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耀，文学博士，编审，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诗学研究》副主编。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元好问学会理事。出版有《孔天胤评传》等专著五部，在《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中州学刊》《学术界》等发表论文20余篇。
摘要：作为金源王朝的新都城，汴京为饱经战乱的金末文人提供了安身之所与进取之途，也成为汴京之外文人的流动空间和精神所向。二十年间，汴京形成了以朝廷文人、科考士人和流调文官为中心的文学群体，汴京文人也正是在对自我身份及自我所在群体的认同中，实现了对新都政治和文化空间的认同。汴京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使金源王朝虽然疆土狭隘，却呈现出文学的蓬勃生机；不同层面文人对汴京空间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又增加了汴京文学的丰富性。
关键词：金末；汴京；认同；文学
都城是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属于一个时代的“核心区”，汇聚着王朝最重要的人才和文化资源。贞祐二年（1214年），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源王朝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由中都（今北京）渡过黄河迁往汴京，度过了这个王朝的最后二十年，直到天兴三年（1234年）被蒙古灭亡。毋庸置疑的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文学中心，迁都之后，金末“主流作家”无不在汴京留下他们的文学印迹；而随着主流作家齐聚汴京，中国北方的文学中心也转移到了中原一带。在金末汴京文学中，南渡文人对这座都城的心理认同，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方面。
“认同”（identity）又译作“身份”“同一性”，是西方哲学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不同研究者赋予它不同的定义。近年有学者总结其隐喻义是“一种空间的想象，一种在家的感觉，一种本体性的安全感与历史感”［1］，涉及怀旧、精神归属感、主体性的反思与社会化等。正是这些主流文人对新都汴京的政治文化认同，对这一空间中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群体认同，形成了以朝廷文人、科考士人和流调文官为中心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互动和京城书写带来了继北宋之后汴京文学的又一次繁荣，并进一步带动了中原文学的繁荣。
迁都之前，金人对汴京至少有两点“认同障碍”。一是汴京在地理位置上不适合做国都。当金宣宗担心蒙古军队再来围城而决意迁都时，文人们曾试图对中都之外“另一个都城”的具体位置进行积极探讨。他们提出过河南、陕西、山东等多种方案，赵秉文还引经据典写了一篇议论宏深、层层推进的《迁都论》，以为“莫若权幸山东”，但被金宣宗否决。赵秉文指出陕西、河南不可作为都城的原因：“夏人侦吾西，宋人侦吾南，万一蜂虿有毒，窥吾闲隙，则关河之险为不足恃，况大河为限？”［2］339其实西夏人远没有蒙古人可怕，而宋人的可怕之处在于与蒙古联手南北夹击，这一点在金亡时被充分验证。汴京交通发达，五代后晋建都时就曾指出此处为“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3］710；但汴京也有明显的地势缺陷，那就是四面平原，无险可守。明人李濂《宋都汴论》一文对历史上以汴京作为都城的悲剧性做过系统盘点，他说魏国迁到大梁，秦国派王贲引河灌城，魏王被掳，“满城鱼鳖矣”；后梁朱温篡唐居汴五六年后，后唐庄宗李存勖举兵伐梁，“其祸烈于王假”。所以他认为宋朝建都汴京“可谓失计之甚矣”［4］341-343。但赵秉文等当时文人不可能像李濂这样直击汴京建都之弊，只能委婉劝谏，说别处也许更有优势，但他们提出来的多种方案都没有成为阻止金宣宗迁汴的有效力量。难以认同的另一个方面，是如帅府经历官纳坦谋嘉所说的，“河南地狭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5］2424，他担心宋、夏交侵时金王朝会无力对抗北部的蒙古军队而失去河北之地，但他没有料到蒙古夺取河北全境并最终占领中都，根本无须等到宋、夏交侵，而是在金朝迁都离开之后便立刻回身再来，上京、中都“国家之根本”［2］339以及山西北部、河北、山东等地很快全部失陷。
《汴京遗迹志》，李濂撰，程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
