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水浒》，读者自然联想到“宋江”和“水泊梁山”。不言而喻，宋江是山东浑城人氏，而“水泊梁山”又座落在山东梁山县境内，抑或与浙江杭州“风马牛不相及”，问题是研究界热议中的“水浒争鸣”，至少涉及“水浒故事”与成书后的《水浒传》如此不同载体的两个不同概念。如果不加以区别，或以各据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来质疑与求同，到头来很难得出一个足以支撑证方“肯定”，或足以支撑辨方“否定”的结论。
一、”水浒”故事与杭州
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个“逼山梁山”的故事，据《宋史·张叔夜传》，硧有其不争的史实，即北宋末年，宋江曾起义于河北、山东一带，“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在其后漫长岁月里，广大市民阶层和劳苦大众，对历史上的“宋江义军”产生关注与同情，对其事迹进行疏理与渲染，或许这也是“水浒故事”广为流传，乃至影响深远的基因所在。
“宋江事”，（即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故事）虽有李嵩这般高人传写，又有南宋杭州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所辑录的龚圣予作《宋江三十六赞》及其序文行世，然而演绎成一个个有血有肉、仗义有为的传奇故事，自当归结为南宋江南，尤其是杭州一带的“街谈巷语”。一言以蔽之，从“街谈巷语：”到长篇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再从元代剧作家重点描写“水浒故事”题材到《水浒传》这部长篇通俗小说的问世，自可目为《水浒传》的发展，或称之为“再加工”的历史轨迹。
关于“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一说，出自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予所作《宋江三十六赞》之《序》文。对于这篇《序》文，杭师大应守岩先生曾有过独到见解。先生认为此文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说《序》文所称街谈巷语，“当指流传于杭州大街小巷的（水浒）英雄故事，而不是史书上所记载的宋江事迹”；二是说街谈巷语多了，“于是就引起了一部分书画家和民间艺人的注意。……并用书形式把它‘传写’下来”；三是说作者交待了以上问题后，才着重谈自己写赞文的原由，即“自己年青时曾看到李嵩辈传写的宋江事，‘壮其为人’，欲写画赞，但‘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后看到《东都事略》中《侯蒙传》记载，方信宋江三十六人实有其事，‘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意为对三十六人，每人写一赞”。（见应守岩先生《杭州孕育了〈水浒〉》）今录龚圣予《宋江三十六赞》之《序》文如次，权供通读比照：
“宋江事见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未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葢其本拔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齿，然其识性超越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二、《水浒》成书与杭州
《水浒传》流传的版本很多，通行的有百回本、百二十本、七十回本。对于版本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在七十五回以后涉及的有关诏书、表文、文告中所署年月，均相同。如宋江破辽后，两种本子都有“宣和四年冬月”的诏书（见八十九回），宋江破方腊后上给朝廷的表文署“宣和五年九月”（百回本九十九回，百二十回本百十九回）。而百二十回本“征田虎”“征王庆”二十回（第九十一回到一百十回）故事，却根本没有留给活动的时间，矛盾显然，可见是后人补写后硬插进去的。至于七十回本，研究界也早已考定为清人金人瑞（圣叹）所删改，并不存在删改者所宣扬的“古本”。所以，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定型成书的最早本子，也是接近传说故事的原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第一版，1983年1月湖北第4次印刷《水浒传》）。今存百回本的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末年杭州容与堂刻本（藏北京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水浒传》即根据容与堂刻本标点排印，初版于1975年。1983年重印，删去了初版时评论不妥的前言，订正了若干初版排校错误。）上述引言，当为笔者据百回本《水浒传》，以佐证《水浒传》与杭州的内在联系。
