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六经天文编》卷下《六家分星异同之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天文分野：文学地理学的思想来源及意义
王洪军
内容提要 天文分野就是将周天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并与历史事件相联系，建立起可以识别地域（人君）吉凶祸福的一种学说。春秋以降，二十八宿、十二次与九州等分野，确立了星象与方国、地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到了汉代，分野学说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并且在礼乐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参与下，星宿、地域、音乐、文学之间建立起复杂的关系。随着文化的流变，天文分野渐次衍生出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形成文学意象；而其中的吉凶祸福观念，也构成了天命文学的主题之一。星土分野影响下的地理区域、地理空间的划分以及不同地理空间所形成的地域特色、风俗习惯、文学表现则成为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 星土分野；风俗习惯；文学地理学；叙事模式
天文分野是星占术发展的产物，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天地感应来窥知天意，即通过自然传达出来的信息，把握政治的脉搏以及历史未来发展的趋向。“分野”一词，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伶州鸠以为武王伐纣，岁星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分野”，亦可称为“分星”。《周礼·春官》保章氏之职“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分星”“分野”之说，由来已久。苏伯衡云：“分野之说，其传也远，而《周礼》、《春秋传》始详焉。……至汉《地理志》言分野，乃为始详密。”［1］有关分野记载，历史较悠久的是《左传·襄公九年》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由此可知，天文分星最早是和天地崇拜息息相关的。
星土分野理论建立的直接目的是服务现实政治，即将天官与人官、诸侯国以及山川之间建立起象物、象官、象事的特定联系，明确洞悉“天何言哉”，以此建构起复杂的天地人关系，呈现并不断渲染、强化政治命意。由于礼乐文化的参与以及民俗学的刻意渲染，分野理论建构的星土空间，促生了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也带来了文学想象空间的释放，这是天文分野学说产生的溢出效应。
一 天人合一与星土妖祥
关系的建立
《周礼·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就是将九州地域上的封土（封国）与天上的星宿建立起对应关系，古人称之为星土分野，其目的即是观“妖祥”。在天人感应以及天命观的驱动下，星辰的变化牵系着敏感的政治神经，识别和判断天象的变化即上天的言说，成为“传天数者”的重要责任。如果说上天已经指示了吉凶，而分野的直接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是何方、何地，甚至是何人之休咎。
鲁襄公九年（前564）春天，宋国火灾，晋侯问士弱“天道”，士弱回答：“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2］晋侯所谓的天道就是分野理论。士弱以为，尧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星，相土继承了这一传统，于是商人主大火星，火星也就成为商人的分星。
春秋时期，商人主大火星已经成为共识。鲁僖公十八年（前642），身在齐国的重耳贪享安逸，夫人齐姜进行劝诫，其事见于《国语·晋语四》：“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五年后，大致的内容出现在史官董因的口中。《国语·晋语四》载，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十二月，秦伯纳晋公子重耳。“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将齐姜和董因的相关言论与鲁昭公元年（前541）子产的论述相结合，能够清晰地看到商人主大火星之说形成的脉络。子产曾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3］
阏伯是商人的先祖，被迁徙到商丘，主祀辰星，所以辰星是商人的分野。“大辰者何？大火也。”［4］东方苍龙七星，其心宿有三星，中央最明亮的一颗就是大火星，即心宿二，故心星称为大火，亦称大辰。辰星，或者说火星、心星，是商的分野，与之对应的区域在商丘一带。《毛诗谱》曰：“商德之坏，武王伐纣，乃以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封纣兄微子启为宋公，代武庚为商后。”［5］宋国封地商丘，奉商汤之祀，宋的分野就是大火（大辰）。《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6］显然，大火星由房、心、尾三星组成。董因说的实沈之虚，就是大夏之虚，唐叔虞始封于夏虚，所以“启以夏政”，子燮徙居晋水，故又称晋侯，实沈也就成为晋人的分野。
