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重返车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0年一个潮湿闷热的日子，丁燕拿到了东莞居住证。在住进樟木头一间75平米的二手公寓后，她正式完成了从新疆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居。
在新疆，丁燕是靠稿费为生的自由写作者，是诗人，也是几岁孩子的妈妈。2009年7月，她的写作陷入瓶颈，整整一年，无法让自己写出一个字。
丁燕决定去南方。
她选择了定居在广东东莞市樟木头镇。填表，做检查，办理居住证，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她就将自己投入这个被称为“小香港”的小镇。
目瞪口呆，是她形容新环境时用到的最多的词语。公交车报站“某某村”到了，到了，却并不是一片又一片农田，而是一幢又一幢楼房。小镇上，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大门紧闭的仓库、低矮的瓦房和硕大的酒店交叠在一起。最让她震撼的，是拥挤的人潮中，穿梭在横冲直闯的厢式货车之间穿工装上下班的女工。
在东莞市公安局，丁燕进一步了解到，东莞女性人口中的百分之六七十，由女工构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融入这片新大陆，也为了让自己有更多写作源泉，给每个月的米、面、菜、水、电找到着落，丁燕决定，要到工厂去！
200天，四家工厂（两个音像盒带厂，两个电子厂），数个工种，两个记满的笔记本，这些让丁燕深切感受到，在东莞，“打工”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
“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或二十岁。当这些女孩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平等、同情、理解和自由，无论什么—也无法取代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芬芳和甜美，水分和透明，皆无法挽救。”
丁燕在工厂的观察和体验式非虚构文章被集结成《工厂女孩》一书。在书的封面上，丁燕写了这样一句话：“另一种生活，另一面中国。”
“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这是东莞随处可见的红色横幅。劳动力一直是东莞最大的财富，近几年东莞企业更面临“用工荒”。
对丁燕而言，进入工厂并不容易。年龄（她是七零后）、戴眼镜和新疆身份证，让她数次被拒。
但因为年轻女孩不那么好招，最终，穿上灰色衣裤旧运动鞋，摘下眼镜换上隐形的丁燕还是进了一家音像盒带厂。招工的中年女人开始说：“不行……你干不下来的。”犹豫了一会，还是在丁燕的职位栏上填上“啤（biē）工”，工号，118号。
“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力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
和自己熟悉的游牧民族以亲缘维系的社会关系不同，工厂是通过严格的规定运转，而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为一个代号，成为工厂大机器的一个零件。
“118号，29号机。”在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充满刺鼻气味的“注塑车间”，组长派给丁燕第的第一个活是坐在两台注塑机缝隙，对着闸口，将每隔三分钟“吐出”的货从一个水箱里捞出放进另一个水箱，为了降温。弯腰、捞起，脚浸在油水里，手泡在冷水里。
重复了一段时间，丁燕马上感觉到，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于惨烈，而在于消磨：注塑机在规定时间开机、出货，若想偷懒，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货物一有积压，“从天而降”的组长就会在耳边训斥：“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
丁燕的第二个活是剪掉玩具上凸出的塑胶棍。一天下来，捏钳子两千次以上，从未如此频繁使用手掌的丁燕右手几近僵硬，掌心磨出一道暗红血印，后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而一旁的阿凤启动手指时，则像机器被按了启动键，快速、精准，令丁燕自愧不如。阿凤手上早已长起老茧，感觉不到疼痛。
