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杭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共流过北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台儿庄、徐州、清江、淮安、扬州、镇江、苏州、宣城、湖州、杭州18个市区。 全长1794千米，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 倍，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运河。 其全程可分为七段：(1)通惠河；(2)北运河；(3)南运河；(4)鲁运河；(5)中运河；(6)里运河；(7)江南运河。 京杭大 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目前,京杭运河的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已经改变，河道、沿河风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 春秋战国时期，鉴于水道交通受到相对封闭的自然水系的制约，人们开始设法开凿运河，沟通本来不太联贯的水道，使舟楫得以直接往还。自此以后，历代皇朝都开挖运河，发展水运，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的规模都不大，且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水运的系统，因此人们将这个阶段的运河称为早期运河。 最初开凿运河的是楚国。秦在统一过程中改造了一些河道，并确定了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西汉时期开凿了从洛阳到长安的漕渠以解决政府的漕运。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开凿了多条人工河道，在分裂时代促进了地区间的联系。 其中著名的有楚国的芍陂，吴国的邗沟和魏国的鸿沟系统。  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是我国航运事业的转折点。中国长期的分裂局面直到隋统一才结束，隋文帝时代开通了从首都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修浚。隋炀帝即位后又相继开凿通济渠、永济渠，重开邗沟和江南运河，初步形成了以洛阳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辐射，全长2700公里的南北运河。南北运河是世界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水利工程，创造了人类运河史上的奇迹。 但开凿运河真正获得好处的是后来唐宋两朝，因为隋朝已将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构筑起来。唐代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运河，唐代的主要工程是对隋代遗留下来的运河加以疏浚、整理、补缀、扩充。唐代因隋之旧，其政治中心在长安和洛阳，而经济重心却在江淮地区，因此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是唐朝的一条大动脉，影响到唐皇朝的兴衰。唐代的漕运是我国漕运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北宋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与运输，通过先后整治开凿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水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及京畿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政权亦大力疏浚江南河道供其所需。 金元两朝的首都是北京，因经济、政治与军事诸方面的需要，更进一步开通河北、山东段运河水道以通江准地区。尤其是元代开凿通惠河、会通河、济州河等水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使前代呈多枝型分布的运河至此转变为单线型运河，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域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河堤保护、河道开凿、利用各种闸堰以调控运河水量等关键的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同时完善了各级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可行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通畅，极大地发挥了运河在漕运等各方面的功能。 明清两代建都北京，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对运河某些河段进行整治改道，并建立管理机构以保证运河通畅，大运河进入全盛时期。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为了实现南粮北运，明王朝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着重对运河某些重要运段进行了多次整治改造，并围绕运河建立了一套机构管理制度，至此，沟通南北地区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始贯通定型。 明代，京杭运河通称漕河，在长达三千多里的运道中，有的是利用天然河泊，有的则为人工开凿。运道既不相同，各段名称亦各相异。大体而言，从通州至天津一段利用潮白河道，又称白漕；从天津至临清利用卫河，又称卫漕；临清至济宁以南，是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有闸漕之称；徐州至淮安为原泗水运道，后为黄河所夺，故有河漕之称；从淮安至扬州，多为湖泊运道，故称湖漕；而长江以南运道通称浙漕。 清后期，因黄河决溢频繁，运河出现严重的淤塞。咸丰年间黄河北徙，漕粮改行海运，大运河全线断航。 开凿大运河，最初是为了军事目的。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为了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开凿了一条南接长江、北入淮水的运河——邗沟，邗沟南起扬州，北到淮水，全长约150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条有确切纪年的大型运河，也是大运河最早开发的一段。吴国的水师沿着这条运河北上，先后打败了齐国和鲁国，成就了短暂的霸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相继在吴百尺渎和吴故水道的基础上开通了从镇江到苏州直至杭州的河道，奠定了江南运河的基础。 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在北方和袁绍争霸，在堰北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后来这条渠道经过疏浚、改造，称为白沟，它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漕运渠道。两晋南北朝到隋之前，运河很少进行大的改造修建。隋唐之后，大运河的功能更多的体现在经济方面，比如漕运、盐运、民间航运、水利灌溉等。 大运河的开发和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航道的同时，以消除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南北方农田排灌溉工程在各地大量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获得大幅度扩展，各类的水利田以及运河地区的官府屯田和营田制度等，都有显著的增加。