渐进的；2、每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并不是绝对纯的，每个时期都有溢出常轨的现象。3、各期间的边缘是很模糊的，两期间常有大量交叉、过渡现象。最明显的是盛、中唐之间(755—770)的过渡期，横垮了盛唐晚期和中唐前期，是两期的重迭。也就是杜甫的时代。
初唐诗歌总的成就，当然不及盛唐与中唐，甚至或许还不及晚唐。但不能因此对它有所轻视或估价不足。在整个唐诗发展中，初唐诗歌实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初唐是唐诗的开创期，是唐诗繁荣的准备阶段或先行阶段。初唐诗歌有—个发展的主轴——反对绮艳的文风，在批判的继承前代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实现诗歌的革新，为诗歌的繁荣开辟道路，这是唐初诗歌发展的一条主饯。
这里先介绍—下唐初五十年间诗歌的—般情况。诗坛中心在宫廷里，不在民间。因此诗歌多为应诏奉和之作，内容不外是艳情、咏物之类。这也同诗人的构成有关，主要人物都是宫廷诗人，不少是由陈、隋入唐的，故仍“陈隋风流，浮靡相矜”。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虞世南、魏征等君臣，虽在理论上反对绮靡文风，但他们的创作仍在齐梁的宫体诗范围之内。宫廷诗人上官仪影响最大，他的诗就内容而言都是点缀升平之作，没什么可取的，但在形式上好“以绮错婉媚为本”，“绮错”，纵横交错；“婉媚”，有追求华丽的倾向。他的诗多纵横交错而华美。故后人多有效仿者，时为“上官体”。他还写出一些诗歌理论，如“六对”“八对”等对仗技巧，他既有创作又有理论，对律诗的成熟做出了贡献。
还应提及先于“四杰”的王绩，他的生活经历不同于宫廷诗人，他以道家思想对抗封建礼教，鄙弃功名富贵。他的主要贡献是在艺术上。诗风平易纯朴，语言朴素自然，从诗的意境上看或很淡远，或表现情绪很颓放，但却真切地表现出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卓然于宫廷诗风之外，在初唐诗坛上十分难得。代表作有《野望》等。由于他远离政坛又远离诗坛，尽管有其独特性，但从唐诗发展来看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下面重点谈一下初唐诗歌对日后唐诗的发展和贡献，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扩大题材，二是转变诗风，三是改进诗体。
一、扩大题材，明确文学革新方向
王、杨、卢、骆等初唐四杰及稍晚的陈子昂，他们都是才高位卑，政治上不得意，一生屈沉下僚，壮志未伸，生活上遭遇坎坷，生命短促而阅历比较丰富，这使他们的诗歌创作获得了多方面的题材，同时他们对当时诗坛沿袭齐梁诗风的习气深为不满，努力想摆脱它，故在题材上进行了开拓，从宫廷走向社会，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慨，代表了文学革新的方向。他们的创作基本倾向是，生活视野开阔，基调高昂，高唱“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王勃《感兴奉送王少府序》)，把对生活的憧憬、对功业的追求和奋发的精神带进诗坛。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将宫体诗由宫廷带入市井，其思想内容更接近左思的《咏史》其四，标志着宫体诗的转变。骆宾王的《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这二人的歌行是宫体诗的新发展。其诗铺张富丽，意态纵横，均为七言歌行的上乘之作。再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其乐观开朗的情调与唐朝前期经济文化走向繁荣、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相一致。杨炯的五律《从军行》是—首很有气魄的边塞诗。这些都是清新可喜之作。可以说“四杰”是唐初负起唐诗发展使命的作家，是对唐诗的繁荣做出了特殊贡献的。
二、改变诗风，开拓诗歌新境界
唐初诗风，犹步齐梁后尘。与开国气象并不相称的“梁陈宫掖之风”，居然延续了30—40年，未能及早加以改变。王、杨、卢、骆一面并不废弃齐梁，他们作诗也着意排偶，点染词藻，但一面又摆脱故态，有所超越。他们的笔触从狭小的宫廷台阁，转移到了喧闹的市井和辽阔的江山塞漠，并为贫弱沉寂的诗坛注入了活跃的生命和时代的节奏，实现了诗风的初步转变。诗歌在他们手中已不是点缀升平的装饰，而是纪事咏怀、抒情言志的工具。举例来说，王勃的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与六朝同类的送别之作迥不相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把这次离别置于包举海内，遍及天涯，实现了唐帝国大一统的广袤背景之下，因而间关万里的入蜀之行，也不觉其遥远，这个气度就是不平常的。而且地域之广，弥见友情之笃，岁月之久，益证相知之深，双方襟怀都是远大而又深沉的。最后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为临别时的互慰互勉，意气高昂，表现了承平时代志在四海的男儿气概。钟嵘在《诗品》里评别人诗说：“又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说张华的诗儿女情太多了(缠绵迷恋)，“风云气”，奋发之气。而王勃这首诗恰好是摒弃了儿女情态，而表现出峻爽的风云气度。王勃此诗的气度与格调，反映了积极开朗的初唐诗坛的新风气，也可谓开盛唐气象之先声。浮艳空虚的六朝诗风，在这些诗篇中是被汰洗和超越了。