商人的分野，典籍中出现很晚，但其文化渊源十分悠久，甲骨文就有祭祀火星的卜辞。有关周人分野的记载，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周景王二十三年，景王问律于伶州鸠，后者答曰：“昔武王代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国语·周语下》）岁星即木星，约十二年一周天。古人认为，其国兴起之年，岁星所在，即为其分野。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鹑火即周之分野。据《左传·襄公九年》可知，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食于心为大火，食于咮为鹑火。何谓鹑火？鹑火和十二次的分野方式息息相关。简言之，古人将黄道天区自西向东十二等分，以观测岁星的运行轨迹。这十二部分有专属称谓，依次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称为十二次。大火、鹑火分别是商、周分野，此系就十二次分野而言。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春天无冰，鲁国梓慎断言宋、郑将有饥荒，理由是“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这年岁星本应在星纪，却在玄枵，这就是岁星失次，故梓慎认为宋、郑要受灾。对此，郑国裨灶有不同理解：“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同一年的岁星失次，周王、楚子同时遭遇厄运？孔颖达解释道：“天之分野，鹑火周分，鹑尾楚分，岁星之冲，当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7］
鹑首、鹑火与鹑尾三次，所对应的恰是南方朱鸟七宿的东井、鬼、柳、七星、张、翼、轸等七颗星，朱鸟七星也就由鹑首、鹑火、鹑尾构成。《史记·天官书》载：柳为鸟注，即鸟喙；七星，颈；张为嗉；翼为羽翮。《春秋文耀钩》曰：“咮为鸟阳，七星为颈。”宋均注云：“阳犹首也。柳谓之咮。咮，鸟首也。七星为朱鸟颈也。”［8］柳、星、张、翼，西首而东尾，构成了朱鸟的形象。班固云：“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9］由此可知，鹑火由柳、星、张三星构成：咮（柳）为鸟首，星为鸟颈，张为鸟嗉。所以，柳、星、张为周的分野。翼、轸二星构成的鹑尾，也就是楚国的分野。所以，“周王、楚子恶之”。
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万历三年刻本《史记·天官书》书影
分野并不是一种科学划分，而是辨吉凶、观妖祥思想指引下的天命区域化，是政治地理的划分。春秋时代，这样的分野与灾异观念已经很成熟了，并且在学人中、在政治上广为流传。宋人易祓论曰：“星土，十二土也，本属十二州。成周袭乎夏殷，合而言之九州而已。诸侯之国，不能皆有分星，大率以州举之。故在诸侯，则谓之分星；在九州，则谓之星土九州。”［10］天上星座和地上区域对应关系的建立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天地对应的思想渊源却由来已久。司马迁家族，世守天官，于周为太史，于汉为史官，故能将“传天数者”追溯得很久远，司马迁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禆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11］史官主知天道是周代以来的共识。“传天数者”不绝，分野学说丰富并逐渐成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 星土分野与地理系统的动态整合
有两种星土分野方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即十二次分野和二十八星宿分野。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对黄道带的分割，两种分野方式是同源异形的，只是历史表现形式有所差异［12］。十二次分野所对应的十二国是：星纪为吴、越，玄枵为齐，娵訾为卫，降娄为鲁，大梁为赵，实沈为晋，鹑首为秦，鹑火为周，鹑尾为楚，寿星为郑，大火为宋，析木为燕。钱宝琮指出：“除鹑首、鹑尾、寿星、析木四次外，其八次之名俱见《左氏传》，确系春秋时代之天文家言，其名义及分野可得而详也。”［13］实际上，《国语》也出现了鹑尾、寿星的分野，如《晋语四》载：“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所以，在春秋时代十二次的分野已经基本成熟起来。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二十八宿分野是在大一统国家建立起来后逐渐完善的，并以其详细而完备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的分野方式。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以及几乎同时代的刘安组织士人编写的《淮南子·天文训》，还有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都有详细记载。只不过《天官书》是易祓认为的“星土九州”，而后两者是分星而已。
在讨论二十八宿分野前，必须先清楚九州。《尚书·禹贡》载，为了贡赋的需要，大禹将天下方域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一划分，为主掌天文者提供了完善分野学说的条件。
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14］
这是将地域与封国之间建立起联系，为判断星象变化所带来吉凶运势奠定了基础。《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了天上的分星——九野与九州的对应关系。“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15］这种分野说是按照八方加中央共九个方位，将二十八星宿也分成了九个区域，形成了天地的对应关系。《吕氏春秋》记载的地域与星辰的对应关系并不十分清晰，仅是天人同构思想或者理论的初形。《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封国，上应列宿之位。其余小国不中星辰者，以为附庸。”［16］王者所封的诸侯国，对应着星宿；小的诸侯国，只能作为大国的附庸而存在，占验时以所附之国的星宿为准，这是在为九州对应九国（周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也是分野说抵牾之处）做出解释，以弥补九州分野说的漏洞。
