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
一、引言：中晚唐诗歌中的“追忆玄宗”现象
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恢弘富丽、繁荣昌明的时期，但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国运每况愈下，再难重返昔日的全盛图景。因而，对盛世的缅怀和梦回则成为中晚唐诗歌中的一大主题。
论及“盛唐记忆”闸门的首开者，可溯至杜甫。至德二载（757）春，杜甫于曲江池畔抚今追昔，写下字字泣血的《哀江头》，字里行间已不复天宝十二载（753）所作《丽人行》中对杨氏兄妹骄纵荒淫的讥讽和批判，而充满了对盛唐富庶繁华、安宁太平的怀念和眷恋。杜甫之后，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参与“盛唐记忆”的历史书写，代表诗人如：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元稹、张祜、杜牧、李商隐、薛能、温庭筠、吴融等，相较于杜甫，他们将更多的“特写镜头”聚焦于玄宗——这位盛世王朝的缔造者和倾覆者。中晚唐诗歌中“追忆玄宗”现象非常普遍，除却人们耳熟能详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上阳白发人》《古行宫》《津阳门诗》等经典篇什，同类型诗歌蔚为大观。其中，明确提及玄宗的诗篇，有：
张继《华清宫》、韦应物《燕李录事》《逢杨开府》《酬郑户曹骊山感怀》《骊山行》《温泉行》、皇甫冉《华清宫》、顾况《宿昭应》、窦庠《陪留守韩仆射巡内至上阳宫感兴二首》（其一）、卢纶《华清宫二首》（其一）、李益《过马嵬二首》（其二）、王建《古行宫》《华清宫感旧》《过绮岫宫》《赠阎少保》《老人歌》《温泉宫行》《行宫词》《旧宫人》、李约《过华清宫》、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张籍《华清宫》、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连昌宫词》《胡旋女》《法曲》《灯影》、白居易《长恨歌》《胡旋女》《法曲》《上阳白发人》《江南遇天宝乐叟》《梨园弟子》、薛存诚《东都父老望幸》、李涉《题温泉》、鲍溶《温泉宫》、舒元舆《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读唐历天宝已来追怆故事》、章孝标《故行宫》、张祜《集灵台二首》《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热戏乐》《大酺乐二首》（其一）《南宫叹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雨霖铃》《华清宫四首》（其一）、杜牧《经古行宫》《华清宫三十韵》《洛阳》《过华清宫绝句三首》、许浑《骊山》、李商隐《马嵬二首》《过华清内厩门》《龙池》《曲江》《华清宫》《骊山有感》《碧城三首》（其三）、赵嘏《冷日过骊山》、项斯《旧宫人》、郑畋《马嵬坡》、薛能《过骊山》《马嵬》、郑嵎《津阳门诗》、贾岛《马嵬》、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四十韵》《弹筝人》、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罗邺《骊山》《上阳宫》《驾蜀回》、罗隐《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其一）、唐彦谦《骊山道中》、崔涂《过绣岭宫》、吴融《华清宫四首》《上阳宫辞》、韦庄《立春日作》《洛阳吟》、黄滔《马嵬二首》（其一）、徐夤《华清宫》《依御史温飞卿华清宫二十二韵》、崔道融《銮驾东回》、李洞《闻杜鹃》《绣岭宫词》、唐求《马嵬感事》。
唐诗中的追忆现象是普遍且引人关注的，学界专论“唐诗与追忆”这一论题的代表著作如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主要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追忆母题及追忆的诗学审美；廖宜方的《唐代的历史记忆》，主要从社会文化和思想心态的角度探讨唐人的历史记忆。此外，不少论文也集中探讨了唐人追忆本朝事的现象。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追忆”本身，而较少关注呈现追忆的典型人、事、物及其关系，玄宗作为中晚唐诗人倾力描摹和追忆的对象，恰恰是连通当下与盛唐的“媒介”，中晚唐诗人通过对“玄宗记忆”的重构，来实现他们对盛唐的回望和想象。
二、追忆：中晚唐诗歌中的玄宗书写