除此之外，迁都过程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在已经与蒙古签订和议而且蒙古已经退兵的情况下“举国迁汴”［5］581，不但意味着朝廷对于已经丢失的河朔之地不再力图收复，而且离开经营62年的中都对于国家与个人来说都面临着巨大损失。在国家层面，百年前金灭北宋，北宋图籍、文献、乐器等车载辇运并入于金，在金源百年发展中已与金源文化融为一体；而贞祐迁都，宝玉秘器“至汴者千之一耳”［6］1486，被丢弃的是绝大部分。元初郝经就曾见到中都一块禁园奇石“龙蟠若木”，“德陵（指宣宗）狩汴，播弃泥壤，遂用崩折”［7］13，这仅是个案。对于个人来说，迁都意味着家园离散、财产弃失，如赵秉文路过故乡磁州（今河北磁县）时所看到的“桑梓陷没，亲识诛夷”［2］373，他两年前刚刚筑好的“遂初园”以及文人们集会题诗的美好记忆都随着迁都成为历史；王若虚在二十年后北渡归来时，看到“山杏溪桃化棘榛，舞台歌馆堕灰尘”［8］。放弃故园意味着可能再无回来的机会，赵秉文在金亡前一年去世，再没有回到他的遂初园。迁都所造成的全民心理创伤，使他们对于新都汴京的认同感多少都打了折扣。
〔仙吕·点烽唇〕锦绣华夷，忽从西北天兵起。觑那关口城池，马到处成平地。
〔混江龙〕许来大中都城内，各家烦恼各家知。且说君臣分散，想俺父子别离。遥想着尊父东行何日还？又随着车驾、车驾南迁甚日回？这青湛湛碧悠悠天也知人意，早是秋风飒飒，可更暮雨凄凄。
〔油葫芦〕分明是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恓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做滑倒科）口应！百忙里一步一撒；嗨！索与他一步一提。这一对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稠紧紧粘软软带着淤泥。［9］
剧情的背景应该正是贞祐二年五月金宣宗南渡后，蒙古兵再次攻打中都并于次年占领之，留守中都的官员家属与百姓纷纷南逃。剧中的王尚书东行（或在山东一带任职），未及归家而直接随驾南迁，家人在盼望等候期间，中都遭到蒙古兵的屠戮。剧中“觑那关口城池，马到处成平地”也正是李俊民“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10］以及梁持胜“十万人家靡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膻荤”［11］等蒙古杀戮劫掠现场的别体书写。所引第三段则写出主人公逃难南渡所经历的艰难：秋风秋雨，边逃边哭边叹息，一步一滑，跌跌撞撞，闺阁女子的绣鞋陷入泥淖，帮底分离，真可谓举步维艰。逃难人群中有秀才蒋世隆与其妹瑞莲，与王瑞兰一家各自被哨马冲散。王瑞兰在兵荒马乱中与蒋世隆结为患难夫妻，历尽艰辛到达汴京找到父亲又被迫与蒋世隆分离。最后蒋世隆考中状元，被授为中京行院官员，家人团圆，皆大欢喜。中京即洛阳，《金史·地理志》：“宋西京河南洛阳郡，初置德昌军，兴定元年八月升为中京，府曰金昌。”［5］事实上，贞祐年间南渡时随驾官员与家人走失者应该不在少数，如元好问《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就写到夹谷土剌随驾南渡而与家人相失：“贞祐初，大驾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仓卒，乃留幼子、今先锋使斜烈于平州之抚宁。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余二十年。”［6］644相失二十年后能够父子团聚，毕竟还算是个圆满的结局，又有多少家庭在这二十年中遭遇变故而无法团聚呢？元杂剧中多有流离失亲的主题，正是时代现实的反映。
《闺怨佳人拜月亭》，关汉卿撰
《闺怨佳人拜月亭》这部以金朝迁都史实为素材的杂剧，男女主人公的经历也代表了绝大部分南渡文人的心路历程。“二百口家属语笑喧”的美好结局，正是迁都初期金朝汴京欢乐氛围的一个侧面。由此也可以看出，文人及民众对于新都的认同，首先就在于汴京作为气象完好的都城给予了刚刚经历过战争惊怖、家园残破、失家丧亲的他们一份生活的安定和内心的慰藉。
元好问写于迁都第二年（1215年）的《梁园春五首》的第一首，正写出了当时汴京上下喜气洋洋的局面：“军从南去三回胜，雪自冬来二尺强。今岁长春多乐事，内家应举万年觞。”自注：“长春，德陵诞节名。”［12］12德陵指金宣宗，其去世后葬于德陵，诗注当为后来所加。据《金史·宣宗纪》，贞祐三年（1215年）三月“丙寅，长春节，宋遣使来贺”①。在因迁都导致的宋金关系裂变之前，宋朝如期派使节前来祝贺皇帝诞辰，好像与在中都时一样。“三回胜”，检《金史·宣宗纪》，是年春二月辛卯，“环州刺史乌古论延寿及斜卯毛良虎等败夏人于州境”；二月丙午，“武清县巡检梁佐、柳口巡检李咬住以诛乣贼张晖、刘永昌等功进官有差，皆赐姓完颜”；二月丁未，“山东宣抚使仆散安贞遣提控仆散留家等破贼杨安儿步骑三万，歼其众，降伪头目三百余人、胁从民三万余户”；三月壬午，“山东宣抚司报大沫堌之捷，夹谷石里哥及没烈擒贼渠刘二祖等斩之，前后殪贼万计”［5］333-334。乣军是由契丹人组成的军队，在金朝多次叛乱，杨安儿、刘二祖是红袄军首领，也即金人虽然在对蒙战场败逃，但在对西夏、乣军、红袄军方面还是节节胜利的。诗中的“三回”应该指“多回”。元好问的诗歌洋溢着朝廷上下军事胜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喜乐氛围，这应该是他当时所看到的迁都后朝廷上下的总体情绪。《梁园春五首》第二至第四首写道：
暖入金沟细浪添，津桥杨柳绿纤纤。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綉帘。
