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恕诚、王树森：论唐代和亲诗歌的诗史意义 | 论文

［摘 要］ 唐王朝与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所进行的和亲外交，是中古时期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由于和亲外交本身的复杂性，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突出体现在唐代有关和亲的诗歌创作中，这些诗歌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和亲公主命运的忧心与悯怀，也体现了对和亲政策本身的深入思考。尽管所持立场各有不同，所表明的态度也有所差异，但这些诗歌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不仅为后人全面深入认识唐代和亲这一举措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作为唐诗中一类重要的诗歌类型，具有高度的诗史意义。

［关键词］ 舅甥关系；认识分歧；人道关怀；民族融合

和亲， 作为古代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手段之一，始于西汉初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较多实行和亲的汉族中原王朝。唐与吐谷浑、吐 蕃、突骑施、契丹、奚、回鹘以及南诏等周边诸族均曾建立过和亲，特别是唐与吐蕃的两次和亲，意义尤为深远。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命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景龙四年（710），唐中宗又以金城公主入藏，不仅拉开了汉藏两族交流融合的大幕，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也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吐蕃实力雄厚，即便是唐与他族（如回鹘）酝酿或进行和亲实践，吐蕃都是无法罔顾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唐一代对于当时和亲外交的舆论关注十分密切， 尤其注意将其放在唐与吐蕃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加以评判。这种关注评判，不仅发生于事务性的朝堂论辩，诗歌中亦有鲜明体现。唐诗中有众多篇章涉及和亲，这些诗歌揭示了和蕃公主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遭际， 亦反映唐人对于构建和谐稳定民族关系的高度期待， 对于边疆经略政策的深入思考。作为一类重大主题，这部分诗歌具有高度的文学与历史文化意义， 值得纳入当时的民族关系背景特别是唐蕃关系背景下， 予以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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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城公主入藏与群臣饯别诗歌