中晚唐诗人对追忆玄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逐渐构成他们心中特殊的历史情愫和集体记忆。中晚唐诗歌中的玄宗书写非常普遍，但不同时期呈现出的诗歌风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观和文士的普遍心态。
其一，以大历贞元年间韦应物的感伤诗为代表，主要通过对玄宗英武形象的刻画和对玄宗朝盛世图景的回望，表现诗人们对盛世不再、物是人非的痛切感怀和深沉怅惘。韦应物曾在“安史之乱”后写下多篇声泪俱下的玄宗追忆诗篇，如：
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近臣零落今谁在，仙驾飘飖不可期。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燕李录事》）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逢杨开府》）
我念绮襦岁，扈从当太平。小臣职前驱，驰道出灞亭……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经。申章报兰藻，一望双涕零。（《酬郑户曹骊山感怀》）
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温泉行》）
君不见开元至化垂衣裳，厌坐明堂朝万方……干戈一起文武乖，欢娱已极人事变。圣皇弓剑坠幽泉，古木苍山闭宫殿。（《骊山行》）
韦应物十五岁起为玄宗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这些诗中无不追忆年少时倚恃皇恩、春风得意的宫廷生活，诗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而结尾往往落到先皇作古，老臣零落，己身漂泊的无情现实之中，发出物是人非的沉痛感慨。
此外，同时期诗人诗作，如：
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张继《华清宫》）
骊岫接新丰，岧峣驾翠空……温泉曾浴日，华馆旧迎风……东郊倚望处，瑞气霭濛濛。（皇甫冉《华清宫》）
武帝祈灵太乙坛，新丰树色绕千官。那知今夜长生殿，独闭山门月影寒。（顾况《宿昭应》）
汉家天子好经过，白日青山宫殿多。见说只今生草处，禁泉荒石已相和。（卢纶《华清宫》）
在这些诗歌中，诗人们或是追忆玄宗威风凛凛的巡幸、庄严肃穆的祈灵，或是流连其曾经驻跸的离宫，感念其曾经喜爱的物事，玄宗形象无一不是英明神武、缔造盛世的雄主明君，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对玄宗深情的怀念和追思。
其二，以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为代表，诗歌中玄宗的明君形象急转直下，诗人们多思考玄宗个人过失与安史之祸的关系，反映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对王朝衰落的反思与对国家中兴的渴望。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常作同名新乐府诗补察时弊，如：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元稹《胡旋女》）
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白居易《胡旋女》）
两诗均批判玄宗沉溺歌舞享乐，致使善跳胡旋舞的宠臣安禄山、宠妃杨玉环迷惑君心，使国家由治变乱。
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白居易《法曲》）
元诗批判玄宗使华夏正声与胡部新调杂和，造成以夷乱华的局面。白诗态度则更加明确，认为安史寇乱的源头便是胡风日炽，华夷失调。
除了元白，其他中唐诗人也在深思王朝衰落的因由，如李涉《题温泉》：“能使时平四十春，开元圣主得贤臣。当时姚宋并燕许，尽是骊山从驾人。”诗中认为玄宗之所以能使大唐臻于鼎盛，日久承平，是由于前期知人善任，任用姚崇、宋璟、张说、苏颋等贤臣，而后导致王朝覆灭，是因为宠信奸佞。李约《过华清宫》：“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辇升天人已尽，故宫犹有树长生。”则将王朝式微的原因归结于君王沉溺美色，耽于游乐。元和时期，新乐府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诗纷纷践行“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宗旨，这一时期诗人们笔下的玄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主，而是补察时政、劝喻君王的反例。
