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8日，李鼎文先生走完了他96岁的人生之路，永远留在了南半球，留在了新西兰的奥克兰。我得到噩耗是在次日早晨，当时我正把《陇上学人文存·李鼎文卷》的清样校对完毕。就在昨天晚上，我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周玉秀教授等一起吃饭，我们的话题中有很长一段是谈李先生的。说话的时间正是4月18日19时左右，也就是李先生告别人世的时刻，难道是先生英灵要归故乡？
我和李鼎文先生的直接交往，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前夕，我们找老师在笔记本上写字。于我们几个人到了李老师家，第二天，我们去取笔记本，他用蝇头小楷认真抄录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1982年1月9日。”1985年，我回母校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和李老师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我读书有不懂的地方，常去向李老师请教。李先生诲人不倦，对我提的问题，非常认真，即使一时不能回答圆满，也要查寻相关资料，给予满意的答复。1992年，我校注敦煌赋时，其中一些典故查不到，就请教先生，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查寻。比如，伯希和所劫敦煌2712号和2488号写卷抄有乡贡进士张侠撰的《贰师泉赋》，其中写道：“皑皑大碛，穹隆岩岩。前无指梅之麓，后无濡缕之沾。三军告渴，涸困胡髯。枯山赤坂，火薄生炎。我贰师兮精诚感天，拔佩刀兮叱咤而前。想耿恭之拜井，思夫人之濯绵。刺崖面而霹雳，随刀势而流泉。”“耿恭拜井”用《后汉书·耿恭传》耿恭祈祷拜井而“水泉奔出”的事，比较清楚，至于“夫人濯绵”则不敢确定，请教先生的次日，先生即为我送来了抄好的一段话：《礼记·祭义》：“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赋的作者借这个典故是写贰师将军刺崖时心情之虔诚，所谓敬之至也。先生的点拨，使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不久，先生又为我书写了大字条幅：“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俊琏同志属，李鼎文。”现在这幅墨宝端端正正挂在我的书房，那遒劲有力的笔锋，饱含着老师的期望和鞭策，看到它，就增加我学习的勇气。
1998年，我的《人物志研究》书稿完成，请李先生作序。李先生认真阅读了全部书稿，在不长的序中对拙著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伏俊琏同志通晓文字、音韵、训诂、文法、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又钻研哲学、心理学等，为整理研究《人物志》和刘昞的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校注部分，旁征博引，考证细密，解释明确，并将原文译成现代汉语，使读者乐于接受。在研究部分，考述了‘二刘’的生平著述，论述了《人物志》人才学说的来源、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各章的主要内容，从今天人才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对此书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全书共34万言，引用书籍176种，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书籍中，这是一部高水平的专著。”这是一位老师对学生的厚爱和鼓励。
1993-1994年，为了编辑先生的另一部文集《梦槐庵文丛》，我和先生书信往来较多。《梦槐庵文丛》共收入85篇文章，是李先生除了《甘肃文史丛稿》之外所有的论文汇编。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后记》，对先生一生的学术做了简要的总结。我还写到先生故居中的那棵已经被拔除了的大槐树，写到李于锴的《古槐》诗，写到先生家三代聚集的古籍文物流散的结局，也写到先生的诗：“故园西望意茫然，花木图书散似烟。也识人生如寄耳，最难斩断是尘缘。”最后写道：“此时已过子夜，我想起了移居新西兰已经六年的恩师，‘万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传寄远书’（苏轼《和黄黄龙清老》诗句）。世上由来仁者寿，期颐还看笑春风。翘首南天，遥祝健康！”先生的哲嗣告诉我，先生看到最后，默默地流泪了，哽咽了很多时。
2013年，我受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社科院的委托，编辑《陇上学人文存·李鼎文卷》。2013年8月19日，书稿交给甘肃人民出版社。今年3月初，本书的清样出来了，我开始一字一句地校对书稿，我相信，李先生是能够看到本书的出版的。4月18日，书稿校对完毕。此日早上，却得到李鼎文先生于2014年4月18日18时32分去世的噩耗。我的眼光停留在先生的诗句上：“应有归心归不得，夕阳红处是家乡。”泪水使我的视线模糊！先生永远留在了遥远的南半球，留在了新西兰奥克兰肥沃的土地上。是啊，人生到处谁非客，得意江湖便为家。先生祖上几代，读书劳作，到先生少年时，有几万卷书，数千件珍贵文物，数十间房产，还有庭院中的古槐。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东西已荡然无存，先生把他的祖上家产不得已而“捐送”完毕，然后踏上了南行之路。往事如烟，人生如梦。沉吟片刻，我立即把此消息转告同学及先生的好友，马上给先生的哲嗣发了唁电挽联：“追忆卅年前，亲聆屈赋杜诗，更炙陇学敦煌曲，自愧樗材能登大雅；招魂万里外，云压凉州奥克兰，何堪友嗟亲人泪，君留美德永惠学林。”或借用前人成句，或临时拼凑而成，平仄不合，我也顾不得了。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楚辞·招魂》)