《水浒》成书，除了吸取宋元以来的流传在江南，尤其是杭州一带（含周边县、市）的民间传说之外，还“因事立题”，融汇了有关“大明兵打张士诚”的战役、战例，甚至连当地的一些具体人物、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某些可指的故事情节的素材。且以元末朱元璋攻打张士诚种种战役为例，如《水浒传》第九十一回“宋江智取润州（即镇江）城”；第九十二回“宋公明大战毗陵郡（即常州）”，“卢俊义自宣州经太湖攻湖州”；第九十三回“宋公明苏州（即平江）大会垓”，“宋江与方腊大战苏南一带，击杀方腊弟弟方貌，将其首级送至京师”；第九十四回“宋江驻扎皋亭山”；第九十七回“乌龙岭神助宋公明”；第九十八回“宋公明智取清溪洞（即帮源洞），等等。除“智取清溪洞”采自《宋史》之外，上述战役、战例，均与《明史》有关朱元璋征张士诚时“遣舟师攻镇江”、“徐达取常州”、“徐达自太湖趋湖州”、“朱元璋与张士诚大战于苏南常熟一带，擒获张士诚弟弟张士德，并押送至京师”、“朱元璋攻打杭州时，其大将茅成驻扎皋亭山”、“胡大海取建德路（即睦州）”的记载大体吻合。外地学者如有兴致，可以前来杭州查阅、对照一下明成化、嘉靖、万历间的“州（府）”、“县”地方志，即可求证。尚有杭州一带人文故实被搬入《水浒》情节之类，如张顺死后归神、吕师囊坐镇润州时的“江南十二潮神”（即十二员统制官），均由杭州“金华将军庙”与“十二潮神庙”里的菩萨演变而成。诸如此类，不已而足。
如果说《水浒》作者的研究，是一个历经数百年无以“冰释”的谜团；那么，有关《水浒》语言地域色彩的研究，算得上是一个尤难破解的复杂问题。
《水浒传》语言的地方地色，不像其它名著所持有的，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而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那样”；而《水浒》所使用的语言中，既有相当一部分鲁豫话，又有相当一部分江浙话，两者交替使用，融会贯通于全书行里行间，予读者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即鲁豫人或熟悉鲁豫方言的人，会觉得《水浒传》使用的语言是山东、河南（开封）话；而江浙人或熟悉江浙吴语、越语的人，则认为它使用的语言是杭州、湖州、宁波、绍兴话。笔者是浙西山区淳安人，史称“吴头楚尾”，从小讲惯了一种有如“吴越”夹杂的“老土话”。又由于长期热衷于地方文翰事类志搜集整理，并阅读过一些出自宋元或元末明初当地士林手笔文学作品，如南宋方一蘷《富山濑稿》、邵定翁《十禽吟呈曾明府》、邵桂子《满江红》（税官之扬州任），以及明代邵亨贞《还家舟中口号》、徐田叵
面皮（脸面）；天亮（拂晓）；天晓得（天知道）；快话（开心）；吃酒（饮酒）；吃官司（被告）；吃杀、用杀、戏杀，抢杀、争杀（超越他人，纷争）；面汤（汤面）；栗暴（一种爱抚式的体罚，即大人伸手曲指，叩打小孩后脑勺）；力气（气力）；猴狲（猢狲，猴子）；隔壁（间壁，隔墙）；角落头（一称隔落头）；胡枱（楼梯）；郎中（一称过路郎中，出诊的中医）；牢头（管监狱的人，或指长久不理发者）；张（张开眼睛观望）；老公（丈夫）；老婆（妻子）；娘姆（母亲）；亏杀、赢杀（吃亏，发财）；省得（少耽心事，少花力气）；晓得（知道）；不晓来去（不懂事理）；倒霉（晦气）；个把（数量很少）；争些（争取）；见鬼了（意外）；低头做生活（埋头干活）；低头做侬（与世无争）；着（穿）；溪滩（河道），等等。殊知，上述只是浙西山区“一个角落“的方言，诚谓“凤毛麟甲”。倘若有哪位用心人，花些工夫，把《水浒》所使用的语词疏理、归纳成一览表，再行转发各地调查画圈，估模集中起来，少说也要占去《水浒》使用词条总量的半数以上。
四、《水浒》诗文与杭州
《水浒》全书究竟有多少首诗词？据学者陈红《关于〈水浒〉诗词赏折的切入点——写给中师生的阅读提纲》一文中有所揭示，“纵观《水浒》（金圣叹评点百回本），全书约有诗词六百余首”（见载《水浒研究与欣赏》第五辑）。但据笔者粗细估算，这“六百余首诗“《水浒》诗词中，入回诗和结束诗大概要占全书诗词三分之一，而穿插于“夹议夹叙”中的诗词，约要占三分之二左右，或出自南宋话本，或采自元末明初杂剧，或引用于唐宋名句，或因地取材而简单移用。在此，略举几例，并通过对杭州（或生活在杭州）的诗词作者生平的了解，以求证《水浒》诗词与杭州诗词作者的内在联系。
且看《水浒》第七十二回《李逵元夜闹东京》：
只见戴宗引着李逵到阁子前。……燕青只怕他口出讹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原去门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就取过赏锺，连饮数锺。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西水词。宋江乘着酒兴，索纸笔来，磨得墨浓，蘸得笔饱，拂开花笺，对李师师道：“不才乱道一词，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当时宋江落笔，遂成乐府词一首，道是：
写毕，递与李师师，反复看了，不晓其意。宋江只要等他问其备细，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只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李师师忙道：“不能远送，切乞恕罪。”自来后门接驾。
其实，早在南宋处州教授邵桂子所作的〈瓮天脞语〉中，就见载这首乐府词；其后的明正德六年举进士第一者杨慎，还在他的《升庵词品拾遗》中加以转录。原词是：
天南地北，问乾刊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这首乐府词被《水浒》移用后，只是将“鲛绡笼玉”句中的“鲛”字改
作“绛”字，“玉”字改作“雪”字；又将“闲愁万种”句中的“闲”字，改作“离”字。全篇改换了“绛”、“玉”、“闲”三个字。
据清光绪甲申本《续纂淳安县志》卷九《人物志·文苑》：“邵桂子字德芳，吴攀龙子。出继。以太学上舍登咸淳进士，任处州府教授。宋运迄录，解组赋归。避地云间（一名华亭，今属上海市），居泖湖之蒸溪（一作贞谿）。濒湖构亭，名雪舟，著述其间。有《脞稿》十卷，《脞谈》二十卷，皆以雪舟名之。预为生圹，号曰元宅。著元宅“七铭”、“后七铭”、“续七铭”、“别七铭”，凡二十八事；摹《周易》，作“忍”、“默”、“恕”、“退”四卦。
《水浒》第九十回《双林渡燕青射雁》：
