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寓言”：与譬喻论证，其特征是“藉外论之”。“藉外论之”是指“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按照人之常情，某人被别人称赞比被其父称赞更易令人信服，因为父亲称赞儿子容易致人生疑。 其特征是用人们熟悉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就其规则而言，即是“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在使用寓言时，当然是赞同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反对和否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其是非必须由自己来主张和评定。郭象注曰：“寄之他人，十言而九信”。就是说通过假托他人或者另外的事来说明道理。这样做的效果是说十件事，有九个人会相信。这种手法在《庄子》中用得相当广泛，是《庄子》的一大特点。所以司马迁在《庄子传》中说“大抵皆寓言也”。托物言事，形象生动，我们熟知的《秋水》篇就是一段典型的寓言。其它的还有“呆若木鸡”（见《庄子·外篇·达生》）；“蜗角之争”（见《庄子·杂篇·则阳》）；“庖丁解牛”（见《庄子·养生主》）。
2.“重言”：与引用论证，其特征是“借有见解、有才德之长者或先人的言论来论说”。 就其规则而言，即便年长却无才、无德、无做人之道者，其言论亦不能作为论说之论据。其作用而言，即如“以重言为真”。 此名人名言的论证形式与印度逻辑的“声量”、“圣言量”相似；但在形式逻辑里，则犯了“以人为据”或“诉诸权威”的错误，因而此“真”不是形式逻辑之“真”概念。重言。一般有两说。“重”者，借重也。也就是重复，即援引古代名人贤士的话。另一种是“重要”之重。今人王丽梅《寓言、重言、卮言正解》中则认为，重言，是一种类比、博喻的表达方式。
《庄子》里的“重言”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1）虚构一个人的言语作为论证之理由；
（2）用真人虚构一个事件为论证之理由；
（3）用真人真事为论证之理由；等等。由此可见，它与先秦诸子的引用论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3.“卮[zhī ]言”：与事实论证，其特征是“事实陈述”。万物有其固有的本性和作用。即为未经刻意思考，从而不带任何成见之言，即无心之言。 其规则是：在论证说理中，必须真实地描述事物，所言必须与物之本性相一致。也就是说，“卮言”不能是主观言论，不能有价值判断，只要是合于事物本身即可。
由此看来，战国时期庄周的《庄子》的“卮言”论式要求不带有价值偏好等个人成见，是一种事实陈述。卮言。郭象注曰：“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为彼之从，故曰日出。”成玄英注曰“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巵言也。” 成又曰：“卮，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也”。二说不一。今人边家珍《卮言考论》中则说卮言是“合道之言”。卮言，大概是那些随意发挥的，行云流水般的、得意忘言的阐发道体的言辩。
在庄子看来，自然规律不需要言说；如果真要言说，也只能合于自然的规律，即这种言说只是描述自然规律。就其作用而言，即要强调的是“事实胜于雄辩”的论证作用。
一个语篇的主要论说方式有三种，三者所占比例为：整个语篇都是“卮言”；语篇的十分之九为“寓言”；语篇的十分之七为“重言”。
用逻辑学类与类的关系看，在一个语篇里，“卮言”、“寓言”、“重言”三者的外延关系为：如果“寓言”真包含于“卮言”，“重言”真包含于“卮言”，“寓言”与“重言”为交叉关系。
那么，一个语篇的论说方式必为“卮言”，“寓言”、“重言”外延之和必小于一个语篇的论说方式。
从中我们可以推导出：所有论说方式必为“卮言”，其中在“卮言”论式里，所包含的“寓言”、“重言”是主要论式，另外还应有其他论式。
庄子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庄子自己也曾说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庄子.寓言》）。何为“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何谓“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至于这些前贤古人是否讲过这些话，无从考证，通常都是庄子为了增加自己言语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假借这些古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何谓“卮言”？“卮言”就是那些写起来行云流水，读起来酣畅淋漓，给人以浪漫主义美感的语言。
寓言·重言·卮言——庄子《逍遥游》笔法管窥
庄子之文，不拘一格变幻无穷，打破了世俗观念世俗形式的限制，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理念完全不同的哲学精神，一种与诸子散文迥然不同的行文风格。作为表达庄子思想核心——绝对自由精神的《逍遥游》，笔法上具有“汪洋自恣以适己”的特点，给人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强烈印象。其神思，如龙翔云中，灵动飞异；其行文，如风行水上，飘逸洒脱。清代林云铭评《逍遥游》笔法云：“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未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濛，往反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这种意随笔至随文挥洒的笔法，是庄子绝对自由精神的外化形式，与诸子散文大相径庭。因此，从传统创作思路、文章框架、结构手法这些角度剖析《逍遥游》，实难窥其妙处。