上苑春浓昼景闲，绿云红雪拥三山。宫墙不隔东风断，偷送天香到世间。
楼观沉沉细雨中，出墙花木乱青红。朱门不解藏春色，燕宿莺喧处处通。［12］13-14
元好问此年26岁，参加迁都后的第一次京城省试不捷。他站在汴京皇城外，对新都景观进行了细致描绘。诗中的“金沟”即金水河，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凿渠引水，乾德三年（965年）引贯皇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甃以礲甓，植以芳木”［4］93。“津桥”，狄宝心引《金史·地理志》“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之语注为龙津桥［12］14。元好问看到，宋朝开凿的金水河与放榜的龙津桥，都沉浸在春暖冰消、细浪翻涌、绿柳随着春风飘拂的喜庆氛围中。元好问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新都氛围。他听到卖花的吆喝声穿过天街，春风扬起人家的五彩绣帘，汴京正在春风骀荡中展示着生机勃勃的日常景象。诗人站在皇城之外也在想象着皇宫中的场景：春浓景闲，那些红红绿绿的妃嫔宫人正在成群结队前去欣赏前朝遗留的美景。诗人又调动嗅觉，说宫墙隔不断春风，风已把宫中的香气传到了宫墙之外的广阔世界。第四首则写在蒙蒙细雨中，不但香气出墙，花木也伸到了墙外，那些庄严肃穆的朱红宫门并不能藏住春色，燕叫莺啼连通着皇宫内外。诗人通过写实与想象构筑了一个清新明丽、平静安谧、如诗如画的帝都世界。应该说，在绝大多数迁汴文人心中，这是帝都的春天，也是金王朝的春天。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组诗的最后一首，元好问“不合时宜”地提到了被金王朝丢弃的中都：“谁怜丽泽门边柳，瘦倚东风望翠华。”元好问曾于大安元年（1209年）到中都参加省试，因而当他站在春风细雨中感受喜气四溢的新都汴京时，想到了中都的丽泽门和门边的瘦柳。写此诗的贞祐三年春，中都还正在重围之中。是年五月，随着中都和北方全境的相继丢失，这样的担忧很快变得没有了必要。回不去的中都和回不去的故乡都使他们需要转变心态，既来则安，认真面对他们眼前的国都汴京，并力求在这一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贞祐三年：王宾、李献能、张本、冯辰、魏璠、申万全、李过庭、李天翼、白华、刘微。
兴定二年（1218年）：王渥、刘肃、杨天德、敬铉、张徽、李世弼、李昶。
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李献甫、郭邦彦、田锡。
正大元年（1224年）：王鹗、张介、李献能、史学、康晔、杨果、张琚、王革、邳邦用。
正大四年（1227年）：杜仁杰、王磐、徐世隆。
正大七年（1230年）：段成己、李治、孟攀鳞、宋景萧、庞汉、张鼎。
张本、魏璠、李过庭、李天翼、白华、刘肃、杨天德、敬铉、张徽、李世弼、李昶、元好问、王鹗、杨果、王磐、徐世隆、段成己、李治、孟攀鳞、张鼎都是元初作家，他们以个体的悲欢与群体的推助，共同开启了元代文学的宏大帷幕。其中魏璠是魏初的祖父，白华是白朴之父，杨天德是元初名臣杨恭懿之父，李世弼与李昶为父子，而王鹗、魏璠、李治、杨果、李昶、元好问、王磐、徐世隆、孟攀鳞都是忽必烈先后召见或任用的著名汉人，他们不但对元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儒学复兴与重建文明秩序的重要力量。
当然，在金末及第获得进士身份者，毕竟只是庞大的文人群体中极少的部分。汴京作为一国之都，它对文人更大的凝聚力在于“科举旋涡”所引发的文人赴京潮流。南渡后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布衣作家，如王郁、李汾、辛愿、刘昂霄、杜仁杰、麻革、高永、李夷、史怀、刘勋、雷琯、赵滋、赵著、吕鲲、张澄、李庭，还有以门资任小官的杨弘道、王元粹及太学生刘祁、杨奂等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多次赴京应考，有些考一两次之后放弃，另一些却坚持考到金亡。还有一些人长期寓居汴京，如山东杜仁杰在汴京还小有产业，元好问作于金亡后的《闻歌怀京师旧游》诗云：“楼前谁唱绿腰催，千里梁园首重回。记得杜家亭子上，信之钦用共听来。”［12］1708回忆他与麻革、李献能一起在杜仁杰家亭子中听歌赏曲的京师生活，他们应当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相识的。
点校二十四史修订本《金史》，中华书局2020年版
当时“坐镇”汴京或常规性地赴汴京铨调的文人主力，应该是在南渡前及第并登上政坛的那批著名文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赵秉文，明昌二年（1191年）李遹，明昌五年（1194年）庞铸、杨云翼、许古、陈规，承安二年（1197年）李纯甫、冯延登、冯璧、王若虚，承安五年（1200年）雷渊、李献能、王渥、刘祖谦，大安元年刘从益，崇庆二年（1213年）雷渊、宋九嘉、冀禹锡等人，以及南渡后与文人交往密切的皇族文人完颜璹。大定、明昌年间造就的这批人才，成为南渡后政坛与文坛的主力。而由于南渡后金朝地域空间缩小至河南、陕西，一些文人创作也比南渡前更容易传到汴京被这些名流所知，试看如下记载：