作为第一位下嫁吐蕃的汉族公主， 也作为奠定汉藏兄弟情谊的第一人，文成公主一直广受拥戴，有关她的经历，特别是她不畏艰险，远赴青藏高原实践和亲使命的勇气与智慧， 以及她为推动民族进步与融合所做之贡献，至今仍被西北各族人民交口称颂。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民族和好的真诚拥护， 以及兄弟民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的历史事实。但文成公主入藏，毕竟是唐蕃始交阶段的一次试探性接触，其意义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诗坛同样未予密切关注。公元 649 年、650 年，唐太宗与松赞干布这两位亲手缔造并精心培育汉藏兄弟情谊的政治家先后辞世，唐蕃关系面临巨大考验。七世纪中叶，随着青藏高原的统一， 吐蕃成为该地区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积极推行对外扩张，唐与吐蕃纷争不断。几经周折，当彼此都已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不可罔顾，终于在唐中宗朝促成唐蕃再次和亲，深化了舅甥关系。金城公主入藏，是唐蕃在经历长期角力之后，均不堪其扰， 都有意愿重构和平关系而做出的明智抉择。在唐代的和蕃公主中，金城公主是血统较为高贵的一位。其生父是曾被武则天废黜的太子李贤之子嗣雍王守礼，与唐中宗有叔侄之伦，武后专权时期，守礼与中宗、睿宗一样遭到长期禁锢虐待，可谓同命相连。金城公主入蕃之前，中宗亲言其为“朕之少女”（《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 此后玄宗又一直与其兄妹相称，联系密切。选送金城公主和亲，显示出唐朝方面修复唐蕃关系的诚意。景龙四年春，唐中宗亲自为金城公主举行盛大送行仪式， 并下制文标举和亲乃“御宇长策，经邦茂范”，希望吐蕃“若允诚祈，更敦和好”，能以金城公主入藏为契机，积极回应，从而实现“边土宁晏，兵役休息”的愿景。在金城公主入藏的送行仪式上， 中宗曾命群臣赋诗饯别，现在保存在《全唐诗》中尚有十七首，作者多为当时的景龙文馆学士，从表面上看，这组送别诗与其他宫廷唱酬制作并无差异， 但是由于创作背景与对象的特殊性， 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当时朝野对于唐蕃再次和亲所表现出的各种复杂的心理。景龙四年群臣以《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 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为题的诗歌主要写了三层意思。一是写中宗对于金城公主的不舍之情与送别场面的催人泪下。如前所述，金城公主父祖两代均曾遭受武后虐待， 这样的共同遭遇显然会使中宗对其后辈关照有加。此番选用守礼之女下嫁吐蕃赞普，一方面既表示一种诚意，但也有不舍乃至愧疚。《旧唐书·吐蕃上》记当时送别场面云：“其月，帝幸始平县以送公主，设帐殿于百倾泊侧，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阑，命吐蕃使进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上悲泣嘘唏久之。”核诸《制》文所言“朕之少女，长自宫闱，言适远方，岂不锺念”之语，史乘所载，并非虚语。在十七首送别诗中，屡屡可见这种对于离别之情之景的渲染描画，如马怀素《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帝子今何去，重姻适异方。离情怆宸掖，别路绕关梁。望绝园中柳，悲缠陌上桑。空余怨黄鹄，东顾忆回翔。徐彦伯《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凤扆怜箫曲，鸾闺念掌珍。羌庭遥筑馆，庙策重和亲。星转银河夕，花移玉树春。圣心凄送远，留跸望征尘。刘宪《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歧。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旌旆羌风引，行车汉月随。那堪马上曲，时向管中吹。中宗送别金城公主和蕃， 于公是为了履行一项严肃的政治外交使命，然而，若考虑到中宗与金城公主的特殊渊源， 就应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作出必然伴随着并不轻松的情感挣扎。上引数首诗歌对送别场面以及两位当事者（唐中宗与金城公主）惜别不忍情景的刻画， 既反映了唐最高统治者在践行和亲政策时的矛盾， 同时也可以折射出全社会对于和亲公主个人遭际怜悯牵挂的普遍心态。由怜悯公主远嫁的悲伤， 十七首送别诗进而引发出第二层内容，即批判大臣尸位素餐。如崔湜《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怀戎前策备，降女旧因修。箫鼓辞家怨，旌旃出塞愁。尚孩中念切，方远御慈留。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诗歌首先承认和亲之策古已有之， 金城公主入蕃也是谋求唐蕃友好的必要手段。然而面对公主离别时凄然之景，以及中宗表现出的慈爱悲戚之情，诗人明显受到深深触动，“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在诗人看来，经略外夷，本来是臣子的职责所系。由于臣子御边乏术，致使本国土地和民众遭遇欺凌，无奈之下，只能由天子以下嫁帝女的方式来缓和局面，而这无论对于天子还是公主， 都要蒙受难以愈合的身心剧痛。不仅没有能够替天子分忧，反而还让天子陨泪，这无疑是为人臣子的一种耻辱，也是诗人自省自责的根源所在。当然， 送金城公主和蕃毕竟又是一场重大外交活动。多数诗人的态度仍是乐观的。十七首送别诗中， 占主导内容的还是对中宗的和亲政策与金城公主和蕃的积极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如武平一《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广化三边静，通烟四海安。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圣念飞玄藻，仙仪下白兰。日斜征盖没，归骑动鸣鸾。薛稷《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天道宁殊俗，慈仁乃戢兵。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月下琼娥去，星分宝婺行。关山马上曲，相送不胜情。崔日用 《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或作赵彦昭诗）：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受降追汉策，筑馆计戎和。俗化乌孙垒，春生积石河。六龙今出饯，双鹤愿为歌。苏颋《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帝女出天津，和戎转罽（jì）轮。川经断肠望，地与析支邻。奏曲风嘶马，衔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阎朝隐《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还将贵公主，嫁与耨（nòu）檀王。卤簿山河暗，琵琶道路长。回瞻父母国，日出在东方。韦元旦《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柔远安夷俗，和亲重汉年。军容旌节送，国命锦车传。琴曲悲千里，箫声恋九天。唯应西海月，来就掌珠圆。李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下嫁戎庭远，和亲汉礼优。笳声出虏塞，箫曲背秦楼。贵主悲黄鹤，征人怨紫骝。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上引八首诗也多角度写了中宗送别金城公主场面的哀伤以及对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钟念之情，但这些情感的表达都是为了反衬烘托中宗与金城公主的公而忘私、深明大义，以及和亲作用的积极评价。“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怀荒寄赤子，忍爱鞠苍生”。诗人认为中宗之所以要以金城公主和亲，是为了天下亿万生灵的福祉。而和亲的效果，从近处言，可以使“广化三边静，通烟四海安”的安定局面立刻实现，可以“偃兵革”“鞠苍生”，可以“柔远”“安人”，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则可以“宁殊俗”“安夷俗”，实 现“俗化乌孙垒，春生积石河”，使吐蕃成为真正意义上受唐影响沾溉的“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这些身居高位的诗人基于丰富政治阅历对于金城公主和蕃前景的估量，具有准确的政治预见，特别是判断唐朝文化对于提升吐蕃文明发展程度所可能产生的作用，无疑为后来的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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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盛唐诗人对于和亲的态度及成因