古人认为，一年三百六十日，天环一周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二十八宿被安排在周天固定位置上。二十八宿不是二十八颗星，而是二十八组星，而构成每一组星的数量不同，即大小不同，所以二十八宿，每宿所占的度数不同，四象度数也并非均分，故分星有多有寡。《史记·天官书》首先列出了二十八宿与十三州分野的对应情况：“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觹、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从九州发展到十二州、十三州，说明了分野理论是一个动态成熟的过程。《禹贡》九州有梁州，《天官书》无，却出现了益州、幽州、三河、江湖等州。三河是汉代设立的，《括地志》云：“汉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为益州、广汉。”［17］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幽州古已有之，多出来的江湖，邱靖嘉认为，为了解决二十八星宿对应十三星区的问题，从扬州析出江、湖，也就是把吴、越从传统的地理分区中区隔开来［18］。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史记·天官书》又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张守节注引《星经》云：“角、亢，郑之分野，兖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扬州；须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危、室、壁，卫之分野，并州；奎、娄，鲁之分野，徐州；胃、昴，赵之分野，冀州；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张，周之分野，三河；翼、轸，楚之分野，荆州也。”［19］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吴、越以及上文十二次分野之吴、越，在地理区域上并没有分开，故吴、越的分星相同。这些都支持了邱靖嘉的判断［20］。
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分野之外，还有北斗七星的分野，五大行星的分野，十天干十二地支以及十二月的分野等［21］。《晋书·天文志》载：“班固取《三统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详。又有费直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颇有先后。”［22］蔡邕的《月令章句》不见得合理，但却促进了分野理论空间的拓展。三国西晋时期学者皇甫谧所作《帝王世纪》，将律吕加入分野体系，使分野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人文化。吕传益认为：“早期分野都是地域大范围的勾勒，最初星空只与古国对应，州出现后加入了与州的对应，后来又从州国具体到更加细致的郡县。分野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朝着将天地对应的州、国和郡县与十二次和二十八宿融合起来，并给出入宿度数。”［23］分野越详细，与实际要说明的问题出入也越大。但是，随着谶纬之风兴起，并在政治上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星占术的功能和价值被无限制放大，分野说简单的休咎指向，已经广泛地深入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形成了以分野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
秦汉时代，尤其是汉代，分野学说越来越缜密，分野的类型、体系也越来越多。这些分野学说，只不过是天官或术士，期冀解读天意，且有挟天意或者自立学说危言耸听以自重的目的所创。但是，这种将天文与人事相杂以观察地理的学说，也促使人们了解地域分布的客观属性，尤其是五行理论的介入，使分野学说更具系统性。由于划分详细、流传广泛，分野学说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影响深广。当然，无论何种分野学说皆是臆造，但作为非科学想象的分野学说，却客观地实现了文化的拓展，尤其是在与民俗文化、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后，为文学地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礼乐与民俗文化浸润
着文学地理
天文分星与地域虽无客观联系，在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结合了阴阳五行理论所形成的天文分野说，却为汉人所深信。尤其是在谶纬流行以后，神道设教思想进入学术领域，天文分野说大行其道，在学术上引起了汉儒的高度重视。班固作《汉书·地理志》直接将天文分野之地域与文学进行类比，同时融入民俗成分，使《诗》学地理学的思想清晰地呈现出来。《地理志》将九州按区域划分为十三个部分，也就是十三州，介绍了每个地域的分野、界域、历史沿革以及风俗等，同时结合《诗经·国风》中区域诗歌特点加以说明，文学与地域、民俗的关系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清顺治十二年汲古阁补缉重镌《汉书》书影
1.秦豳同咏，故有夏声。秦人原本是生活在汧渭之间的游牧民族，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而被赐封岐、丰之地，始为诸侯，逐渐占据周人故地。《地理志》记载：“秦地，东井、舆鬼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又谓鹑首之次。《诗》《风》兼秦、豳两国。秦地风俗有两个特点：
一是具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的特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札观乐认为秦为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札可谓一语成谶，秦不仅能作夏声，而且“大之至”，最终统一六国。《诗含神雾》曰：“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白色秀身，律中南吕，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以扬。”此就汉代而言，系律吕分野理论观察的结果，也说明了故秦之地的音乐文化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情歌，秦人也表现得富于张力，“《蒹葭》、《秋水》，其思凉，犹秦西风之变乎”［24］，也是“声清以扬”的体现。