阿凤是湖南人，她是被丈夫赶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商量决定让阿凤出去。阿凤的能干有口皆碑，拎着包就上了火车。不像年轻的女工们闲暇时间可以“上网吧聊天，逛商场，拍拖”，阿凤为了“熬”时间，喜欢打打麻将。
阿凤打的是“邵阳麻将”。在东莞，外来打工者的生活以老乡为单位群居起来。丁燕生活的街道两边，右侧是湖南邵阳区，左侧是四川片区。
一起打麻将的有小老板、主妇，也有阿凤这样的普工，但一到牌桌，外在的标签被解除，只剩下“老乡”两字。他们不说粤语，喜欢吃辣椒，形成对抗外部的小集团，除了不能轻易回家。
“打工者在工厂之外又构建起微型的农业社会，形成其乐融融的小集体。”走进这样的社区，丁燕竟然被触动了，“中国人的耐力和韧性，在我住的小镇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管生活条件多么艰辛，人们总会努力在精神上过得更好。”
不久，阿凤就离开了工厂。她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阿凤重返老家，照料丈夫，下地种田，拉扯孩子，又变成一名普通村妇。
丁燕记得，自己因为手肿痛不已，有一天花五元钱买了一双手套戴上。阿凤看到了，苦口婆心地劝了她半天，我们在外面打工，最重要是赚钱，你这么浪费，怎么攒钱呢？
那一刻丁燕很感动，觉得自己已经被认同了，成了一名真正的“女工”。
广东东莞，常平汽车总站，几名外出务工人员在等车返乡。图 IC 苏仕日摄
在东莞，工厂是二十岁左右年轻女孩的天下。她们勤劳、麻利、眼睛明亮、不打架滋事、便于管理，是“效率”最高的劳动力。
和车间里“无意识”的“机械手”迥异，走出车间的女孩们很“时髦”，她们喜欢上网聊天，租碟看电影学粤语，常常和各个工厂的老乡联系，打听她们那边的工作时间和薪水。一个月跳槽两三次，对年轻女工而言很常见。
丁燕随身携带小笔记本，遇到让自己眼前一亮的“工厂女孩”，丁燕会有意识地“追踪”她们的故事。
王小红喜欢韩寒，熟知好莱坞电影，她还是个“怀揣菜刀的女孩”。这把刀与“凶恶”无关，而代表她的“梦想”。
十六岁，王小红离家，在佛山陶瓷厂干了三年后，跳槽到深圳制衣厂。她有个堂兄在北京包工，喊她去做事。在她心里，北京是一个“你可以在地铁站接吻”的地方。
然而北京的工地在荒郊，每天上下班乘公交耗费两三个小时。干了两个月，她就熬不下去了。离开北京，进了一家厨师学校，毕业后又回到珠三角，到广州和同学合开快餐店，半年亏了八万。因为无力还债，她辗转来到东莞，应聘电子厂，想先安顿下来，再慢慢找机会。
她有把二百五十元的菜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擅长做川菜。菜刀不轻易示人，周末时，她会将菜刀裹在毛巾里，带到广州去看望同学，一起炒菜喝啤酒。
“我终于知道，小王的所谓机会，竟然是向以前借过钱的同学再借钱。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样的女孩，我真的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丁燕向《中国周刊》记者描述这些让自己“目瞪口呆”的女孩。
申雨荷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一米七的个子，高挑、清秀。2010年9月1日，高中毕业的她选择背着腊肉，随着火车的轰隆声朝父母打工的岭南奔去。2012年8月，19岁的她从东莞离开，在皮箱里塞满厚毛衣和羽绒服，踏上去黑龙江鸡西学日语的火车。
两年内，她从一名普通女工走进办公室做文员，但她并不屑于依靠“男主管”的眷顾。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她选择重返学校，成为一名女学生。
“东莞宛如搅拌机，埋葬和粉碎无数乡村女孩进城的梦想；又似孵蛋器，催生另一群脱颖而出的新女性。”在丁燕看来，申雨荷那样聪明伶俐、美丽时尚的女孩，需要的只是机会。
雨荷两岁时，父母南下打工，每年春节团聚一个月。高中时，她“沦落”为叛逆女生，逃课上网看电影，不喜欢读书。
刚来东莞的她是幸运的。父亲在后街珠宝厂做定型技师，月收入四千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做普工，月收入两千五。在珠三角一家人吃的第一顿晚饭是：大米饭、红烧鸡腿、白灼虾、水煮肉片。但这些都不能让她“安分”下来。
一开始，雨荷被分到拉线做普工，后来被抽调做QC（质量检查，不合格可让对方返工）。很快，雨荷明白，QC这个看似高一等的活并不好干，自己全部的优势在于年轻，眼力好，而在晦暗的车间里从事细微的检查，她发现自己逐渐视力模糊，头晕恶心。
普通话、客家话、日语……很快，她发现，在东莞，“语言”是一项提升自己价值的武器。短短打工期间，她有心地学会了白话和客家话，还在外面报名学日语。
