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聊生：明初官员的工资水平分析

在朱元璋治下，大明朝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执行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他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七石五斗大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户部奏定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从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从七品七石。”]，折合约1155斤大米[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版）中指出：“明清一升大米合1.53～1.55市斤”。一斗十升，一石十斗，七石五斗重量折合大约1155市斤。]，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明朝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呢？

 

如果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1000多斤大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折合方法比较片面，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绝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每月7.5石，每年90石。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每天约1.5斤。官府也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雇佣工匠发口粮。[参考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个人一个月就要吃3斗米，五口之家一个月口粮不会超过1.5石米。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5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不到1/5（1.5/7.5=20%）即可。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当然，一个人一天1.5升米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仅能满足温饱。但即使再增加一倍，算上肉蛋方面的消费，食品开支也应该可以控制在总收入的40%以内。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不到40%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让全家吃饱吃好。而且政府还为他全家提供住宅，县衙里边还能种菜。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家五口的数量不一定准确。那么，就不考虑一家有几口人这个假设，再将县官收入与明朝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比较。在江南地区，自耕农所占田地数，少者为3～5亩，中者为5～10亩，多者不超过40亩[陈宝良：《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兼论明代人的生活质量》，载《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平均亩产约为2.31石[参考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但吴慧认为2.31石指的是稻谷产量，稻谷经过加工之后只有大约一半能变成大米。作者结合吴慧计算过程中引用的各种文献资料原文分析，认为应该是大米而非稻谷。此处按大米算。若按照稻谷产量算，官员每月7.5石的大米就比拥有40亩地的富裕农民家庭收入高出几乎一倍了。]，则即使按照“多者”也就是自耕农中最富有的地产上限40亩来算，每年也只能收获大米92石，与县令俸禄相当。如果按照中位数来算，如果一家只有10亩地，全年最多只能收获23石大米，县令的收入是中等自耕农家庭收入的四倍之多。

 

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县令只需要坐在县衙办公，获得的收入就能赶上耕种40亩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是少年朱元璋和他的父母做梦都达不到的生活标准。怎么能说低呢？[注意，这个分析结论只适用于朱元璋时代，而不适用于朱元璋之后的明朝。后来明末著名的清官海瑞，靠死工资过活，生活非常艰难。这是因为，海瑞时代距离朱元璋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物价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朝从中前期开始，发工资就不直接发大米了，而是按照粮食价格折成了银两，甚至是宝钞或者国库库存的西洋香料等等。明末外贸繁荣，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银子大量流入中国，导致银子贬值厉害，购买力远远低于朱元璋时代。但是官方发工资规定的折算比例一直保持不变。所以到了海瑞时代，发的银子已经无法购买到朱元璋时代的那么多大米。我们不能用海瑞的穷困来证明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太低。这是明政府没有注意根据物价变化调整工资水平导致的，责任显然在后来的当权者，而不在朱元璋。]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有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褴褛，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开销，一年的工资就不够。官场上还有交际，花费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权力中枢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得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得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得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账：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农民要将这些谷子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账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