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白洋淀周围，为什么形成不了大城市？

——因为它们都被水淹了

作者  | 贺鼎，田林，石欣玥

01 洼淀聚落

洼淀聚落，是水相关聚落中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一种类型，仅在河北就有洼淀和泛区共34处，面积达10,933ｋｍ2，占全省平原地区总面积的15％ｍ。白洋淀是典型的冲积低平原与浅湖沼地貌形态，本文以白洋淀区域的历史城市为研究对象，这些城市有着诸多共性，它们共同位于冀中凹陷的地质构造之上，历史上多次受到白洋淀及其入淀河流侵袭。

白洋淀地处九河下梢，洪水连年。安州、新安、高阳、任邱、雄县、容城均有“九河泛滥”“大水决堤”“田庐漂没”“城外水深丈余”之类的记载。人民难以生存，“群盗据水为巢”，直接威胁着清王朝都城的安全。康熙九年（1670年）直隶巡抚亲自出动“发帑万金”，在安州“筑堤一百二十余里”。

因此其营城活动与治水工程一直是高度耦合的综合性建设工程，到清中后期，州县城墙与白洋淀周边的堤坝彼此连接，共同形成区域性的防洪、灌溉网络。

02 白洋淀营城的4个阶段

白洋淀城市营建活动集中在战国、秦汉、宋辽金、明清4个时间段。其不同阶段的营城活动通常与军事活动、行政建制调整或洪水灾害直接相关。由于当地丰富的水资源和频繁的水患，营城活动通常与水利防洪建设或农业灌溉工程综合考虑，形成建制、屯兵、防洪、灌溉相统筹的综合性营城活动。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是白洋淀区域的城市初创期。彼时雄安新区地处燕南赵北之地，燕国在此建有浑泥城、三台城、易京城，赵国建有葛城，燕国附庸鄭国建有鄭邑城，形成了5座城池与燕长城。

第二阶段，秦汉时期是白洋淀区域建制调整期，这一时期隳名城、建新城，形成以“郡县制”行政管理为目的的城市体系。这一时期，战国时5座城池的建制撤销，相继建立起容城、高阳、任邱3座新城。容城县建制始于秦朝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彼时实行郡县制，容城县属上谷郡，县治所在今容城县城子村一带。高阳、任邱的营建开始于汉代。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高阳县，隶涿郡，治在今旧城村。邢顒《三郡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巡海使中郎将任邱筑此城为防海口，即以为名”。

第三阶段，五代、宋辽金时期是白洋淀区域城市建设的高潮期，后周与辽、宋与辽先后在此区域对峙，因此重筑新安县城、安州城，并新建雄州城，形成了与塘泺防御工程相融合的城市体系。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宋代疏浚水系、以水为险，形成北御辽国骑兵的结合军事、水利、屯垦的综合型军事水利设施。同时，沿白洋淀北岸筑起六郎亘堤（新安北堤），营建葛城城垣以驻军御辽军。金人南下以后白洋淀纳入金代版图。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安州徙治葛城，并置葛城县。金泰和四年（1204年）于浑泥城建渥城县，属安州。八年（1208年）移州治于渥城，称新安州。

雄县起源于唐代军事重镇瓦桥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世宗伐辽，收复瓦桥关，设置雄州。北宋景德初年（1004年），为防止辽国军队入侵，扩展北城，形成东西短、南北长的形态。

第四阶段，明清时期是白洋淀治所迁移、营城理水的建设提升期，形成了与区域性水利防洪工程相结合的城市体系。这一时期，白洋淀水患频发，当地常在水患发生之后，或迁建新城（高阳、容城）或重筑旧城（新安、安州、雄县），并配套建立外围堤坝，提升综合性防洪灌溉水平。

