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儿子在杭州给他爸爸发了一条信息：“仔细想想，上次来杭州是20年前”。我看到时怔了一下：他这么年轻，怎么有20年了？
恰巧自己最近总在想到重大来工作已经整整20年的事儿。20年前我刚到重大，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兜，都没能筹齐一块七毛五分钱去买一瓶备课需要用的墨水。最后只好在邻居家吸了一管墨水，坐在一个装满书的纸箱上，趴在先生的同学李永海从他们的过道里给我捡来的别人扔掉的一张小桌上开始备课，写我在重大上的第一门课《英语语法》的教案！我怎么也不会想到，20年后的今天我个人补交2008-2016年的党费就有9616.31元。
前几天我在结束2016“学术中国行”，从泉州飞往成都的飞机上和从成都去自贡看望父母的汽车上一个人几度泪流满面，感慨自己怎样赶上一个好的时代，这个时代怎样为我们这些勤勉、善良和坚韧的人给予了应有的馈赠……
20年前我川大硕士毕业，本来川大外语学院是把我作为留校的毕业生报到学校去了的。因为当年原单位要赔偿，而儿子到成都上户口还需交入城费，总记大约需要5万人民币。这对于我和还在读研的先生来说无疑就像一个天文数字。我决定放弃川大，带着儿子去了华东找工作。当时无锡轻工业大学（现在的江南大学）外语系主任对我进行了一对一的面试，确定录用我。我于是把儿子托付给那时在无锡漕桥中学工作的大弟弟和大弟媳，计划自己回来办理调动手续。但先生的父亲对他说了一句话“不要走远了”，于是先生坚决反对我去华东和任何别的地方工作。
1996年已经在盛传重庆要直辖。先生说国家决定要发展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千方百计说服我到重庆。我在素昧平生的国家级专家韩其顺教授的推荐下，没有经过任何试讲和面试到了重大工作。其实此前我从未见过韩教授，只是做硕士论文时读过他的著述。我给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介绍自己的情况，表达想到重大工作的愿望，希望得到他的推荐。没有想到他真的推荐了我。当时的书记余渭深教授后来开过一次玩笑，说：“我们看到你的名字，以为是个男的，才把你要来的。没有想到又是个女的。”随后他又补了一句：“不过你一个女的当四个男的用。”我到重大第一个学期上五个班，一个班周学时四节。到第二学期学院也意识到我教的班级太多，让我少上一个班，我却不愿意。用当时我所在的教研组长黄萍教授的话，“辜向东，叫她拿一个班出来，有点儿像要拿走她的一个孩子一样。”因为自己对学生已经教出了感情，拿哪一个班都舍不得。最后学院只好让我继续教完那五个班。
我1996年9月27号到重大，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学校借了一间半地下室的房间给我，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晚上我和先生到学校的小卖部，花了两块五毛钱买了一个月饼和一听可乐，手牵手地走去学校旁边嘉陵江上的石门大桥看月亮，过中秋。那天晚上和重庆之后的很多个中秋之夜一样，月亮只出来露了一小会儿脸。那是我们20年最贫穷却最温馨的一个中秋之夜。因为没有钱买床，那天晚上我们是把读研时用过的棉絮铺在地上睡的。第二天先生就回老家借钱去了，我用仅剩下的米和不记得是怎么来的一斤白糖，吃了三天的白糖稀饭。前几年体检我查出有低血糖，才知道怪不得自己当年可以连吃三天白糖稀饭。
1996年11月，先生约到一个朋友汪光伟一起，用从父母那里借来的1000块钱去无锡接儿子。先生当时想他这辈子可能就那一次到华东，到了无锡就和朋友一起带着儿子到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地转了一圈才回的重庆。这就是儿子给他爸爸发微信“仔细想想，上次来杭州是20年前”的由来。那次他们从无锡回重庆的火车上，先生和朋友一路都是吃的方便面，只有儿子享受了火车上吃盒饭的待遇！无独有偶，前几天我在成都双流机场与汪光伟不期而遇！
20年前我29岁，助教；儿子5岁半，读学前班；先生31岁，还在川大读研三，写毕业论文。20年后的今天，我在新一轮设岗聘任中刚刚被继续定为我们学院八级岗教授（最高岗位）。今年儿子和儿媳一起清华建筑本硕连读毕业，7月他们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去参加毕业典礼，是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儿子现在中海地产（北京）工作，儿媳还在哺乳期，计划明年女儿一岁时入职。先生今年调到永川乐和乐都任副总。非常凑巧的是，2016年岁末，全家就像总动员一样，我在广州、井冈山、自贡、北京、石家庄、保定、泉州、成都讲座或开会；儿子到珠海、成都、杭州调研；儿媳和孙女儿到厦门看望太外公、太外婆；先生到上海、北京考察。我们一家人居然有一次机会在北京大团圆！
我今天一整天与团队在一起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测试词条的修改。我很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从我这里学会“脚踏实地追逐梦想”。今后无论他们在哪里，做什么，都能像我的父亲小时候教育我们兄妹的那样，“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望他们也能满怀一颗感恩的心，活出自己的灿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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