（麻九畴）尝为郾城张伯玉赋透光镜，钦叔传之京师，赵礼部大加赏异，贴壁间，坐卧读之。［14］1531
（性英）出世住宝应，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传之京师，闲闲赵公、内相杨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刘、王诸公相与推激，至以不见颜色为恨。［6］1087
（王郁）布衣少年，名动京师。……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来游京师，诸公倒屣争识其面。［13］22-23
（李汾）元光间游梁，举进士不中，能诗声一日动京师，诸公辟为史院书写。［13］19
（元好问）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7］909
地域空间的缩小使未出道文人的佳作更容易“传至京师”，以至京师诸公争识其面，经过名公推扬品题，其人其文更容易“名动京师”；而在中都时代几乎没有见到过类似记载。此外，蒙古入侵导致的家园残破、作家大批死亡的文学生态破坏，又使此时成为文坛主力的赵秉文等人更注重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他们急于发现人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南渡前辞赋取士“惟守格法，无育材心”，导致文人创作“萎弱陈腐，苟合程度”而“文风益衰”；南渡后赵秉文希望借主持科举的机会扭转不良风气，将麻九畴、李献能分别擢为策论、词赋第一，引发了轩然大波，“举子辈哗然”［13］108。改革虽然失败，却对南渡后现实主义文风的普遍回归形成了重要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元好问等人影响到了元代文学。上列麻九畴、性英、王郁、李汾、元好问等人通过文学作品获得京师名流的青睐，诗僧性英的作品还得到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雷渊、李献能、刘从益、王若虚的共同激赏，元好问因为作品获得赵秉文青睐而被“以书招之”并扬誉京师，为以后考中进士和进入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最具独特性的是李汾和王郁，李汾虽然落第，却因为诗名被名流共同推荐，获得了史馆书写的职位；王郁虽然落第，但游于京师诸名公之间，刘祁说他“受知最深者”有完颜璹、赵秉文、刘从益等9人，“游从最久者”有李汾、杨弘道、元好问等30余人［13］24-25，这些文人应该大部分结识于汴京，他们也是当时汴京的主要作家。
与自我身份认同形成呼应的，是汴京文人的“群体认同”。王兆鹏先生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一书指出北宋南渡后的词人之间有一种“群体认同”，包括“共时性的群体关系”和“历时性的代群交替”，他们具有较为明显的“群体特征”和“群体意识”②。这些元素对于金末汴京文人群体来说同样具备。金末汴京文人正是在对新都中自我身份以及自我所在群体的认同中，实现了对新都文化空间的认同。对南渡金源文人来说，这种“群体意识”更多体现在赵秉文、完颜璹、李纯甫、刘祖谦、王若虚、冯璧等导师级文人对于青年文人的有意识培养，以及青年文人对这些导师级文人的有意识靠拢上。
由元好问《中州集》、刘祁《归潜志》记载可知，这些导师级名流的周围都聚集了一批知交同道与青年文人。赵秉文由于执掌文柄，除与杨云翼、刘从益、李纯甫、陈规、许古等同道交好，身边还聚集着元好问、刘祁、杨奂、杨弘道、麻九畴、李献能、段成己兄弟等青年文士。密国公完颜璹虽然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但在汴京文人群中却有相当的地位与影响力，由于他“好贤乐善”［14］1412，家中多藏法书名画，“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5］2025，“一时文士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13］4。也即完颜璹所交往的汉人文士主要有赵秉文、刘从益、杨云翼、雷渊、元好问、刘祁、王郁、冯璧、王赞、麻革等人，布衣之士赵滋也曾“与之商略法书名画”［6］548，又正大元年进士王革曾与之唱酬，“相得甚欢”［14］1951。王郁《饮密国公诸子家》记述了一次在完颜璹家中宴聚的场景：“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画堂豪贵少，时容词客醉琵琶。”［14］2072完颜璹家中浓厚的文化氛围也让王郁这样不得志的青年文士感受到了温暖，而王郁诗也描述了他所感受到的完颜璹的“寂寞”。李纯甫同样“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一时才士皆趋向之”，刘祁甚至认为赵秉文所成就的人才并不多，而“至今士论止归屏山”［13］87。当然这只是刘祁的看法，事实上赵秉文对于金元两代文学的影响远大于李纯甫。刘祖谦为承安五年进士，曾任翰林修撰，元好问说他“得人一诗可传，必殷勤称道，唯恐不闻”，“一时名士如雷御史渊、李内翰献能、王右司渥皆游其门”［14］1339。王若虚在金代知贡举二十年，门人弟子遍天下，“不立崖岸，虽小书生登其门亦殷重之”［6］747。