例如，高阳县旧址原在旧城村，位于白洋淀南潴龙河古道与其支流之间的三角洲上，洪武三年（1370年），高河溢决，高阳县城（旧城村址）毁于水灾，奉沼迁治丰家口。1461年，县令使役3000人修筑高阳城池。这两座县城重新选址时，就找了一个地势较高、距离白洋淀较远的地区。

明正德年间杨村河（潴龙河）决口后，“补唐堤之缺，防白洋淀南侵者”，由此高阳县东与任邱唐堤相接，形成捍卫白洋淀南岸的千里堤防洪体系。例如，“为防水患，筑有外罗城，浚壕引水，称雄河。”

03 白洋淀一带小城池的尺寸与格局

白洋淀周边的11座古代城址中，本文重点考察其中7座古城，包括新安城、雄县县城、容城县城、任邱县城、高阳县城、安州城、鄭州城，分布在如今安新、雄县、容城、任邱、高阳等5个市县。

根据《任邱县志》《安新县志》《雄县志》等县志城池图，这些城池中面积最大的为莫州州城，南北长１６００ｍ，东西宽１５００ｍ，面积１９２公顷。雄县城、任邱县城、新安县城、安州城、高阳县城面积依次递减。容城县城最小，南北、东西均为５００ｍ，面积２５公顷。王贵祥曾根据《周礼·考工记》和《逸周书》推断，明清县城的标准尺寸为方３里到方１里之间，白洋淀城池面积基本符合这一标准，但实际城池轮廓却并非方形，形态差别较大。

四座城出于防洪需求，都具有一定的双重城的特征。内圏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墙和城壕，外圏有两种，一种是为防止淀泊溢水侵占农田和城镇的第一道堤坝，以及修筑堤坝取土而形成的沟渠（新安、安州），另一种则是城市周边泥沙量大、易于涨水的河流及其护堤形成的罗城（雄县）。第二重城的形态并不一定是闭合式的，因其城市处于水环境中的不同位置，其堤坝形态可以是三面或两面。

这些城市有着丰富的内外水系，它们包括绕城而过的外部水系（包括护城河）、穿城而过的内河以及城内的池沼湖面3种类型。城池的内部水系和外部水系之间，有3种不同的连接方式。

第一种是外河与内湖的尽端式连接，如雄县，为了单纯方便城内排涝而建成西南水门。

第二种是外河与城内河湖两端连接，形成穿城而过的水系，如任邱城，两条河流穿城而过，且在城内形成湖面，使得城内水面可以随着水门闸口而进行调节，因此大大提升了城内取水、排潦的能力。例如，《任邱县志》载：“水关四座，以泄城中聚潦，咸蝥以石，防以闸，以时启闭。”

第三种则是城内、城外彼此分离的水系连接，如新安、安州，城内水面是取土垫高房基而形成，虽未与外部水系相连接，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洪涝时期的城市水适应能力。

04 礼制与滨水环境共同影响

中国古代城市中主要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以及各类祠庙宫观。其中礼制特色最为突出的是州县治所、文庙、武庙，它们都沿着城内大街两侧布置，通常是衙署居中，文庙、关帝庙分列两侧。与这种城墙之内建筑的严整礼制布局相对应，城墙之外的码头公共建筑则灵活布局，依托城门之外的码头形成灵活布局的滨水坛庙建筑群。

例如，新安县南大门之外的南门码头旁，南门桥、禹王庙、南坛集中形成公共建筑群；安州城门以北的安州码头旁，则有无社坛、三官庙、龙王庙组成的滨水公共建筑群；雄县南大门之外的瓦桥南北，各自形成风云坛和龙王庙的码头建筑群。

综合来说，军事防御与行政建制因素，确实是白洋淀历史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线索。

白洋淀区域的古城，都是出于军事防御或行政建制考虑而营建的。上文中提到的白洋淀区域营城的4个阶段中，战国时期和五代宋辽金时代，是白洋淀作为地方政权分界线的时期，其频繁的营城活动正是政权边界线军事防卫需要的体现。秦汉时期和明清之际，则是出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求，例如秦“隳名城”之后建立高阳，汉建立容城、任邱，明代重修新安、安州、雄县等城池。