其三，以元和末、长庆年间元稹、白居易长篇叙事诗为代表，诗歌好言宫闱秘事，尤爱叙写李杨爱情，玄宗的形象从高高在上的君主转变为风流旖旎爱情故事的男主人公，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娱乐化、艺术化的特点及文人间逞才斗文的社会风气。此类诗歌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两首诗俱载开天时事，详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诗中李杨爱情描写尤为细腻，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云：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
白居易与元稹为至交好友，皆文才出众，所作《长恨歌》《连昌宫词》本为相与竞越之辞，又颇受时人追捧，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以开天时事入诗是元和、长庆年间诗坛的风气，也是强力诗人之间逞才斗文的一种风雅游戏，文人之间常酬赠唱和，同时也相互模仿、竞争与超越。白居易、陈鸿之《长恨歌》及《长恨歌传》受李公垂、元微之之《莺莺歌》及《莺莺传》影响所作，而《连昌宫词》又为元稹为求超越白居易而作。
元白长篇叙事诗加入了更多艺术“锻造”的成分，融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又写得颇具风情，非有强大的才力难以驾驭，但广为流传的《长恨歌》《连昌宫词》引发了时人对玄宗宫闱秘事的想象及对李杨爱情的同情。如王建《华清宫感旧》：“公主妆楼金锁涩，贵妃汤殿玉莲开。有时云外闻天乐，知是先皇沐浴来。”诗歌委婉深挚地叙写李杨之间温存旖旎的华清岁月。李益《过马嵬二首》（其二）：“浓香犹自随鸾辂，恨魄无由离马嵬……唯留坡畔弯环月，时送残辉入夜台。”诗歌细腻地刻画了杨妃魂断马嵬，玄宗孤身返京时对其的追悔与思念。这一时期诗歌中的玄宗书写，多以李杨传奇爱情故事入诗，褪去了玄宗身为帝王的神圣色彩，而多以痴情孤寂的男主人公形象出现，其娱乐性和艺术化的色彩更加浓厚。
其四，以晚唐杜牧、李商隐的咏史怀古诗为代表，多将玄宗作为历史人物，将开天时事作为历史事件，评论其功过得失，抒发个人感慨或传达历史兴废之叹。首先，晚唐文人对于玄宗及开天时事的回顾与反思，相对于中唐文人，态度更加冷峻，角度也更加多元。如杜牧《华清宫三十韵》：
昔帝登封后，中原自古强。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鲸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
诗歌欲抑先扬，开篇咏玄宗前期励精图治，乃千年际会的至圣之君，随后长篇铺陈，明皇宠幸杨氏一族，赏赐无度，君臣终日酣宴，终致渔阳之变。
相对于杜牧，李商隐诗的讽刺则更加直露，如：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二首》（其二））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这两首诗均批判玄宗荒淫误国，但角度不同，前诗反讽四十年承平天子不但不能保四海，亦不能够庇护宠妃；后诗则讥笑玄宗看似“古无伦”的恩宠，不过是天子“暂蒙尘”，大难来临时终究是保全己身。
其次，晚唐距盛唐日久，加之国势颓靡，更易触发诗人们对于盛衰无常的兴替之感，此类诗歌在晚唐很多，如：
台阁参差倚太阳，年年花发满山香……先皇一去无回驾，红粉云环空断肠。（杜牧《经古行宫》）
华清别馆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李商隐《过华清内厩门》）
此外另有吴融《华清宫四首》、许浑《骊山》、赵嘏《冷日过骊山》、郑畋《马嵬坡》、贾岛《马嵬》、薛能《马嵬》、罗邺《骊山》《驾蜀回》、崔涂《过绣岭宫》等，破败的古都、荒芜的行宫常常是连接晚唐诗人与盛唐记忆的一架“桥梁”，诗人们吊古伤今，内心无不是昔盛今衰的叹惋与苍凉。这一时期诗歌中的玄宗书写更加客观和多元，诗人们多将其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审视和评论，有对其文治武功、缔造盛世的肯定，也有对其误国的批判、虚伪爱情的揭露。
其五，以晚唐张祜、温庭筠的述怀诗为代表，诗歌专注于玄宗相关物事的精细化描写，包括生活场景、爱情细节、人物心境，诗风缠绵细腻，绮错婉丽。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云：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诗歌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诗人所未尝及者……皆可补开天遗事，弦之乐府也。
张祜咏写玄宗及开天遗事的诗作不仅数量居盛，且颇具“工笔画”特色，如：
文武千官岁仗兵，万方同轨奏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元日仗》）
