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京、广州、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建城之始，都强调空间继承性、时间延续性和建制沿革性，所以以哪一座历史上的城池作为建城之始、城市之根，不单只看历史最早，必须要遵循空间继承、时间延续、建制沿革这一逻辑，传统武汉三镇地域范围内，符合的这逻辑的最早的城，是郤月城。
如果分开来看，汉阳是郤月城，武昌则为夏口城，它们才是武汉城市之根、建城之始，下面，一起来看“武汉”由词语成为地名的过程，感受“武汉”一词在成为地名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
从郤月城到汉阳府城
郤月城是汉阳第一座城堡，也是传统三镇地域范围内最早见于史籍的城堡，《水经注》说：“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昔魏将黄祖所守”，“沔”即沔水，很长时间中，汉水有数条入江河道，沔水为汉水入江的一条河道，不过当时流经龟山南侧的河道恐非是沔水，黄祖也并非“魏将”，而是荆州刺史刘表的大将，其时为江夏太守，郦道元不曾踏足江汉地区，《水经注》只能作为参考。
郤月城最初是一座半月形的军事堡垒，而半月形称为偃月，固有偃月垒一名，又因古代有半月形的防守阵形称为却月阵，所以郤月城后来被称为却月城；《元和郡县志》说：“郤月故城在汉阳县北三里，周回一百八十步，高六尺”，可见规模不大，但因背靠龟山（龟山原名大别山），与其西边的马骑城构成犄角之势，加上刘表之子刘琦在大别山东端的北麓所筑城堡，郤月城在军事上有重要的屏障作用，沙羡县曾把县治移到这里。
月湖与龟山
197年，黄祖在沙羡败于孙策，于是退兵到郤月城，以此为水师基地训练水师；199年，孙策攻破郤月城，在吕蒙彻底打败黄祖水师后，郤月城被孙权所屠，其东边的城也被孙权一方占有，后来山上修有鲁肃衣冠冢，大别山又称鲁山，这座城也随之称为鲁山城，由孙涣守鲁山城，还依山傍江修筑了铁门关。
上世纪重建的铁门关
南北朝时，齐竟陵太守房僧寄曾占据鲁山城与萧衍对抗，《南史》说：“（萧衍）自襄阳趋建业，邓元起会大军于夏口，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因汉口城为萧衍所筑，因此被称为萧公城，位于龟山西北约十里。
以上的城堡，是汉阳城发展的起点，隋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当时的汉阳符合南水北的地名习惯（后来汉水主流虽然由龟山以北入江，但汉阳之名并未改变）；唐武德四年（621年），汉阳县在龟山南侧的凤栖山修筑汉阳城，汉阳县治移驻于此。
宋汉阳军、元汉阳府及两朝的汉阳县均以汉阳城为驻地，明清汉阳府、汉阳县也治汉阳城，它既是县城，也是府城，汉阳县城、府城即后来的汉阳城区，加上龟山、梅子山及附近湖泊与乡里，即是老汉阳地域范围。
从夏口城到武昌城
与汉阳隔江对望的武昌，建城时间则非常明确，是为公元 223 年，孙权在长江边上蛇山头筑城，因对面正好是夏水（即汉水入江河道中的一水道）入江口，故得名夏口城。
蛇山早期称为黄鹄山、江夏山，所以孙权筑夏口城时才会说“城江夏山”，孙权将统治中心由公安移至鄂县后，取“以武而昌”之意，把鄂县改为武昌（今鄂州市），为了拱卫武昌，才在江夏山筑夏口城，《水经注》说：“（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
上世纪迁址重建的黄鹤楼
南北朝时，刘宋设置郢州，夏口城为其治所，夏口城因此改称郢城；萧衍部将围攻郢城时，在郢城东北几里外筑曹公城；隋时郢州又被改为鄂州，郢城开始被称为鄂州城，军事嘹望塔后来转变为黄鹤楼，也即“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因唐朝诗人的佳作，黄鹤楼闻名天下。
夏口城起初“周回不过二三里”，历代城墙也是夯土墙，牛僧孺（“牛李党争”中的牛）做武昌军节度使后就着手扩建鄂州城，将夯土板筑城墙改造为砖砌城墙，这是武汉地区最早为砖砌城墙的城，新鄂州城由蛇山扩大到凤凰山、螃蟹岬，涵盖了老武昌城北片。
武昌火车站
元代的鄂州城，是湖广行省驻地，也是武昌路、江夏县的治所，它在一方的军政、文教地位已经夯实；朱元璋把朱桢封为楚王，驻于鄂州城，江夏侯周德兴辅佐楚王时扩展了鄂州城，新城跨越蛇山南北，开九座城门，是湖广军政驻地、江夏县治驻地，由于武昌府治也在此，所以鄂州城被称为武昌府城，这时武昌府城是上武昌，武昌县城（在今鄂州）为下武昌。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建置，直到1912年，江夏县改为武昌县，原武昌县改为鄂城县，今武昌之武昌城得以“实至名归”了。