单个历史城镇的营建、扩建、改造也与军事防御因素密切相关。例如，雄县县城从南向北逐渐拓展的过程就是军事防御功能影响下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唐时创立瓦桥关，在瓦桥两侧形成防御性设施与聚落。五代后周显德六年，世宗伐辽，收复瓦桥关置雄州而营城。北宋景德初年，为防止辽军而扩展北城，形成南北狭长的县城形态，同时修筑外罗城。

但另一方面，水文条件的影响，决定了城郭的基本类型和总体格局

出于行政建制而营城的结果就是，城市受到礼制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据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中对254个府州县城研究，其中正方形或矩形的城146个，符合《周礼·考工记》对城池理想的方形形态描述。然而在可考的白洋淀7座城中，有4座城池轮廓为明显的不规则城，剩下3座城轮廓形似矩形，但其实因受到地形、水流影响而远非标准。

主要街道和城门的分布顺应地形变化和池沼分布，并非呈现严整的十字型，可能演化出风车型、对角型、丁字型等形态，这体现了礼制和水环境对城郭轮廓、街道分布的综合影响。例如，在县志城池图中安州仍被描绘为一个接近理想矩形的形态，但卫星图显示安州城的西北角因淀泊支流水系流过而呈弧线形，东南角则因为地势低洼而缺角，这体现了城池营建的理想形制与顺应自然的现实营建之间的复杂关系。其虽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设城门，但由于城内西北、东南两角地势低洼而将北门向东错动、南门向西错动，由此形成风车型城市格局。在此基础上，依然遵循了州治衙门居中，文庙、武庙分列左右的礼仪性布局。

05 水灾塑造了城池的形态

白洋淀地处九河下梢，泥沙淤积严重、洪水频发，因此水利工程建设一直是影响城市特征的突出因素。

宋代时设立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等专门管理机构，委任河北转运使兼都大置使，负责筑堤、幵沟、置斗门、幵陂塘，通过人工治理使形成29个淀泊相连接的区域城镇体系。明清时期，围绕白洋淀一直都有堤坝修筑、闸口建设及其相关的农田管理活动，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大规模兴建堤阐、涵洞、引河，甚至建立皇帝行宫督促水利建设，连接各个朝代的水利工程形成整体性的水利设施体系与区域性的水利工程同时进行的，是城市水利经营活动。白洋淀周边的古代城市形成了堤坝、城墙、水关、闸门、沟河、内湖组成的城市综合防洪体系和聚落环境。特别是历史城镇双层水系、内外罗城成为其城市防洪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水环境文化因素影响下，白洋淀城市形成了包括水神庙、郊坛、码头在内的城市水文化要素网络。城内或城门外常有各类水神庙分布，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城水神崇拜系统。作者根据各县县志中“县境之图”进行不完全统计，雄县以东、白沟河以北有龙王庙（亦作五龙宫），雄县以西、白沟河以南有河神庙；安州城北有龙王庙；新安城西南角有龙王庙、城北有真武庙、南门外和城内各有一座禹王庙等。城市周边的郊坛位置与河流、淀泊的分布呈现密切的关系。这种坛庙通常分布于“水口”位置的特性，似乎揭示了古人坛庙选址与祈求水利安全之间的文化心理关联。

例如，雄县城的山川坛、风云坛分列古城西北和东南，分别位于白沟河流人、流出护城河的水口位置，起到镇守水口的作用。类似的，安州城的北坛、无社坛和东坛分列古城西北和东南角，分别把守大清河向北和向南的水口位置；新安城护城河与殷家淀、大殷淀之间分别有厉坛、社稷坛，与南港河之间有南坛。以上提到的水神庙、郊坛常在城头处形成水文化特色聚集区，这些码头坛庙聚集区成为白洋淀城市水运昌盛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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