热戏争心剧火烧，铜槌暗执不相饶。上皇失喜宁王笑，百尺幢竿果动摇。（《热戏乐》）
北陆冰初结，南宫漏更长……徒悲旧行迹，一夜玉阶霜。（《南宫叹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
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雨霖铃》）
前两首诗人将笔触深入到玄宗朝的具体生活中，描写节日歌舞的恢弘场面和喜庆氛围；后两首诗歌则通过环境描写，极力渲染杨妃死后玄宗凄凉孤寂的心境。
张祜之后，温庭筠继其衣钵，其叙写玄宗的追昔之作，多铺陈渲染及“特写镜头”的描摹，如：
忆昔开元日，承平事胜游。贵妃专宠幸，天子富春秋……卷衣轻鬓懒，窥镜澹蛾羞。屏掩芙蓉帐，帘褰玳瑁钩……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过华清宫二十二韵》）
明皇昔御极，神圣垂耿光……玄珠十二旒，红粉三千行。盼睐生羽翼，叱嗟回雪霜……谁知曲江场，岁岁栖鸾凰。（《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四十韵》）
诗歌立足于抒历史兴废之叹，然皆执迷于对“盛世”场面的铺陈渲染，辞藻绮艳华丽，流露出欣羡追慕的情感。晚唐其他追忆玄宗及盛唐的诗作，如项斯《旧宫人》、陆龟蒙《开元杂题七首》、徐夤《华清宫》《依御史温飞卿华清宫二十二韵》、李洞《闻杜鹃》、唐求《马嵬感事》、齐己《庚午岁十五夜对月》等，均专注于玄宗生活及爱情的日常化、精细化描写，诗歌中的玄宗，更似一个“盛世”与“传奇”的典型符号，寄予了晚唐诗人对逸乐之盛事与传奇之爱情的憧憬。
统观上述，中晚唐诗人虽皆钟爱追忆玄宗，但他们笔下的玄宗书写往往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记。总体而言，中唐距“安史之乱”的时间较短，诗人们的记忆更加鲜活和饱满，往往具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的诗歌中无论是对玄宗还是对盛唐都有一种深沉的眷恋和温情；而晚唐距离盛唐已逾百年，诗人们往往将其作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去回顾，态度更加冷静客观，情感也相对模式化。
三、呈现：中晚唐诗歌重构“玄宗记忆”的艺术方式
宇文所安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提到：“回忆是来自过去的断裂的碎片，它闯入正在发展的现实里，要求我们对它加以注意：我们'沉湎于其中’。”这启示我们记忆并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观存在，而是基于主体呈现的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段公共记忆被频繁书写意味着记忆的重构，中晚唐诗人在不断追忆和书写玄宗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呈现方式和叙事模式。
（一）时空的错乱与转移
首先，在中晚唐诗歌的玄宗书写中，时空的错乱和转移现象是司空见惯的。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中笺注“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时，曾言：“此节有二问题，一时间，二空间。”
其一，史书中所载玄宗均于冬月幸华清宫，以温泉驱寒祛风，断不会在夏月前往。此说，有史书记载为证，两《唐书》中均无玄宗夏月幸华清宫之记载；另，王建《温泉宫行》：“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鲍溶《温泉宫》：“忆昔开元天地平，武皇十月幸华清。”皆可佐证玄宗驾幸华清宫当为冬十月。
其二，长生殿乃斋殿，《唐诗纪事》卷六二释郑嵎《津阳门诗》“金沙洞口长生殿”曰：“长生殿，乃斋殿也，有事于朝元阁，即御长生殿以沐浴也。”另，《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昭应县”：“华清宫，在骊山上。开元十一年，初置温泉宫，天宝六年改为华清宫。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以祀神也。”长生殿又唤集灵台，作祀神沐浴之用，庄严肃正，故明皇与杨妃在祀神之斋宫儿女情长，盟约起誓，纯属无稽之谈。
而纵观中晚唐诗歌中的玄宗书写，类似时空错乱与转移的现象并不少见。如元稹《连昌宫词》：
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途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