二是其民修习战备，尚气力，以射猎为先。《诗经》之《车辚》《驷驖》《小戎》《无衣》等，言车马田狩作战之事，颇有同忾之气。《春秋元命苞》云：“东井鬼星散为雍州，分为秦国。东距殽阪，西有汉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东井动深之萌，其气险也。”［25］秦国得气之深萌，故谓之险。《春秋说题辞》云：“秦金精坚，故秦俗亦坚”，二者含义是一致的。其气险，则个性坚刚，有舍生忘死之义，诗歌往往体现出刚烈之意。
班固论之曰：陕西、甘肃一带秦人所居之地，“迫近羌胡，民俗休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26］朱熹注《诗》也看到了这一点，论《无衣》三章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27］秦国诗歌呈现的民俗特点和地域文化特征，朱子总结得尤为精辟。崔述也说：“《无衣》，平日诗也，而志切于戈矛，意在于同仇。行阵也而衽席视之，锋镝也而寤寐依之，则临敌可知矣。其风俗之劲悍如是，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28］诚为确论。
2.三晋湛深之思与慷慨悲烈。公元前1033年，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古唐国，叔虞子燮徙居晋水边，改国号为晋。陶唐氏主叁星，叁星也就成为晋的分星。蔡邕《月令章句》曰：“自毕六度至井十度，谓之实沉之次，立夏、小满居之，晋之分野。”季札观乐，闻《唐风》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班固释之：“其民有先王遗教，君予深思，小人俭陋。”［29］《诗含神雾》则曰：“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之风，音中羽，其地硗确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外急而内仁，此唐尧之所处。”晋人有陶唐氏仁厚之风，羽音清澈，故曰思深。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成为诸侯。班固曰：“赵地，昴、毕之分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30］男人慷慨悲歌，蓄娼妓；诸侯后宫多妩媚的赵姬，赵国风俗可见一斑。《隋书》曰：“胃七度至毕十一度，为大梁，属冀州。”隋代的冀州所辖范围与汉代冀州刺史部两者大部分重叠。“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31］历史变迁，风俗习惯并没有大的改观。如果说有改变，汉代重学以来，至于隋唐，其民颇知礼仪。
燕、赵北部都处于与游牧民族活动范围的结合部，民族之间的生存摩擦历来不断，燕赵间的族群性格与风俗比较接近。韩愈《送董邵南序》就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如果说战国后宫中赵姬的曼舞是一种风俗，“慷慨悲歌”最容易使我们想起易水河畔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豪放和悲凉尽显燕赵人的品格。司马迁概括为：“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32］班固称其为“燕丹遗风”。［33］民有赴死之义，故能慷慨悲歌，尽显豪迈悲壮。
3.殷商故地的骄惰浮靡。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了郑国，占据了郑国大部分领土。陈、郑与韩国分星相同，角、亢、氐是也。“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34］此郑国风俗，也适用于韩国。季札所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既是对郑国诗歌的评价，也是对郑国国运的榷诂，可谓一语中的。不仅郑国，占有其地的韩国，也率先被秦国所灭。
周武王灭商，封微子启于“阏伯之墟”，为宋公。传七世而至戴公，宋大夫正考父校《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宋祀其先王。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聘鲁观乐，所观之颂当有《商颂》。“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这是一种内在性的评价，故班固说：“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35］鲁哀公八年（前487），宋景公吞并了曹国。故宋人风俗，在《商颂》的基础上，兼具《曹风》的特点。朱熹所云“骄惰浮靡之习”不仅郑卫如此，殷商故地所建立起来的姬姓诸侯国也沾染了轻浮淫靡的习气。班固说：“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季札观周乐，“为之歌《邶》《墉》《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
营室、东壁是卫地的分野。“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36］因为浪漫而多情，郑风、卫风被称为“郑卫之音”。基于“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的儒学认知，喜好“郑卫之音”的君王往往会被规谏。子夏曾经评价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礼记·乐记》）显然，齐人的音乐以及风俗亦在儒家士人批判之列。后世论乐以及风俗，皆以郑、卫为比。阮籍《乐论》曰：“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郑卫音乐的俗乐特点，由此引发的人格精神以及文学风格变化，是学者们探讨地域文学的有力支撑。