庄子自论其创作手法曰：“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又云“三言”之运用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作为《庄子》开宗明义之篇的《逍遥游》，其运笔行文的显著特点，正是意象的交融复沓和“三言”的交替使用。庄子之文“多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即以超越现实的虚构，诡怪奇异的想象，荒唐无稽的言辞，编织荒诞虚妄的故事，表现不同寻常的理念。从“三言”这一角度观照《逍遥游》运笔行文之法，可以清楚看出庄子创作手法的特色及与诸子散文的区别，从而拉近该文与读者的审美距离。“以寓言为广”是庄子散文经常采用的创作手法，庄子“著书十万余言，人物天地，皆空无事实”。在庄子看来，寓言故事比抽象的思辨具有更为强烈的感染力。可以说，庄子是第一位有意识创作寓言的作家。
《逍遥游》中，庄子以一只将“徙于南冥”的大鹏，创造出一种雄奇深邃的境界。浩渺无垠咆哮奔涌的北海之上，瞬间，“不知其几千里”的巨鲲化为“不知其几千里”的巨鹏。起飞之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是何等雄奇壮阔的景象。接着，转入对九万里高空景观的描写，只见“野马”奔腾微尘浮游，茫茫苍穹难辨其色，这又是何等高远幽寂的境界。这则寓言对大鹏的描写，表现出庄子内心涵盖万物轻藐一切的气势，表现出庄子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哲理思索。
这些寓言意在证明：“大鸟一飞半朝，枪榆枋而上。此比所能，则有闲矣，其于适性一也。”按照郭象的说法，“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这两种自以为逍遥的动物之游弋，“大小虽殊，适性一也”。孟子、韩非子作品中也多用寓言，如五十步笑百步、守株待兔等。这类寓言多为扩大化的比喻，运用的目的，在于将寓言作为抽象理论的形象例证。庄子寓言则注重以寓言本身来说明观点寄寓思想。诸子寓言多取材于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和熟知的历史传闻。庄子寓言则善于发挥惊人的想象力，虚构出神奇莫测令人叹为观止的故事，创造出多姿多彩令人瞠目结舌的形象。从《逍遥游》中，不难看出这一特点。
所谓“以重言为真”，即虚构假托前人言行，虚中求实假中寻真。以庄子观之，世俗之文，多作“庄语”，即运用庄重严正的文辞。而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认为，自己的思想精深博大，在这“沉浊”之世，无法以庄重严正的文辞表达思想，只能以虚拟假托的“重言”出之。
《逍遥游》中的“重言”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假托前人言行。庄子笔下，“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即战国中期思想家宋研）、“彼于致福，未数数然”的列子（即战国郑哲学家列御寇），已被庄子改造重塑失其本真。宋荣子的“犹然笑之”，列子的“御风而行”，完全出于庄子的拟托想象。这些人物的出现，仅仅是为了证明万物皆“有所待”而已。
《逍遥游》中，即令那些可以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人物，“适莽苍者”“适百里者”“适千里者”“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置于这种“云气空濛”的氛围中，也被庄子涂抹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了。
<p>孟子、韩非子作品中写到的人和事，大都有一定的历史或现实依据，即使是涉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不是全无依凭。庄子的寓言皆“无端崖之辞”，差不多完全是主观臆想的产物，其目的，不过是将自己独特的理念塞进他们的躯壳。所以，庄子能突破时间和空间、自然和社会、神话和现实的种种界限，以上天入地的气魄和千姿百态的形象，奇幻莫测的构思和汪洋恣肆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个性化的叙述风格。《逍遥游》中，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得十分鲜明。
“以卮言为曼衍”，即抽象论说推论。《逍遥游》节选部分，主要说明世间万物皆有所待之理。庄子以“寓言”“重言”叙述的人和物，都是“有所待”的，都难以达到绝对精神自由这一境界。
经过这么多的铺垫渲染，庄子方揭出全篇主旨——什么是真正的“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恶乎待哉？”神游宇宙忘记自身存在的“至人”，无用无为抛弃功名利禄的“神人”，隐姓埋名鄙夷是非荣辱的“圣人”，才达到庄子推崇的“逍遥游”之境。
