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著名法国哲学家、作家、剧作家、小说家、政治活动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及二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等盛誉，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说到萨特，绕不开的还是1964年，他拒受诺贝尔奖的事。在得知颁奖消息后，他起草了一份“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他拒绝的理由如下：
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你现在属于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个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的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1964年关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报道
萨特是唯一一位主动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既是宣示了自己的独特，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哲学主张。要真正理解萨特的独特之处，便要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谈起。
“世界荒诞，人生痛苦”
“世界荒诞，人生痛苦”是存在主义的重要前提。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荒谬意识”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并不鲜见。
例如作家卡夫卡致力于用荒诞的形式和“陌生化”的写作策略，展现了现代人异化、怪诞、压抑的生存状态，细腻地表现了“存在之荒谬”本身。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在承认人生荒谬的基础上，宣扬承担荒谬、穷尽荒谬，在荒谬中赋予自身意义。
而萨特的主张不同，他也把人生荒诞作为重要前提，他说：“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
萨特主张摆脱荒谬、冲破束缚、改变自身。后文我们将提到，萨特几乎从不止步于揭示、描绘荒谬本身。他在哲学著述中指出过“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各个侧面，但往往会提出积极应对荒谬的主张，这是萨特的可贵之处。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把“存在先于本质”看作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即“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之可能，人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中”。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萨特这样说：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一样物品，无论是桌子还是椅子（自在的存在，萨特语），一旦被造出来就已经确定了用途。而人之初，是一种“无”，人是还未造成的东西（自为的存在），所以人永远是他的可能性。人的本质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环境决定的，人要通过自己的创造，去获得自己的本质。
木心曾评价萨特的哲学是大众哲学，励志哲学。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便不然。“人注定是自由的”，这其实是最不自由的一个事实。我们可以逃避一切，但不能逃避自由，即使选择随波逐流，这也是自由的选择。当然，奴役与压迫因此而丧失合法性，但我们同时被判了“自由”的无期徒刑。
萨特不止于陈述这个悲观的事实，他说：
因为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自由的，不受外界客观的影响，当不满意的结果出现时，我们再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我们需要为我们的选择承担全部的责任，这样的压力大得惊人。
自由意味着主动的选择，所以要为一切结果承担责任。因为没有了强制，也就没有了托辞。所以要真正地活着，就要忍受自由创造带来的责任、烦恼和孤独。同时自由也意味着未知，一旦没有了约束，便也没有了指引与保护。人，就是这样被抛进了世界中，要为我们做的每件事负责。
《存在与虚无》的最后，萨特说“人是一个无用的激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完全悲观的。人正是这样被“无用”地抛进世界中，他才不是一种本质被确定的存在。木心那句名言：“人生好在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也是这个道理。
或者正如庄子《庖丁解牛》中“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句话所表现的：人因渺小而自由。正因为“人是一个无用的激情”，他才能处于一个可能性完全敞开的空间之中，向无限而在。
萨特与波伏娃
萨特与波伏娃成为终生伴侣，拒绝结婚，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以一种“去定义”的方式，实现开放式的亲密关系，使彼此的爱情也“向无限而在”。
“他人即地狱”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在他人的注视中确定了“我”的存在。他人通过注视来使我成为他的“对象”，我受到了他人的目光奴役，那么我也只好通过同样的办法注视对方，确立这个“主体我”。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在相互的不平等注视中不断生成，由此循环往复，社会就成了这样一个“主观性”的森林。
人和人的关系在根源上上就是冲突和斗争。于是萨特在《禁闭》中喊出了这句话“他人就是地狱”，他人不仅是我们存在的中介，也是永久的威胁。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海德格尔的“共在”，而是结构性的冲突。
当下，“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几乎尽人皆知，因为它揭示了人际关系的真相，时常引起我们的共鸣。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萨特不局限于揭示现实荒谬，他往往会在认识到悲剧真相后提出积极应对的主张。
关于《禁闭》，萨特说：“我们是活人，他们（剧中角色）是死人。不管我们处于何种地狱般的环境之中，我想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这是“萨特式”的应对方案。
木心：要我说，应该研究了存在主义，知道了“他人即地狱”然后，就像不知道存在主义，像之前那样存在下去。有人这样吗？有，萨特就是这样。他不靠存在主义生活，他要去演讲，让许许多多“他人”听，“地狱”越多越好。
萨特的确如此。他说，他人即地狱。他说，世界荒谬，人生痛苦。他承认“人是一个无用的激情”。但是他始终坚持去演讲，去介入，去斗争。他一生在精神领域不断劳作。
在这种行动与思想的“背反”之中，他始终追寻着自己想要追寻的。他在不断直面“恶心”、体验“恶心”、超越“恶心”的过程中打开了存在通往未来的无限可能。
今天，我们还需要存在主义吗？
木心认为“存在主义是实用的救济品”，是为解决战后泛起的虚无主义思潮。所以存在主义是有局限性的，他这样说：
不要忘记存在主义产生的年代：二次大战先后牵涉六十多个国家，世界人口五分之四卷入战火。战后幸存的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很有限，因此很苦恼，就是常说的“迷茫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什么是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上占何种地位？萨特的可贵，是拿存在主义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
萨特是悲观的，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仍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明天，在我死后，有些人可能又打算建立法西斯，而别的人可能变得很懦弱，随随便便，听任他们为所欲为。那样，法西斯主义又成为人类的真理了。
在今天，我们不再时常提起存在主义，不是因为它不适用了，只是它不再是什么真知灼见，而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我们面对的是21世纪的生存焦虑，大多数人仍然是“迷惘的一代”。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我们看到没有话语权的弱者被牺牲，看到高台上振臂高呼的“一”，遮蔽了台下的“无数”。我们废黜了理性、反宏大叙事、反对同一性、“去历史化”、“去中心化”。
与此同时，庞大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泛起，我们不断建构意义，再去解构它。不断相信，再不断怀疑，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人处于全无确定的散乱之中，陷于无可奈何的荒谬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存在主义“过时”了，人人腋下夹一本萨特著作的时代过去了。即使是从未接触过存在主义的人，也都有一套自己的存在哲学。存在主义已经深入了当下的生活当中，也成为了被解构的一部分。但是，在后现代“狂欢”的浪潮之后，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对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
因为我们处于这样的一种悖论之中：人的生成永远向可能性完全敞开，因而这种生成是不确定的。可是生成一旦没有了明确的意义指向，人便也失去了生存的实感。因此我们从存在主义不断走出，再不断返回。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永远探询着各自的精神出路。
最后，笔者引用法国才女作家萨冈的《给让-保罗·萨特的情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听说，您现在失去了双眼，不能写作了，而且肯定有时候非常痛苦。所以，也许您会高兴地知道，二十年来，我所到之处，日本、美国、挪威，外省或巴黎，都能听到人们谈论您，男女老少都怀着这封信里所倾吐的那种钦佩、信任和感激之情。
这个世纪疯狂，没人性，腐败。您却一直清醒，温柔，一尘不染。
愿上天保佑您。
在这个厌恶崇高、擅长解构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时常想念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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