4.“齐一变至于鲁”：齐鲁不同俗。齐地之分星为虚、危；鲁地之分星为奎、娄，是北方玄武七星的后四星。班固曰：“《诗》《风》齐国是也，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嶩之间兮。’又曰：'竢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37］季札所言是齐国称霸诸侯的预言，其风俗已经有大国的气魄。太史公也有类似的观点，“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38］班固认为，《齐风》于此形成了具有大国气度的舒缓之体，即“舒缓阔达而足智”［39］。“齐气”便成为后人评价齐人文风的标准。曹丕《典论·论文》以为：“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李善注曰：“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40］此说为刘勰所称颂，齐气便成为齐地文学的特征之一。
相比于齐国，鲁国可以称道的就是践行周礼，宣扬圣人教化。孔子倡导的践行周公之道，成为洙泗之间的风俗。到了汉代，每论向学之风，往往比之齐鲁诸儒。《春秋说题辞》曰：“齐俗冠带，以礼相提。”［41］这是齐鲁同风的体现。《春秋元命苞》云：“虚、危之精，流为青州，分为齐国。”武王伐殷，封师尚父于齐，都营丘。何以称为“齐”？《史记·封禅书》解释说：“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与“天齐”，实际上有与周平等的内涵。而质之以《太康地记》“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事之始，故以青为名焉”［42］，知青州之名深受阴阳五行的影响。然而《齐风》多为爱情之诗，为礼义之士所鄙薄。《诗经》没有鲁风，而有《鲁颂》。鲁国人处处以礼仪自居，站在德治的高点上，生活在故祖的余荫下，沾沾自矜，而无文化上的超越。建宁二年（169），鲁相史晨立《孔子庙碑》曰：“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宇。”［43］奎娄不仅仅是鲁国的代指，与德政与礼乐已经建立其内在的联系。
5.荆楚、吴越的绮丽钟灵。周夷王时，中央政权开始衰弱，诸侯始大，到了楚庄王时，确立了春秋霸主的地位。进入战国时代，楚国也趁机进行领土扩张。在楚威王时，楚国的领土已扩张至巴、蜀，又灭越国。楚怀王派兵攻占原吴越统治的地区，并设立江东郡。据王国维考证，秦灭楚后，在楚地设置了八个郡，分别是南郡、九江、泗水、东海、长沙、薛郡、黔中、陈郡。所以，《汉书·地理志》载：“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44］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45］
吴王阖闾之子夫差为王二十三年，一度强大的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勾践灭吴后，北渡黄河，在徐州与齐、晋诸侯会合，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赏赐祭肉给勾践，称他为“伯”。勾践离开徐州，渡过淮河南下，把淮河流域送给楚国，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给了鲁国。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楚国乘越内乱的时候，发兵攻陷了越国，设江东郡。所以，班固说：“其失巧而少信。……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46］《地理志》又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47］这是文学地理的典型描述。
四 星土分野的文学价值
作为星占术的天文分野，是巫觋观测星空变化的直接体现。班大为认为：“证据已经指明，星占学的宇宙结构学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演化发展过程，可追溯到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夏商周三代。”［48］顾炎武认为，三代以上人人懂得天文。此话固然有些绝对，但是，三代以来天文知识得到普遍传播还是被公认的。天文分野作为星占的手段，即便人们不相信巫术而祛除其神秘成分，分野作为天文地理知识已经在民间流行。班固《地理志》将天文分野和地域文化以及诗歌特点进行综合论述，强化了天文分野的民俗文化以及文化意义。作为流传久远而又被普遍接受的天文分野，也介入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对于丰富文学内容，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衍生出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从天文分野理论发展来看，到了汉代，已经形成了天文、地域、物宜相结合的礼乐文化体系性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周易》“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系辞下》）精神旨趣，最终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通德”“类情”的诗意表达，即天、地、鸟文（地宜）三维叙事模式，演化成为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