墓碑背面是先生生前书写的他的诗《思乡》：
故园西望意茫然，
花木图书散似烟。
也识人生如寄耳，
最难斩断是尘缘。
李鼎文先生(1919-2014)是甘肃籍著名学者,我曾对他的家世和学术进行过简明的概括：“鼎文先生，凉州世家，族望通明。茂苑仪型，门风清邵。少承家学，谨慎劬敏。名儒敦诲，常闻长者徽音；故老披宣，颇记先贤逸事。弱冠负笈金城，始承名师。洒笔成文，耽思述古。”
李鼎文先生的祖父李铭汉（1809-1891），字云章，受业于著名学者张澍（1776-1847），是甘肃有名的学者，虽以布衣终其身，但因德行高尚，学问渊博，负重望于乡邦。他的学问以经世致用为宗，经史辞章之外，旁及天文、算法、舆地、兵农，凡有关国计民生者，靡不详究。著有《续通鉴纪事本末》110卷（前89卷为李铭汉编辑，后21卷为其子李于锴编辑），《尔雅声类》4卷，《说文谐声表》（未成），以及读书笔记《宿问录》、诗集《日知斋诗稿》等。《续通鉴纪事本末》是史学名著。1936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续通鉴纪事本末书后》一文，呼吁重印此书，云：“不得李氏之书，使家喻户晓，于据撰通史之资料，不无缺憾。”著名学者汪辟疆也说：“余于清末，既获读李氏《续通鉴纪事本末》，见其条分件系，伦类贯通，深致叹服。”（《记与马生騄程谈李云章父子学术》）
李鼎文先生的父亲李于锴（1863-1923），字叔坚，李铭汉的次子，光绪八年（1882）举人，二十一年乙未（189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戊戌（1898）散馆，任山东蓬莱知县。其后代理武城、泰安知县，调山东大学堂监督，为山东大学的创始人，旋升沂州府知府。辛亥革命后返里，著书立说，终于家。李于锴生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少承家学，忧国忧民，“致力于志士、循吏、学人三种境界，均有突出业绩”（《甘肃历史名人画传·清末民初文学家李于锴》）。作为学者，李于锴除续成《续通鉴纪事本末》外，尚有《古历亭笔记》1卷，《读汉书笔记》1卷，皆为文史考证之作。其文学创作，诗文兼长，尤长于文，有《味檗斋文集》1卷，《写经楼诗草》1卷。1984年，李鼎文先生把《味檗斋文集》（增补了《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古历亭笔记》、《读汉书笔记》、《写经楼诗草》合为一集，经过精心整理，定名《李于锴遗稿辑存》，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遗稿》收录了37篇各体文章和125首诗。清末古文大家王树楠在《味檗斋遗稿序》中说：“平生不苟为无益之文，故今所存者，仅十数篇，然于昔贤之所谓义理、词章、考据三者无一不备，而杼轴在心，动与古会。其文品盖在同里张介侯之上，西方学者莫能或之逮也。”
李于锴有两个儿子，长子鼎超，次子鼎文。李鼎超（1894-1931），字酝班，10岁随父至山东蓬莱开始读书，13岁至沂州（今临沂）系统地学习“中学”（经、史、子、集）和“西学”（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诸科）。民国二年，20岁的李鼎超随父返回故里，潜心研究国学。自谓“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四者并进”（《自得斋日记》民国十年九月十六日）。民国十八年（1929）春，至兰州，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其后又在兰州中山大学讲授文字学。民国二十年（1931）春，以无党派人士被选为国民会议代表，赴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后，病逝于上海医院。他曾编纂《武威县志》，已完成者，有《人物志》、《艺文志》、《金石志》、《方言志》。
汪辟疆先生曾撰有《记与马生騄程谈李云章父子学术》，对李氏三世的学术作过总结。他认为，西北远处边隅，与中原阻绝，俗本淳朴，而布衣韦带之士，类皆崇尚气节，耿介自守，恒能自奋于义所应为。如果是利泽桑梓，功效边陲，益于国家之事，皆能挺身以赴，在所不惜。这是李氏之学中体现的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气节。汪先生总结说：“云章父子之学：其取师也甚正，其信道也弥坚，其为之也必果，而皆并见于立身立事之实。故不托之空言，而惟实事求是；不泥于小节，而惟大德不逾。”
李鼎文先生，字献甫。他5岁丧父，13岁丧兄。与生母相依为命。他没有上过小学，13岁以前，受教于长兄鼎超。民国二十六年（1937）和二十九年（1940），先后由武威师范简师科、兰州师范中师科毕业。民国三十一年（1942），考入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科，受教于黎锦熙、李嘉言、叶鼎彝、何士骥、王汝弼、刘文炳、冯国瑞诸位名师，学业大进。尤其是黎锦熙、李嘉言先生，对他格外器重。1949年，在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四年级插班，次年毕业，任教于武威师范。1956年调甘肃师专（校址在天水）任教。1957年，甘肃师专合并到西北师院，李先生随即到西北师院（后改名甘肃师大、西北师大）任教，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
