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韵五言长律嬗变考述
沈文凡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02期
内容提要：百韵五言长律（排律）诞生于唐代，在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在唐代诗人五言排律创作的基础上后增添了一种规模弘阔，能够如史诗般叙述而又保持了短律抒情特色的新体式，同时也引发了唐代及其后世百韵古诗的创作。宋元明清的百韵五言排律，虽然承载的内容有所不同，思想境界有高有低，但在力求开阖变化，错综恣肆，部伍森严，章法精密，表现大才华，展示大技巧上却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百韵五言长律； 诗体； 嬗变； 唐代； 宋元明清；
百韵五言长律由杜甫首创，元稹、白居易承继，张祜、韦庄通津，而后源流派别，正变两备，各臻其妙。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不仅在唐代诗人五言排律创作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规模庞大，叙事复杂多变而又保持了短律抒情特色的新样式，同时也引发了唐代及其后世百韵七言长律和百韵五七言古诗的创作，其叙述、抒情、结构等方式还被其他文体所吸纳。诚可谓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仇兆鳌云“考唐人排律，初惟六韵左右耳。长篇排律起于少陵，多至百韵，实为后人滥觞。”[1]宋元明清的百韵五言排律，虽然承载的内容有所不同，思想境界有高有低，但在力求开阖变化，错综恣肆，出于豪纵，入于谨严，表现大才华，展示大技巧上与杜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为近体格律诗发展史又增添了一道炳粲绚丽的风景线。
继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后，白居易、元稹、张祜、韦庄等都有百韵五言长律的创作。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还都创作有百韵五言古诗。施肩吾曾作七言《百韵山居诗》，才情富赡。胡应鳞认为施肩吾的诗是七言排律，并推断“其诗必不能佳”，“然亦异矣”。[2]郑嵎创作了百韵七言古诗《津阳门诗》。百韵五言排律产生于前，百韵七言排律，百韵五言古诗、百韵七言古诗步趋于后，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白居易有百韵五言长律四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下平七阳）《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其中《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朱金城认为是“仄韵长律”[3]，元稹有五言百韵长律三首：《代曲江老人百韵》（上平真韵）《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上平支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上平虞韵）。元白唱和百韵长律，白居易为原唱，元稹为和作。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作于元和五年（810），元稹和篇当也作于此年。《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和诗作于元和十三年（818）。元白的唱和对百韵五言长律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论者在将元白与杜甫的比较中，对杜甫给予更多推许，但同时对元和百韵长律体的推动之功也予以充分肯定。“长律百韵始于杜甫《夔府咏怀》一篇，继之者元微之、白居易。居易集中百韵凡三篇。杜甫排奡沉郁，局阵变化，其才气笔力，自非居易所及。居易法律井然，条畅流美，实可为后来之法。学者未能窥杜之阃奥，且从此问津，自无艰涩凌乱之病。”[4]相比之下，元白长律虽然同杜甫瑰奇宏丽，变动开合相比有流易有余，变化不足的缺点，但在属对整称，使事工稳，甚至是波澜壮阔，笔力沉雄方面也基本达到了与杜甫同样的艺术境界。故李重华认为“五言排律，至杜集观止；若多至百韵，杜老止存一首，末亦未免铺缀完局，缘险韵留剩后幅故也。白香山窥破此法，将险韵参前错后，略无痕迹，遂得绰有余裕。故百韵叙事，当以香山为法”。[5]杜甫而下，确实罕与为俪。而白居易的以诗代书在百韵长律中还是首次。