在商周之际，已经有了岁星纪时方式，甲骨卜辞出现了“贞，隹火。五月”（《甲骨文合集》6822）等祭祀大火星的记载。《尚书·尧典》的四仲星，成为确定农时的季节性星象标志。《国语·周语下》“武王代殷，岁在鹑火”，《晋语四》“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左传·昭公八年》楚灭陈，“岁在鹑火”，等等，都是与分野有关的历史叙事。而这种叙事方式是将天象与历史事件糅合在一起。《左传·昭公十年》经云：“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如此简单的天文事件描述，在传天数者——郑国裨灶眼中具有深刻的内涵。他对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逄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裨灶的论述蕴涵三重逻辑：第一，其时岁星在颛顼之虚，颛顼之墟为玄枵，即十二星次之玄枵。与玄枵相对应的二十八宿是北方玄武的女、虚、危三星。玄枵是齐的分星，青州为之星土。姜氏、任氏居住其地，岁星所在，故姜氏、任氏无咎。第二，婺女即北方玄武的第三星女宿（又称须女、织女），意谓出嫁之女。妖星犯婺女，婺女是齐之婺女——邑姜，姜太公女、晋唐叔虞之母。齐有岁星佑护，故齐之婺女得其咎，即邑姜子孙受其祸，晋君必死。第三，殷商诸侯逢公居齐，将死之时，也出现了妖星犯婺女的天象，但是，当时岁星没有在齐，故逢公自当其祸，在戊子日卒。果然，秋七月“戊子，晋平公卒”。这是非常精彩的天文分野理论的实践分析。简单的天文叙事，用天文分野理论阐释，增加了叙事的张力及其内容的丰富性，体现了天文分野介入叙事所呈现的文学价值。班固《西都赋》“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东井是秦地分星，西都即为秦之故地。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十二星次分野，鹑首为秦地分野。分野的介入，不仅增加了叙事的趣味性，而且丰富了文学表达的内涵。
维柯认为：“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又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从这种粗糙的玄学，就像从一个躯干派生出肢体一样，从一肢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49］最初天文分野学说的建立，是占验性质的，荒诞的，虽然粗糙，但是派生出了浓厚的有意味的话语模式，丰富了文学文本的生成方式。
2.生成了特殊的文学意象。战国降及秦汉，天文分野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分野方式，尤其是星土分野的观念和《诗经·国风》所体现的地域风格相互结合，班固的地理界说、民俗分析与诗歌特色的综合考察以及理论概括，使天文分野逐渐凝固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文学中广泛使用的意象。
《春秋文曜钩》载：“楚立唐氏，以为史官，苍云如蜺，围轸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轸而蹲，楚惊。”［50］楚人为何大惊失色呢？在《春秋元命苞》里可以找到答案。“轸星散为荆州，分为楚国。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也。”也就是说，轸星是楚国的分星，是楚国的代名词，故庾信《哀江南赋》曰：“赤鸟则三朝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娴熟运用分野知识进行诗歌创作，最为典型的是唐代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南昌在故豫章地，春秋属吴地，战国属楚，汉代隶属于豫章郡，《汉书·地理志》入于吴地。因为战国为楚所吞并，王勃直接道明南昌的分星是翼、轸，而牛、斗是吴地的分野，吴、楚相邻，故曰“龙光射牛斗之墟”。分星作为被士人接受的知识体系，作为意象，在诗文中不断出现。虞世南《赋得吴都》诗曰：“画野通淮泗，星躔应斗牛。”上文已知，斗、牛是吴地分野。褚亮《赋得蜀都》诗曰：“列宿光舆井，分芒跨梁岷。”战国时期秦并巴蜀以为郡县，所以属于秦地，东井、舆鬼为之分野。“箕尾分星野，轩辕肇帝墟。燕山蟠王气，瀛海带宸居。”［51］这是孟思咏北京的诗句。北京其地，周代隶属于燕国。燕国的分野是箕尾星，瀛海一代又是故辰国属地，故有以上诗句。流传极为久远的天文分野说，廓去了芜杂的占卜成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不仅作为文学意象被诗人、文学家津津乐道，也成为学者进行地志研究的地理坐标。
3.承载天命思想的文学主题。由于蕴涵人事吉凶祸福的预测，天文分野知识的文学运用，自然会使文学作品流露出天命思想的成分。秦始皇帝常说“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巡以厌之。范增说项羽曰，刘邦气呈龙虎，有五彩，认为是“天子气”。二者所谓“天子气”都是指刘邦气运而言。《河图握矩记》云：“刘受纪，昌光出轸，五星聚井。”刘邦为沛县之丰邑人。战国时，沛县原属于宋国，后入楚国。楚国的分野为翼轸，所以沛县的分野即为轸，分野在这里起到了指示性的作用，同时也蕴含着天命所归的神秘思想。《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班氏直言不讳地解释说：“（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52］其又在《西都赋》歌之曰：“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乃父班彪《王命论》尤为
我们知道，周天子封微子启于商丘，建立了宋国。在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拜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驻商丘。赵匡胤建国，国号即为宋。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将已经更名为宋州的商丘，命为“应天府”，以此纪念乃祖，顺应天命，开创宋朝基业。所以，张方平《论并废汴河札子》云：“太祖皇帝始造有宋，盖自宋受命而有天下，故为建国之称，表于万世。真宗皇帝深惟祖宗功德，乃升为应天府，遂号南京。”［53］欧阳修《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曰：“南京圣宋所以受命建号，而大火主于商丘，国家乘火德而王者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人胡宿《正阳门赋》，曰：“有宋受命，惟皇建国。获九金之神鼎，应五精之火德……于是即房心之广野，据神明之华域，得天帝布政之廷。”［54］在某种程度上说，分野学说在宋代颇为流行。宋人诗文中，将宋代应火星之分野而建立大宋，明白无误地讲述出来，分野作为天命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4.彰显了文学地理学的初型。随着星占理论的广泛流传以及普遍接受，《左传》记载的单一的星土分野，已经不能满足儒生术士理论推演的需要，故分野理论的边界不断扩大，出现了泛化的现象。天干、地支，四时、月份、节气以及律吕知识被吸纳到天文分野体系之中，形成了颇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理论界说。如《诗含神雾》载：