李先生读书广博，举凡经史子集四部的基本典籍，靡不广为涉猎。几十年来，先生以教书为要务，主要精力集中在备课、编写讲义方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先生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先秦到宋，80千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先秦到宋，150千字），1957年油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元明清，90千字），1973年铅印。讲授“杜诗研究”，先生编写了《杜甫诗选注》（126千字），1981年油印。讲授“敦煌文学”，先生编写了《敦煌文学作品选注》（50千字），1982年铅印。先生还参加编写了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撰有初中、高中语文课本中文言文讲析31篇（136千字），收入《中学语文讲析》一书，197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编写的讲义字数并不多，但都是在自己深入体会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皆深思明辨之作，有着丰富的学术含量。
先生在教学之馀从事学术研究。198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甘肃文史丛稿》，收集了先生多年撰写的有关甘肃地方文史的文章42篇。最早的写于上世纪60年代，大部分为1980年以后应省内一些杂志之邀所写。文集考证了36位甘肃籍或旅居甘肃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创作及有关史实，刊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订正了当今一些诗文选本的错误。通过这本书和他主编的《甘肃古代作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我们可以对甘肃古代的主要作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的生年讹误已久，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都定于“乾隆庚子”（1780），李先生根据有关地方志史料，并走访了张澍六世孙张随纯，确定张氏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新版《辞海》即按他的考证予以改正。再如《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一文，公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请废马关条约呈文》的起草者和领衔者正是李先生的父亲李于锴，他当时是甘肃在北京的应试举人。甘肃举人的这次活动是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运动的重要内容。甘肃参加者76人。呈文准备送到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批准，事情已无可挽回，就把写好的呈文保存了下来。李先生将手稿和缮写好的呈文于1963年捐献给甘肃省博物馆。这篇文章以确凿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甘肃的热血青年冲锋陷阵的情境。总之，《甘肃文史丛稿》一书，或论一人一事，或议一诗一文，皆能明其脉络，抉发隐微，明训诂，证史实，不蔓不枝，精简明练。一位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事件的是非正义之心，对故乡人文历史的衷心热爱之情，读其书者自能明之。
1983年，西北师院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受所长彭铎教授、副所长路志霄教授的委托，李先生在整理陇右古籍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续敦煌实录》《李于锴遗稿辑存》《陇右方言》《陇右方言发微》（合作）《笠云山房诗文集》（合作）等。
西凉敦煌人刘昞曾著《敦煌实录》20卷（《魏书·刘昞传》作20卷，《隋志》作10卷），惜后来散佚，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据诸书辑得14条，稍后的武威人张澍《续敦煌实录》卷首即刘昞《敦煌实录》的辑本，其中3条章本未辑，章本中3条亦为张本所未辑。《续敦煌实录》5卷是张氏从大量文献中采集的敦煌籍人物的传记，共收录从东汉到五代120人之多。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说：“介侯是书，征引博洽，言敦煌人物者，宜莫先于是矣。”它是当前成为国际显学的“敦煌学”的滥觞。张氏在所辑人物传记后面，多加按语，或征引与传主有关的材料，或提出自己的见解，纠谬误，证史实，很有学术价值。李鼎文先生整理此书，首先对张氏所征引的屠本《十六国春秋》逐条找出所依据的原书，逐条著明其出处，一则表明屠氏原书是有所本的，二则给读者提供较早的资料。第二，订正了张澍按语的错误。张氏读书，既多且熟，征引文献，往往凭记忆，不翻检原书，因此按语中人名、地名、时间、地点等常有张冠李戴者，李先生一一为之订正。刘昞、张澍之于敦煌前贤，李鼎文先生之于刘氏、张氏，可谓知音诤友矣。
《李于锴遗稿辑存》、《陇右方言》分别为李鼎文先生的父亲李于锴和长兄李鼎超的遗著。《陇右方言发微》是李鼎文先生的老师李恭的遗著。李恭（1901-1970），字行之，早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后又南游苏州，受业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甘肃唯一的太炎弟子。他的《陇右方言发微》即受章氏启发而成。李鼎文先生整理《陇右方言》和《陇右方言发微》，对原著所引资料一一核对原文，统一体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笠云山房诗文集》为晚清甘肃著名学者兼文学家王权（1822-1905）的诗文集，收录诗5卷，文12卷。李鼎文先生有《读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对其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论之甚详。此书系抄本，错误校多。先由吴绍烈、路志霄、海呈瑞三位点校，李鼎文先生最后又复核一遍，改正了诸多错误。
