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毕自严
说起古代中国王朝的衰败，其实非常有研究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很有启发意义的脉络和逻辑。譬如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大一统王朝，汉、唐、明的灭亡，其实有着非常相同的轨迹——那就是边患处理不当，引发长期战争，长期战争导致政府匮乏的财政走向崩溃，而财政崩溃导致政府不得不加大税负，税负的加大使得民众苦不堪言，最终走向造反。
从中国传统历史的角度，乃是桓帝、灵帝无道，天下愤然，那么桓灵为什么无道呢？但具体怎么无道呢？传统历史讲述有限。其实对于士大夫来说，具体的无道乃是桓灵不仅公开出售爵位，而且还公开出售官职，这对原本支配政治人才资源的士人们来说，的确是不能容忍的恶行；对于农民来说，桓灵的糟糕就更加明确了，不仅仅是每亩土地新增了十文钱的税负（十文钱对当时农民负担很重，更别说层层加码了），而且税负也从过去的三十抽一，变成了十五抽一，种地对普遍租田的农民来说渐渐成为了无法负担的营生，抛荒逃生渐渐成风。其实并不是为了桓灵的私利，而是为了解决边患筹钱问题——长达百年的汉羌战争，从公元108年烧当羌做大、其首领滇零称帝开始，到皇埔嵩、董卓时代结束，战争范围从河西一直蔓延到长安城下，这场长期消耗战争掏空了东汉王朝的财政，使得东汉政府最后不得不靠卖官、加税来维持局面——卖官，从汉末到清末都非常盛行，乃是王朝面临空前财政危机时筹钱的有效却不道德的渠道。唐朝传到唐懿宗时代，财政就非常吃紧了。但在唐懿宗即位的时候，新的严重冲突又出现了——当时的南诏各部获得了统一，出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领袖世隆，此人公然称帝挑战唐朝政府，并进攻唐朝的西南领土如成都和安南等地。战争最高峰时期，唐政府调集了内陆九道兵马24万人赶赴战场与之鏖战，最终历经十年艰苦战争，才打垮了对手。十年的战争不仅仅严重削弱了唐朝的财政能力，而且还引发了驻扎在当地的内陆徐泗兵叛乱，这场叛乱席卷小半个中国，并严重打击了江淮漕运，对唐朝的财政造成了进一步的损伤。宋代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总结道唐代衰亡是本质上是由南诏战争引起，《新唐书》总结教训：“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众愈怒，共执二人诣仁厚，仁厚诘之曰：“何故反？”秀长曰：“自大中皇帝（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资治通鉴》中记录唐将高仁厚在消灭民变的过程中，与民变领袖韩秀升的对话，韩秀升认为自公元860年（南诏战争开始）以来，唐朝的天下对普通老百姓不再有公道可言，其背后实际上是十年南诏战争带来的财政崩溃与税负暴增明朝之亡，归根结底，在于满洲女真的统一引发的东北边患，以及由此加剧的明政府财政崩溃。公元17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不断进攻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为了抵挡女真的入侵，明朝政府开始征收辽饷，最初计划这只是一种短期税负，但随着战争的恶化和长期化，辽饷越来越多，征税周期越来越长。最终民不聊生，难以为继，引发了体系性的大崩溃。明初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二十二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三百八十万 两。辽东战起，自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开始，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一千七百二十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四百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四百八十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三百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四百万两。因而辽饷一项，已经弄得全国民不聊生。 是故，明末管理财政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称：“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诚如是也！汉、唐、明三个大一统王朝的灭亡，实际上都重复了相同的路线，边患处理不当，如烧当羌崛起、南诏统一和女真统一，引发长期的边境战争，战争导致了财政困难，财政困难迫使政府不得不对脆弱的小农经济体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最终使得民众生活难以为继，叠加天灾促成了内部崩溃。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离不开三个大一统王朝脆弱的财政体系，边患的长期化、复杂化是其财政体系难以承受的。与之相反，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已经开始借用西方金融体系为自己的战争筹措经费，最终不仅打败了太平军，而且消灭了遍及云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西域的回变，这算是部分跳出了古代王朝的历史周期律。
所以，外敌、边患历来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不仅仅局限于国与国的对抗，更关乎国家的财政安全和政治安全，需要以长期的视野通盘考虑——构建能够在危难时刻有效运作的财政金融系统同样非常重要。明末，辽东督师熊廷弼视察军队，该片生动反应了当时的困境，辽东地方的长期糜烂，摧毁了明政府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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