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本质上来说，典故与隐喻应属于同一类型，即它们都是一种“替代的表达法”，都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所不同的是，隐喻是从现实（自然与社会）之中去寻找与所表之情相契合的客体来暗示、象征，而典故则是从书本故实之中去寻找与所表之情契合的“客体”来暗示、象征。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隐喻性意象的来源是共时的、横向的、空间性的，而典故的来源则是纵向的、继时性的。当然，也由于这个来源上的区别，典故与隐喻毕竟也有着一些重要的相异点：第一，由于典故取自书本，因此，在形象的鲜活 性、生动性、呈现性方面，它不及隐喻性意象，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它毕竟已“落于第二义”；
隐喻性意象画面
第二，也由于它来自书本，因此要透彻地了解典故所表达的情感、意义，就非去了解典故本身不可，这样，在阅读上、欣赏上，就会形成一定的障碍：因为你须先了解典故，然后才能很好地了解诗的情感、艺术，而这对于主要运用审美直觉的阅读欣赏而言，无疑就会干扰对诗的情感、形象、意象诸审美要素的把握；尤其是，如果读者由于学识、经验的限制，不理解所用典故的意义（相当一些读者都是如此），还会直接阻碍对诗的欣赏。而这种阅读的障碍，在面对隐喻性意象时就要小得多，因为隐喻性意象有着自身的情绪色彩，有着自身特定的表现性，而感悟这些，只需凭稍加训练的艺术直觉，并不需要多少学识。
隐喻性意象画面
例如，读者在读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时，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时，大都会凭直觉领悟到“雨中黄叶树”是衬托衰老，表现老境的凄凉；“月光”、“霜”是渲染凄凉的思乡之情。当然，有时也会有一点障碍，但这种障碍毋宁说是一种愉快的悬念；其次，意象本身的鲜活性、生动性也使这种阅读本身成为一种愉快的过程。譬如对李商隐《无题》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很多读者恐怕一时难以弄清“东风”一句是暗示诗人因相思而憔悴无力的情状，但即使这样，这句诗的美、它的形象的生动性、鲜活性，以及大致的情绪趋向，一般读者都是有所感悟的。
诗人相思情绪的意象
第三，也是典故最后不如隐喻意象的一点，即典故虽然在其根本性上，与隐喻意象十分相似，但由于典故来源的复杂：有的来源于历史事件，有的来源于神话，有的来源于过去的生动的生活，而有的则来源于枯燥的文牍、典章等等，因此，典故在其情绪蕴含方面、在其形象性方面，互相之间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这一点在咱们以后的分析中即可见出。上面我们述说了典故与意象之间的区别，亦即说明了典故不如意象的三个方面，那么，典故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必要性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就抓住了典故的关键，同时也就弄清了典故的功用。典故与意象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一个从书本故实之中去寻找与情契合之物，一个则从广阔的自然和现实生活之中去寻找契合之物。
审美意象
这两种来源不同的“代码”，虽然有相似之处，也可以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往往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弄清这一关键的互补问题，让我们先进行这样一个假设，即，如果诗歌创作不满足于直抒直叙，而要追求一种形象的、含蓄的、暗示的表达法，那么，仅仅依赖于意象是不是就足够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诗歌所要反映的生活是无比广阔，表达的情感、情绪、感受、观念是无比复杂，要在意象世界中寻找到如此多的意象恰好称合地加以表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典故的运用就是必然的了明胡震亨有一段话就此说得非常好，他说：“诗，自摹景述情外，则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诗正体。然景物有限，格调易穷，一律千篇，只供厌吐。”
诗歌创作的情景意象
这段话的意思是，诗除了借景抒情和直接抒情外，还有一种表情方法，即用事。它虽然不是诗最好的表情法，但是景物有限，格调易穷，因此，在没有景物可以驱遣的情况下，就只好用事了。这一段话，极好地说明了典故对意象的补充作用，说明了用典的必然性和存在的价值。典故的这样一种特殊作用，我们可以在无数的诗作中找到参证。让我们先来看刘禹锡的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诗人借景抒情的意象
这是刘禹锡被贬官二十三年，后又被召回洛阳与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亦有对未来满怀信心的豪情。首尾两联是直接抒情，中间两联一是用典、一是隐喻，也是全诗的精妙之处。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此诗颔联的用典具有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吗？我们先来看此联的出句，它表达的情感是这样的：我常常怀念起我那些遭到政治打击的朋友，但他们死的死，贬的贬，我纵在心里千呼万唤，也永难将他们唤回；另外在这句诗里还包含着对迫害他们的保守派的愤恨之情，可以说这句诗是悲愤交加。就是这样一种复杂沉痛的情感，如果我们又不满足于直抒直叙（直抒直叙虽然清楚，但形象性、抒情的含蓄与力度显然不够），而运用意象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很好地传达其情感，并达到原句的效果呢？