诗中开头描写玄宗与太真于连昌宫望仙楼凭栏并立，俯瞰行宫的场景。首先，关于时间，据两《唐书》中所载，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之后，再未巡幸东都，而杨玉环恰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后度为女道士，始伴君侧。《旧唐书》卷五一《玄宗杨贵妃传》：“（开元）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称杨玉环得以入宫的原因是武惠妃薨逝，后宫无称帝意者，故杨玉环度为女道士伴君侧。但关于武惠妃薨逝的时间，两唐书中所载存异，《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谥为贞顺皇后，葬于敬陵。”《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唐会要》卷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大唐新语》卷一一均记载武惠妃薨逝的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故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薨”之说较为可信。那么，杨玉环以女道士身份入宫伴君侧当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之后至天宝四载（745）八月十七日册为贵妃之前，故玄宗与太真同游连昌宫的场景断然不会出现。
此外，诗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亦不合史实，《旧唐书·玄宗杨贵妃传》载：
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
史书所载，杨氏诸姨得以进封，风头大盛是在杨玉环入宫之后，故更无可能出现在玄宗巡幸连昌宫的仪仗行列中。
另外，关于空间问题。“端正楼”并非连昌宫中之建筑，而是华清宫中之楼阁，乃妃嫔梳洗之所。曾慥《类说》卷一：
华清宫有端正楼，即妃梳洗之所，有莲花汤，即妃沐浴之室。”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宫室土木之侈》：“唐天宝六载，更温泉曰华清宫。新广一池，文瑶密砌，制度宏丽……有端正楼，即妃梳妆之所。
故“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所叙乃是将明皇杨妃华清宫之事“平移”至连昌宫。
细究之下，此诗中“时空错乱”问题与《长恨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此种问题并非个别，而是一类现象。另有他诗可佐，如：
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元稹《灯影》）
龙虎旌旗雨露飘，玉楼歌断碧山遥。玄宗上马太真去，红树满园香自销。（张祜《连昌宫》）
诗中所述皆是玄宗太真同游洛阳的虚诞场景。另如张祜《集灵台二首》：
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两首诗同题作《集灵台》，第一首叙杨玉环被初度为女道士，于集灵台中言笑晏晏，顾盼生辉地走向明皇之情境。第二首言虢国夫人承君恩泽，于集灵台中淡扫蛾眉，取悦君王之事。然而集灵台神道清俨，庄严肃正，此般场景断然不会出现。
可见，此类时空杂错现象并不是个别诗人的常识有误，而更似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记忆”，或谓中晚唐诗人重构“玄宗记忆”的一种艺术方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非但不复盛唐的恢弘富丽，而且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诗人们对于国家萎靡有极强的失落感，但又无能为力，故而对盛唐的怀念成为当时文士的集体情愫，重构“玄宗记忆”也成为他们缅怀盛唐的一种方式。
中晚唐诗人“蓄意”将天宝物事，尤其是李杨爱情细节及生活片段“嫁接”在其他的时空中，他们通过时空的错乱和转移，将“记忆”杂糅于更高级的时空之中，从而达成一种艺术的浓缩和并置。在他们心中，玄宗是打造开天盛世的圣主，而杨妃则是盛世如日中天时的一抹丽影，加之李杨爱情本身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故而玄宗、杨妃往往是他们用以构建盛唐记忆的典型符号；而开元、天宝之年虽均是盛世，但天宝年间，唐王朝的享乐氛围更甚，恢弘场面更盛，玄宗杨妃近乎年年驾幸华清宫，沉醉宴饮游乐。中晚唐诗人将“盛世”中的典型人物，“盛事”中的典型场面一一截取，再将其揉碎，拼接，重置，企图打造一个更“诗意化”的盛世场景承载具有传奇色彩的“玄宗记忆”，至于是否符合历史的细节，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二）“老者追忆”的视角