卢照邻、骆宾王的《长安古意》、《帝京篇》写的都很铺张富丽，意态纵横，都是七言歌行中的优秀作品。但从表现的思想来看，表面好像有消极情感，但具体分析又不尽言，不能一概而论。如《长安古意》在铺张地描绘了长安繁华景象之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放，飞来飞去袭人裙。”这里讲了一段人是要变化的，富贵并不会为某些人所独有，而暂时寂寞的读书人，看起来是孤独寂寞的，受冷落的，但他们的意义是长存的。看骆宾王的《帝京篇》里也有类似的思想，“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黄雀徒巢桂，青门遂种瓜。黄金销鑠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红颜宿昔白头新，脱粟布衣轻故人。”在对桑田、人生无常的永恒变易的叹息中，蕴藏着对青春常在、功名不朽的强烈向往。王勃《春思赋序》中说：“抚贫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表现的也是不甘寂寞的思想。骆宾王《宴请代郭氏赠卢照邻》“莫言外之意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反映的也是一种朝气蓬勃的进取心理。在这些长诗中，这种不甘寂寞、朝气蓬勃的进取心理，表现的很充分。这种脱离宫廷诗歌狭窄轻薄的感情，却是从人生的高度来展现阔大胸襟的。这是四杰对诗歌境界的开拓，显现了诗歌创作中审美意识的变化，是唐朝诗风变革的前奏。
杨炯《王勃集序》说“尝以龙朔(唐高宗年号，661—663)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以至“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就“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以期“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排除“纤微”与“雕刻”，而代之以“骨气”与“刚健”。前者是六朝颓波，后者则为方兴未艾的李唐新风。初唐四杰的一些优秀篇什，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旧诗风的过渡。
四杰是有意改变诗风，这应予肯定。不过他们在理论上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将楚辞、建安文学与六朝诗不加区别地一概视“绮靡”并不可取。另外，杨炯说经过王勃等的致力改革，“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则又言过其实，把他们的作用估计过高。数百年来相沿不衰的“绮碎”之风，是难于“一朝清廓”的。何况初唐四杰本身，也仍然积习未除，何尝一一“清廓”呢？四杰的理论主张不但自身存在着矛盾，同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有相当的距离。完成这个历史性变革，尚须有待于四杰之后崛起的陈子昂。
三、改进诗体，完善和发展了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
初唐继承前代成就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完成了律诗的定型。而这一活动又是同因袭六朝的绮靡文风纠集在一起的。
以齐代永明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唐代五七言律诗，在当时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是与古体诗(也叫古诗、古风。指产生于唐之前的较少格律限制的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都有严格规定。此外，长篇七言歌行也是唐代的新创造，其作用或许不在五七言律诗之下，两者同是唐诗的主要形式。唐诗中许多传诵不绝的名篇佳作，大都是用这两种新诗体写成的。初唐四杰就对完善和发展这两种新诗体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胡应鳞《补唐书骆侍御传》)，开创了唐代独特的诗风。
就改革诗风来说，初唐四杰是一致的。但就改进诗体来说，他们四人却有所不同。王勃、杨炯专工五律，卢照邻、骆宾王则擅长七言歌行。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各方面来说，都是完整的成熟的五律。因此不妨说，承四声八病的永州体而来的五律，到王勃、杨炯正式成为定型。七律则在此王、杨稍迟的沈佺期、宋之问诗中正式成为定型。
卢照邻、骆宾王的主要贡献在于七言歌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用铺张杨厉、大开大阖的作赋的方法，来写作乐府新曲，声调流利，情辞宛转，而无堆垛平板之失。此后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相继而作，在艺术上又提高了一步，是典型的“初唐体”。卢、骆的歌行犹有草率之处，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初唐的歌行就更为完善和精美了。
因此，闻一多先生论初唐四杰，就把王、杨、卢、骆复分为两组。卢、骆为一组，是“前二杰”；王、杨为一组，是“后二杰”。这种区分，就是为了说明他们在改进诗体上的不同贡献，
最后顺便说一下王、杨、卢、骆四家的排列次序问题。传说杨炯对自己列于第二颇感不满，曾说过“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话。其实四家的排列次序，并不意味着品评他们成就的高下。王、杨二字为叠韵，卢、骆二字为双声，以双声叠韵组合，正符合传统的四字成语的音序。同样，南宋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以成就论，陆游成就最高，却排在末尾，尤袤的成就不及其他三人，反而列在首位，其实这也是个传统的成语音序问题，尤、杨为双声，遂列于前，陆与范都是入声字，故用以殿后。如果认为这样排列是代表他们成就高低，那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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