冯璧也属于此类导师，《元好问诗编年校注》记载“内翰冯丈往在京师日，浑源雷渊希颜、太原王渥仲泽、河中李献能钦叔、龙山冀禹锡京甫皆从之问学，某夤缘亦得俎豆于门下士之末”［12］778，可知冯璧门下弟子有雷渊、王渥、李献能、冀禹锡、元好问五人，元人姚燧又据其岳父杨奂的诗句补充了宋九嘉，并对元好问《冯璧神道碑》中未列宋九嘉颇有微词③。汴京也为文人们提供了交游宴聚、吟诗作赋、代群推奖的文化空间，如雷渊“居京师，宾客踵门，未尝去舍。后进经公品题以为荣”［13］10，冀禹锡“在京师时，希颜、仲泽、钦叔、京父相得甚欢，升堂拜亲，有昆弟之义”［14］1793。雷渊成为京师中品题诗文的导师之一，冀禹锡则与王渥、李献能结义为兄弟，元好问也有幸加入其中。文人们聚会的地点有时候会在私人宅第，赵秉文《就刘云卿第与同院诸公喜雨分韵得发字》就透露了“同院诸公”在刘从益家聚会分韵赋诗的盛况。
迁都后，金源王朝“疆土狭隘，止河南、陕西”［13］74，文学却呈现出相反方向的生机蓬勃。诚如美国学者傅君劢所说，南渡之前，金朝文学社群的形成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学校分散，教师流动频繁，人口向中都的聚集以科举考试为目的，“或许正是才人志士群集以寻求出人头地的政治中心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拖慢了创造一个蓬勃的文学社群的进程”；而迁都后，空间的蹙狭有利于文学社群的形成，“元好问曾经点出一个反讽：金朝1214年从中京迁都开封是帝国的灾难，却造成了文学的昌盛。此事对文坛的影响看似突然，但打造文学社群的缓慢过程或许至此而达高潮”［15］。傅君劢所说的元好问之语，见于《杨叔能小亨集引》，他说：“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6］1020这一规律性的总结，后来演变为赵翼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
汴京作为几朝都城，曾经过历代增建，到北宋时已成为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的大都市。金灭北宋的战争使汴京遭到严重毁损，金人退兵时又“卤掠金帛子女既尽，乃纵火燔城，烟焰见百余里，火五日乃灭”［16］，都使汴京由繁盛转至衰败。海陵王完颜亮对汴京宫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宣宗南迁后又对汴京进行了一些扩建，使皇宫与外城都比北宋时期扩大了一倍左右。二十年间，汴京人口众多，到哀宗末达到了二百余万，使这座城市继北宋之后重新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大都市④。帝王皇室及国家政府百官僚属聚于城中，又有北部数百万民众随驾南迁，汴京似乎很快恢复了北宋式的繁华。而汴京诸如梁园、隋堤、遇仙楼、资圣阁、上清储祥宫、金明池、西园、龙德故宫等历史遗址，也承担了汴京文人的交际、抒情等功能，为金末文人的京都认同提供了具体而诗意的文化空间。
在汴京文化空间中，梁园是个特殊的存在，在作家们的文学交往中具有特殊的功能与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文人们的交游唱和之地，也是览古怀今之所。梁园风景繁盛优美，也很容易使文人想到承平中的北方家园。如完颜璹以下二首：
一十八里汴堤柳，三十六桥梁苑花。纵使风光都似旧，北人见了也思家。（《梁园》）［14］1444
四时唯觉漏声长，几度吟残蜡烬缸。惊梦故人风动竹，催春羯鼓雨敲窗。新诗淡似鹅黄酒，归思浓如鸭绿江。遥想翠云亭下水，满陂青草鹭鸶双。（《思归》）［14］1428
完颜璹的传世作品绝大部分作于南渡后的汴京，因而对于考察文人与汴京的情感纠葛具有典范意义。上引两首诗中，诗题中的“梁园”显然是指汴京城，或许是诗人伫立梁园吹台时所看到的汴京景观。诗人看到，汴堤长且柳树多，梁苑大且花开多，然而花柳不是故乡物，桥梁虽多，却无一可以通往故乡。末二句，诗人将时人的情绪一语道出，将个人情绪扩大为带有普遍性的时代情绪。他所说的故乡，是金朝的根本之地——辽东上京。从《思归》诗可看出他感受中的汴京一年四季都时光漫长，吟诗到蜡尽，催春雨敲窗，心不在兹，日日如客。“归思浓如鸭绿江”，辽东故乡的鸭绿江，江边的翠云亭，满陂青草和水中成双的鹭鸶，都是一片广阔美好的景致，何况那里是心心念念的家园。朝廷官员与诸王宗室跟随宣宗仓皇南渡离开中都时，诸王室珍奇藏品大多丢弃不带，完颜璹却“尽载其家法书名画，一帙不遗”。尽管在汴京过得很贫穷，但这些收藏还是给他带来不少乐趣。由于家里人多而俸禄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乐而不厌也”［5］2025。对于完颜璹来说，文化的价值胜过物质，但在某种意义上，与当时文人一起欣赏中都旧藏，讲大定、明昌以来故事，应该是他消解思乡之情的一种方式。
开封梁园
由于政治身份的边缘化，完颜璹有较多时间读书和闲游，写闲游的作品有《城西》《秋晚出郭闲游》《北郊晚步》《东郊瘦马》《池莲》《溪景》《夏晚登楼》等，可以看出他在闲暇时间里对这座新都城的打量与体认。汴京郊野的空旷容纳了他“人居似河朔”“悠然望西北”（《城西》）［14］1419的乡愁，也抚慰了他“独尔空嘶苜蓿风”（《东郊瘦马》）［14］1447式人生失意的自我比况；他咏池中莲花：“轻轻姿质淡娟娟，点缀圆池亦可怜。数点忽飞荷叶雨，暮香分得小江天。”（《池莲》）［14］1443他看溪边美景：“飞飞鸥鸟自徜徉，也解新秋受用凉。日莫碧溪微雨过，满风都是藕花香。”（《溪景》）［14］1449这些小景小情带给他雅淡的人生趣味。他在夏日傍晚登楼，感受汴京城的快意凉风和登楼远眺的开阔视野：“登楼晚暑复相攻，快意清风忽此逢。云似碧山天似水，霁波平浸两三峰。”（《夏晚登楼》）［14］1455他生活在繁华都城之中，却始终与这座城有着淡远的疏离之感。这种况味也贯穿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成为他汴京书写的鲜明特征。