夫齐之地，处孟春之位，海岱之间，土地污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宫角。陈地，处季春之位，土地平夷，无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宫征。曹地，处季夏之位，土地劲急，音中征，其声清以激。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而扬。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之风，音中羽，其地硗确而收，其民俭而好畜，此唐尧之所处。魏地，处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55］
这是以律吕进行分野的一种尝试，即用音乐的特性标示地域民俗的不同。应劭《风俗通义序》云：“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56］此说得风俗之正解。秦与齐两个诸侯国，不仅是东西方的两个大国，风俗也迥异，表现出的文学特色截然不同。秦人的慷慨豪迈，齐人的舒缓大度，这是天文分野极力扩张并进行界定的理论根据。反过来说，天文分野也促成了地域文学的发展认知，起到了补益的作用。
宋人程公说曾经总结说：“大伯逊国，去之荆蛮……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与中国通，盖古扬州地也。《禹贡》：'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厥土惟涂泥，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周礼·职方》：'东南曰扬州’，在天文星纪之次，斗牛之分，辰居丑宫曰磨蝎。其境襟三江带五湖，阻大海达长淮。……杜佑曰'扬州人性轻’，扬地非形势，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57］虽然是在总结地理沿革、民俗风物，然而其所透露出的文学地理的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文学地理的新视点。
5.成为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逻辑起点。星空是大地的倒影，星土分野从表面上看，是以星占为手段来预知人事，但其实质却是将人事附会于星空。因此，分野学说同文学的联系，实质上是地缘和文学的联系。汉代人已经注意到地缘对于人文风俗以及文学的影响。如班固所云，郑国“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这样的民人性格率真质朴，保留着原始的浪漫多情，所以它的诗歌被道学家贬斥诋毁。刘勰对此也进行了个案分析：“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58］地理环境对于文学的影响问题就成为文学理论一个重要的命题。宋人林駉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张燕公谪岳州，而诗益凄惋，人以为江山之助。杜工部自夔州后，所著篇什，皆不待斧斤而自合。柳子厚南迁后，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东坡称叹不能自已。”［59］林氏洞见了不同地域对于个体文学风格形成的影响，可以说在刘勰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地理环境，或者说地理生态，对于群体个性、人文精神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是个体文学语言、想象空间、文学特色形成的必要基础。所以，我们认为星土分野影响下的地理区域、地理空间的划分以及不同地理空间所造成的整体性格、风俗习惯、文学修养、文学表现则是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一个可以参考的逻辑起点。
分野学说是中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传统思想的具体表现，目的是建立起以天文为核心的理论模式、话语模式。在继承先秦分野思想的基础上，分野的模式以及理论体系到了汉代基本成熟与完善起来，且在“神道设教”天人之学泛滥的汉代政治、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分野学说的理论深化促使人们去探寻地域文化及其政治影响，其中不免涉及人文风俗与地理风貌的关系，而地理系统进入文学叙事空间，不仅仅生成了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稳定的文学意象，也承载着浓厚政治旨向的主题；天文地理向文学挥洒情思，文学因此拓展了表现话语、叙事空间，形成了带有地理学特点的理论，这是分野学说的文学贡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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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伯衡：《分野论》，见《明文在》，薛熙编，第21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941—1942页，第2023页，第199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2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2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6］［42］邢昺：《