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铭，除了它本身具有的记述事情经过的功用外，再就是它的书刻艺术。
“民间书法，顾名思义来自于民间，其主体就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尽管他们身份卑微、文化不高，但由于长年累月地书写，具备了过硬的书刻技能，成为民间书法的主体。”（李兴涛：《从曹操宗族墓砖看两汉砖文的书法价值》载《书画世界》2011年11期第24页）
那么汉代或汉代以后的民间书法是个什么概念呢？
“汉代民间书法，多为中产或贫民阶层刻在砖上，或刻在墓内、棺椁、阙上，大多为信手所作。其字数虽少、体积虽小，但其独树一帜的精神风貌和高度的艺术水准，可与碑版、简牍比肩。”（同前）诸如近些年来在考古中陆续发现的东汉刑徒砖砖铭、曹氏宗族墓砖砖铭以及三国魏晋时期的墓砖砖铭等。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山东省东阿县鱼山曹植墓墓壁上发现的铭文砖，就是一件国宝级的民间书法的砖铭书刻佳品。▼
曹植墓铭文砖，是在1977年3月，由山东省东阿县文物普查组的同志，在鱼山西麓的曹植墓门高约3米许的右上方墓壁中发现的，该砖长0·43、宽0·20、厚0·11米，重14·2公斤，青灰色，质地坚硬。砖的三面有铭文，共六行，刻划着不规则的汉字计56个，铭文是：太和七年（新按：应为青龙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新按：应为丙子），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做畢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都：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就是这短短的56个字，即记述了一代历史文化名人曹植墓的修建过程，起到了证史补史的作用，又证实了曹植墓葬地的真伪，还历史一个答案。其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都不可小觑。那么它的书刻艺术价值又是什么概念呢？纵观铭文，56个汉字分别书刻在砖的正面、侧面和背面，共计6行，都是刀刀见锋，笔笔率意，没一点儿的矫情和造作。开篇第一字“太”，下刀稳重，大胆开合，充分体现了汉魏之际隶书“开张天岸马”的大格局大气势，以此引领全篇，接下来隶楷互补，各取其势，贯穿全篇。其书刻风格，虽然书刻者尽管在刻写时漫不经心，然书刻的文字多为一气哈成。笔走龙蛇，融隶、楷书书体于点画间，但不失其天然淳朴的风范和汪洋恣肆的率真。当代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生前见到该砖铭后，在拓本上写道：“此砖文书体多作楷隶，而其上祖亳县墓所出砖文以多为行草。而其后元康元年砖、马鞍山太元元年之孟府君志皆具楷行之意，是故知汉晋之季，故吾国书体之变革时期也，岂可执一而论哉。”（冯其庸著：《冯其庸书画集·曹子建墓砖拓本题跋》文物出版社2006年5月版）据考古资料可知，铭文砖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并波及三国魏晋，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特别是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墓葬习俗有很大关系。最为典型的是东汉时期的刑徒砖铭和曹氏宗族墓砖砖铭为代表，当代文字学大家殷荪先生在其《中国砖铭文字徵》（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其做了精辟的分析：“以刑徒砖的文字结构、形体的书体特征分析，有隶书、隶草书、今草书、行书、行草等多种书体。观其笔意，书来自然、畅达，因之与同一时代之东汉碑刻书法（这里指文人所书者）有较大乃至极大差异。”那么“曹氏宗族墓砖砖铭，所见书体有隶书、草书（今草、章草、行草）、行书等，书写着应是工匠一类的斯时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小人物’所刻写的文字，笔墨诚陈，并没有文人书家作书时的那种'思想负担’。虽云纤介，却正因为是语为心声，书写随心所欲，行笔多属抒发己之所想，喜怒哀乐，形诸文字。”曹植墓砖铭正如上所述，书刻者应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是曹植墓修建队伍中的一位参与者），他没有像当时官方那些文人士大夫之流苦心经营的碑版简牍那样的主流作品，所铭刻的则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记事急就章，其书刻，上承刑徒砖铭遗风，又不逊于曹氏宗族砖铭而古风犹存。他谋篇布局，隶楷混用，信手拈来，得心应手。虽然技法上有些稚拙，但却掩盖不住其独具特色、出人意料的书刻趣味，这就是书刻艺术的魅力所在。这在“民间书法”中，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总之，“小人物”的作品虽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也应藏之于深山，流传于后世，昭示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