相较而言，赵秉文由于处于政坛与文坛的中心地带，他的汴京文化生活更多呈现出群体化的特征。他与京都文人一起登临繁台寺、在梁园作诗会、游览上清储祥宫作分韵诗等，都显得生动热闹。有一则故事广为流传，即他曾与雷渊、元好问一起在汴京遇仙楼为一则奇事填词。《汴京遗迹志》：“遇仙楼，在南薰门里。街西有异僧之事，赵秉文作《满庭芳》词以纪之。”［4］114即引此事作为地标历史名称的注脚。遇仙楼是宋代建筑，《汴京遗迹志》称“自遇仙楼而下，诸楼俱毁于金兵”［4］116，可知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此楼遭遇焚荡。正大四年十月，遇仙楼酒家的主人是山后人杨广道、赵君瑞，与他们同乡的僧人李菩萨经常到酒楼借宿，没有卧具时就地赤身而卧，由于天冷，杨广道送了几杯酒给僧人喝。僧人作为报答，第二天早晨噀酒于花枝，增明亭中牡丹花竟然开了两朵，僧人离去后也再没有回来。此事在汴京引起了极大轰动，元好问说“京师来观者，车马阗咽，醉客相枕藉，酒炉为之一空。赵礼部为雷御史希颜所请，即席同予赋之”［17］180，也即雷渊请赵秉文来观此异事，元好问作陪。此年是迁都后相对安定的时期，蒙古正忙于攻灭西夏，无暇顾及金朝。
元光二年（1223年）金哀宗继位后，改变了宣宗伐宋取偿的政策，交好西夏，诏求直言，文人群体一度对金王朝产生了“中兴”愿望，杨奂写有《河朔中兴颂》⑤，元好问公文中也多次出现关于“中兴”的热切描述⑥。这一时期汴京“繁盛益增”［13］69，为看一则异事而“车马阗咽”，也从侧面书写着这种繁盛。赵秉文一行人的到来必定增加了此事的传奇色彩，也为酒楼带来好的生意。赵词以“天上殷韩，解羁官府，烂游舞榭歌楼”［2］400开篇，突出汴京文人在公事之余游谒舞榭歌楼“来看帝王州”［2］400的热情。元好问和词下阕云：“嫣然，谁为笑，珠围翠绕，且共流连。待诗中偷写，画里真传。绣帽拥霜凝紫塞，琼肌莹，春满温泉。新声在，梁园异事，并记玉堂仙。”［17］180描述汴京城中才人仕女游观流连、会心嫣然的场景，词人欢欣舒畅的心情也于此可见。这是文人的汴京空间认同中较为典型的事例。
《赵秉文集》，马振君整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宋代景观经过金代修建后，成为新旧叠加的多重文化空间，文人的书写也呈现出感旧赞新的二维特质。如上清储祥宫，是宋代帝王求雨祈福的道观，初名上清宫，火灾后“复修，以宫之所在为国家子孙也，因赐名上清储祥宫，命苏轼撰碑文以纪其事”［4］113。苏轼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的《上清储祥宫碑》详记此宫修建与重修始末，颇颂宣仁太皇太后之德，“未几，诬以失实，毁之，令蔡京别撰”［4］113，成为北宋党争的牺牲品。金朝帝王依旧将上清储祥宫作为祈福之所，《金史》记载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七月，“遣徒单思忠以地震祭地祇于上清宫”［5］375；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八月，“以旱，遣使祷于上清宫”［5］413。金朝还曾重修上清储祥宫，许有壬《上清储祥宫记略》称此宫“金源氏复葺，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有文”［4］113。复葺之事《金史》未载，赵秉文的重修记文《滏水集》未收，因而修复经过不详。但赵秉文、杨云翼、李献能、李汾等人的上清宫同题诗，却为我们考察上清储祥宫对于金末汴京文人的精神建构提供了重要文本。赵秉文有《游上清宫二首》和《游上清宫四绝》。《游上清宫四绝》重在描绘上清宫景致，上清宫作为佛寺的日常活动场所，可以带给诗人禅机理趣，如第三首的“幽人唤起青童睡，苔径扫花筠帚香”［2］245，透露着诗人的佛学旨趣。《游上清宫二首》则重在咏史，其一云：
霜叶萧萧覆井栏，朝元阁上玉筝寒。千年辽鹤归华表，万里宫车泣露盘。日上雾尘迷碧瓦，夜深月露洗荒坛。断碑脍炙人何在？吏部而今不姓韩。［2］186
朝元阁，汴京城中最高阁之一。周密《癸辛杂识》：“汴城楼阁最高而见存者：相国寺资圣阁、朝元宫阁、登云楼。……朝元宫阁即旧日上清储祥宫移至，岧峣半空。”“奇峻雄丽，皆非东南所有。”［18］赵秉文诗或作于上清宫重修后的一个秋天，宫观重修，却难掩季节与历史双重叠加所带来的清冷萧瑟。诗人看到凌霜的树叶遮覆着井栏，也似乎听到朝元阁上依稀传来北宋君臣弹筝的声响。阁高传声远，筝乐散入天际后也显得寒凉。第二联“辽鹤归华表”“宫车泣露盘”都是在说北宋的兴亡，暗指徽宗父子在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被掳北上。在赵秉文看来，上清宫是低迷灰暗的，即使太阳高照，碧瓦上也笼罩着雾尘；夜晚明月清辉，却只能清洗荒坛。“断碑脍炙”事用韩愈作《平淮西碑》典，韩愈在碑文中推重裴度，引起了李愬的不满，李愬妻子诉诸宫中，唐文宗令磨去韩文，而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苏轼《平淮西碑》诗咏其事：“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14］825认为即使韩愈碑文已残，依然脍炙人口，而段文昌却并不为人所知。诗人说，这样的断碑现在也找不到了，或暗指苏轼的《上清储祥宫碑》被毁一事。
