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是我毕生的座右铭。我在求学、教学和治学的历程中，有过广泛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变自己的爱好。但是有三件事，一直坚持至今。就是走路、读书和写作。我在60岁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行万里路，读千册书，写百篇文》，概括了我前半生的历程。万、千、百，是精确的数字。细算起来，我在60岁时，已经走过万里路，读过千本书，写过百篇文。但是万、千、百，也是近似、模糊的概念，说明大到一定的数量。在文章里，我表示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争取在60岁以后再行万里路，再读千册书，再写百篇文。走路和读书是为己，锻炼身体，汲取知识，陶冶情操。而写作则是为人，将心得体会奉献公众，为丰富人类文化宝库尽微薄之力。 一位朋友对我说：在当代社会，一名有作为的学者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学贯古今，学贯中西，学贯文理。这三个融会贯通，实际上指的是跨时代、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真正能做到三个融会贯通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奋斗目标与方向。虽然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但是我在年过花甲之后，仍愿为此不懈努力。
（一） 求学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当时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重组改建的，聚集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批卓越优秀的教师，可以说是群英荟萃。给我授过课的教师包括朱光潜、赵诏熊、林筠因、周珊凤、张祥保、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张谷若、吴柱存、徐锡良、齐声乔、乔宓、祝畹瑾、张珑、罗经国、龚景浩、陶洁等人。还有两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籍教师：罗伯特·温德和叶文茜。他们中间有国内驰名的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学家，更有不少年富力强、水平高超、而且经验丰富的英语教师。他们教给我许许多多东西，包括怎样做人，怎样治学，怎样运用英语为社会服务。我像蜜蜂从百花中采蜜一样，虚心学习每位老师的独到之处。他们常常谈及北大学生应有的后劲，并无私地教给我们如何锻炼和培养这种后劲。我在毕业后近50年的教学、科研和翻译生涯中，发挥了这种后劲，增强了这种后劲，体会到这种后劲的威力。
开卷有益，我很相信这一古训。博览群书，会开扩我们的视野。高雅的文学作品令我爱不释手，通俗读物也能使我入迷。我在读小学和中学时，兴趣广泛，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学、传记、游记、甚至科普的书。我有时从旧书摊买书看，但更多的情况是站在新华书店柜台前看新出版的书，在中国书店柜台前看古旧书籍，或从图书馆借书看。在大学学习五年和毕业后工作四年时期内，我有机会集中精力阅读英语文学名著。当时的校、系图书馆里收藏了大量的英美小说，主要是古典小说。刚进大学不久，我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讲述了他阅读千册文学名著的经历，给我很大启发。我也下决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一千册英美文学名著。我从阅读文学名著的简易本开始，花了一年多时间。从大二起，就过渡到啃一本本大部头的英文原著。起初，遇到许多生词，阅读速度较慢。但是，我没有灰心气馁，而是坚持不懈。过了一两年后，我的单词量大增，阅读速度也加快。边看边抄录精彩的段落或有特殊语言点的句子。八、九年下来，积累了近万张卡片，为以后编写教材和编纂词典，准备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此外，每看完一本书，都要写一篇简短的读书报告。我上大学时，校内几乎没有外国专家。在封闭的中国，也少见英美游客。我初学英语的主要途径就是读书。
学习一门外语，希望熟练掌握，运用自如。这是每个外语学习者的理想，也是我的梦想。我上大学时，我的老师们给我们讲“什么是英语好”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英语好，表现为能用英语写作，达到出版水平；还能进行汉译英，达到出版水平。由于当时我们与西方世界隔绝，很少与英美人接触。毕业后大部分人都做笔头工作，很少有机会与英美人直接交流。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他们提出这样的标准是可以理解的。我从大学一年级起，开始用英语记日记，多年一直坚持。文革期间和文革以后，我有机会做外国访华代表团的口译，又曾三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做过同声传译、笔译和审校工作，还有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教书一年半的经历。这些难得的宝贵工作经验对我的教学和治学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在大学毕业后的二十余年里，每天我都坚持写详尽的英语日记，纪录我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从当学生开始，每学一篇英语文章，都要熟读，达到能够背诵的程度，然后很快翻译成汉语。先将译文放在一边，待两周后再将自己的译文回译成英语。最后将自己的英语译文与原文比较，找出差异之处。坚持这样做，不仅练就了英语写作和翻译能力，而且增强了记忆力，提高了写作效率。良好的英语写作和汉译英能力，使我终生受益。我要求自己在写作和笔译时做到胸有成竹，一气呵成。我在教学中要求我的学生们也这样做。但是，我认为学好英语，仅有笔头功夫是不够的。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我认为精通英语，还要表现在良好的口头功夫，能讲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我从读大学起苦练基本功，养成了每天花一定时间朗读和背诵英语名篇的习惯，大大提高了我的口语能力。我要求自己在说话和口译时做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在口译课中身体力行，用严格的标准训练学生，要求他们语音语调正确，表达流畅，用词讲究。作为启蒙老师，我教过的学生中间出现了好几位曾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口译人员，这是我引以自豪的事。