尽管此前有张九龄《南还以诗代书赠京师旧寮》长律一篇，但它不足三十韵。所以元白百韵五言长律对后来亦有重要的范式作用。钱良择揭示道：“百韵律诗少陵创之。字字次韵元白创之。前人和诗，和其意不用其韵，自元白创此格，皮陆继之，后人始以次韵为常矣”。[6]有先后次第皆循原诗者，被称为次韵。元白唱和的字字次韵，实可为后代典则。赵翼评价元白的次韵之作说：“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皆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余，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百代者正在此。”[7]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用下平先韵，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皆用上平支韵，而张祜《戊午年感事书怀二百韵谨寄献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汉南李仆射宣武李尚书》（下平先韵）的出现，更预示了韵数更多的五言长律的即将出现已是历史的必然。张祜的二百韵五言排律虽属投献，但诗与史合，雄丽沉博，有少陵遗风。通过百韵律诗奉寄投献，能更充分地感事咏怀。它可以展示诗人的思想感情脉络，行踪交游的轨迹以及国家的沧桑变化。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百韵五言排律是艺术化了的“史册”。晚唐百韵五言长律有韦庄的《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下平七阳）。韦庄在这首诗中，结合自己的遭遇反映了时代大动乱时的历史真实。白居易的五古《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题后有诗人的注明。刘禹锡《游桃源一百韵》，《刘宾客文集》卷二十三列在“古调”中。但潘德舆却评云：“其诗铺写宏富，词义华美，略与元白长律相似。吾不知乐天喜梦得诗而极称之耶？抑第美其律绝耶？”[8]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上平真韵），温庭筠《病中书怀呈友人并序》一百韵，《唐诗韵汇》卷之七五言排律误收。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是百韵古诗。“百韵”概念产生于唐，故此百韵长律与百韵长古兼及之，以别源流。
其实，自从杜甫使用“百韵”概念后，到中唐已被诗人普遍接受。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小序中两次提到“百韵”：“玄元氏之下元日，会予家居至，枉乐天《代书诗一百韵》，鸿洞卓荦，令人兴起心情。且置别书，美予前和七章，章次用本韵，韵同意殊，谓为工巧，前古韵耳。不足难之，今复次排百韵，以答怀思之贶云”[9]可见元白二位大诗人用百韵五言排律互相酬唱的真实情景。《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也结合自己的遭遇提到元和十年至十三年“百韵律诗”等诗作的反复往还的唱和次韵情况：“书中寄予百韵至两韵凡二十四章。”[10]元稹在《封书》中更提到了“三百韵”概念：“书出步虚三百韵，蕊珠文字在人间”。白居易在《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提到将元稹七十韵扩展为一百韵的创作情况：“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11]刘昫等评价道：“(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12]当时百韵排律流布就已经很广。诗人有时也用“千言律”、“千字律”这个概念来指称百韵律诗。白居易《重寄微之诗》“诗到元和体变新”句下自注：“众称元白为千言律，或号元和格”，元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余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13]元稹就将“百韵”与“千言”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在《上令狐相公诗启》[14]中，除辩驳人们对“元和体”的误解外，也对由于人们盲目仿效而招致司文者考变雅之由时往往归咎于元稹本人表示不满。但其着重介绍百韵五言长律创作的动因对我们把握元和体的内涵却有特殊意义。元稹与白居易友善，居易特别擅长作诗。