杨云翼、李献能的上清宫诗题目中都注明是与赵秉文同赋。杨云翼诗题作《闲闲公为上清宫道士写经，并以所养鹅群付之，诸公有诗，某亦同作》，诗题就是一个丰富完整的故事：赵秉文不但为上清宫道士写经，还把自己养的鹅送给道士，当时很多人都写诗题咏此事，杨云翼也和作一首。诗云：“会稽笔法老无尘，今代闲闲是后身。只有爱鹅缘已尽，举群还付向来人。”［14］1119前二句写书经事，说赵秉文书法绝佳，杨云翼比之于王羲之、王献之的后身；后二句写送鹅事，说赵秉文送鹅是因为爱鹅缘尽，要送给更有缘的人。此诗中，上清宫已是金代的道家宫观，这里发生着金代文人与道士的故事，金代文人也把这个当代佳话写进诗歌。李献能诗题作《上清宫梅同座主闲闲公赋》，与杨云翼所说并非同一场景，当为另外一次同游上清宫的文学活动。诗歌题咏的是上清宫的梅花：“厌住卢家白玉堂，琳宫潇洒占年芳。光生琪树风霜古，影占银潢月露凉。物外根株本仙种，世间红紫避严妆。遨头词伯今何逊，一笑诗成字字香。”［14］1761说梅花厌住富人家的高堂，而移来上清宫居住，树木高大，直接银汉；又说梅花本是仙种，长在上清宫，使世间的姹紫嫣红全都羞愧回避。末二句回到对赵秉文的应和，称其为“遨头词伯”，又比之为爱梅的何逊。何逊爱梅事见宋人黄希《补注杜诗》引苏注：“梁何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开，逊吟咏其下。后居洛，思梅花，再请其往，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彷徨终日。”［14］1763李献能咏上清宫之梅又将话题引到赵秉文，称扬赵秉文为文学领袖又绝爱梅花。
在汴京文人的书写中，作为帝王祈福场所的政治空间成为了文人聚会共赋的交际空间，宋代留在这座宫殿中的历史似乎已被遗忘，而成为此时此刻的新型文化空间，赵秉文则俨然成为上清储祥宫的主角。这是宋代景观重修后文人对它的亲切感受，金末文人也正在从心理上取代旧宋，成为这座都城的真正主人。而对于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文人来说，汴京文化空间既让他们感到新鲜，又使他们对这些文化空间所承载的历史升起苍茫之感。他们既希望融入这座都城，却又对个人和国家不确定的未来充满忧虑。
正大元年，二十七岁的杜仁杰参加了汴京的科举考试，落第。是年或次年他作有《朝中措》一词，写出了他眼中的汴京一景：
汴梁三月正繁华。行路见双娃。遍体一身明铁镜，遮尘满面乌纱。车鞍似水，留伊无故，去落谁家？争奈无人说与，新来憔悴因他。［19］60
词作构思巧妙，清新明丽，虽未用典却有着双重内涵。孔繁信认为词人对于擦肩而过的“双娃”的爱慕之情，也正是对事业、前途与新生活的向往之情，代表着词人青壮年时期的理想与志向，“虽为情思之词，却反映（原文此处为“应”）了作者求官逐禄的欲望和理想”［19］61。但我们由词中对汴京繁华与两位飘忽而过的女郎的描写，正可以看出汴京作为都城对于青年才士的巨大吸引力，以及词人对于无法真正拥有这座城市的繁华而产生的几分无奈，几分自嘲。
杜仁杰还曾与青年才士李献甫、麻革等人结伴登上资圣阁并各自赋诗。资圣阁同样是周密《癸辛杂识》中所说的“汴城楼阁最高而见存者”之一，为唐代建筑，宋初开国将领取庐山五百铜罗汉置于其中。北宋时此地已成为京都人士纳凉之所，《汴京遗迹志》：“资圣阁，即相国寺之后阁，都人夏日于此纳凉，八景中'资圣薰风’是也。”［4］117宋人于此多有登览之作。李献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青年才士登临此阁，自是感慨良多。麻革、杜仁杰诗已佚，李献甫诗因被元好问收入《中州集》得以传世。诗云：
高阁凌云眼界宽，野烟碧树有无间。天边孤鸟飞不尽，陌上行人殊未还。魏国几回时事改，汴堤千古夕阳闲。愁来重倚阑干望，嵩少西头是故山。［14］2544
开封资圣阁
前四句写景抒情。诗人登临高阁，看到野烟碧树淡远缥缈，若有若无；天边孤鸟飞来飞去，陌上行人稀少，或因逃难还未归来。后四句咏史写实。魏国事，或指魏惠王迁都于此后一度雄霸中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最终跌落到“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孟子·梁惠王上》）的境地，并于公元前225年为秦国所灭。隋朝修筑的汴堤同样隐含兴亡，因而诗人登高览胜，内心升起的却是历史风云变幻无常的苍茫之感。末二句回到现实，写自己面对现实处境之“愁”，并希望回到嵩山与少室山之西的故乡。此诗为李献甫未及第时所作，后来他与元好问同登兴定五年进士，天兴元年（1232年）以功迁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护卫哀宗出逃，死于蔡州之难，年仅四十岁。
李汾同样是一位始终没有融入汴京的青年才士。他屡试不第，由于才高曾被荐入史馆做抄写工作，不久被排挤出局。李汾在汴京是不得志的，他于繁华的帝王州始终是个过客，在这种心态下观照汴京这座城市，他所感受到的汴京，繁华中就糅合了太多自我难以融入的疏离之感。其《汴梁杂诗四首》前二首云：