情景意象
我们尽可以设想出很多现成的诗句或新的诗句，但可以很肯定地说，直接抒情和意象法在这儿是有些无能为力的，因为没有什么意象恰好具有如此的内涵。在直抒不行、意象不能的情况下，诗人找到了一个“闻笛赋”的典故。此典故是这样的：向秀与嵇康、吕安是好朋友，但二人因得罪了司马氏集团，“以事见法”了。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傍晚，向秀经过嵇康的旧庐，恰又听见其邻人吹起了清幽的笛子，这更勾起了向秀对好友的无比怀念之情，于是命笔，写出了无比沉痛、凄凉的《闻笛赋》，又名《思旧赋》。刘禹锡此句，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典故，极有力，亦很形象地传达出了他对于朋友无比沉痛的怀念之情。
冬天的傍晚
就像意象的契合性一样，此典故与所要表达的情感亦具有高度的契合关系：同样是怀念死去了的朋友，朋友们同样是遭到了政治迫害，同样是无比怀念却又无从述说，亦无由相见。正是这样高度的契合性，“闻笛赋”这一典故才能作为一个“替代”，来表达刘禹锡本人的类似的情感，而且表达得如此沉痛有力如此形象。我们试想一下，在意象世界里，我们可以找到具有如此高的契合性的意象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来源于自然界和一般现实生活的意象不可能具有如此特殊的内涵。此联的对句“到乡翻似烂柯人”也是运用得非常巧妙的一个典故。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情感：谪居二十多年回到家乡，故人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年少的人也不认识我，一切都有恍若隔世之感。
情感意象
这样一种带着辛酸感慨的恍若隔世的感觉，也几乎是不可能寻找到意象来作替代表达的，但一个“烂柯人”的典故，却非常有力、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这种感觉。（“烂柯”的典故是这样的，一个叫王质的人人山砍柴，见到二老下棋，便在一旁观战，一局看完发现自己的斧头把都已经腐烂了。回到家，家乡的人都不认识他，和他同时的人都已死去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首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诗人抒情的美好时光
这是杜甫流落夔州时写的有名的《秋兴八首》的第二首，表现了他的思家念国之情，寄寓了他的身世潦落之感，其中的第一联、第三、第四联主要运用了意象手法，象“落日斜”、“悲笳”、“藤萝月”、“芦荻花”都是十分有表现力的意象。只有第二联是运用典故来抒情。为什么独独第二联要用典故来抒情呢？要回答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弄清杜甫当时的切身体验和感情：杜甫当时流落夔州，心情自然郁闷，在这种心情中，他听见了凄凉的猿啼，不觉流下泪来，此时，他自然联想起了《水经注》中记载的那些伤心的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他此时的心情和这民谣不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他用《水经注》中的这一典故，极好地传达了他此时的体验和感情。
落日斜
此联对句所用的“八月槎”的典故也是很符合他当时的体验和感受的：杜甫当时已流落夔州，但在此前，他本想随好友严武还朝，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不想严武在成都病逝，他还朝的希望也就化为泡影。在此种心情中，他在长江边自然联想起“八月槎”的典故（“八月槎”的典故是这样的，传说有一居于江边人，年年见有浮槎往来，于是他便乘着浮槎，一直到达天河），他想，他的还朝做官的理想不就像乘槎到天河一样虚幻吗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体验和感情不用这样的典故是很难有力且形象、含蓄地加以表达的。从这一首诗中，我们也能很清楚地见出，意象和典故是怎样在一首诗中相互补充，而形成一首诗情感表现和形象的支柱的。
诗人借景抒发情感
说到典故与意象的互补性，还有一点需要提及，这便是诗中很多带有政治抒情性和政治讽喻性的内容往往只有典故才能作替代性表达，因为，主要来源于自然的意象很少有与这种内容相契合的蕴涵，而典故由于本身大多来源于与政治相关的人和事，因此，表达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典故的擅长。例如，同是《秋兴八首》的第三首中，杜甫为了表达他虽然像历史上的忠臣一样敢于直谏，像历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世习儒业，但却怀才不遇，身世潦倒的愤懑之情，就用了匡衡抗疏、刘向传经的典故：“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两个典故是为了进行对比。）又如在他的《喜达行在三首》中，他为了赞美唐肃宗振兴唐王朝，有中兴气象，就用了“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这两个有关东汉光武帝刘秀恢复西汉典章制度的典故。这样的例子在唐诗中还有很多很多。