<p>由此可以看出，庄子的“卮言”更多地寓思想于形象之中。孟子、韩非子作品的说理，往往观点鲜明情感强烈语言明快气势逼人。庄子则注重以形象寓理，其“卮言”之主旨往往具有含蓄隐晦的特点，内容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本文以郭象之说、王先谦之说阐释《逍遥游》主旨，仅仅是为着行文的方便。事实上，对庄子《逍遥游》“卮言”的理解历来颇多分歧，而“逍遥游”的内涵的确是很难界定的。庄子主张“大道无言”“道不可言”。“道”，是超越的无限的，“言”，是世俗的有限的。无限的世界不能用有限的言辞解释清楚。或许在庄子的心目中，本来就无意以有限的“言”说清玄妙的“道”。因此，庄子的“卮言”方给人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强烈印象。这应当是庄子散文与诸子散文的另一个显著区别。
“寓言”“重言”是叙述描写手法，“卮言”是议论方法。庄子的叙述风格和说理逻辑，都给人以扑朔迷离捉摸不定的印象。庄子既然无意用程式化的笔法约束自己，读者也就无须从通常的“文章作法”这一角度解读文本，事实上，也难以进行流畅地解读。但是，一般读者又有这样的审美体验：领略了《逍遥游》主旨（不管对这一主旨作何理解）之后，又会恍然而悟。三次写大鹏形象，的确是“以为复而非复”，插入朝菌、彭祖等系列比喻，的确是“以为断而未断”，摹写夏棘、商汤的问答，却又是“以为续而非续”。比喻之奇特，联想之丰富，意象之变幻，文字之跳跃，可谓妙笔纵横别具一格。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这一评判，诚为不刊之论。
诗的三言
清代林云铭在 《庄子因》 中评价 《庄子》： “有天地以来， 止有此一种至文。 绝不许前人开发一字， 后人摹仿一字” 。 可见，《庄子》 的语言境界必有发前人所未发， 见前人所未见的地方。 《庄子》 的文本是诱人的， 特别表现在语言上的神奇变幻， 荒诞不经， 想必是庄子诗意的语言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哲理。
关于 《庄子》 语言， 郭象 《庄子注· 序》 称：“其言宏绰， 其旨玄妙” 。 成玄英 《南华真经疏· 序》亦称： “当战国之初， 降衰周之末， 叹苍生之业薄， 伤道德之陵夷， 乃慷慨发愤， 爰着斯论。 其言大而博， 其旨深而远， 非下士之所闻， 岂浅识之能究” 。 司马迁在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评价庄子的语言： “故其著书十馀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 盗跖、 胠箧， 以诋訿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 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辞， 指事类情， 用剽剥儒、墨， 虽当世宿学不能自 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 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 刘熙载 《艺概· 文概》 有云： “《庄》 《列》 俱有曲致， 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 自然成文也”， “文如云龙雾豹， 出没隐见， 变化无方” 。 庄子对于自 己的语言的总结，诚如 《庄子· 天下》 里所言： “其书虽环玮， 而连犿无伤也。 其辞虽参差， 而諔诡可观”。 成玄英 《南华真经注疏》： “瓌玮， 宏壮也。 连犿， 和混也。 庄子之书， 其旨高远， 言犹涉俗， 故合物而无伤” 。 成玄英看待庄子的语言特点是或虚或实， 滑稽机趣， “其旨高远，言犹涉俗， 故合物而无伤”。 “参差者， 或虚或实， 不一其言也。 諔诡， 犹滑稽也。 虽寓言托事， 时代参差， 而諔诡滑稽， 甚可观阅也”） 。 罗勉道 《南华真经循本释题》： “庄子为书， 虽恢恑谲怪， 佚宕于 《六经》外， 譬犹天地日月 ， 固有常经常运， 而风云开阖， 神鬼变幻， 要自不可阙， 古今文士每每奇之” 。 鲁迅先生在 《汉文学史纲要》 一文中评价庄子说： “其文汪洋辟阖， 仪态万方， 晚周诸子之作， 莫能先也”。 郭沫若先生的 《庄子与鲁迅》 也认为： “不仅 '晚周诸子莫能先’ ， 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 可见，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给研读者的印象之深。
林云铭在 《庄子因》 中认为： “庄子只有三样说话，寓言者， 本无此人此事， 从空摹撰出来； 重言者， 本非古人之事与言， 而以其事与言属之； 卮言者， 随口而出，不论是非也。 作者本如镜花水月 ， 种种幻象， 若认为典实， 加以褒讥， 何啻说梦” 。 庄子语言表达的主要特征是采用 “三言” 的表达策略， 即 “寓言”、 “重言”、 “卮言”， 是庄子与其他先秦诸子最大区别。 关于庄子笔下的 “寓言”、 “重言”、 “卮言” 及其各自表意方式， 《庄子· 寓言》 和 《庄子· 天下》 篇中， 曾有过叙述。
《庄子· 寓言》：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 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 藉外论之。 亲父不为其子媒。 亲父誉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 与己同则应， 不与己同则反。 同于己为是之， 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为耆艾， 年先矣， 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 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 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穷年。 ……非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 万物皆种也， 以不同形相禅， 始卒若环， 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天均者， 天倪也” 。