李鼎文先生的第二本文集是《梦槐庵丛稿》，共收入85篇文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古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另一类是甘肃地方文史的研究论文。李鼎文先生的学术论文，带有中国传统的学术笔记性质，涉及经学、小学、史学、地理、姓氏、典籍、词章等诸多领域。有的是相关经学、小学、诗文、石刻的考释和评介，有的是有关陇右地方的轶闻掌故的考释，有的是为师友弟子后学的著作所写的序言和评论，讨论的大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其考索源流，申述新解，匡正讹误，探微烛幽，言之有据，文字简约。对待考证，不主观臆造，不饰词矫说，充分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前人正确的意见，必称引宏扬之，前人不正确或不完满的意见，必明辨补充之。引证必标出处，雷同一定删汰。下略举数例说明。
收入《丛稿》的第一篇论文《〈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就颇有学术史意义。《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近1300字的骚体长诗，原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59及朱熹《楚辞后语》卷3，两本文字小有出入。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一说是蔡文姬，一说为唐人拟作，历代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千多年以来，肯定《胡笳十八拍》为蔡文姬所作者，有唐李颀、刘长卿，宋王安石、郭茂倩、朱熹、王应麟，明杨维桢、梅鼎祚，清沈用济、惠栋等；认为《胡笳十八拍》是后人拟作者，最早见于北宋朱长文的《琴史》，尔后明王世贞、胡应麟，及清人沈德潜等都怀疑此诗非蔡琰所作。近代治文学史者如胡适、郑振铎、罗根泽等，也均视其为伪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便说：“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罗根泽则更断言：《胡笳十八拍》的乐调作于唐著名音乐家董庭兰，歌辞作于唐诗人刘商（见《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考》）。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末期，郭沫若曾连续撰写了7篇专论《胡笳十八拍》的文章，力主恢复蔡文姬的著作权，在不少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学术界因此遂展开了一场围绕此诗作者和年代问题的空前热烈的学术大讨论。郭老《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说：“这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的。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的。”为了证明此说，郭老甚至采取“增字解经”的办法，引录唐代刘商《胡笳曲序》“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十八拍，今之胡笳是也”，认为这里的“后董生”应该是“后嫁董生”。之后，高亨、萧涤非、胡念贻等学者先后著文，从不同角度肯定补充郭老的观点。面对学界泰斗的如椽巨笔，李先生唯真理是求，撰写了《〈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作的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6月14日），认为《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应是唐人董庭兰，其理由是：第一，从本诗看，诗的作者对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不十分清楚，而文化造诣很高的蔡文姬不会对她生活时代的情况如此模糊。第二，诗的作者对南匈奴风俗习惯的描写不真实。第三，诗的作者对蔡文姬在南匈奴中的生活所知不多，只是对史书的简单罗列。第四，诗的作者袭用了东汉以后诗文中的词句。第五，诗的作者运用了唐人习用的词语。与此同时或稍后，一些著名学者，如刘大杰（《关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胡国瑞（《关于蔡琰〈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逯钦立（《关于〈胡笳十八拍〉》）、王达津（《〈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补证》）、刘盼遂（《谈〈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所作》）都撰写文章否定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
