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承学 何诗海
·诗文评类要籍
诗文评著作是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主要表现形态。由于文体学研究与中国文学批评密切相关，所以诗文评著作也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文学批评名著，在文体学上地位也很高。当然，由于文体学不等同于文学批评，两者在文献来源和价值判断上并非完全一致。如《文通》、《铁立文起》在批评史上影响不大，但文体论内容丰富，因而具有重要的文体学价值。由于宋以后诗话、文话类著作层出不穷，本文介绍的诗文评类要籍，以兼综众体的著作为主，单论一体的著作，除少数在文体学上有重要影响之外，一般不列入。
《文赋》。晋陆机撰，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地探讨创作问题的文章，在文体论上继承《典论·论文》而有较大发展，提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复杂的万物，决定了表现万物的文章体类和体貌风格的千差万别；而作者个性、气质、审美倾向等的差异，也造成文体风貌的多样性，所谓“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文章还具体论述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的体性特征和写作要求，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主要从情感表达和艺术风貌上来考察文体，摆脱了汉儒重实用和功利的文体观，在文体学史上有较大影响。
《文章流别论》。晋挚虞撰，原为《文章流别集》所附文论，后别出单行，遂称《文章流别论》。原书已佚，邓国光《挚虞研究》（香港学衡出版社1990年版）综合前人辑佚成果得19则，为迄今收录最全者。探讨文章分类和流别，涉及颂、赋、诗、七、箴、铭、诔、连珠、论、说、书、序、议、策、诏、戒、章、奏、表、驳、吊、令、记、笺、赞、歌、盟、典引、疏、志、训、讴、哀辞、制、诰、移等41种文体。对每种文体，一一探讨其名称、起源、性质、特征、功用，考察其发展变化，列举代表作家作品并加以评论，其论述方法和具体观点对《文心雕龙》等产生了直接影响。
《翰林论》。晋李充撰，原书已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佚文11则。从佚文看，此书深受《文章流别论》影响，也是辨析文体之作，论及书、表、论难、图赞、议奏、盟檄、驳事、诫诰、五言诗、赋等文体，往往以简练的语言揭示各种文体所宜遵循的风格特点和写作要求，褒贬古今，斟酌利弊，并列举优秀作家作品作为典范，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等，可见其文体论特色。
《文章缘起》。梁任昉撰，《事林广记》本较佳，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流行《四库全书》本较多误漏。以簿录形式著录秦汉以来各种文体的起始之作，计有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连珠、篇、歌诗、遗令、图、势、约等85种文体，可见文体分类之细密。此书标举的是《六经》之外、秦汉以来有明确创作年代和创作者，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完整篇章，与谈文体必溯至六经者相较，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文心雕龙》。梁刘勰撰，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其文体论内容，主要集中在《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按一定程式系统论述了诗、乐府、赋、颂、赞等33种文体；各体之中，往往又细分小类，如诗分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史传分策、纪、传、书、表等。这种二级分类有40多目。此外，附于《书记》、《杂文》两篇之后略作说明或仅列其目的文体也达40余种。全书所涉文体，总计120余种，代表着南朝文体分类的最高水平；在文体论上，确立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方法，在理论化和系统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经典范式；此外，还提出“文体原于五经”、文体风貌与作家才性、气质、学养、习染的关系、文体规范与文体新变的关系等重要文体学命题，对后世文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则》。宋陈骙撰，王利器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最早全面深入研究经学文体的著作，认为《左传》之文，有命、誓、盟、祷、谏、让、对8体，并以简练的语言揭示各体的风格特征，如命“婉而当”、誓“谨而严”、对“美而敏”等。《文则》还论及箴、赞、诏、铭等文体的起源，多追溯至上古时代。论诏体时，特别注意到作者的变化引起文章体貌的变化，认为秦汉以前，诏命皆帝王亲制，“咸有古义”，后世多出文士代笔，遂失古体而变为骈俪；论铭体时，还提出了“初无定体”说，对于研究文体早期形态，颇有启发意义。