《庄子· 天下》： “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时恣纵而不傥， 不觭见之也。 以天下为沈浊， 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敖倪于万物。 不谴是非， 以与世俗处。 其书虽环玮， 而连犿无伤也。 其辞虽参差， 而諔诡可观。 彼其充实， 不可以已。 上与造物者游， 而下与外死生、 无终始者为友。 其于本也， 弘大而辟， 深闳而肆； 其于宗也， 可谓稠适而上遂矣。 虽然， 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 其理不竭， 其来不蜕， 芒乎昧乎， 未之尽者”。
以上两段文字， 是 《庄子》 对 “寓言”、 “重言”、“卮言” 特点的集中阐明。 研究者对 “寓言” 和 “重言”的看法虽有分歧， 但是争议不大， 对 “卮言” 的理解，则一直是见仁见智。
一、 “寓言” 之辨
关于 “寓言” 的阐释， 历来分歧不大， 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 “寓言” 是 “藉外论之”， 也即寓 “道” 之言。 《庄子· 寓言》：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对于 “三言” 来说， 寓言占的比重最大，几乎全篇都充斥着寓言特色。 庄子为什么要采用 “藉外论之” 的方式呢？ 这是因为： “亲父不为其子媒。 亲父誉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 人之罪也。 与己同则应， 不 与 己 同 则 反。 同 于 己 为 是 之， 异 于 己 为 非之”。 庄子的意思是， 自 己也不愿意这样， 怎奈当时的世风是 “天下大乱， 贤圣不明， 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 大家都各是其所是， 非其所非。 庄子出 人意料地自 己不说， 而是去做 “幕后导演”， 按照自己的想法， 设计 “他人” 出场， 借助 “他人” 之口， 发自己之思想， 则是可信的。
关于 “寓言”， 郭象注解： “寄之他人， 则十言而九见信。 世之所重， 则十言而七见信。 夫卮， 满则倾， 空则仰， 非持故也； 况之于言， 因物随变， 唯彼之从， 故曰 '日出’ 。 日 出， 谓日 新也， 日 新则尽其自 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 …… 言出于己， 俗多不受， 故借外耳。 肩吾、 连叔之类， 皆所借者也” 。 可见， 所谓 “寓言”， 是假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 表达己意； 所谓 “重言”， 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 己的观点； 所谓 “卮言”， 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无成见之言。
“寄之他人， 则十言而九见信”， 郭象认为， 说是别人说的， 则多说人就信服。 其原因在于如果语言从自 己口中说出， 世俗之人大多不会接受， 因此， 需要借助外在因素。 成玄英 《南华真经注疏》： “寓， 寄也。 世人愚迷，妄为猜忌， 闻道己说， 则起嫌疑， 寄之他人， 则十言而信九 矣。 故 鸿 蒙、 云 将、 肩 吾、 连 叔 之 类 皆 寓 言耳”。 唐代陆德明 《经典释文 · 庄 子音义》：“寓， 寄也。 以人不信己， 故托之他人， 十言而九见信也”。 宋代林希逸： “寓言者， 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 十九者， 言此书之中十居其九， 谓寓言多也， 如啮缺、 王倪、 庚桑楚之类是也” 。 宋代王雱： “寓言者， 极明大道之真空。 以世俗必为迂怪也， 故托为他人所说以言之， 致其十信其九也， 故曰寓言十九，又曰籍外论之” 。 陈景元： “寓， 寄也。 以人不信己， 故讬之他人， 十言而九见信也” 。 明代陆西星 《读南华真经杂说》： “寓言者， 意在于此， 寄言于彼也” 。 清代宣颖也曾云：“寄寓之言， 十居其九”。 根据以上注解， 可以总结出庄子 “寓言”的本质性特征， 即寄寓性， 不是直说， 而是 “余味曲包”， 此即 “籍外论之” 之意。 “籍外” 何解？ 在庄子看来， 是借助表达主体之外的任何事物，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都可以为其所用。 正因 如 此， 庄子才说“以寓言为广”。 司马迁在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中称： “故其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 仅仅提到了“寓言”， 没有提到 “重言” 和 “卮言”。 司马迁避而不谈 “重言” 和 “卮言”， 显然是把庄子最主要的表达方式看成了 “寓言”。
庄子把自 己的 “道”， 也就是庄子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通通寄寓在自 己选定的对象之中， 对象是包罗万象的， 也是广袤无边的， 而要传达的 “道”，无外乎 “无为”、 “吾丧我”、 “用心若镜” 的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的宇宙同体情怀， 使看不见，摸不到的冰冷的 “道”， 通过 “寓言” 的方式而富有了温情和诗性的味道。
二、 “重言” 之辨