在和元稹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将其驱驾文字，穷极声韵而创作的百韵五言排律或者五十韵五言排律投寄给元稹。而元稹自审不能超过白居易，就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是想以难相挑。而为了说明问题，在此书启中特意提到向令狐相公进献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共五卷。一种诗体的被认同，在当时也是有难度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尤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15]一段话，揭示了杜甫在五言排律方面的创新，而“大或千言”，就是指百韵五言长律而言的。温庭筠（百韵古诗）也在《病中书怀呈友人并序》诗前小序中使用了百韵概念：“开成五年秋，……兼呈袁郊、苗绅、李逸三友人一百韵。”[16]郑嵎，字宾先，大中五年进士第。他的百韵古诗《津阳门诗》（并序）从七言的角度看，也是首创。但也是受杜甫百韵五言长律的影响。在序中，他介绍了此诗创作的前因后说：“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止，以门题为之目云耳。”[17]
唐之后百韵五言长律的创作也益趋繁盛。尽管人们认为，宋人编辑诗文集时喜欢以题材分类而不喜欢以体裁分类。但是宋代诗人对百韵五言长律（包括七言）却也是非常认同的。初盛唐时期，诗人用中短篇排律与皇帝唱和的现象很普遍，但百韵五言排律尚无与皇帝唱和者。宋诗从题材的角度来讲，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从体裁的角度来讲，又有其自身的承变规律。王安中1125年创作了《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谟殿赏橘曲燕诗（并序）》百韵五言长律。他在诗序中说：“臣顷以不腆之文，仰误殊奖，归美报上，乃臣本志，敢不控竭芜陋。仰塞隆旨，谨斋沐课成‘五言百韵律诗’一首，缮写上进，冒渎天威，臣无任。”[18]这一创作，由于是进奉给皇帝的，所以此种诗体也特别引起了关注与重视。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朱翌的《送吏部张尚书帅成都一百韵》也是一首百韵五言排律。
由于诗体的独特要求，在内容方面，百韵律诗必然要融入大量的名物制度，典故成语，还有与诗有关的本事史实等，因此对创作者来讲，既要有闳深丰厚的学力，又要有声韵的纪律准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代曲江老人百韵》是元稹16岁时所作，无独有偶，宋代的汤伯达在20左右岁时也完成了一首百韵长律。张孝祥《汤伯达墓志》记载了汤伯达在自身重病的情况下，苦思寝食。自力为其父的寿诞献上“百韵律诗”一首。[19]但大多数诗人都是在饱经沧桑后才开始创作百韵长律的。经历丰富的诗人躬阅事物之变，益以江山之助，自然会心与境会，意随辞达。尽管篇长韵险，但韵逾险而反夷。尽管涉及很多故实，但事积故而逾新。对有才华的诗人来说，才思笔力，绰有余裕。百韵五言长律由于它的纪事性较短韵律诗大大增强，同时又没有失去诗歌的优美韵律意境等，所以这种艺术产品除了还可供人品味赏玩，陶冶情操外，又增加了实用的功能。特别是在大的文化活动场合，作用更加明显。王十朋《县学落成百韵》就是这类五言长律的代表作。古代公学、私学发达，县学落成当然是大喜之事，用此诗体颂文明之举，是非常合适的承载体。故诗序云：“新学告成，祀事既毕，贤大夫与邑之多士，讲乡饮酒礼，无愧鲁泮风，真一时伟观也。某非史克，虽不能作为歌颂，以揄扬盛徳万一，輒不揆课成律诗一百韵。”[20]
历朝代替他人创作诗文者不少，作品数量也颇丰，而且不论什么体裁、题材都具备，但规模阔大的百韵五言长律却绝少见，因为难度太大。王阮百韵五言长律《代胡仓进圣徳惠民诗一首（并序）》，就是非常好的尝试。王阮在诗序里，阐明了他的创作观点，认为从思想感情而言，士大夫极目所接，托兴喻物，创作声诗，可以渲导感情。而将臣属创作的作品投献给国君，也是君臣之际真情所在。所以他说此诗采用本地方言俚语，稍加隐括，便“比为近体诗一百韵”[21]。所见与其所闻，字字必实，言言不诬。王阮整体创作特点确实是感物兴怀，酬唱嘲咏，笔力雄放，寓有深意，有似杜甫。从中也可以看出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一直是宋元明清诗人五言长律创作的范本，当然继承中有变化。如方秋崖《式贤和杜夔府百韵过余秋崖下，大篇舂容，笔力遒劲，于其归也，聊复效颦，方岳拜手》。[22]式贤是吴龙翰的字，《和夔府百韵》是他追和杜甫百韵长律的。他的诗清新隽永，具有思致。迥异浮滑，句老意新。有惊人语，足耐咀吟。而方岳这首诗又是和吴翰龙的。这种酬唱活动，又是对元白百韵律诗唱和的继承。龙翰自书其后，自称是方岳的门人，可见其授受渊源及对百韵长律体的同好。