宋江吟诗罢，不觉自己心中凄惨，睹物伤情。当晚屯兵于双林渡口。宋江在帐中，因复感叹燕青射雁之事，心中纳闷，叫取过纸笔，作词一首：
宋江写毕，递与吴用、孙胜看。词中之意，甚是有悲哀忧戚之思。
据文翰事类志，南宋临安张炎，以春水词得名，世号为张春水；又以《
解连环》咏“孤雁”，人争传之。且看他的《解连环》：
通过分析比较，《水浒》中的“孤雁”词与张炎的《解连环》，在前半部
分只是个别词汇和次序的变动，而两者的意境描述与主要思想表现则基本一致。至于下半部分，如张炎词中，借汉苏武牧羊，以喻宋朝臣被俘北行遭遇的“残毡拥雪”句，又如借陈皇后失宠后深锁长门，比喻亲人失散哀怨的“长门夜悄，锦筝弹怨”句，虽说在《水浒》中被删改了，但自“想伴侣，犹宿芦花”、“怕蓦地玉关重见”，到“拣尽芦花无处宿，叹何时玉关重见”；又自“双燕归来；画帘半卷”，到“请观他春昼归来，画梁双燕”，不仅前后之间“胎痕”明显，而且两者都是在抒发“离群”的忧戚之思。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本西秦人，家临安（今杭州）。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约卒于元仁宗延祐末年，年约七十三岁。其父张枢，字斗南，一字云窗，号寄闲，居临安（今杭州），约宋理宗淳祐末前后在世，枢善词；子炎亦善词，故厉鹗《论词绝句》有“羡杀时人号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之语。张枢与陈允平、李彭老等唱和。《绝妙好词》录存他的词六首。
张炎幼承家学。宋亡后，潜迹不仕。纵游浙东、西，落拓以终。平生工为长短句，尝与王沂孙唱和。以春水词得名，世号为张春水；又以《解连环》咏《孤雁》，人争传之，因号张孤雁。炎词专重声律，多苍涼激楚之音，著有《山上白云词》八卷，《乐府指迷》一卷，（《四库总目》）《词源》二卷，（《四库未收书目》）并传于世。
《水浒》第九十四回《涌金门张顺归神》：
当晚，张顺身边藏了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看见那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那四座门？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看官听说，那时西湖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富贵。盖为金、宋二国讲和，罢战休兵，天下太平，皇帝建都之地，如何不富盛。西湖上排着数十处游赏去处。那时三面青山，景物非常，画船酒馆，水阁凉亭，其实好看。苏东坡有诗道：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这西湖景致，自东坡称赞之后，亦有书会呤诗和韵，不能尽记。又有一篇言语，单道着西湖好景，曲名《水调歌词》：
这篇词章，说不尽西湖佳景，以致后人吟咏颇多。再有一篇词语，亦道着西湖好处。词名《临江仙》：
这西湖，故宋时果然景致无比，说不尽。张顺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响。时当春暖，西湖水色抱蓝，四面山光叠翠。张顺看了道：“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
如此引证诗词，如数家珍一般介绍一座城市、一处名胜，这在百回《水浒》故事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场景”铺设上的轻“汴”重“杭”？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水浒》所引用、采用或移用的诗词，大多出自杭人或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的诗人之手笔，他们对这方故土甚为眷恋，情有独钟。
第九十四回《涌金门张顺归神》中，引用和移用的诗词最多，计十首。大凡引用传统名句，如苏东波的诗词，均标名；他如采用、移用的诗词，要嘛不提，要嘛以“才人”以塞之。但也有例外，同为赞美“西湖”的二首诗，前一首“湖光潋滟晴偏好”，标名苏东坡的诗；但紧接着的第二首“山外青山楼外楼”，同样亦是烩灸人口的名句，却未署《题临安邸》作者林升的名号。二人均非杭人，但都在杭州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且看二人生平，从中了解他们与杭州的情结。
林升字梦屏，温州平阳（今为苍南）人。善诗。约生活在南宋绍兴、淳熙间。事见《东瓯诗存》及《西湖浏览志余》。有《题临安邸》（今杭州，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府）、《长相思》、《洞仙歌》等。
苏轼字子瞻，宋眉州眉山人，苏洵次子。嘉祐二年进士。英宗时为直史馆。神宗熙宁时王安石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自请出外，通判杭州，徙湖州。以言者摘其诗语为讪谤朝政，贬谪黄州，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哲宗时召还，为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曾知登州、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绍圣中又贬谪惠州、琼州，赦还，明年卒于常州。孝宗隆兴六年予谥文忠。轼文章纵横奔放，诗飘逸不群，词开豪放一派，书画亦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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