“重言” 的解读， 历来争议较多， 存在多种理解倾向。 对于 “重言”， 庄子本人的阐释是 “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为耆艾， 年先矣， 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 无人道也。 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 意思是说， 引述前辈圣哲的言论十句有七句让人相信， 但庄子又解释了， 并不是没有见识的老人， 而是 “得道的老人”。 这样的人才会被庄子看重和借用来说理。 显然， “重言” 绝对不是 “老人的话便看重” 的意思， 而是看重那些 “得道的老人的言论”。 虽然庄子已经明确表达了 “重言” 的认识， 但后人对于 “重言” 无论从读音， 还是意义也都存在各自 的见解。
一种意见认为， “重” 读作 zhòng。 但对 “重” 的意思又有不同理解。“重言” 即 “世重之言”。 这种理解倾向出现最早，影响也最大， 认可度也最高。 最早由郭象提出： “世之所重， 则十言而七见信” 。 唐代陆德明认同：“重言， 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 。 唐代成玄英解释为： “重言， 长老乡闾尊重者也。 老人之言” 。
明确说明了 “重言” 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老者， 二是德高望重之人。 明代陈景元认为： “重言， 谓德重之人所言也”。 只是强调了 说话人的地位。 蒋锡昌也谓：“重言， 即为人所重之言， 如关尹、 老聃等耆艾所言者，是也” 。 徐复观先生亦云：“按为世所重之言，如尧、 舜、 孔子者是” 。 显然， 此二人通过列举的方式， 告诉读者， “世重之言” 当是像古代帝王、 文化巨擘等知名人士所言， 方可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信任，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重言” 即 “借重之言”。 借先哲之言以自 重。 这种解读由朱得之最先提出： “重言者， 引先哲绪言为重， 以申己意， 犹孔子、 法语之言， 本籍羲、 黄、 孔、 颜之事是也”。 借古人之名以自重。 宋人林希逸最先提出：“重言者， 借古人之名以自 重” 。 就是借助古代有影响力的人物来说话， 以此来抬高叙述者的地位， 乃至说话的力度。
“重言” 即 “庄重之言”。 明 代罗 勉道最先提出：“重言， 郑重言之”。 曹础基解释说： “重言，庄重之言， 亦即庄语， 是直接论述作者的基本观点的话”。 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荒诞不经之话语， 裁出戏谑的语言成分， 让叙述者的话语更能够为读者所接受和认可。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 “重” 读作 chóng， 但对 “重”的意思又有不同理解。“重言” 即 “重复之言”。 明代王夫之称： “乃我所言者， 亦重述古人而非己之自立一宗” 。 高亨先生说： “重言者古人所言而我再言之者也” 。“重言” 即 “增益之言”。 孙以楷认为， “重” 读若从， 义训为加， 增益。 按此， “重言” 即为 “增益之言”。
从 《庄子》 全文来看， 庄子认为：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 因而称自 己的言说方式为： “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 这说明，“重言” 不可能为 “郑重之言”、 “庄重之言”。 更不可能是重复之言， 因为凡是老子、 孔子等先哲的话， 庄子都予以了改造， 比较之下， 将 “重言” 解读为 “借重之言”比较符合庄子的本意， 也符合全文的表达特点。 庄子所借重的只是古人以及时贤， 拿他们作为自 己的代言人罢了， 实际上所说的话还是庄子自 己的话， 所传的 “道”还是庄子自己的 “道”。 所以， 从根本上说， “重言” 是借重古人以传 “道” 的言说方式， 故 “重言” 也是为“道” 而言的一种表意方式。
三、 “卮言” 之辨
庄子本人似乎更看重 “卮言”， 在 《庄子· 寓言》解释： “卮言日 出， 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 所以穷年。……非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 “卮言” 到底指代的是什么呢？
关于 “卮言” 的解读， 最早是从器皿角度释义的，这种解释始于郭象。 郭象称： “夫卮， 满则倾， 空则仰，非持故也。 况之于言， 因物随变， 唯彼之从， 故曰日 出。日出， 谓日新也， 日 新则尽其自 然之分， 自 然之分尽则和也”。 郭象认为： “夫卮， 满则倾， 空则仰， 非持故也。 况之于言， 因物随变， 唯彼之从， 故曰日出。 日出，谓日新也， 日 新则 尽其 自 然 之分， 自 然 之分尽 则 和也”。 郭象根据 “卮” 即 “欹器”， 具有 “满则倾， 空则仰” 的特性， 符合 “卮言” 的 “因物随变， 唯彼之从” 的特点， 从而界定 “卮言” 为 “因物随变” 之言。 其实是 “合于自然” 之言。 郭象的说法在后世影响很大，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荀子· 宥坐》 篇里就出现过 “宥坐”：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 有欹器焉。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 '此为何器？’ 守庙者曰： '此盖为宥坐之器’ 。 孔子曰： '吾闻宥坐之器者， 虚则欹， 中则正， 满则覆’ 。 孔子顾为弟子曰： '注水焉’ ，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 满而覆， 虚而欹。 孔子喟然而叹曰： '吁， 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 。