金城公主入藏之后， 唐蕃关系还是出现较大曲折。玄宗一朝，唐蕃双方在河陇青海及天山南北一线所展开的争夺有增无减， 唐西北边防所受吐蕃的压力有增无减，甚至影响到唐内政外交全局。对于吐蕃的倒行逆施，唐朝野上下普遍不满，这种不满首先体现在唐玄宗本人身上。玄宗即位之初， 本来对继承发展唐蕃友好抱有很高热情，开元初年，面对吐蕃提出的议界、会盟、休 战、赐书等各种要求，多能本着积极态度加以推动。然而吐蕃高层无视唐方特别是玄宗本人所释放的善意，屡屡寇境犯边。这明显有违唐蕃友好，也为玄宗本人所不允。在多封玄宗亲署的制书或致吐蕃高层的信件中，一再申斥吐蕃背弃甥舅恩义的行为，开元名相张九龄多次为唐玄宗起草 《敕吐蕃赞普书》，其中也屡有对吐蕃赞普的质问，事实证明，唐玄宗对于进一步维系唐蕃舅甥关系逐渐失去耐心。玄宗的失望产生重大影响，从开元中期始，唐大举用兵西北，开元二十九（741）年金城公主病逝后，玄宗断然否决唐蕃再次和亲的提议， 进一步调整军事部署，在漫长的西疆防线上全线出击，试图彻底解决吐蕃之患。最高统治者态度转变也带动全社会对于吐蕃的仇恨， 盛唐边塞诗就是这种时代心理的代表。与此同时，包括和亲在内的一切主张唐蕃和好的动议，不仅为决策层所不取，在诗歌中也被否定，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诗约作于安史之乱前， 主旨在于勉励刘司直此去安西当不辱使命， 努力保障唐与西域诸族的交通往来，结尾两句又告诫刘氏应当树立唐的大国威信，使外族不敢再以和亲要挟中原王朝。《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周珽语云：“唐时吐蕃强盛，每争安西，中国常与之和亲，以公主嫁吐蕃，大损国威，故此诗激励刘司直当别建远谟，俾夷人畏服，勿敢希蹈前图，致重国耻。”道出了此诗深意。与王维同时的孙逖，也有一首《送李补阙摄御史充河西节度判官》，诗云：昔年叨补衮，边地亦埋轮。官序惭先达，才名畏后人。西戎虽献款，上策耻和亲。早赴前军幕，长清域外尘。诗中的李补阙此前一直沉沦下僚， 此时要前往边疆寻求升迁机会。临别之际，孙逖向其亲授机宜，告知其吐蕃虽然已经向唐示和纳款，但天子（玄宗）并不以和亲为然。既然李补阙此去边疆谋求仕进，那就应认真领会天子意图，积极谋划安边之策，以抗击吐蕃的实绩为自己赢得上升空间。玄宗在位期间， 除了对唐蕃舅甥关系经历了由热心维护到冷漠对待直至粗暴践踏的转变， 随着战场上的接连胜利，在处理唐王朝与其他民族关系时，和亲政策也难以再成为其本应考虑的选项。开元十三年四月，突厥小杀在接见唐使袁振之时，曾当面向其表示与唐和亲的意愿①，但唐玄宗最终没有同意突厥的和亲之请。玄宗对于和亲的消极态度，甚至导致了此后安禄山在东北横生祸端，逼迫奚与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的严重事件，可见全社会均已陷入狂热，很难再能以一种理性务实的态度去处理民族关系与看待和亲政策。这种倾向也反映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上，如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拂云堆” 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黄河北岸，历来是北方草原民族进攻中原的重要基点， 其首领率军南下之时，即每每在拂云堆旁神祠祈神求胜。为了阻止突厥犯境，中宗景龙二年，唐将张仁愿乘突厥默啜西征突骑施之际，以月余之功筑三受降城，在此设置边防指挥机构，使之成为抵挡突厥的前沿阵地。王之涣登临于此， 联想到历史上中原王朝面对草原骑兵侵扰疲于奔命的往事， 而如今却能一劳永逸地大体实现边疆和平，抚今追昔，自然感慨万千。“汉家天子今神武”，面对汉家天子的神武，北方民族首领（单 于）毫无胜算，只能无奈退兵，中原王朝再不需要以和亲之策绥靖外族。诗人抒发了对于本朝拥有强大实力的自豪感， 而和亲则被认定为是国力不足之时一种屈辱妥协之举。盛唐时期人们之所以反对和亲， 不能一概斥之为轻狂， 因为联系到千百年来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恩怨纠葛，和亲确实包含着诸多无奈。首先，那些和亲使命的承担者——公主的自身悲惨遭际令人惋惜。自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开始使用和亲之策经略边疆起， 和亲公主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个人奉献与牺牲，就一直成为汉民族心灵深处难以解开的心结。金城公主入藏时中宗父女依依惜别的场面让躬逢其会的朝臣潸然泪下，已经让这些本应为天子分忧的朝臣们万分自责， 这种纠结也会经由口耳相传触动盛唐诗人们的心弦。所以李颀《古从军行》中云：“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借写乌孙公主之怨，抒发现实感慨；其《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中又云：“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烟尘哀怨生”，吟咏关怀的除了历史上的乌孙公主之外， 更将两位和亲吐蕃的本朝公主包括进来， 其现实针对意义更加显豁。常建《塞下曲》其三云：因嫁单于怨在边，蛾眉万古葬胡天。汉家此去三千里，青冢常无草木烟。昭君出塞历来都是文人墨客吟咏评论的对象。唐诗中以《王昭君》、《昭君怨》等为题的篇章依然多见， 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个体与国家关系上切入展开的，不能说没有现实的和亲外交影响，这首《塞下曲》也是歌咏昭君故事，其主旨即在批评决策层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个人命运的做法并不合理， 诗 中“怨”、“无”等字；“万古”、“三千”等词所传递出来的就是诗人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悲悯。盛唐诗人反对和亲， 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对和亲效用的怀疑。应当承认，中原王朝为了尽可能维护民族和睦关系，的确作出巨大牺牲与忍让，不厌其烦的公主和亲， 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姿态与诚意，但如此的忍让，却往往换来对方的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屈同仙《燕歌行》云：昭君远嫁已年多，戎狄无厌不复和。历史上的昭君远嫁，虽然备尝艰辛，但总算促成汉匈数十年的和平友好，不算无果而终。诗人此处所言，或是从更普遍的民族碰撞历史来审视和亲之用，或就当时唐与吐蕃等族的和亲外交发论， 诗人的结论是：和亲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戎狄”的贪欲，想要以和亲实现兄弟民族间的持久和平， 无异于与虎谋皮，一厢情愿。唐玄宗执政后期，之所以敢于以强硬态度处置民族关系，并不完全出于君主个人意志，在当时的舆论和社会环境中， 他的做法有着相当的支持度， 尽管这样的支持并不能真正指示出处理民族关系的向上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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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与回鹘和亲中的吐蕃因素及中晚唐诗歌对于和亲的思考

