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会盟之礼

 

礼经中的朝觐之礼是诸侯觐见天子的礼仪，而当四方诸侯共同朝觐时，就有了“会同之礼”：所谓“会同”，就是四方齐会，六服皆来。《周礼》说“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见，指的是诸侯在不固定的时间去觐见天子，称之为“会”；殷见，则是说众多的诸侯同时去觐见，故曰“同”。

 

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传摈。天子乘龙，载大旂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仪礼·觐礼》）

《觐礼》中的这段文字，描写的就是周代的会同之礼。《通典》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诸侯既至天子之国，必先朝天子于其国内，然后为坛于国外，更行朝礼。”会同之礼通常是在国门之外建坛壝宫室，举行典礼。《周礼·秋官·司仪》有“将合诸侯，则令为坛三成”之职属。关于为何要建“坛”而朝，郑注云：“合诸侯，谓有事而会也。为坛于国外以命事。”孔颖达疏曰：“若当朝之岁者，自于庙朝觐，若不当朝之岁者，当在坛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则殷朝，亦云既朝，乃于坛者六服之内，若以当岁者，即在庙，则依服数，十二岁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庙朝觐，其五服自甸男采卫要五服。若以十二岁王巡守，总合朝服，不得独在庙，在坛朝，故郑会同皆言既朝觐乃为坛于国外也。”（《仪礼注疏·卷二十七》觐礼第十。）《通典》上对此也解释说：“时会无常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有征讨，合诸侯而发禁令焉。禁谓九伐之法也。会之法，为坛于国外。崔灵恩曰：‘古者诸侯朝天子，四时礼外，有时会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则六服诸侯，各当方而来赴四时见王也。殷，众也。四方诸侯众来见王，此有十二年之期，故不得谓时会也。’”（《通典·卷七十四·礼三十四》沿革三十四，宾礼一：“天子受诸侯藩国朝宗觐遇”。）

 

“坛”，春会同则建于东郊，夏会同则建于南郊，秋会同则建于西郊，冬会同则建于北郊。“四方之坛，并宜在四郊之内…或四方皆依成数，东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会同之礼祭祀宗庙祖先，自不待言。前文《觐礼》所言而祭祀日月山川者，郑注：“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尚著明也。《诗》曰：‘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传》曰：‘纵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诸乎？’此皆用明神为信也。”郑玄此说，周人会同之礼当大体可知。但， “春秋之世天子不行会同，而霸国大侯假此礼以行之，非周礼之旧矣”（ 《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宾礼五》会同。）这说明，后来到了春秋之季，天子行会同之礼者已无见。对此，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有着如此说法：

“自朝宗觐遇而外即及会同，会同之礼于古无见。然禹贡有四海会同之文，左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其礼殆昉于此乎？周官所载会同之文不一而足，天官大宰春官肆师司几筵诸职则名之为大朝觐。盖朝觐之礼行于国中，所接见者不过一方一服之诸侯，会同则六服偕来为坛壝宫于国外。五等诸侯同时旅见，又有祀方明及盟约之法皆朝觐所无。”

 

《通典》上说：“时会殷同附殷周以前，天子有迎劳飨燕诸侯之礼。”另外，会同也有大小之分，天子诸侯各自派遣卿大夫参加的，为“小会同”；天子诸侯亲自参加的，称“大会同”。所以《周礼注疏》上说：“大会同者，王与诸侯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或在畿内，或在畿外，亦告庙而行。”“小会同，谓诸侯遣臣来，王使卿大夫与之行会同之礼。”（《周礼注疏·卷二十五》。）

 

《左传·僖公七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

哀公十二年，子贡说：“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

《春秋传》曰“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有会同之礼时，常伴随举行盟约之仪。也就是《周礼》上秋官大司寇的职属：“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天子与诸侯订立盟约时，大司寇要亲自到场监察盟书记载，并把盟书交给天府收藏到天子的祖庙里。然后由大史、內史、司会以及六官都接受盟书的副本并保存起来。盟约的原因大概有二：

一是由于一方诸侯不服或不义，天子或盟主聚集其他诸侯宣布命令、设盟立誓，共同讨伐之。“会之以发禁者九：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司马法）

 

二是天子与诸侯间或诸侯相互间产生了矛盾，需要聚在一起设盟立誓，共同遵守。“约信曰誓，莅牲曰盟。”所以《左传·僖九年》中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时，有“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之说。

先秦时期的盟誓，有两个诸侯国之间的盟约，有缔约双方与调解人之间三方的的“参盟”，还有多方诸侯共同订盟的“会盟”。周代的盟约之礼其主持者叫“司盟”。《周礼·秋官·司盟》：“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换言之，当有盟会之时，司盟掌理订立盟约记载盟词的法式仪节，凡是邦国之间因不和谐或不信任而需要举行盟约之时，就负责记载盟词并司其礼仪，面向北方神明而昭告。订盟完毕后，还要将盟约抄录副本收藏。

春秋战国时期，会盟是极其频繁的。根据古文献资料，可知其盟誓之礼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筑台，用土筑高台，盟礼在台上举行；盟誓之礼要设“方明”，“北面诏明神”而盟，方明即前面所说的“明神”。就是说要设置一个象征四方之神的“方明”，这是会盟中的神祗：“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设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璧以象地祇之居体，东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体之”（ 《五礼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宾礼五》“会同”。）； 凿地为坑，挖一个方形的坑，准备为后面的歃血为盟时埋入牺牲和盟书之用；执牛耳，盟牲杂用六牲，大盟用大牲，小盟用小牲，但天子诸侯主要用牛。（根据孔疏引《五经异义》所云，“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鸡。”）“古结盟者必执牛耳，谓牛耳聋不听离间，而誓以订终始之约也”。杀牲后，牛血用于歃盟，割下的牲牛左耳，由盟主拿着；歃盟，这是其最重要的仪节。司盟高声宣读盟书，昭告神明（《左传·僖二十八年》说宛濮之盟曰：“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意思是如果违背了这个盟誓，就会受到惩罚。神灵与祖先，就要纠正并杀害他们。），盟主以牲血涂于口（或饮下），参盟者随后也依次以牲血涂口或引下，以示守信不渝；誓盟，订盟者在盟主的带领下，对神灵盟誓；载，盟书也叫丹书，以朱砂写成，一式数本。用其中一本连同剩下的牲血一起埋入提前挖好的方坑之中。订盟者各取盟书一份，带回存档，共同遵守。

     关于订盟诸国之间如何的行事原则或制度，在《左传·成三年》里有一段晋侯使者荀庚和卫侯使者孙良夫共同聘于鲁国的描述，或可得睹一二：

 “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在《左传》中，关于会盟的记载比较多，其地点也不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盟诸侯于王庭”、昭公十一年“盟于清丘之社”、昭公二十二年“盟于稷门之外”，等等。根据《左传》、《史记》的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曾两次在葵丘与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相会结盟；鲁僖公九年夏，僖公也曾会周天子的冢宰、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现河南民权县存有古葵丘会盟台遗址。

通过前文所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玄在《六艺论》中所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可谓中肯。研究周礼之于《春秋经》的记载，《左传》不可或缺，郑言甚健。

《公羊传·庄公十六年》说：“同盟者何？同欲也。”先秦之后、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而使然，盟誓之礼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人们在表明自己决心时的对天发誓、所谓“义结金兰”的歃血誓盟、各种帮派在缔结盟约时的仪式，均可谓是古盟誓之礼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