“虚则欹， 中则正， 满则覆” 的 “宥坐” 如同卮器一样， 空了便倾斜， 不空不满就端正， 满了便翻倒。 看来， 早在庄子时代之前， 已经出现了靠器皿等外物来警示人的神秘意识和文化习惯了。 唐代成玄英承袭了郭注，并进一步引申： “卮， 酒器也。 日 出， 犹日 新也。 天倪，自然之分也。 和， 合也。 夫卮满则倾， 卮空则仰， 空满任物， 倾仰随人。 无心之言， 即卮言也， 是以不言， 言而无系倾仰， 乃合于自然之分也” ， 于是推断 “卮言” 为 “言而无系倾仰， 乃合于自 然之分” 的“无心之言”。 唐代陆德明的解读是： “王云： 夫卮器，满即倾， 空则仰， 随物而变， 非执一守故者也； 施之于言， 而随人从变， 己无常主者也” 。 在此， 陆德明是把王叔之的意思拿来表达了 自 己对 “卮言” 的认识。 “卮言” 具有 “施之于言， 而随人从变， 己无常主者也” 的特点。
关于 “卮言” 的解读， 最早从音训角度释义的始于司马彪。 司马彪的注解今已亡佚， 据陆德明的 《经典释文· 庄子音义》： “卮， 音支。 ……司马云： 谓支离无首尾言 也” 。 司 马 彪 从 “卮” 的 读音 出 发， 将“卮言” 解读为 “支离无首尾之言”。 钟泰认为： “卮言者， 司马彪注云： '谓支离无首尾言也。’ 彪之注最得庄意。 支离急读之则成卮， 故假卮字用之， 义不在其成为酒器也” 。 曹础基先生的解释是： “卮言， 司马彪注： '谓支离无首尾言也。’ 支离的合音则为卮。 日出， 时常出现。 和、 合。 天倪， 自 然。 可见卮言是穿插在寓言与重言之中， 随其自 然， 经常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 杨柳桥先生的解释是： “卮言就是支言，就是支离、 诡诞、 不顾真理、 强违世俗、 故耸听闻的语言”。
关于 “卮”， 《说文解字》 解释： “卮， 圆器也。 一名觛， 所以节饮食也。” 《经典释文》 引 《字略》 云：“卮， 圆酒器也”。 可见， “卮” 为盛酒之器皿。 宋代林希逸认为： “卮， 酒卮也， 人皆可饮， 饮之而有味， 故曰卮言” 。 元代罗勉道亦曾有言：
“卮言” 即 “卮酒相欢之言” 。 明代陆西星也称之为： “卮酒之言”。 王叔岷先生则进一步引申之为： “浑圆之言” ； “卮” 是 “漏斗”， 张默生先生在其 《庄子新释· 庄子研究答问》 中说： “卮是漏斗， 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话， 这话怎么讲呢？ 漏斗之为物， 是空而无底的， 你若向里注水， 它便立刻漏下， 若连续注， 便连续漏， 就是江河之水， 只要长注不息， 它便常漏不息， 汩汩滔滔， 没有穷尽， 几时不注了， 它也几时不漏了， 而且滴水不存。 庄子卮言的取义， 就是说， 他说的话， 都是无成见之言， 正有似于漏斗。 他是替大自 然宣泄声音的， 也可说是大自 然的一具传声机” 。 陈鼓应先生的解释是： “卮是酒器， 卮器满了， 自 然向外流溢， 庄子用卮言来形容他的言论并不是偏漏的， 乃是无心而自然的流露” 。 李炳海先生说， 其是 “先秦祝酒辞” ， 是在酒会上的发言， 或者是酒会上的交际辞令。
综上所述， “卮言” 与 “酒” 的联系尤为紧密。 但从 《庄子》 全文的语言特征来看， “卮言” 似乎不是确指， 而是 《庄子》 文中弥漫的一种基调和色彩。 似乎庄子把自己的话比喻成酒后的荒诞之言， 或者是代天地而言， 可能更符合庄子的本意。 因为庄子说过： “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时恣纵而不傥， 不觭见之也。 以天下为沉浊， 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 。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说 “酒后吐真言”。 庄子是在用 “卮言” 告诉人们， 他的文章里有把自己的思想通过 “寓言” 来表达的， 也有拿德高望重之人的 “重言” 来倾诉的， 还有自 己每天随口而出， 无任何成见和偏私的 “卮言”， 像天地一样看待万事万物， 不臧否， 不偏私， 仿佛天地之言一样。 庄子认为， 天下人沉湎于物欲而不知觉醒， 不能够跟他们端庄严肃地讨论问题， 因而用随顺无心的言辞描述万事万物， 使之不偏不倚； 引用先辈圣哲的话语让人信以为真； 用委婉寄寓的文辞来抒发自己的见解。
由此， “卮言” 当为 “酒醉后的荒诞之言”。 随天地而流转， 故把 “卮言” 理解为， 犹如天地之言， 不偏不倚， 无任何成见， 也无判断的言论， 更为符合 《庄子》语言的本质特征。 在 《知北游》 里庄子阐释了他的思想来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圣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是故至人无为， 大圣不作， 观于天地之谓也” 。 庄子的思想来源于天地精神， 而天地精神就是无任何成见的，并对万事万物始终保持都不做任何评价的立场和态度。“卮言” 就是庄子沐浴天地精神之后对待万千事物的集中体现。
四、 “三言” 的诗性话语特征
“寓言”、 “重言”、 “卮言” 是庄子诗化语言的集中表现， 也被看作是解读 《庄子》 的钥匙。 只有明确 “三言” 的内涵以及相互关系， 对 《庄子》 的把握才不会偏颇。
首先， 关于 “寓言” 与 “卮言” 的争议。 从历史文献的梳理来看， 确有争议， 而且最大的争议在于，《庄子》 全文到底是以 “寓言” 为主， 还是以 “卮言” 为主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 庄子在 《庄子· 寓言》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寓言占的比重最大， 当然会以 “寓言” 为主。