后起的汉口
“汉口”一词始见于《南史》，即上面已经提到的汉口城，但当时的汉口城在今汉阳，而不是汉口，汉口是后起的城，明代完成淤积形成大片陆地；明成化初年，汉水入江主流在今汉江入江河道，而武昌部分失去金沙洲，原白沙洲并岸，汉阳部分刘公洲并岸，鹦鹉洲尾江湾逐渐淤积，两府城失去江港优势，商贸活动逐渐转移到了汉水两岸。
汉口是作为天然的优良港口而兴起的，最先包括汉水入江口的南北两岸，但随着它与汉阳在地缘实现分离，汉水北岸归为汉口，南岸则留在汉阳；到了清初，原来持续1000多年的“双城时代”已经转变为“三镇鼎立时代”，清康乾时期的《汉阳府志》说道：“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舶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
江汉关
可见，那时的汉口仍然只是个镇，由汉阳县所辖，很长时间里没有城墙，没有独立建制，正因为如此，1861年清政府被迫在内陆开埠时，汉口成为了通商口岸；为了防止捻军进攻汉口，1864 年汉阳知府钟谦均携汉阳知县孙福海修筑汉口城墙，开玉带、便民、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七门。
张之洞督鄂时，于1898年在汉口设立夏口厅，汉口才有独立建制，后来的1904 年，在汉口修筑张公堤；1912年，夏口厅改为夏口县，1929年正式撤销夏口县，在此之前的1926年20月26日，汉口市诞生了。
汉口火车站
1927年4月16日，武昌、汉口、汉阳建立统一的武汉市，两年后撤销，此后汉口曾被设为特别市或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汉口分化成江汉、江岸、硚口三区，唯有火车站保留有“汉口”之名。
“武汉”从哪里来
早先，这里河流纵横，沼泽与湖泊密布，港汊塘堰相通，大水时一片泽国，秦汉时期这里才初步完成淤积，因此先秦时期传统武汉三镇地域范围内人文演绎亦相对沉寂徘徊，东汉末年开始鹊起的步伐。
三国时期，鲁山城和夏口城夹江对峙，构成成犄角，守江南必须守江北，否则丢了江北，江南也很难守住，反之亦然，所以南北城池之间形成了战略依存关系；到了元代，汉阳府与武昌路隔江对望，武昌联上汉阳的称呼，正是“武汉”一词的来源，当然最先只是口头上称呼，未见于文字记载。
晴川阁
明万历元年，“全楚督学”、汉阳知府程金主持了晴川阁第二次重修，乃请姚宏谟写《重修晴川阁记》，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中说“……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莫得而恣其观游焉”，这是“武汉”一词第一次在书籍中出现，是年为1573年，“武汉”当指武昌府城与汉阳府城。
明崇祯年间，曾逗留于武昌府和汉阳府的文人阮汉闻著有《武汉纪游》，这是“武汉”一词首次用于书名；清道光年间，范锴的《汉口丛谈》写道“遂陷武汉等郡”，二十年后曾国藩写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也用了“武汉”一词，他说：“东南形势，则金陵为险；天下大事，则武汉为重”；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其文牍中多次出现“武汉”。
综上，“武汉”一词最初来源于隔江对望的武昌与汉阳两府的联称，指代着武昌府和汉阳府（或两府城），后来“双城对望”发展成“三镇鼎立”，但汉口仍为汉阳县所辖，建置上无法与武昌、汉阳两府对等，直到清末民初，汉口以经济实力后来居上，武汉逐渐指代武昌、汉阳、汉口，即使它们未在行政建制上统一，武汉也成为“三镇”的共同大地名了。
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次年合武昌城区、汉阳城区和汉口（夏口厅）为一市，定名武汉，作为临时京兆区，随后成立市政厅，武汉作为地名与市名得以明确界定，这也是三镇首次的统一建制；两年后，三镇又分治，武昌为湖北省会，汉阳为汉阳县，汉口为“行政院”直辖，但武汉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称已经得到公认了。
1949年5月，解放后的三镇成立了武汉市政府，后来，近郊区和武昌县、汉阳县、黄陂县、新洲县加入武汉三镇，融合成现代武汉。
从郤月城与夏口城夹江对峙，到武昌与汉阳两府相互依存，从三镇鼎立到现代大武汉，2000年的更迭与沉浮，100年前的风云际会，100年中的潮落潮起，练就武汉处变不惊、隐忍坦然、热情阔达、敢为人先的城市性格，它也正以这样的姿态，阔步走向未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