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宋,中国废弃正坐,但正坐的副产品跪礼却保留下来,用于下级(或晚辈)向上级(或长辈)谢恩或谢罪,不过这是隆重的礼仪,一般场合很少使用。元朝时,丞相耶律楚材对草原民族的单膝跪非常反感,劝说周围的蒙古贵族行双膝跪礼。蒙古人原本尊卑观念比较淡薄,耶律楚材决定用跪礼来修正这一点。窝阔台登基时,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蒙古各部向大汗窝阔台行双膝跪拜大礼。从此,跪拜在蒙古国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国原本最庄重的谢礼变成见面礼,越跪越多,见到级别高一点的人就要下跪。对此,康有为有准确的总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从之。”明继承了蒙元的跪奏,只是用于最正式的场合,比如官员三年一次的觐见、殿试等。
清代以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礼,取代了明朝的五拜三叩之礼,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为了避免因为下跪太久而导致膝盖受伤,聪明的清臣发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见,跪久则膝痛,膝间必以厚棉裹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顺,则官运亨通,安享富贵。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向他讨教为官的秘诀,曹振镛告诉他:“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另外,下跪了,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不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民见官更要下跪,而且是自称“小民”。这样的跪拜强化、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扭曲了人的灵魂……
习惯了下跪,没有自我意识,当然不会发声,皇帝们不了解社会现实,所以才“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并发出“何不食肉糜”的惊人之问。跪拜,从彼此表示尊敬的礼仪,慢慢发展成为自示卑贱、宣扬愚忠愚孝的工具,同时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君臣、君民、臣民人格的不平等。直到辛亥革命,这种礼节才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废止。就此意义而言,我们是世界上“跪”的时间最长的民族。
中国的历史有许多奴颜婢膝、低三下四的跪拜者,但也不缺坚贞不屈、刚直不阿的大丈夫。孟子当面责备梁惠王:“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还有曾扣着李世民诏书不发、“耻君不及尧舜”的魏征,在朱棣面前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扔到地上的方孝孺……这些人有傲骨无媚态,在强权面前不低头不弯腰不下跪,是民族永远的脊梁!正是他们的存在,让中华文明之火历久不息。
西方人跪不跪呢?也跪。最为人称道的“下跪”来自于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勃兰特向遇难者献了花圈,之后将花圈整理好,后退几步后,毫无征兆的弯下了双膝,跪在石阶上。“华沙之跪”说明德意志民族正视历史、承认错误、真心忏悔,是高贵的下跪。另外,欧美男子向心仪的女子求爱时,单膝跪地,手捧鲜花的方式,已为我们学习接受。
人人膝下有黄金!活在一个没有强权的社会,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食其力、不须下跪的人,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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