自然的意象
这种典故的运用，避免了非诗性的政治性的直接叙述和直接抒情，使诗更加含蓄委婉，也带来了相当的形象性。（当然，这种典故的形象性稍差一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典故对意象确实是具有补充性的。在典故的运用上，有显与隐两种方法所谓“显”，就是诗人对所用典故未加变化，或变化很小，使人一望而知是用典；所谓“隐”，就是所用典故被变化或加以浓缩，使人一望不觉是在用典，倒仿佛是在运用一个独创的意象。这两种方法，历来是“隐”的方法更受人推崇，例如胡震亨引杨仲弘语说：“用事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虽死事亦当活语”王伯良亦在《曲律·论用事》中说：“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盐味，方是好手。”为什么暗用典故比明用好呢？
自然的意象
我们从诗的形象化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或许能得出一些解释。前面我们说过，典故的特点是来源于书本，这使它在形象性上往往不及意象；另外，典故本身，往往包含着智性的因素，而智性的因素对诗的欣赏和诗情的把握往往形成一定的阻隔。因此，如果能通过对典故加以变化或浓缩，使人一望不觉是在用典，就能更加强诗的形象性，减弱典故智性因素的阻隔，使对诗的欣赏、对诗情的把握更为直接。例如下面李贺的《秋来》，可以说是暗用典故的典型例子：
《秋来》
这是李贺的一首极哀惋动人的诗，它写生不被人理解，死亦不会瞑目。其中意象纷繁、诡谲神奇，境界精警阴森。诗的最后两句是用典，但却用得不留痕迹，与诗的意象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秋坟”句是用鲍照诗《代蒿里行》、《代挽歌行》的典，鲍照的二诗是挽歌，那么有挽歌就必有坟，有坟就会有鬼，而鬼往往夜半唱歌。这一典故经过李贺这样一化用，就变得更有形象性，更有境界，也更能表现李贺那种悲戚之极、死也不会瞑目的愁苦之情。这样的用典，即使不知其典，亦能清楚地感受到表达的情感，因为他在相当程度上已将典故意象化了。“恨血”一句是用“苌弘碧血”一典。传说苌弘在晋（指先秦时的“晋”）的一次内讧中，冤屈而死，死后三年血化为碧玉。
伤感的景色
这一典故本身已很动人，经过李贺的变化与浓缩（如单取“碧”“血”二象，又加上“恨”、“千年”二词），这一典故就变得更具意象性，也更能表现李贺死不甘心的情感。这样的用典，就真像盐化入水中的比喻一样，它已几乎无痕迹地化入到全诗的意象、情感之中。又如李贺《致酒行》中的“我有迷魂归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一句也是用典。前句是化用楚词《招魂》之典，后句是用祖逖“闻鸡起舞”一典。李贺将原典加以变化（如将自己的迷惘之情比喻为难招之魂，又将难招之魂变为“迷魂”，将“闻鸡起舞”变为“雄鸡一唱天下白”），典故的形象性就大大增强了，也更能表现其追求中的迷惘及自励、振作之情。这样的活用典，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使典故意象化了。
迷惘的意象
当然，典故运用的优与劣与其使用的明与暗也没有绝对的、必然的联系。例如前面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刘禹锡的“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都是明用典，但也不失为是成功的用典。前面我们提到，意象能与情感或者抒情主人公形成一种映衬。典故既然与意象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与所抒之情及抒情主人公形成映衬当然也是其应有的功用不同的是，意象的映衬、烘托是横向的、空间性的，而典故由于本来源于历史，因此它的映衬、烘托是纵向的、时间性的。也就是说，它能将两个产生于不同时间的事件、情景、或者形象“拉近”，形成一种形象的映衬和烘托。例如下面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李商隐雕像
此诗后三联皆是用典，这些典表现了李商隐几种不同的感情，同时也与李商隐自己的形象形成一种映衬。例如颔联，贾谊遭贬垂涕和王粲避乱远行的形象与李商隐自己的失意形象之间形成了一种映衬，贾谊、王粲的悲苦失意更烘托渲染了李商隐的失意悲苦之情；颈联范蠡功成身退泛舟江湖的形象和李商隐自己渴望功成身退泛舟江湖的形象形成一种映衬，范蠡泛舟江湖的逍遥形象更强烈地表现了李商隐对这种生活的渴望之情。典故的这样一种纵向的、时间性的映衬、烘托功能，艾略特把它们叫做“时间性的同存结构”；流沙河先生把它形象地比喻为“同一片胶卷的两次曝光”。
泛舟
这些理论和比喻对我们认识典故的作用很有帮助，也能使我们更清楚地审视诗歌的基本诉诸方式。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诗歌的基本表达方式有三种，一是直接表达的方式，即直接抒情与叙述，一是共时的、空间性的意象代码方式，另一是继时性的典故代码方式。虽然在诸多方面，典故不如意象，但这一时间性的代码方式毕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如果绝对地说“古今胜语，皆由直寻”，或者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显然是不符合诗歌创作、尤其是古典诗歌创作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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