（二） 教学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我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坚持在第一线上课，到65岁退休前还坚持给一年级大学生上课。我开过二、三十门课，一方面给学生打好语言基本功，另一方面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英语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我们学习英语，不只是为了掌握一种工具，而且还应有个更重要的副产品，就是丰富，乃至转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英语有别于汉语，除了语言因素的差异之外，还有文化因素的差异。英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载体。中国人学习英语，必然涉及汉英两种语言的比较，涉及中西两种文化的比较，是个跨语言、跨文化的现象。英语专业毕业生中只有少数人从事英语教学或研究。而大多数人要以英语为工具从事别的工作。我基于这种考虑，在教学中强调学习百科知识和文化背景，以及增强工作能力的重要性，而且亲身践行，不断根据社会需求，开设实用的课程，使学生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工作。我认为教师不能只当传授知识的“教书匠”，更应该是学生的知心朋友。教师要了解自己的教学对象，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常常利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给他们如何应对将来在工作中会遇到的难题。
学过英语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初中学过一遍语法，高中又学一遍，大学再学一遍，如果读研究生，可能还要学一遍。中国人学英语，有必要从传统语法入手，掌握英语的基本词法和句法。但是一遍又一遍地学，人们就失去了兴趣，而且是浪费时间。我教大学生英语传统语法，也有同样的感觉：学的人没意思，教的人没劲头。能不能换个角度教大学生英语语法？我从上大学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毕业后留校教书，依然思考这个问题。前后思考了二十年。通过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史，熟悉了各派语言学家对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关系的争论。有的语言学家主张语义结构应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有的则主张句法结构应以语义结构为基础，还有的认为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界限很难划分。我不拘泥于这些争论，而是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从语义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句法学，对英语语法进行了更为概括的阐述和解释，总结出一套英语意念语法体系。过去，英语教师喜欢用“这是英美人的习惯”这句口头禅来应付学生的提问。今天，语言学研究早已由规定性和描写性，转入解释性阶段。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语言现象进行更为理性的解释。如果仍遵循传统方法研究英语语法，路子会越走越窄，没有什么新意，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完全脱离证明是有利于初学者的传统方法来研究英语语法，另搞一套，那样的研究成果不易为我国广大师生所接受，很可能会变成‘空中楼阁’。我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多学科知识，对语言现象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产生杂交优势，才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英语传统语法分为词法和句法。我则将语法分为语义篇和形式篇两个部分。前者对语义概念或意念进行分类，增强学习者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后者教给学习者用不同的句法结构表示同一语义概念或意念，增强学习者运用语言的能力。我所说的‘意念’当然不是气功讲的‘意念’。也不是 Wilkins 在《意念大纲》里为交际目所进行的分类。我所说的‘意念’，就是语义概念，或语义特征。我们可以用成分分析法来详细寻找成对的语义特征。我们这一辈人熟悉哲学上的一分为二方法或对立统一律，接受成分分析法和运用成分分析法是不困难的。但是到底有多少对相辅相成的语义特征，是难以穷尽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任何体系如果分类过于细微，过于繁琐，会变得非常庞杂，非常臃肿。我采用了尽可能概括的方法，找出了我认为最关键的五对语义特征：动态性和静态性；及物性和不及物性；始动性和延续性；肯定性和否定性； 遍及性和非遍及性。当然，这样简化的分类不可能概括所有的语义特征，而且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但是我认为抓住了最重要的语义特征。如果将其变为规律教给学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人们在写作和谈话中充满歧义，一半是无心所致，另一半是有意所为。英语是具有模糊性语义特征的语言，歧义现象格外丰富。我国几乎百分之百的英语教师都会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教给学生如何识别歧义，排除歧义。可是，我在联合国教科文这样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工作的经历，告诉我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由于斗争策略需要，大量使用外交辞令，言谈中处处是模棱两可，故意含混。