安史之乱以后， 由于吐蕃长期占据河湟大片土地，造成了唐西疆形势的持久动荡，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曾短暂攻陷长安，自此盘踞唐京西，与唐对峙近百年。一是由于双方基本政治信任缺失，二是吐蕃从 9 世纪初起陷入内政不稳、实力下降的困境，逐渐失去与唐讨价还价的资本。尽管在此期间吐蕃也曾向唐提出过和亲之请，在几次会盟中，舅甥商量协和的原则也一再被重申，但实质性的唐蕃和亲再未被实践。与唐蕃和亲中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唐与回鹘之间的和亲却在安史之乱后迎来了一个高潮， 自唐肃宗起，先后有七位帝女、宗室女及大臣女下嫁回鹘可汗，其中仅安史之乱期间就有四位之多，而唐朝宗室成员也曾娶回鹘公主为妻， 与一个独立民族政权在前后不满七十年间展开如此密集的和亲外交，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究其缘由，一则正如范文澜所言，回鹘自其第一代君主吐迷度起便“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此后回鹘也“始终遵守不同于任何漠北强国的态度来与唐建立关系”， 回鹘需要利用与唐保持和好关系来促进自身发展。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在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形势中， 唐为维护自身利益，必须要与回鹘、南诏修好，以达到孤立吐蕃的目的，因而唐与回鹘和亲，其意义已经逾出双边范畴，而将会重塑本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如果说宁国公主、 崇徽公主和亲是为了借回鹘兵平定安史之乱，那么德宗以后由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前后相继所进行的这一轮和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由回鹘本身所制造的边疆危机， 更重要的则是有力地牵制住吐蕃东向进攻的势头， 从而使唐能够抽出更多精力来解决国内问题，对唐而言是有利的。耐人寻味的是， 尽管唐与回鹘持续近九十年的和亲总体利大于弊， 但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却仍旧引来广泛质疑。人们的质疑，首先同样来自对公主个体命运的怜悯。安史之乱以后和亲北蕃的崇徽公主，在行至晋北雁门关附近的阴地关时， 曾于路旁石崖上留下手迹。很多年后，晚唐诗人李山甫与雍陶游至其地，目睹公主手迹，心绪难平，遂作诗伤悼，