《梦槐庵丛稿》中有许多短文是对一些词语、典故的诠释，这些看起来是小问题，实则最能反映作者的学养。比如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中有“虚室”一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王瑶注的《陶渊明集》和余冠英选注的《汉魏六朝诗选》中都没有解释，一些人解释成“空房子”。李鼎文先生认为，陶诗中的“虚室”是从《庄子》来的。《人间世》云：“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陶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这里的“灵府”也是指心，《庄子·德充符》：“不可入于灵府。”成玄英疏：“灵府者精神之宅，所谓心也。” 陶渊明思想颇受庄子影响，他的诗文中运用《庄子》中的术语不少，如果以为陶诗语言通俗自然而滑眼读过，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再如林则徐充军伊犁途中路过凉州，曾写有《答陈子茂德培》诗二首，其中诗句云：“送我凉州浃日程，自驱薄笨短辕轻。高谈痛饮同西笑，切愤沉吟似北征。”一些注本解释“薄笨”说：“浅薄愚笨之身，作者自谦之辞。”解释“北征”说：“西汉末年，王莽的‘新朝’被推翻以后，中原地区连年战争，班彪避居河西，作《北征赋》，抒发望治不得的郁闷心情。”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李先生指出，薄笨，即薄笨车，是古代一种制作粗简而行驰不快的车子。殷芸《小说》引《膺家传》：“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唯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千人，引领望之，渺若松、乔之在霄汉。”而“北征”则用杜甫的《北征》诗意境，诗云：“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英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我国，岂不是“东胡”！东胡尚未赶走，而林则徐却被革职充军，不得为国杀敌，这使他不能不愤切了。这样的解释，不但正确地揭示了诗的用事，而且使诗意豁然开朗，所谓一词确诂而境界全出。这样精彩的短文不胜枚举。
李鼎文先生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情，一生撰写了不少考证故乡文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既亲切朴实，又材料翔实，如数家珍；既倾注着对家乡的热爱，又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比如，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344-413）于东晋太元十年（385）随吕光到凉州，在凉州住了十七年。有人说，他在凉州的这段时间里，不但讲经，而且译经。这一说法，流传很广，地方志、电视片都这样说。先生经过对有关历史记载的认真考证，认为“罗什在凉州的十七年时间内，既没有讲经，更没有译经”。隆安五年冬（401），罗什到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大量的讲经、译经从此开始（《武威历史考辨三题》）。再比如，著名学者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有西夏“建国都，初在兴州，后移凉州”的说法，当今承袭此说者不少。为了澄清事实，李鼎文先生根据《金史》、《元史》的相关记载及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的研究，认为在武威建过都的，只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唐初李轨的大凉，并没有西夏。“夏神宗只是逃到凉州避难，事后即回，并无建都凉州之说”（《武威非西夏国都辨》）。当今一些从事地方文史研究的人，为家乡争名人，有时不惜捕风捉影，甚至杜撰史实。先生唯真理是求，值得我们钦佩。
多年来，李鼎文先生还应邀审查了不少有关武威的历史资料，如《武威县地名资料汇编》、《武威市志》、《武威历史人物》，改正了书中不少错误，还校点了《乾隆武威县志》，写出了详细的校勘记，为家乡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宏扬做出了贡献。
李鼎文先生诲人不倦，对学生或晚辈的请教，非常认真，即使一时不能回答圆满，也要查寻相关资料，给予满意的答复。他审定后学的学术著作，总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据我所知，张帆、宋书麟的《阴铿诗校注》、梁新民编著的《武威历史人物》、漆子扬、王锷校点的《守雅堂稿辑存》，都是经他细心审阅修改后出版的。先生不轻易给他人的书作序，《梦槐庵丛稿》中收录的十馀篇学术著作的序文，都是认真阅读了原作之后写出来的，评价的文字不长，而总能抓住特点，言中肯綮。李先生情系桑梓，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常让先生魂牵梦绕。先生祖上几代，读书劳作，到先生少年时，有几万卷书，数千件珍贵文物，数十间房产，还有庭院中的古槐。李先生是甘肃学术世家，也是河西著名的藏书家。清代后期朝廷要员贬谪新疆，几乎都在他家居住过，并留下诗文墨宝。从1956年到2003年，李先生分数次将家藏19704册书籍和186件文物全部捐献给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河西学院等单位。书籍内有不少明、清善本。稿本内如林则徐题记的陈世熔《求志居诗稿》，张澍手批的《潘挹奎文稿》，章炳麟手校、丁以此手抄的李铭汉《尔雅声类》稿等，都很名贵。文物内如唐弘化公主墓中的木俑、木兽，“大明宝钞”，明人文彭所刻的“槐阴满庭”印章，张澍所书条幅，也都有重要价值。1998年，祖上三代人的家产已荡然无存，先生以78岁的高龄踏上南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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