由于读过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我对英语中的歧义现象并不陌生。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经验，使我悟出模糊语言的重要性。我将这一体会应用于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中。我专门撰写了《英语模糊语法》一书，总结了英语语言模糊性的特点，又在《汉英比较语义学》一书中提出对付歧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是 make unclear things clear，即“把不清楚的说清楚”、这种排除歧义的能力，是英语专业学生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但是仅仅会排除歧义是远远不够的。况且经验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况是需要保持歧义。有时，好心的排除歧义，会捅娄子。歧义像是一张窗户纸，有时需要捅破，另有时则不能捅。因此，我提出另一条原则，就是 keep unclear things unclear，即“保持不清楚的事情不清楚”。换句话说，“需要不清楚的，不要说清楚”。我自己的工作体会，以及我教过的学生的反馈，都说明这后一条原则更加重要。外交官在会谈时，贸易官员在谈判时，老板在谈生意时，都不可避免地使用大量的外交辞令，说些兜圈子的话，让人似懂非懂。我告诫学生要学会 keep unclear things unclear。我的一些学生告诉我，由于掌握了排除歧义的两条原则，并在工作中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可以避免犯错误，甚至能占据主动地位。
在学习与教学过程中，我自己身体力行，要求学生处理好“穷尽”与“选择”的关系。我经常对学生们讲：学习外语要尽量使自己成为一名“杂家”，不仅要精通母语和外语两种语言，还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应变的能力。你在阅读、写作、交流和翻译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你现场解决。我有过做交替翻译和同声传译的经历。如果你的词汇量小，知识面窄，你是难以应付的。这需要平时刻苦学习，不断积累，掌握尽量多的知识，掌握尽量多的词汇和表达方法。例如，我要求做到不仅知道“大蒜”用英语怎样说，还要知道一辫蒜、一头蒜、一瓣蒜怎样说，知道蒜瓣、蒜皮、蒜片、蒜蓉怎样说，知道白皮蒜、紫皮蒜和独头蒜怎样说，还要知道剥蒜、捣蒜怎样说，甚至知道“水仙不开花 — 装蒜”怎样说。光知道“大蒜”一个关键词是不够的。还要熟悉围绕“大蒜”语义场的大量的成员词，应尽量做到“穷尽”，因为你在翻译和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口译现场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或遇到什么词汇。我从来不对学生说，这个词重要，那个词不重要。到了现场，哪个词都需要翻译，都重要。当然，“穷尽”是一种理想境界，不下一番苦功，是很难做到的。人们常常遇到一时不会表达的情况，遇到不会翻译的词语。我教会自己，也教给学生如何解决这个难题。paraphrasing(“同义表达”或“一句多译”)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好方法。paraphrasing，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表达相同的思想或意念。我在《英语同义表达法》一书中，通过总结自己的学习和讲学经验，提出可以通过词汇变化(lexical change)、句法变化(syntactic change)和逻辑变化(logical change)，来实现paraphrasing。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方法来表达相同的思想或意念，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同一件事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要学会利用paraphrasing的方法，穷尽各种不同的说法，丰富自己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表达和翻译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如何选择，从众多可能的说法中精选在特定语境中最恰当的说法。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公共英语，面对理科学生。我在中学时喜欢数理化，曾梦想报考北大数学系或化学系。在高考前夕查体时，发现是色盲，不能报考理科，使我读理科的梦想破灭。不得不临时改考文科，决定上北京大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我十分理解理科学生学习外语的特点。他们不同于富于形象思维的文科学生，而是更富于逻辑思维。刚上讲坛时，学生们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仅用“这是英美人的习惯”一句话搪塞，是不能令学生满意的。我在教学中采用了一些理科学生容易接受的方法。例如，理科学生普遍喜欢“量化”的做法。语言本来是难以量化的。我仔细研究了英语的特点，发现有些语言项目的学习和应用是可以与“量化”挂钩的。我在《英语情态表达法》一书中，将“判断性情态”进行分级，划为肯定、极大可能、可能、极小可能和不可能等五个级别，在语义轴上分别用100%，80-90%，50%，5-10%和0% 表示，使这些不同程度情态的内在逻辑关系一目了然。汉语有标志不同判断性情态的词汇，英语也是一样。例如，汉语的“肯定”、“一定”、“准是”和“无疑”都表示“肯定性”；英语有 surely, certainly, definitely, no doubt 等对应词。汉语的“很可能”、“十有八九”和“八成”等都表示“极大可能性”；英语有 probably, likely等对应词。汉语的“可能”、“大概”、“或许”和“也许”等表示“可能性”；英语有 possibly, perhaps, maybe 等对应词。学生熟悉这些不同程度的判断性情态的内在逻辑关系，又知道汉语和英语表示各种程度差异的判断性情态的不同方法，在表达和翻译时可以立即准确无误地“对号入座”。