雍诗云：汉家公主昔和蕃，石上今余手迹存。风雨几年侵不灭，分明纤指印苔痕。——《阴地关见入蕃公主石上手迹》

李诗云：一拓纤痕更不收，翠微苍藓几经秋。谁陈帝子和蕃策，我是男儿为国羞。寒雨洗来香已尽，澹烟笼著痕长留。可怜汾水知人意，旁与吞声未忍休。 

——《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

和亲公主是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类十分特殊的群体，她们辞亲远嫁，身赴绝域，所承受的身心悲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很自然会引起同情。中晚唐时期下嫁回鹘的和亲公主， 她们的遭遇同样让当时的诗人们感触很深。如唐肃宗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宁国公主下嫁回鹘英武可汗，《资治通鉴》卷 220“乾元元年（758）七月丁亥”条记载公主诀别肃宗时情景云：“公主辞诀：'国家事重，死且无恨。’”和亲公主们为了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精神上确实十分可贵。但是她们毕竟又是有血有肉、天地钟爱的精灵，面对荒恶的前程、身后的故国，她们不可能不痛彻心髓、不可能不吞声陨泪。此处的崇徽公主竟然到了要以血书石以明心迹的程度，不难想见其彼时之痛楚。石上留痕，背后饱含着其个人的怨愤与抗争。纵然是风雨侵磨、苍苔覆盖，公主本人也早已香消玉殒，但纤纤指痕长留石间，留下的是崇徽公主本人的悲惨遭际，更展示和番公主这一群体的共同命运。不仅如此，由于中晚唐时期唐与回鹘的关系时常会出现动荡， 所以下嫁回鹘的唐朝公主有时甚至会出现播迁之苦， 譬如宁国公主入蕃后不久便遭到夫国遣归， 杜甫即曾作诗哀婉。太和公主长庆元年下嫁回鹘，行前王建、杨巨源等多位诗人均曾作诗致意，二十多年后，公主历经磨难被唐将石雄迎回故国，又引发了诗人们的感叹，晚唐有很多诗人吟咏公主还宫，如李敬方有一首《太和公主还宫》，最后四联云：宫髻怜新样，庭柯想旧围。生还侍儿少，熟识内家稀。凤去楼扃夜，鸾孤匣掩辉。应怜禁园柳，相见倍依依。诗歌写太和公主返回皇宫，面对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自己当年的记忆，既有可供追寻的痕迹，更多却已变换了模样、消隐了声息，只有禁园的柳树还是与离开之时所见的相似， 一句 “相见倍依依”，将太和公主物是人非的怅惘之感描画得动人心弦。这样的刻画在唐代和亲诗中还有很多，有些虽然是虚写， 但都把握住了和番公主们最深层的情感与心迹。正是出于对宁国公主命运的同情， 杜甫才会逐渐对和亲表示怀疑， 须知当盛唐诗人普遍对和亲不以为然时， 杜甫仍然能够不为一时一地的纷争所局限，基于更加长远的历史眼光，对和亲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理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当唐王朝面临空前危机，他积极盼望吐蕃迅速出手相救，声讨一切破坏舅甥关系的行为。与此同时，他对于回鹘向唐提出的和亲请求，虽然心有不甘，但仍说：“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留花门》），态度是比较通达的。然而正是这位杜甫，面对播迁的宁国公主，却也发出“和亲事却非”（《即事》），“和亲知计拙”（《警急》）的议论，足见公主的命运在诗人内心引起了何等波澜。太和公主还宫所引发的诗人的感慨， 特别是对和亲的批判， 与杜甫有着很大的相似， 这表明中晚唐和亲的政策层面考量与社会舆论的承受力出现了较大分歧。必须承认，社会舆论对于和亲的抵制，除了单纯的人道关怀考虑外，还在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于对朝无猛将，御边乏术的担忧与不满。社会舆论本质上也许并非反对和亲，而是在反对当局不思进取，只知牺牲中原女子的个人幸福乃至生命来换取苟安。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即便是付出了这样的牺牲，同样不能保证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无论是主体尊严还是实际利益，均为得不偿失。