规模庞大的诗作，一般都具有史诗的性质。多和题材大小、纪事多寡成正比。但由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通过选择什么题材来表现，诗人是各有手段的。因此，原本大题材的承载体百韵五言排律到元明清时也就向多极化发展：既记载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也刻录个人主观感受，甚至连怪异、梦幻、超现实的想象也进入到诗人的视野中。元代陈高（1315~1367）的五言排律《丁酉岁述怀一百韵》表达了“百年千变态，一日九回肠”[23]的屯蹇逢殃的坎坷遭遇。郝经其文丰蔚豪荡，诗多奇崛凄婉。《仪真馆中暑一百韵》[24]五言长律就是从中暑切入，极尽铺陈中暑的各种感受，甚至用国家、民族、战争这类大意象来形容“中暑”后的各种痛苦感受。明孙蕡的《朝云（并序）》应该说是一篇用百韵五言排律创作的明代的“高唐赋”“洛神赋”。诗人假借与苏长公妾朝云的不期而遇，悼粉香零乱，写溟漠幽姿，非独慰朝云，亦聊以自悼。“为诗用纪其事，凡一百韵”，[25]从中可以看出其功能的扩大。当然，现实的内容，还是百韵五言排律表现的主体。孙蕡还有《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童轩《久雨一百韵》诗序介绍说：“庚辰六月，淫雨四十余日，大水弥望，坏人屋壁轩，忧病中值此困懑可知。因成五言排律一百韵，以写予怀”[26]，这和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五言古诗，内容、形式上都有联系。明代是我国百韵五言长律创作的丰盛期。这一时期，不但作品多，而且诗人创作百韵五言长律时还有有理论认识做支撑。
明代著名诗评家、诗人胡应麟在《乙未仲冬朔舟次济南大雪百二十韵》诗序中追本溯源地阐释了这首百韵五言长律在题材、用韵、构思等方面的特点：“呼酒豪兴，逸发信笔，缕缕复得千言，通前短章，凡一百二十韵。唐五言百韵昉于杜陵，韩白踵作。然皆历陈时事，未有咏物而韵百余者。又皆用宽韵四支一先之属，未有兹韵而至百余者。余不佞，实始滥觞。即构思荒幻，取证杂猥，大方之家，谅有余笑。顾邯郸之蹷，粗竭于此。而用事之变，于词场亦庶几焉。因并前什，繁简互存，以敬俟后君子。且以为异日者，考见颠末浅深之。”[27]题材上，用百韵排律咏物此诗确实是首创。用韵上，唐代诗人的百韵长律大都是宽韵四支一先之类，确实还没有将“上平东韵”用于百韵长律的。百韵五言长律用字用韵都难于篇幅短于百韵者。就是说，诗人采用宽韵而不用短韵时，也还要避免宽韵的使用的恣意泛滥。与其将不能入诗的韵用上，莫不如使用形同义异的字韵。“而欲演绎千余言，非此何以措手足。如此篇，四空字，一实用，一虚用，一梵语，一官名，字虽同，而义亡，一同且其难用，尚有甚于字异者，故聊存之以备一体，兼以就正大方家，又前用惠能筛粟事，粟即秔稻之属，《坛经》自明，与后用燕丹天雨粟事，亦不同。”[28]在构思上，有超越现实的想象，使用诗料上，放得开，变化多，即作者所概括的构思荒幻，取证杂猥。《挽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韵》是胡应麟哭悼王世贞的百韵长律。哭悼哀挽类的长律此前超过百韵的极少。诗序说：“爰掎摭先生生平履历，闭户一月，勒成此篇。凡二百有四十韵二千有四百言，古排律至多不过百韵，至先生哭于鳞百二十韵而极。奈余之才，不能半古人，则先生履历，非藉此，固亡以征万一，而冗滥之诮，诚无诿于大方矣”[29]。于鳞是李攀龙的字，王世贞有《哭李于鳞一百二十韻》百韵长律，胡应麟仿效王世贞用百韵长律悼念李攀龙而哭挽王世贞，从中可见文坛风尚。王世贞字元美。李攀龙字于鳞，哭挽者与被哭挽者都是明代文坛的杰出文学家。胡应麟在《挽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韵》百韵长律中，用十段文字来悲悼王世贞，并在每段后有说明，这也是百韵长律写法上的补充：叙交逰事、叙著作事、叙问学事、叙家难事、叙宾客事、叙燕会事、叙宦逰事、叙焚修事、叙再出事、叙乞归事，简直就是百韵长韵体传记。胡应麟在《与王长公第二书》中透露了其百韵排律规模宏大的缘由：“近体排律，一章半简，无大逾人，至数百韵以还，数十篇而外，淋漓浩荡，点缀不穷，窃窥艺林，靡敢多让，而尤嗜读书，身所购蔵，几等邺架，经史子集，网罗渔猎，时有发明。”[30]他还有《寄赵相国一百韵》。于慎行《述大司空镇山朱师治河功成百韵》[31]是一首社会现实意义较为重大的百韵五言长律。黎民表撰有五言排律《将之京师祗谒先陇述感一百韵》[32]胡应鳞评价同时代的诗人道：“近献吉、仲默，诸体必备。……排律百韵以上，滔滔莽莽，杳无际涯。”[33]李梦阳，字献吉，著有《空同集》66卷。何景明，字仲默。著有《大复集》38卷。检二人诗集，未见百韵长律。可见明人百韵长律遗失之多。