我在培养英语语言学博士生的工作中有自己的体会。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写作博士学位论文，需要驾驭本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掌握该领域历史沿革、现状和最新发展情况，并熟悉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与发展。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要有能使同行学者眼睛一亮的创新点。这要求一位博士生不但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还要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攻读博士学位，需要经过“三炼”，即锻炼、磨炼、和修炼。锻炼，是培养基本功，是培养从事某个学科领域前沿研究所必需的基本功。博士生要大量阅读文献，才能旁征博引。读一、二百部专著，再看一、二百篇论文，是起码要求。不是仅仅看一遍，掌握一些基本事实；而是要深入阅读，深刻思辨，总结出自己的赞同之处与商榷之处，并且能够明明白白地讲出道理。读书，不但要读本学科领域的经典性和代表性学术著作，而且要追踪反映该领域前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
写作博士学位论文，需要三、四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磨练过程。从调查研究，搜集资料，阅读文献，到构思论文提纲，建立论文框架，需要不断磨合，千锤百炼。从准备综合考试，通过综合考试，取得做论文的资格，又要经历一番苦练。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不知要耗费多少心血，不知要经受多少不眠之夜的煎熬。先是自己反复论证，再跟导师反复讨论，同时与同行学者不断切磋，直至完成论文框架。在开题报告时，面对专家们的质疑询问，要做出比较圆满的答复。对主攻方向做到胸有成竹，对不足之处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集中精力撰写论文，长时间思索，无数遍推敲，直至完成论文初稿。再跟导师反复讨论，根据导师的意见反复修改。等论文比较成熟时，才可以进行预答辩。过了预答辩一关，要进行最后的拼搏，在较短的时间里，根据专家们和导师的意见再反复修改，反复斟酌，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使论文精益求精，臻于完善。最后做出一份较为满意的论文，力争顺利通过答辩。
攻读博士学位，不但要修炼自己的学问，更要修炼自己的心性。经过数年艰苦努力，使自己的学问大有长进，丰富了学科知识理论，增强了科研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修炼过程中深深懂得“学会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的朴素道理。在科研中修身养性，不理睬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肯坐冷板凳，耐得寂寞，耐得清苦。踏踏实实，而不浮躁，不图虚名。有恒心，有毅力，而不畏失败和挫折。
（三） 治学
我一生从事英语教学，同时做了大量笔译和口译工作，也做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研究的范围是英国文学。80年代后，我国兴起语言学研究。我是国内较早转向语言学的一名教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词汇学、语义学、应用语言学等课程，撰写了一些专著和论文。中国语言文学和英国语言文学的功底，为我的语言学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我一方面学习西方语言学家的理论，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总结我国老一辈学者和自身的教学经验，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如何解决中国人更好更快学习英语的问题。我主张教学要与科研结合，科研要立足于教学。我的做法是“开一门课，写一本书”，将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记录下来。我出版过的大多数著作都是经过多年独立思考和经过教学实践的原创作品。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有作为的学者更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在60岁以后，又对计算语言学产生兴趣。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学科。我指导的一位攻读计算语言学的博士，获得了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这是我国英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第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在科研方面，我的三项治学原则是“转变视角，进行系统化研究，和进行跨学科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转变视角”就是换个角度看待语言现象。总是从一个视角观察，习以为常，会难以发现问题，难以有所创新。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事物，往往有新的体会。我发现语言普遍存在同义性，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相同的意念或含义。我将这种“异中求同”的规律，写在《英语意念语法》一书中。我又发现语言普遍存在模糊性，人们用同一个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意念或含义。我在《英语模糊语法》一书中，总结了这种“同中存异”的规律。
语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语言的语音、词汇和句法三要素，又分别构成巨大的子系统。语言学习和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虽然外语单词需要一个一个记忆才能掌握，语言项目需要一个一个练习才能学会，但是研究外语更需要从全局考虑，不可满足于就事论事。要知道每个单词在庞大词汇系统中，与其他单词的关系。要知道每个语言项目在庞大语言系统中的地位。我们需要进行系统化研究。