所以中唐戎昱的《咏史》诗云：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是辅佐臣？诗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历史上的蕃汉和亲，首二句开宗明义，将和亲定性为“拙计”，认为社稷安危本应倚仗明君贤臣来谋划保障， 如今却要将其托付于妇人之身，然而“将玉貌”又真能换回“静胡尘”的局面吗？“岂能”一词，包含着诗人十分复杂的情感，既有对于和亲女子的不忍， 更有对于和亲政策的不满。着一“拟”字，暗含着对于制定和亲之策者一厢情愿的辛辣讽刺，最后两句以反问收束，充满着对于制定拙计的始作俑者——“辅佐臣”的痛切批判，认为这些人即使早已魂归泉下，依然难辞其咎。《咏史》虽然追咏史事，却是在以古讽今，对于本朝的蕃汉和亲发表看法。而这首诗中所持的看法在当时的确获得了很多支持，《云溪友议》 卷下 “和戎讽”条的两段记载，《唐才子传》卷 3“戎昱”条据此述云：宪宗时，边烽累急，大臣议和亲。上曰：“比闻一诗人姓名稍僻者为谁？”宰相以冷朝阳、包子虚，皆 非。帝举其诗，对曰：“戎昱也。”上曰：“尝记其《咏史》 云：'……’”因笑曰：“魏绛何其懦也！此人若在，可与武陵桃花源足称其清咏。”士林荣之。（按《云溪友议》 云：“大臣公卿遂息和亲之论也。”）关于这段记载，《唐才子传校笺》 校笺者于其后附笺语云：“按此所载君臣议论，未见于史，且元和时亦未见有和亲事须公卿大臣廷议者，似非事实者。”当属可信。但是若依陈寅恪“通性之真实”的观点，这段记载又决非子虚乌有，因为将主张反对和亲的《咏 史》诗与中唐时期最为振作，对内强势削藩，号称中兴的唐宪宗相联系， 本来就寄寓着全社会对于宪宗在对外事务上也能有积极作为的期待。同时的苏郁也有一首《咏和亲》，诗云：关外夜悬青冢镜，寒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与戎诗类似，苏郁也认为和亲徒劳，只能空让中原女子牺牲，葬身塞外，而于和平无补，特别是第四句言和番公主“生得胡雏虏更多”，会更进一步增加与中原王朝敌对的力量， 联系前朝以及本朝若干和番公主的所作所为， 所论不为无据。以咸安公主为例，她在贞元四年嫁于回鹘，诗人孙叔向还有《送咸安公主》 诗一首哀其远嫁， 德宗之所以兑现这次和亲，也是希望能藉由她来维持唐与回鹘的和平，并尽量减少回鹘对唐的掠夺。然而咸安公主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并未站在唐朝这边， 而是积极为夫国谋利。譬如她曾多次代表回鹘向唐讨要积欠马价，给唐带来很重的经济负担。所以白居易《新乐府·阴山道》诗云：“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虽未加贬词，但对已经成为回鹘可敦的咸安公主，其不满之意是明显的。在中晚唐诗人看来，这样的和亲效果无疑让人如鲠在喉，所以难免招致批判。正因为普遍对和亲怀有不满，当回鹘内乱，太和公主回归时，刘得仁说“庙谋宏远人难测，公主生还帝感深。”（《马上别单于刘评事》）李频说：“天骄发使犯边臣，汉将推功遂夺亲。”（《太和公主还宫》）将太和公主归来的功劳归于武宗君臣的措置得当。特别是许浑的《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一诗：毳幕承秋极断蓬，飘飖一剑黑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垒，贵主西还盛汉宫。定是庙谟倾种落，必知边庭畏骁雄。恩沾残类从归去，莫使华人杂犬戎。回鹘于九世纪上半叶逐渐衰落，武宗即位以后，回鹘的衰散进程加快， 太和公主也在唐朝将领周密策划下平安回国。在许浑等人看来，太和公主还宫虽然难免因世事沧桑而让人恻然， 但一位唐朝公主当初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 如今却又能有机会重新返回故国，可谓善终，更是唐王朝军事实力的象征，太和公主的还宫，证明只要当政者能够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就能有力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尊严，实现民族间的持久和平。当此之时，和亲自然无需再用。