雨荷曾被“眷顾”过，49岁的杜经理是清华男，他将她调到办公室当文员，两人保持着短信联系。他曾提出到她出租屋看她，被她拒绝了，“我怕见他”—他是她的恩主，这让她感觉不好。
而办公室另一位“罗组长”则比较蛮横。他将她挤到墙角，试图吻她，向她求婚。她用力推开他。在给丁燕复述这段经历时，雨荷嘴唇直哆嗦。她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超过他。”
“这简直是一定的！”雨荷离开工厂去求学时，丁燕激动地想：“这个女孩，等她重新回到东莞时，一定会炙手可热。”
“忍辱负重是一个多么可恶的词语，是过去不得已的选择。新一代的女工，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只要有更好的机遇和更宽松的环境，她们一定能够尽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离开工厂后，丁燕即刻开始写作。笔记本上的精准记录将她带回到彼时彼地。手指还胀疼，头发上还粘着机油，脖颈持续僵硬，整个身体，还延续着劳动的亢奋状态。
女工的流动性很强，丁燕和大多女孩失去了联系，但在东莞的服装店、按摩店，甚至自己的小区里，丁燕很容易碰到曾经的“工厂女孩”。
梅娇的服装店就开在丁燕的住所旁。梅娇是本地人，也曾做过女工，在纸箱厂从普工干起。一天在车间热晕倒，一个人在宿舍床上躺了一天，直到深夜十点以后，宿舍里才会有人。她一直直挺挺躺着，就是没力气下床。一翻身看到对面床沿上挂着件鹅黄公主裙，突然痛下了决心：一定要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服装店，挂满美丽的衣饰。
聪明如梅娇，也被长相清秀的工厂男孩骗过钱。经人介绍的本地胖男人却带着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女孩出现在她店里。
因为好奇，丁燕曾和梅娇一起去深圳批发城批发过衣服。在纷繁复杂的服装城，梅娇早就练就一番功夫，色彩、衣型、样式、花饰，迅速弃留。她杀价、杀价、再杀价。和店老板在口舌之间“刀光剑影”，出了店，累得大口喘气。
在自己生活的附近，丁燕常会看到年轻的女孩独自生活，她们的男人偶然出现，那都是些在台湾、香港有家有口的中年男性。
为了“逃离”工厂劳动，一些女孩选择了重返农村，结婚生子，继续做一个农妇。而另外的少数，则选择用自己的青春换来相对轻松的物质生活。
对于女孩们的任何选择，丁燕都无法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没有进过工厂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所有这些女孩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付出了多少艰辛和代价啊。”
在内心深处，丁燕认为自己本质上也和女工一样，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着，她与她们同为迁徙者，只不过迁徙的路途不一样。她也是“女工”，只不过生产的是文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丁燕生于戈壁沙漠环抱的新疆哈密。成长于农家，父母是文盲。住的是北方常见的土坯房：厨房、居室、放农具和煤的屋、羊圈、菜窖、鸡圈。院里有葡萄架，苹果树、杏树和梨树。
而这样贫寒的生活都是祖辈在异乡白手起家才有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丁燕的祖辈生活在甘肃。爷爷被打为地主后，上吊自杀。外婆和舅舅也受到严酷迫害。又逢甘肃大饥荒，一家人决定“走西口”。在新疆的偏远沙漠，他们以“难民”身份重新开始，一砖一瓦打造自己的新生活。
1993年，丁燕满怀热情地奔赴乌鲁木齐生活。2010年，丁燕拖着儿子在南国之南匆忙“着陆”。
刚到广东时，丁燕曾住在“出租屋”里，不愿将任何东西放进抽屉，潜意识里，一直在做离开的准备。无法在卧室安睡，因为李子般大小的黑蜘蛛就在蚊帐外面伸着触角。她试图在摇摇晃晃的餐桌上开始写作，却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指头凝滞不前。闷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下个月的账单却近在眼前。
于是她让自己走进了工厂。
现在，丁燕已经爱上东莞、爱上自己居住的樟木头。这里的“复杂”对写作者而言分外迷人：“这里是当代中国的缩影，这里是此时此刻的中国，这里集中展现了变革中国的复杂和多样，一切都正在发展，一切都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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