学习外语，如同学习其他学科知识，涉及分类、辨识和命名的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1972年，我在北大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个夜晚与生物系的一位专门研究植物分类的老师共同值夜班。他给我讲述了植物的分类方法和命名原则。他的一席话对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阅读了相关著作，初步了解到300多年前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提出的对生物分类的taxonomy方法。taxonomy后来演变成各种学科进行分类的实践与科学。语言学家借用分类方法，对语言要素和语言项目进行描述、辨识、命名和分类。我在讲授语义学这门课时，借用taxonomy方法，对词典分类与编纂、词汇教学、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品牌命名的文化含义、中国菜命名的文化含义、译名方法、和非语言交流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在《英汉比较语义学》一书中，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将taxonomy方法与我国社会实际和教学要求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使语言学研究成果能为社会服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作家换笔”的浪潮。我顺应潮流，开始使用电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变了用手写，用打字机敲，再用“剪刀加浆糊”的低效写作方式和落后编辑方式。神奇而高效的电脑解放了生产力，使我这个常年的写作者如虎添翼。过去费时费力的繁琐的重复性和机械性劳动，现在可以用电脑轻而易举地高质量完成。我能够省出许多时间阅读、观察、思考和写作。电脑的使用不仅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更使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写作工具的改善并没有使我感到轻松，并没有使我变得懒惰，反而使我更加勤奋学习，更加努力写作。21世纪初，我开始使用网上搜索工具，改变了只查案头词典寻找资料的做法。虽然我过去勤于读书，从看过的众多书籍中寻章觅句，积累了大量的卡片，但是毕竟数量有限，而且有些内容已经过时，缺乏时代感。网络提供的丰富信息，使我找到焕然一新的感觉。网络传播的即时性，使我可以在第一时间从网上找到所需的材料。网络提供的查找便捷性，使我可以从网上海量的现成语料中寻找真实、鲜活的资料，写出生动、准确、地道的英文。网络是我的好老师，使我真正做到在写作和翻译时“万事不求人”。
学习外语，需要有语感。有些语感是天生的，脑中生来具有的；另有些语感是后天培养，长期学习积累而来的。外语的语感表现在能够敏锐感知语音、语法和语义，迅速领悟语言的感情色彩和文化背景，即时应用地道得体的语言表达思想。语感是一种能力，一种对语言反应迅速的能力。语感也是一种意识，一种感悟敏锐的意识。语感不仅体现在敏锐理解具体、个别的语言现象，而且体现在迅速把握说话的语境或文章的上下文。语感包括“三感”：直感、敏感和灵感。
直感，亦称直觉，指凭感觉，而无需经过周密思考或逻辑推理而感知。外语实践需要直感。在交谈、翻译或快速阅读时，没有足够时间思考，需要凭直感，立即做出判断。许多人都有如下的经历：与人交谈或做口译时，能准确猜到对方接着要说什么，几乎一字不差。看电影或电视剧时，能预感剧中人物下面要说什么话，往往准确无误。阅读文章或答题时，能推断出后面将出现什么字句，结果与预想的不谋而合。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常常会有直感。敏感，指能迅速发现和感知自己不熟悉的、未知的、陌生的、新鲜的、或重要的语言现象或表达方法。能联想到脑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发挥想象的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学习外语的人必须具有对语言的敏感。敏感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长期学习、阅读、观察、思索、总结和积累。灵感，表现为思想火花的迸放，瞬间灵机一动，产生创造性的思路。有灵感，可以使我们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产生创意。灵感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长期学习、阅读、观察、思索、总结和积累的结果。我在写作时，常常构思良久，待到胸有成竹时，一气呵成。灵感还可以使我们在遇到难题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语感需要培养。只有经过长期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不断积累，才能善于直感，获得敏感，突发灵感。
（四）结语
我在2004年退休，离开教学岗位，至今已有10载。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仍每日坚持散步，读书和写作，保持平和心态。总想发挥余热，利用英语一技之长，为社会奉献微薄之力。我将兴趣转向英语普及工作，为《环球时报》、《英语世界》和《英语文摘》等报刊杂志，写专栏文章，笔耕不辍，每月都有数篇文章刊登。虽然写的是为广大普通读者阅读的短小文章，但我依然像撰写学术论文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此外，数年前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之邀，为学报的英文摘要把关，润色。我虚心阅读各位作者的原作，然后才敢动手修改其英文摘要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不妥之处。作为北大学人，我希望我们的刊物以优秀的质量，呈现于世界学术界面前。我参与修改工作，已近30期，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开阔了眼界，丰富了学识。更欣慰的是看到学报的英文质量得到保障，各位作者的英文水平大大提高。学无止境，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像小学生一样勤奋读书，勤奋写作，为国效力。
(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9期，201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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