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鞅，相信每个熟读历史的人，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在那个战国乱世，从门客士子到秦国商君，他勇于变法，施行新政将一个西部边陲的弱小国家，治理成一个具有王霸之气的强大帝国。
商鞅
可那段历史并不如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么简单，在商鞅的身上依然存在着许多的谜团，为什么他能给羸弱的大秦注入新的活力，让大秦重新唤发生机？他所著的《商君书》又为何能成为历朝历代封建帝王的必读之书？他的治国理念，他的悲剧人生，对后世的历史学者又有着怎样的吸引力？那么商鞅的魔力到底在哪里？这正是我们所要了解和探寻的，但故事的开头还是要从那一场变法说起。
1.从没落门客到大秦左庶长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礼崩乐坏，国与国之间的吞并战争，接连不断，大国吞小国，小国吞更小国，国家实力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生存法则。而出身于卫国贵族的商鞅，自小便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于是年少的商鞅便早早来到魏国丞相公叔痤的身边，一边学习刑统之学，一边侍奉公叔痤，以求得到一个施展才学，入仕拜相的机会。可一直到老公叔去世，怀有大才的商鞅也从未受到过魏国朝堂上下的重用。
恰逢秦穆公崩逝，新任秦君秦孝公嬴渠梁力图革新变法，便在六国广发求贤令，对魏国心灰意冷的商鞅就来到了弱小的秦国，辅佐秦孝公施行变法，不仅将自己的法家理念注入到秦国的上上下下，也将秦国的历史推到了一个新的纪元。
秦孝公和商鞅
可要说商鞅为什么能够在贫弱的秦国迅速打开局面，并迅速找准病因，就要从商鞅对那个时代的正确认识说起。
在商鞅的认识里，战略观和大局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在商鞅眼里，天下就如纵横的棋盘，一个个国家就如同一颗颗棋子，星罗密布于棋盘之上，而对照现实的战国版图，除了战国七雄这七个较为庞大的国家各自称雄一方，在这几个国家的夹缝之中，还有中山、卫国等几个小国在艰难求生。
在这样的天下大棋局之中，每颗棋子所面对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吃掉别人，另一个就是自保，不让自己被他人吃掉。正所谓，一个国家若不能自保，就会被强大的国家所吞并，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自保，也仍要面对着更强大国家的威胁。所以，自保与吞并，不断循环，成为了战国时代的政治发展内涵，而这也是各学派执政理念争论的关键。
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一直到战国时期的争论不休，各流派在面对“自保与吞并”时都提出了各自的执政思想，从儒家的“复周礼，施仁政”，到墨家的“兼爱非攻”，再到道家的“无为而治”，这几大主流学派的观点，其核心就是一个“让”，即也就是要求对峙的双方，各自让步，从而达到一种平衡发展的状态。
但对于商鞅来说，深谙存亡之道的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和弱肉强食的道理，所以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不断壮大自己，不拘泥于自保，才能真正在血腥的战国时代中生存下去，而这也是商鞅所信奉的强力政治的现实内涵。
2.雷霆手段助力大秦变法革新
有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公元前356年，面对着内政凋敝，外有强敌，甚至连温饱都不能自给的秦国，在商鞅的谋划之下，开始了秦国的第一次变法，而这次变法的主要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鼓励告奸；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官吏、百姓学法、明法；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特权和垄断权；统一度量衡。
在经过几年的变法改革后，秦国的国力得到了初步改善，逐渐摆脱了较为贫困的局面。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此时，秦孝公起了迁都的念头，于是命令商鞅征调士卒，营造新都，将国都从栎阳迁至咸阳。公元前352年，迁都完成后，在商鞅的策划下，秦国开始了第二次的改革，这次的改革主要以废除井田制，重新划定土地，承认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交易；普遍推行郡县制，整编国家行政划分，郡县官员由国君任免等措施为主。
在两次的变法之下，不仅“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而且逐渐确立了以农战兴国为纲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简单点来说，商鞅就是要求秦国百姓做好两件事就行，一件是努力耕种，多垦荒，多收粮食，做的好的还会给予一定的爵位奖励，另一件事便是实行普遍兵役和军功制，在全民皆兵的情况下，要求秦军将士奋勇作战，并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
对于军功制度，在《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
在这种近乎血腥暴力的奖励之下，秦人的战斗力被放大到了最大，也成就了秦军虎狼之师的名声。
当我们看商鞅的变法内容，不得不说商鞅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独特且有想法的，就如商鞅在《商君书》中所写的一样“圣人不法古，法古则后于世”，由于每一历史时期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所以要寻找到现实社会的出路就不能法古，就要学会创新变法，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做到革故鼎新，去掉守旧思想，做真正的时代弄潮儿。
3.揭开商鞅变法的真实面目
商鞅之所以能够采用这么前卫的国策，无疑是与他的两个观点密切相关。
一方面商鞅认为，民众都是具有功利心的，人性好利，百姓对名利的追逐，有增无减，“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这就造成儒家提出的一系列“克己复礼”的措施，在百姓狂热的利益需求面前，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而商鞅也正是摸准了人性的弱点，在以农养战，以战养战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爵位、物质奖励，激发人们追逐利益的热情，从而为自己富国强军战略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基础。
而另一方面，商鞅变法的成功，也离不开其所具有的法治思维，也就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不仅于此，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要从严、从重，所谓“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在这样的法治思维下，可以说商鞅将法放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谓“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徇私，除此以外，商鞅还将自己所细化、具体的律令思想，融入到法治之中。
所以在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下，如行政管理、税务征收、赏罚制度、居住制度、官员考核管理制度、礼乐管理、军队管理以及政治制度等，这些涉及政治、经济的法律条文，都被细化成为“壹赏、壹刑、壹教”的统一体。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商鞅所施行的法治，对于那个社会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他完完全全打破了那个时代的“有人之处即有人情，有人情之处即有人治”的人治理念，一切的行为准则都由相关的法律约束，避免了因人治以权谋私和冤假错案的产生。而也只有通过这样强力的法治思维，真正做到执法必严，依法治国，才能将他制定的农战国家战略和各种细化的条文律令，坚定的执行下去。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严刑峻法所带来的消极一面，民弱国强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变法之中，从强本抑末，到“有道之国，在于弱民”，从对商业贸易的打压，到实行主体思想，加强民众对于国家的依附感。我们就会发现商鞅变法处处透露着专制国家主义的色彩，不止于此，历朝历代所推崇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后世君主对普通民众的剥削之源，可以说都与商鞅的政治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如商鞅所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家必须时刻保持征战状态，这样才不会被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等“六虱”所侵害，从而才能更好地以农战为纲，可以兴国，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执政理念一直推行下去。
按照商鞅的执政理念，百姓只有保持贫穷，才能有不断向上，渴望富贵的心，可在富有后，人性之惰性就会暴露出来，这时国家也必然会受到六虱的影响，所以商鞅认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想办法将百姓所获得的财富拿走，让他们再次陷入贫穷的境地，如此以来，百姓就只有不断的为生计而奔命，没有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可以说商鞅的弱民之道，不仅加强了对秦国民众的专制统治，增强了秦国的实力，也为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的专制手段开了先河。
被妖魔化的商鞅
直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失去了政治靠山的商鞅，被人诬告，最终被车裂而死。
当我们以一种公允的态度来看商鞅变法，这种以耕战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使得商鞅所推崇的以法为核心的执政理念，犹如一张巨大的法网，将秦国的方方面面牢牢笼罩住，并深深地渗透进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除此以外，这种以法律强制手段为主的规则制度，逐渐代替了周礼成为了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并奠定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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