其次，中晚唐追忆玄宗的诗歌中，惯用“老者追忆”的视角回溯往昔。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王建《古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洪迈《容斋随笔》卷二评此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曾经富丽繁华的行宫如今荒芜破败，当年朱唇皓齿的宫女也成为了苍颜白发的老者，她们年复一年，诉说玄宗，怀念往昔。而王建的其他“玄宗记忆”诗歌中，也素爱以老者的记忆复现，如：
髭须虽白体轻健，九十三来却少年。问事爱知天宝里，识人皆是武皇前。（《赠阎少保》）
白发歌人垂泪行，上皇生日出京城。如今供奉多新意，错唱当时一半声。（《老人歌》）
诗歌虽皆寥寥数语，却因老者的回忆而分外牵动读者的共情与想象，意味隽永。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
诗歌以“白头病叟”的泣诉展开回忆，当年身为梨园弟子随侍玄宗，观千官起居，万国会同，华清宫珠翠满目，歌舞升平，而今万人死尽，己身飘零。
另如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
洛滨老翁年八十，西望残阳临水泣。自言生长开元中，武皇恩化亲沾及……君不见昔时槐柳八百里，路傍五月清阴起。只今零落几株残，枯根半死黄河水。
诗歌亦以“洛滨老翁”泣诉的方式展开追忆，开天时期，洛阳红车翠盖满衢，人人欢笑逢迎，而今古都残破，满目萧索。
元稹《连昌宫词》更为典型：
宫边老翁为予泣，小年进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干立……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
诗歌开篇亦是以连昌宫旁的老翁泣诉的方式展开，老人少时曾因进献食物而入连昌宫，当时望仙楼上珠翠环绕，连昌宫内灯火通明，老人从少时的记忆勾连起连昌宫的兴衰以及对玄宗的记忆，最终又回到敌寇乱入、满目疮痍的现实。《连昌宫词》是元稹约四十岁时所作，行文泼辣老道，是一篇具有史诗性质的巨制宏篇。但元稹早在十六岁时就曾写过《代曲江老人百韵》：
何事花前泣？曾逢旧日春。先皇初在镐，贱子正游秦……虚过休明代，旋为朽病身。劳生常矻矻，语旧苦谆谆。晚岁多衰柳，先秋愧大椿。眼前年少客，无复昔时人。
此诗与《连昌宫词》的模式颇似，也是借曲江老人之口，再现开天遗事。诗歌开头聚焦于一位老人在花前哭泣，曲江池畔的繁花烟景不禁令其追忆往昔，彼时长安繁盛辉煌、琳琅满目，一代英主励精图治，群臣相佐，吏治清明，而诗歌结尾，“镜头”再度切回现实，当年的少年郎如今已是一名贫病衰朽的老翁，而此时的长安已荣光不再，世事翻覆，恍如一场大梦。这两首诗皆出自元稹，均是采用“老人追忆”的视角来呈现时代的兴衰之变。
晚唐郑嵎《津阳门诗》乃叙玄宗朝盛衰之事的百韵鸿篇，开篇即言：
主翁移客挑华灯，双肩隐膝乌帽欹。笑云鲐老不为礼，飘萧雪鬓双垂颐。问余何往凌寒曦，顾翁枯朽郎岂知。翁曾豪盛客不见，我自为君陈昔时。
诗歌开篇亦以津阳门下的野老承平故实，雪髯霜鬓的老人挑灯与诗人话往昔。这样的叙述模式与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连昌宫词》几乎如出一辙，可见“老人追忆”的视角与“泣诉”的叙事模式已成为中晚唐文人追忆盛唐、构建“玄宗记忆”的经典范式。
通过以上诗歌可以发现，“老者转述追忆”的叙事模式，一般有三大特点：其一，老者的身份大多为玄宗身边的随侍人员或者玄宗朝事之亲历者。一般而言经由老人回忆和述说的故事，人们更愿意相信和倾听，加之所述之事为老者曾亲历目睹，使得故事更具真实性和沧桑感。其二，其述说的地点大多与宫禁相关，一般为玄宗巡幸的行宫故地。宫禁之事，一般外人是不可知的，但又能引发人们极大的好奇，加之，行宫乃是玄宗偶然驾幸的场所，是承载突发性和传奇性轶闻的绝佳空间。其三、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时间是生成记忆的必备条件，一定时间的沉淀方能使人、事、物呈现出今昔变幻的无常感，但过长的时间间隔，又会使所追忆的事件失真，因而五十年左右往往是此般叙事模式中常见的时间跨度，既符合老者的年岁生平，又是孕育记忆合宜的时段。
因而，“老者转述追忆”的叙事模式真正的作用是提供兴起记忆的话语空间与展开叙事的逻辑框架，它需要满足充分的前提条件，即人、时间、空间之间的杂糅扭结，这三者相互融合，使其所重构的“玄宗记忆”更具诗意和张力。
（三）代“弃妇”立言的方式
最后，在中晚唐诗人的追昔之作中，宫怨题材颇多，诗人们擅长代“弃妇”立言，塑造出一个徒劳等待着的女子形象，来诉说和回望这段历史。这里的“弃妇”并非现实中被抛弃的女子，而是被玄宗弃绝和遗留的物事，诗人们将其拟人化，打造成一个无谓等待的“剪影”，如弃妇等待男子一样，回望和憧憬永不复现的“曾经的荣光”。