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更直接促成了南北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加快了南北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也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自古以来，历朝君王常到其统治地区巡游，至今扬州地区还有着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而修建南北大运河的传说。但隋炀帝修筑运河的真正目的应当是为了巩固其政权，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历史记载炀帝曾三次到江都。隋炀帝巡行时乘坐华丽的龙舟，随行大小船只四千多艘，挽船民夫近九万人，声势浩大。 清康熙、乾隆二帝多次沿运河南下江南。康熙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现状与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且多数情况下是微服私访。乾隆也曾六下江南，他乘船顺大运河南下，巡游了济宁、扬州、无锡、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许多风光秀丽的城市。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富庶地区的财物(主要是粮食)经水路（有时辅以陆运）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支付军饷以及民食调剂等，谓之漕运。 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攻匈奴时，自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运粮；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江、珠水系，亦为漕运军粮。楚汉相争时和西汉定都长安后,漕运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隋唐时，由于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漕运路线由原来的自东向西，改为主要自东南向西北,从长江流域运输粮食至长安。 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又着力整治运河，故运输能力大增，很快便超过隋唐，其年漕运量为中国漕运史之最。 南宋漕运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中心，以长江及江南河为运输主干，以官运为主，商运辅之。 元初漕运利用隋唐运河旧道进行，唯无法沟通全线，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险阻，折损颇多，故修治大运河，于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置仓，并造漕船3000只以资转运。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全线修通，于是停海运，漕粮专以河运。 清代前期是运河漕运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清代后期,由于商品贸易的发展,轮船及铁路交通逐渐兴起，漕运已非必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 漕运在我国历史上形成过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元代海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中书省，具体办事机构是其“左司”下辖“粮房六科”中的“海运科”，主要由分处南北的两大组织系统承办。内河漕政的管理机构亦数经变更，江淮都漕司负责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苏六合)段，京畿都漕运司接收前司漕粮，负责中滦(今河南封丘南)至大都粮运。 许多朝代都设专管漕运的官员，如唐朝设置了转运使，宋朝设置了发运使，元朝设了都漕司二使。 明初曾设漕运使，后又建立粮长制度，负责漕粮的征收和解运。永乐二年以漕运总兵官取代漕运使。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 清代设漕运总督总管漕运，下有各省粮道分管各地漕政，押运有管粮通判及粮道，趱运有沿河镇漕将领及镇江道，另有巡河御史等官员沿河稽察。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掌鲁、豫、苏、皖、浙、赣、湘、鄂八省漕运。 伴随着运河的开凿和通航，桥梁、船舶、码头、货栈、船闸、塔楼等构筑与设施纷纷出现在运河线上。这个关系密切的物质文化群为运河航运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运河文化的内涵。这些运河构筑不仅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鲜活的物证，也构成了运河带上一道壮美的风景线。 大运河犹如一条彩带，连结着南北文化艺术，使沿河两岸诗文、绘画、雕塑、书法、音乐和舞蹈等都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异彩缤纷的局面。运河开凿后的交通之便，加速了文化交流。运河区域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与大运河有关的诗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隋代诗歌受南朝浮艳文风的影响较深。开凿大运河的决策者、指挥者隋炀帝杨广在政治上虽然残酷暴虐，文风上却醉心南朝，“三幸江都”，“好为吴语”，写下了许多温情娇艳的诗作，如“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之类，充斥着浓郁的宫廷脂粉气味。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诗人崔颢和韦建还直接描写过大运河上的人事风情。崔颢，汴州(今河南开封一带)人，其《维扬送友还苏州》一诗云:“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韦建，曾任河南令。其《泊舟盱眙》一诗云：“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828)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司勋员外郎等官职。杜牧的诗，风格清新，语言生动，引人人胜。如上面的七绝《江南春》。而《遣怀》中“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下市民的生活气息。 京杭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在地理上把华北、中原与江淮、江南等几大文化重心区域联为一体，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人才荟萃、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也吸纳古今中外之文化精华，融会中国南北各地的风情民俗、饮食服饰、节目娱乐、婚丧礼仪等，形成独特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使南北运河区域的广大城乡居民，有着若干共同的节日习俗。运河由此变成了一条沟通南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纽带。 大运河还把中国内陆与海外的世界各国联系了起来，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高丽、日本、波斯商人在宁波、杭州登陆后，沿大运河抵扬州、洛阳和长安；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与使团也沿着运河前往北京。 [ 本帖最后由 hebe5871 于 2010-10-18 19:50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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