以 “寓言” 为主说， 以司马迁、 鲁迅、 闻一多先生为代表。 司马迁称庄子 “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 鲁迅先生说， 庄子 “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寓言，人物土地， 皆空言无事实” ； 闻一多先生认为：“一部 《庄子》 几乎全是寓言” 。
以 “卮言” 为主说， 以刘凤苞、 吕 惠卿、 王夫之、张默生先生等为代表。 刘凤苞 《南华雪心编》 说：“诸注多以 '寓言’ 、 '重言’ 、 '卮言’ 并列， 不思 '寓言’者寄之他人， '重言’ 者托于耆艾， 缘有所指以证其言，'卮言’ 独无所指， 不过谓言之随时而出， 如卮之泄水，即此寓言两项出之无穷， 但是和以天倪。 安得以三项并列， 致令脉络不相贯穿哉？” 。 吕惠卿认为： “寓与不寓， 重与不重， 皆卮言也” ； 王夫之在《庄子解》 中认为： “寓言重言与非寓非重者， 一也， 皆卮言也， 皆天倪也” ； 张默生先生在 《庄子新释》 说： “《庄子》 全书皆卮言， 故不复以数计之。 寓言、 重言， 莫不在其范围之内也” ； 杨儒宾先生则指出： “寓言及重言事实上只是卮言的特殊性展现罢了”。
其实两派的观点都没有错误， 只是各自 关注点不同而已。 关注 “文体” 的， 当然会认为， 《庄子》 是以“寓言” 为主。 关注 “语言风格” 的， 当然会认为， 《庄子》 是以 “卮言” 为主。 《庄子》 的文体是寓言的形式，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 《庄子》 的语言风格是 “卮言”的， 也即是 “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时恣纵而不傥， 不以觭见之也”， 是一种无心而出、 狂言放任的言说状态。 成玄英 《南华真经注疏》： “谬， 虚也。
悠， 远也。 荒唐， 广大也。 恣纵， 犹放任也。 觭， 不偶也。 而庄子应世挺生， 冥契玄道， 故能致虚远深宏之说，无涯无绪之谈， 随时放任而不偏党， 和气混俗， 未尝觭介也” 。在庄子文中， 随处可见 “任公子钓鱼”、 “鲲化为鹏”、 “髑髅问话”、 “粟米太仓”、 “相濡以沫” 等神奇荒诞、 不着边际的言说状态。 陆德明 《经典释文序录》说 《庄子》 “言多诡诞”。 宋代黄震在 《黄氏日 钞· 诸子》 也称： “庄子以不羁之才， 肆意跌宕之说， 创为不必有之人， 设为不必有之物， 造为天下必无之事， 用以眇末宇宙， 戏薄圣人， 走弄百出， 茫无定踪， 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 。 庄子 “创为不必有之人， 设为不必有之物， 造为天下必无之事” 的表意手法， 而虚构而出的 “人、 事、 物”， 这些又恰好印证了庄子的 “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的语言风格和基调， 也充分显现了庄子 “荒诞” 的 “不庄”之语的言说风格。 应该说黄震是最懂庄子的人， 他把庄子确定为 “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 倒不是庄子是最早的采用诙谐方式创作的， 才称庄子为 “诙谐小说之祖”，而应该是在所有采用诙谐手法创作的作者里， 庄子是最具高度最具影响的， 宛如山峰里海拔最高的那一座， 所以庄子为 “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 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若把庄子称为 “千万世荒诞文学之祖” 会更为确切， 因为 “诙谐” 按照 《辞海》 的解释， 还仅仅停留在 “风趣、 幽默、 喜剧、 轻松、 机智、 搞笑” 的 层面， 缺少“辛辣、 讽刺” 的效果。 而 《庄子》 的文本里却到处散发着 “辛辣、 讽刺” 的味道， 比如， 对舔痔得车、 鲁侯养鸟、 蛮触之争、 惠子相梁、 浑沌之死等寓言， 都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荒诞” 在 《辞海》 的解释为： “不真实， 不近情理， 犹荒唐， 虚妄不可信”。 《简明牛津词典》 对 “荒诞” （absurd） 的定义是： “荒诞： ① （音乐） 不和 谐； ②缺乏理性或恰当 性的 和 谐 （当 代用法） 。” 德国学者凯塞尔认为， 荒诞是一个被疏离了的世界， 荒诞感是在这个世界中体验到的一种不安全感和不可信任感， 从而产生一种生存的恐惧。 庄子对于社会里的规则是拒绝的， 对于其生活的现实是不信任和反叛的，庄子总是试图给那个社会开一剂好药， 使其回到无欲无累的社会， 但这只是他的梦， 统治阶级不会回去， 历史的脚步也从来不走回头路， 所以， 荒诞是庄子注定的主题。 庄子面对荒诞的世界， 乃至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荒诞意识， 就会自觉不自 觉地用表面荒诞不经的形式， 隐喻庄子想要表达的更为深邃的意义， 这恰恰最为符合“卮言” 的荒诞特性和天地情怀。