天津桥上晚凉天，郁郁皇州动紫烟。长乐觚棱青似染，建章驰道直于弦。犬牙磐石三千国，圣子神孙亿万年。一策治安经济了，汉庭谁识贾生贤。［14］2499
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衣冠繁会文昌府，旌戟森罗部曲侯。美酒名讴陈广座，凝笳咽鼓送华辀。秦川王粲何为者，憔悴嚣尘坐白头。［14］2500
天津桥、五凤楼都是汴京城中的历史遗迹。五凤楼建于后梁，后梁大臣罗绍威取河南的良材修成，宋代梁周翰作有《五凤楼赋》；“长乐”与“建章”则是汉代宫名。觚棱，殿堂上最高的地方。班固《西都赋》：“上觚棱而栖金爵，内则别风之嶕峣。”［20］两首诗的内在逻辑结构相似，第二首中“帝王州”的雄壮与“文昌府”的气脉，都对文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何况还有“美酒名讴”。李汾穿行在历史建筑与纷繁的历史典故中，似乎身在汉朝，而他自我对应的形象是贾谊与王粲。贾谊以一篇《治安策》名动天下，为汉朝谋划长远，无奈不为所用，憔悴而终；王粲一篇《登楼赋》，写尽离乡且失意的万般心绪。这是如李汾般的青年才士身在汴京而难以融入的失落情绪，但汴京对他们这一阶层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在第三首的后四句中，李汾对于汴京的形势也表达了担忧：
天堑波光摇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谁知沧海横流意？独倚牛车哭孝孙。［14］2501
“天堑”指黄河，当时金朝君臣皆以为黄河为阻断蒙古进攻的天险，就像隋朝人以长江为天险一样。《隋书·五行志》：“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北军岂能飞渡耶？”［3］446这份侥幸心理应该也是金朝君臣迁都后所共有的。但李汾的隐忧在于：沧海横流，谁知天意如何？孝孙，祭祀先祖者，《诗经·小雅·楚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孝孙有庆”是世代贺祝吉语，然而又有多少“万寿无疆”？在此，诗人的隐忧就由个人的不得志上升到了家国的层面。李汾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他的担忧。然而正是这个始终没有融入汴京的布衣文人李汾，在金末汴京被围时以一己之力奔走救亡，孤身前往邓州向恒山公武仙求援，竟被武仙所害。天兴元年五月，汴京文人领袖赵秉文与完颜璹在围城中同日去世，二人的去世也标志着金末汴京文学画上了句号。天兴三年春，金哀宗在蔡州自缢，金朝宣告灭亡，汴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汴京城从寄托着文人美好往事的实体空间转化为文化符号，在亡金文人的家国书写中拥有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金末二十年间的汴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随着金朝迁都，中国北方主流作家全部迁到了黄河以南，带来了汴京文学以及中原文学的繁荣。作为金源王朝的新都城，汴京为饱经战乱的金末文人提供了安身之所与进取之途，也成为任职或寓居于京城之外河南、陕西地域文人的流动空间和精神所向。他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则为这一时期的汴京文学带来全新气象；不同层面文人对汴京空间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又增加了汴京文学的丰富性。金亡之后，幸存文人追思故国，重回汴京，又形成了新的汴京书写高潮。元好问“梦回梁园”的系列书写，刘祁《夷门》《南京遇仙楼》，杜瑛《吊故宫》，段克己《满江红·过汴梁故宫》，杨奂《汴故宫记》《录汴梁宫人语》等作品，既是他们寄托家国情感的重要方式，又成为金末汴京文学的余韵。
文学史上的一个幸运事件是：就在金亡前夕的正大八年（1231年），元好问由南阳令升职为尚书省掾，移家汴京，亲见国家的残破毁灭和士人的流离和死亡，参与了亡国前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对于他文学的格局提升到家国高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上他天生具备的才情和多年的深厚积淀，使他的文学创作在金亡前后达到了当时北方文学的巅峰。这虽是汴京作为都城作用于文学的偶然事件，但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意义重大，汴京以及金源王朝也依托于他的书写生发出璀璨的光芒。
《中原文化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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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 景
审核：黄振新
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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