历史总是复杂的，唐代的和亲政策广受质疑，却又不能说明和亲并无积极意义。仍以白居易诗中所批评的咸安公主为例，事实上自她出嫁之后，回鹘固因唐的忍让而得到了多方面利益。而唐通过与回鹘结好， 也有效维护了北疆安全， 吐蕃不敢再肆意而为， 为宪宗朝解决藩镇割据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可见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 有时牺牲是必要的。元和三年（808）咸安公主病逝，白居易又撰文祭悼，中云：“承渥泽于三朝，播方猷于九姓。远修好信，既申洽比之姻；殊俗保和，实赖肃雍之德。”（《祭咸安公主文》）对于咸安公主的历史贡献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唐宪宗是中晚唐一位较有作为和主张的君主，尽管也曾在如何处理与回鹘关系上有过犹豫，在位期间也没有再次实践与回鹘的和亲， 但终宪宗一朝， 唐与回鹘一直相安无事。这既是和亲带来的成果，也折射出唐方对于和亲的认可。设若没有唐宪宗的认可与准备， 后来的唐穆宗在即位之初便以太和公主再嫁回鹘，便难免显得突兀。晚唐诗人陈陶有两句诗：“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陇西行》）意思是说，通过公主和亲，周边民族积极学习处于先进地位的汉族文化，提升了本民族文明程度， 这就说明和亲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循着这样的评判标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以及历史上所有的和亲公主， 无论其个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 也无论她们在民族交流碰撞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他们都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受到后人的尊敬与怀念。

文章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编号：11BZW039）阶段性成果。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3年第8期全文转载。

文中注释已略去，原文刊载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

作者简介

1.余恕诚（1939—2014），男，安徽肥西人，曾是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2.王树森（1986—），王树森，安徽合肥人。2006年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9月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余恕诚教授、胡传志教授读研究生，先后获文学硕士（2009）、博士学位（2012）。2014年10月进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2015年4月被评聘为助理研究员，2018年1月，被评聘为副研究员。曾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本图文转自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