清代百韵五言长律创作继续繁盛。从唐代起，百韵排律的创作题目上标示奉承投赠字样的，既有独抒己怀的，但更多的是次韵酬唱。这种创作方式一直被后来的诗人所延续。到了清代，又有口述的，如《牧斋初学集》卷第十四《崇禎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谒孔林越翼日谒先圣庙口述一百韵》，在百韵五言排律（或长古）体式上、承载的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吴伟业《梅村集》卷十六载有《思陵長公主挽诗》百韵五言排律。施闰章在《寄魏凝叔》中称：“五排动至百韵，又填词累寸，才情驱煽，前无古人，有道者私忧之。”[34]尽管对百韵创作泛滥不满，但他在《与吴梅村》中又举一例说明百韵长律的作用：“愧未属和，抵沧州则与第五联舟灯下，读百韵诗，涕数行下，诗之能移人情至此，益追恨。”[35]吴绮，诗学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集中有《寄上大司马公百韵》[36]。彭孙贻，其诗沉壮郁博，《东游纪行一百二十二韵往历下省觐作》《和南海屈翁山大均华岳百韵诗》都体现了这个特色。《帝京后篇百韵次答海昌朱人远》诗序中谈到：“昔在都下赋燕京篇长律二百余韵，当湖陆子麟士见示帝京篇百三十六韵又复和之。”[37]而下一篇百韵五言长律的长标题，就显示了他有关五言百韵长律的学术观点：《帝京篇一百三十六韵和当湖陆麟士楙并步元韵，已赋燕京篇二百余韵，已而见陆子帝京篇，奥衍闳肆，逡廵小巫。夫长律盛于杜陵，滥于元白，近代弇州之哭历下，羡长之上王吴，或文不耳篇，或文无余劲，知兼才之难也。原夫义取乎排，斯连类有序，体存于律，必音响是谐。苟肤缀经句，既膴腐不灵；若多摭赋词，则艰深难会。况乎意本非奇，形标字易，必也筱骖虬户，何禆祭獭续貂乎？更步陆篇，抒其未尽，刻猿棘刺，盘马蚁封，虽险仄终乖要，工拙可睹已》。屈大均有《华岳》百韵五言排律。毛奇龄，其诗沉博绝丽，窈渺情深。然律严韵隽，思力亦沉。对百韵诗特殊的创作内容与方法予以肯定：“大廷献颂，人竞进词赋，君独稡撷六经，攟摭其成文，纂为百韵诗，而集俪句于其前，以为序。东堂学士动容，咨嗟以为仅见。”[38]在《题王文叔诗页子》中还提到向选文叔诗，世人争诵其排律百韵的情况。[39]朱彞尊，与王士祯齐名。写了二百韵五言长律《风怀二百韵》以及作为《风怀二百韵》注脚的《静志居琴趣》。还有《十月二十一日喪子，老友梅君（文鼎）归自闽中，扁舟过慰，携别后所著书见示，部帙甚富。余亦以经义考相质并出亡儿摭韵遗稿，观之成诗百韵，次日送之还宣城兼寄孝廉（庚）》[40]陈廷敬与王士祯、汪琬为友。论诗宗杜甫。有五言百韵长律《自题午亭山村图往年有卜居江南之意抚今追昔因兼寄怀访濓侍讲谨庸宫赞一百韵》[41]。李光地在《读明季魏孝子学洢赠鹿太公百韵诗摘四十韵》中，以摘百韵诗的方式进行再创作，也颇新颖。而“诗辞盈百韵，才藻叹兼长”是对此种诗体热衷的表现，而“百韵篇在手，宝之琼瑶华”（《刘西谷馆丈宿负诗名罢官乃益攻苦遂造古人妙处方期鼓吹大雅奄疾不淑同道叹伤余久疡病丧不亲唁追作挽诗寓为盛世惜才之意》）[42]更是珍爱之情的流露。百韵五言排律创作始终是各时代诗坛上的竞技品，而明清两代诗人学博识高，才大思远，故托笔命篇，综括融通，体制悉备。
百韵五言长律的发展跨绝时流，备极大观。唐之后百韵长律体式，除自身的发展演变外，逐渐被弹词、小说等其他文体所接受与移植，而且对域外（如韩国、日本等）百韵五言长律的创作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值得专门研究。
注：
[1]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6页。
[2]吴文治《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4页。
[3]白居易著，朱金城笺《白居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6页。
[4]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卷二十二，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版，上册，第470页。
[5]《贞一斋诗说》，《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下册，第925页。
[6]《唐音审体》，清康熙四十三年刻本。
[7]赵翼著，霍松林、胡主祐点校《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8]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7页。
[9]元稹著，杨军笺《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10]同上，第676页。
[11]白居易著，朱金城笺《白居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63页。
[12]《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27页。
[13]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页。
[14]同上，第633页。
[15]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0页。
[16]陈贻焮等《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17]同上，第68页。
[18]《初寮集》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9]张孝祥著，彭国忠点校《张孝祥诗文集》，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334页。
[20]《梅溪集前集》卷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1]《义丰集》（不分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2]《古梅吟稿》卷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3]《不系舟渔集》卷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4]《陵川集》卷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5]《西庵集》卷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6]《清风亭稿》卷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7]《少室山房集》卷四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8]《少室山房集》卷四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9]《少室山房集》卷四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0]《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1]《谷城山馆诗集》卷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2]《瑶石山人稿》卷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3]吴文治《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31页。
[34]《学余堂文集》卷二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5]《学余堂文集》卷二十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6]《林蕙堂全集》卷二十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7]《茗斋集》卷二十三，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四部丛刊续编》。
[38]《西河集》卷三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9]《西河集》卷五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0]《曝书亭集》卷十八，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1]《午亭文編》卷二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2]《榕村集》卷三十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选自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建立三十周年毕业博士代表论文集《扬葩振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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