其次， 关于 “三言” 共同的诗性品格。 吴乔 《围炉诗话》 记载： “问曰： 诗文之界如何？ 答曰： 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 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 文之词达， 诗之词婉。 书以道政事， 故宜词达； 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 意喻之米， 饭与酒所同出。 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 文之措词必副乎意， 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 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 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 文为人事之实用， 诏敕、 书疏、 案牍、 记载、 辨解， 皆实用也。 实则安可措词不达， 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 不可矫揉而为糟也。 诗为人事之虚用， 永言、 播乐， 皆虚用 也” 。 吴氏 “诗酒文饭” 说指出了诗性语言与实用之文的表意方式和观读效果区别。
《庄子》 语言恰恰是的 “委婉” 的， 是诗性的。 “寓言”、“重言”、 “卮言” 的共同特点是 “诗化” 的、 “非直言”的， 也即 隐喻和象征。 正是因 为其 “非直言”， 而是“曲言” 的， 才使之具有了更浓郁的 “诗性” 品格。 我们之所以称 《庄子》 是一部 “诗性哲学” 著作， 就在于它表意的 “深文隐蔚， 余味曲包” 。 “深文” 与“余味” 说的是内含的理趣深刻和意蕴芬芳。 “隐” 与“曲” 则是 “不直言” 的， 是借助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深刻的哲学意味。 “隐” 与 “曲” 正是对于 “寓言”、 “重言”、 “卮言” 的最好诠释。 这种表达便是郭象 《庄子注》 中解释的 “不急欲使物见其意”。 而 “不欲急” 便是千回百转， 让人辨认。 这更符合语言的 “陌生化” 理论。 “陌生化” 是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 一文中提出的， 又译为 “奇异化”、“反常化”， 是在反对 “自动化” 和 “平常化” 的语言环境而提出的， 目的是设法增加感受的难度， 从而延长审美感受的时间。 “艺术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 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艺术的目 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 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 使形式变得困难， 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 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 的， 必须设法延长”。 庄子的 “寓言”、 “重言”、 “卮言” 是需要深思和辨认的， 因为每种语言形式的背后， 都隐藏着深刻的象征意味。 甚至刘生良先生在 《鹏翔无疆———〈庄子〉 的文学研究》 中直接提出 “寓言即象征” 的说法， 并把 《庄子》 列入 “浪漫型、 写实型、 象征型” 三种兼具的文学类型， 并 “称 '庄子’ 为中国象征文学的第一大师”。 的确， 《庄子》 的文体是 “寓言”的形式， 但其 “寓言” 的表达手段或者说艺术手法却是“象征” 的。
总之， “寓言” 和 “重言” 都是带有一定主观意识的言论， 而 “卮言” 则是无主观意识的天地语言， 犹如代天地而言， 不偏不倚， 没有任何立场和成见。 同时，庄子 “寓言”、 “重言”、 “卮言” 的言说方式， 体现了“意真象幻、 寓真于诞” 的表达， 完全符合象征型文学的基本特征。 其表达不单是形象的， 也是陌生的； 不单是荒诞的， 也是象征的。 给品读之人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认为： “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 通过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 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 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 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财富， 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 私的牵挂的翳蔽， 我们视若无睹、 听若罔 闻， 虽有心灵， 却对它既不感觉， 也不理解”。 这种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 用一种偏离或反常方式表达出来， 从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手法，便是 “陌生化”。
庄子的新奇之感就在于其经常能够在司空见惯的事物里以反叛的方式挖掘出新意来， 令人耳目 一新， 比如，“大瓠、 天籁、 不龟手之药、 林中散木” 等等， 庄子的表达， 恰恰都具有 “陌生化” 理论的诸多特征。 刘熙载评价 《庄子》 时称： “庄子文， 看似胡说乱说， 骨里却尽有分数。 彼固自谓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 也， 学者何不从 '蹈大方’ 处求之？ 《庄子》 寓真于诞， 寓实于玄， 于此见寓言之妙” 。 可以看出， 《庄子》 的语言是新奇的， 形象是变形的， 情节是荒诞的， 审美是有距离的。 《庄子》 文本 “三言” 的有机融会， 构成了独特的象征表现形式， 使其更加富有浓郁的诗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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