上阳宫是中晚唐诗歌追忆玄宗的一个常用物象，行宫赖于天子驾幸而存在，一旦天子不再巡幸，行宫便如同被弃的妇人风光不再。玄宗一生素爱巡游，开元年间曾六度驾幸洛阳，洛阳行宫辉煌夺目，而自开元二十五年起，玄宗便再未巡幸东都，洛阳诸行宫也便冷寂萧条。上阳宫作为洛阳离宫的代表，常常出现在中晚唐的追昔之作中，如杜牧《洛阳》：
文争武战就神功，时似开元天宝中。已建玄戈收相土，应回翠帽过离宫。侯门草满宜寒兔，洛浦沙深下塞鸿。疑有女娥西望处，上阳烟树正秋风。
此诗乃吊古之作，当年玄宗幸东都，洛阳城繁华富庶，上阳宫更是富丽堂皇，而今的洛阳城荒草藉藉，寒鸦飞渡，荒芜的上阳宫只有寂寂古木，猎猎秋风。诗末言“女娥西望处”，将其拟人化，赋予其等待着的弃妇形象。
另如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此诗题注云：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
诗中讲述正值妙龄的少女被选入宫中，因杨妃妒忌打压而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便是她们的命运，如同上阳宫的命运一样，年复一年，徒劳等待。
王建《行宫词》：
上阳宫到蓬莱殿，行宫岩岩遥相见。向前天子行幸多，马蹄车辙山川遍。常时州县每年修，皆留内人看玉案。禁兵夺得明堂后，长闭桃源与崎岫。开元歌舞百草头，梁州乐人世嫌旧。官家定人作宫户，不泥宫墙斫宫树。两边仗屋半崩摧，野火入林烧殿柱。休封中岳六十年，行宫不见人眼穿。
诗言洛阳城曾因天子驾幸，城内府县年修，离宫歌舞升平，而自天子弃绝东都，无论是洛阳城还是上阳宫都似乎停滞凋零，不再富有生气，上阳宫内曾经日日望眼欲穿的人也逐渐衰老逝去，徒留一座荒芜残破的行宫。
另如，罗邺《上阳宫》：“春半上阳花满楼，太平天子昔巡游……翠华却自登仙去，肠断宫娥望不休。”诗云开元盛世，天子巡游，花满上阳，而如今芳华俱逝，只有寂寞的宫娥年复一年，望穿秋水。吴融《上阳宫辞》：“苑路青青半是苔，翠华西去未知回……谁能赋得长门事，不惜千金奉酒杯。”诗人将上阳宫比作汉代的长门宫，长门宫深锁不得恩宠的陈皇后，天子不再驾幸的上阳宫又何尝不是一座冷宫。李建勋《宫词》：“自远凝旒守上阳，舞衣顿减旧朝香……君王一去不回驾，皓齿青蛾空断肠。”诗言上阳宫萧条冷寂，重门深锁，君王不再驾幸，却徒留明眸皓齿的女娥孤守等待，寂寞断肠。
上述诗歌种种，无不将上阳宫与望眼欲穿的宫娥并举，这是因为两者之间具有同构关系，她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即等待与徒劳，最终日渐凋零。除却上阳宫，洛阳诸行宫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同类诗歌如：
台阁参差倚太阳，年年花发满山香……先皇一去无回驾，红粉云环空断肠。（杜牧《经古行宫》）
瓦烟疏冷古行宫，寂寞朱门反锁空……天子时清不巡幸，只应鸾凤集梧桐。（章孝标《故行宫》）
盛世不再，圣主已去，无人驾幸的离宫也便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记忆的构建往往依赖于一个“记忆之场”，这一特定的场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洛阳诸行宫因天子驾幸与否而维系着盛衰，这一点触动了中晚唐文人的诗思，他们将其作为连接盛唐的记忆“碎片”，回望和想象曾经的图景。
《周易·坤卦》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周易正义》卷一孔颖达正义：“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在屈原笔下，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都是相互对应的，这一传统渊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笔下，弃妇诗的言说方式被广为吸纳，代“弃妇”立言也成为文人言志和抒情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们以弃妇的言说方式，弃妇等待的姿态，传达一种不忍被抛弃，渴望被看见的情绪。
中晚唐诗歌中频频出现“等待的洛阳诸行宫”意象，这些意象往往以“等待着的弃妇的姿态”呈现，这两者之间具有同构关系，洛阳诸行宫等不到英明神武的圣主驾幸，正如中晚唐的诗人们等不来辉煌的盛唐，他们以代“弃妇”立言的方式重塑“玄宗记忆”，同时也隐晦地传达他们对往昔的怀恋以及盛世一去不复返的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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