《沧浪诗话》。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此书对宋以后的辨体批评有重要影响，论诗重体制，专设《诗体》章，从不同角度提出诗体分类，如“以时而论”，有建安体、黄初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等；“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少陵体、太白体、卢仝体、元白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诚斋体等；此外，“又有所谓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等。以上分类，主要以诗歌体貌风格为标准。若以篇制体式分，则“又有古诗，有近体，有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有口号，有歌行，有乐府，有楚词，有琴操，有谣，曰吟，曰词，曰引，曰咏”等。这些不同角度的分类，是对此前诗体分类的全面总结，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体产生和命名等的复杂性。
《文筌》。元陈绎曾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全书分古文谱、楚赋谱、汉赋谱、诗谱等大类，每大类又设法、式、制、体、格等来立说，似嫌牵强，但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史料，体现了元人的文体分类和文体观念。如“古文谱五”谈“体”，先将文体分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叙事类又分叙、传、录、碑、述、表、谱、记、纪等小类；议论又分议、说、辩、赞、跋、论、解、义、箴、戒、规、题、奏、表、札、原等小类；辞令又分诏、诰、册、教、誓、启、简、檄、露布、祝、盟等小类。对每一小类的文体，都详论其功用、源流变化、写作要求等。此外，每大类之前的“总说”，颇有理论价值。
《诗文轨范》。元徐骏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全书二卷，上卷《文范》，下卷《诗范》。《文范》“文章源流第一”条详论命、诏、敕、玺、制诰、册、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书、记、序、论、说解、辩、原、戒、题跋、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等多种文体的源流演变；“明体法第三”条论各体文章风格，如“诏宜典重温雅，谦恭恻怛之意蔼然，册文宜富而雅，制诰宜峻厉典重，表宜张大典实，议宜方直明切，奏宜情理恳切意思忠厚，记宜简实方正而随所记之人变化”等；《诗范》提出诗歌写作要“明体法”，如“五言律诗宜清而远必拘音律，七言律诗宜壮而健时用拘律，五言古诗宜清婉而意有余，七言古诗宜峭而言不悉”等。
《诗源辨体》。明许学夷撰，杜维沫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进入总结和融合阶段的著作，以时代为序，以格调为中心，品评先秦至明代各体诗歌，辨其源流，析其正变，代表着明代诗歌辨体的最高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深化了诗文之辨，如关于诗、文的本质差别、以文为诗、“诗史”说等，都有超越前人之处；二是推进了诗体源流的探讨，在以《三百篇》为一切诗体之源的前提下，又详细论述古诗、律诗、五言、七言等不同诗体的源流正变，强调文体之源与文体起始之作的区别，并不盲目从《三百篇》中寻根究底；三是在揭示各体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五言古诗，以汉魏为“千古五言之宗”，而建安乃“五言之初变也”；太康，“五言之再变也”；元嘉，“五言之三变也”；永明，“五言之四变矣”；“至梁简文及庾肩吾之属”，“五言之再变也”；初唐四杰，“五言之六变也”；沈宋，“五言之七变也”。如此条分缕析，穷形尽态地描述文体变迁，可谓前无古人。
《文通》。明朱荃宰撰，《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书编撰宗旨是识体要，辨流别，以通为文之道，故用一半篇幅收录古今文体158种，其中有些文体还有二级类目，如“传”下分史传、家传、托传、假传，“杂著”下分籍、簿、方、占、式、关、谚等，全书实收文体200多种，且不含赋及诗歌类文体，其收罗之广，类目之繁，超过此前任何一部著作，在文体分类史上有集大成之功。其新增文体，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前人虽有立目，但后世很少使用的文体，二是对某些文体的细分，三是对经、史、子著作中大量文体形态的发掘，四是唐宋以后产生、盛行于民间的俗文体。其中经义作为科举考试文体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特别值得关注。对所录文体，一一论析其名称、功用、体性特征等，成为《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文体论专著，然许多论述引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而不标示出处，是其所短。