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609页，第261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8］［16］［24］［25］［41］赵在翰：《七纬》，钟肇鹏、萧文郁点校，第453页，第394页，第250页，第413页，第631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9］［26］［29］［30］［33］［34］［35］［36］［37］［39］［44］［45］［46］［47］［52］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651页，第2998—2999页，第1649页，第1655页，第1657页，第1652页，第1664页，第1665页，第1659页，第1661页，第1665页，第1666页，第1668页，第1668页，第1301—130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易祓：《周官总义》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92册，第4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1］［17］［19］［32］［38］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第1343页，第1330页，第1346页，第3265页，第151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冯时认为，十二次分野，“实际只是二十八宿恒星分野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占星家刻意追求的一种理想形式”。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3］钱宝琮：《论二十八宿之来历》，《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第337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4］［1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梁运华整理，第278页，第276—277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18］［20］邱靖嘉：《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第123页，第113—114页，中华书局2020年版。
［21］参见王洪军《星土分野说的理论建构与礼乐文化的融合》，《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22］房玄龄等：《晋书·天文志上》卷十一，第307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23］吕传益：《中国古代占星术中的分野》，《长江文史论丛》2017年。
［27］朱熹：《诗集传》卷六，王华宝整理，第91页，凤凰出版集团2007年版。
［28］崔述：《读风偶识》，《崔东壁遗书》，第5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1］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地理志中》卷二十五中，第859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40］《文选》卷五十二，李善注，第72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43］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六，第302页，中华书局2019年版。
［48］班大为：《中国早期分野星占学的特征》，见《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奉先译，第3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9］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5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66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1］《宸垣识略》，吴长元辑，第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3］《全宋文》第19册，曾枣庄、刘琳主编，第165页，巴蜀书社1990年版。
［54］《全宋文》第11册，曾枣庄、刘琳主编，第104页。
［55］孙㲄：《古微书》卷二十三，第430—431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56］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序”，第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7］程公说:《春秋分记》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54册，第324页。
［5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第6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9］林駧：《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942册，第9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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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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