《铁立文起》。清王之绩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书论文章之体、谈作文之法，而不及诗、词、曲。卷首为“文体统论”，“统论”之后，依次论及序、后序、引、题辞、述、传、纪、祭文、吊文、行状、启、帐词、颂、箴、铭、命、谕告、诏、论谏、上书、奏疏等140余种，类目相当繁多。其论能集成众说，对《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尤为推重，但不盲从，在二书论述不够透彻的地方或予补充，或提出不同观点。在文体序次上，作者不满以赋为首的传统，主张以“序”为首，而序文中则赞同“序事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的说法，似乎比较强调叙事文体，故把“序”、“传”等文体列在前面，表现出“以史为用”的文体观。而经世类的“王言”、“臣语”类文体，即朝廷公文，却位居最后，这也比较独特。
《历代赋话》。清浦铣辑，《续修四库全书》本。现存成书最早的赋话专著，在赋学批评上有创体之功。正集十四卷，以人为纲，辑录正史关于赋家生平履历、创作情况的记载，也有摘录赋作全文或片段的，始于《史记》，终于《明史》，构成赋体文学发展史；续集十四卷，辑录历代散见于经书、史著、总集、别集、诗文评、笔记小说、书志目录等著作中的赋学、赋论材料，构成赋论史的雏形。合而观之，可谓对赋史、赋学文献第一次系统、全面、集中的整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些史料后往往加以按语或考证，表现了对相关问题的独特理解。书后附《复小斋赋话》二卷，收录赋话260则，为作者平时读赋、作赋心得，以探讨唐宋律赋为主，体现了浦铣本人的赋学思想。
《四六丛话》。清孙梅撰，李金松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此书产生于清代骈散之争的背景，旨在推尊骈体。从奇偶相生、文质递变的高度，揭示骈体文产生的必然性；从情文相生的标准出发，推《离骚》为“古文之极致，骈丽之先声”，从而得出骈散同源，波澜莫二的结论，为骈体争得与古文同等的地位；主张骈文写作用意不用事，以克服过重形式雕琢而内容空虚的弊端；把骈文分为选、骚、赋、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书、碑志、判、序、记、论、铭、箴、赞、檄、露布、祭、诔、杂文等文体，每体都有以骈语撰写的序题，论述其体制特征及发展演变轨迹。
《制义丛话》。清梁章钜撰，陈居渊校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八股文研究的重要文献，以话体批评形式论程式，辨流派，明宗旨，纪遇合，别体裁，考典制，参稽史传，旁及轶事，并名篇隽句，无不博采广撷，荟萃一册，俨然是八股史料长编。其中许多材料，原未形成文字记载，只是口耳相传，赖此辑录成编；所引文献，多有后世不存者，如梁剑华《书香堂笔记》、梁上治《四勿斋随笔》、梁上国《芝音阁杂笔》等笔记，何焯《远行集》、项煜《东野堂稿》、杨雍建《弗过轩制义》等制义别集，郑方坤《三郑合稿》、王耘渠《明文冶》、苏翔凤《甲癸集》等制义总集。有些文献后世虽常见，但因所据版本不同，内容有较大差异，如所录《明文海》制义序目录，比《四库全书》版多出45篇。这些都显示出此书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还论及制义的源流演变、命题与作法、代圣贤立言、古文与时文、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等重要论题，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文体通释》。一名《文章释》，清王兆芳撰，北京中华印刷局1925年版。以文章与学术兼重的态度观照文体，将古代文体分为“修学”与“措事”两大类，“修学”之文凡48体，“措事”之文凡94体。具体而言，源出经学的有释、解、故、传、微、注、笺等23体；源出史学的有春秋、记、志、表、史传等13体；源出子学的有略、诀、鉴、原等8体；源出杂学的有反、广、补、拟4体。教、训、典、法、册、命等37体源出君上之事；上书、章、奏、劾、表、疏等55体源出臣下之事。另有礼辞、联句2体，流通君上、臣下之事。以上合计142体，再加附带论及的56种，全书释涉文体总计近200种。其中有些是著述形态，如例、音、鉴等；有些是古代文章写作中相当重要而一般文体学著作很少涉及的文体，如拟、效、学、法等。对所收各种文体，一一加以阐释，重视本义及追源溯流，在“祖述”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多有自得之处。
《文体刍言》。清吴曾祺撰，《历代文话》本。此书十三篇，原附于《涵芬楼古今文钞》后，实即对《涵芬楼古今文钞》所选13类文章的文体分类、文章编选作理论思考与技术说明。其文体分类受《古文辞类纂》影响较大，强调分类标准的统一性，从文体之用出发进行分类，从而解决自古以来文体分类混乱的现象，较有积极意义。而在对一些具体作品文体属性的判断上，则时出己见，如班固《封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同为摩崖之作，而在姚著中一入碑志类，一入箴铭类，为吴曾祺极力反对；又姚氏把韩愈《祭鳄鱼文》列入“檄”文类，《文体刍言》以为“殊可不必”。另，《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虽影响较大，可惜有类无目，只为文体大类作序题，对各种具体文体不加论述。《文体刍言》则一一加以阐释、辨析，对姚著起到了较好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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