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奇怪的旅客
1980年暮春的一个下午。天津火车站。
南来北往的旅客，扶老携幼，拎包扛箱，在检票处和候车室进进出出，给这个北方著名的一级大站制造着喧哗。
2时14分，从郑州开来的416次直快列车鸣着汽笛驶进了天津车站。数在百计的旅客涌出通往广场的出口，一部分去市内；一部分走向售票处的签票窗口，他们签过票后走进候车室，准备分赴东北三省和内蒙古。
走进候车室的中转旅客中，有一个穿著毫不显眼的妇女，她身材较高，肩膀很宽，却并不胖，一副十分健壮的样子，上身穿一件半新旧的女式藏青春秋衫，下穿旧的黑色细灯芯绒裤子，足蹬解放鞋，头发蓬松，却很干净，细细观之，既无灰尘亦无头皮屑；她双手上举，抓托住肩上的一口不大不小的藤条箱。这口箱子看上去显得沉甸甸的，但是它的主人却似乎并不觉得吃力，步履轻松地走着，行至候车室右侧角落的长条椅前，女旅客并不要人帮忙，一呵腰便把箱子从肩上卸下来，轻轻地放在椅子上。
这一幕，恰恰被正在候车室里进行例行巡查的车站派出所便衣警察忻俊义看在眼里。忻俊义是个吃了8年公安饭的老警察，抓扒手的本领闻名整个市局，多年的实践使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纵是如此，此时他也仅仅对这个青年女旅客产生一种“刮目相看”的想法，暗忖对方很有一把力气，不愧是乡下的庄稼人。
那个女旅客把藤条箱放在椅子上后，便在旁边坐下，掏出签过的车票凑到面前看了看，小心翼翼地放进另一个衣兜，尔后歪转身子，背脊靠在藤箱上，微闭双目养起神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原先还算空敞的候车室由于接连放进了两批去南方的候车旅客，而显得拥挤起来，一排排长条椅都坐满了人，挤不上的只好坐在放在地上的包裹或者箱子上。一个腆着个大肚子的青年孕妇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同伴带着的铺盖上。走道上不时有人经过，免不了磕磕碰碰。每磕碰一次，那孕妇的的身子便摇晃一次，以致不得不伸出双手，捧住自己的腹部，以防跌倒。那副情景，使周围的人看了心悬，却没一个让出自己的座位。
这时，忻俊义正好经过，见状上去询问：“这位女同志，你坐哪次车？”
“俺去齐齐哈尔。”
去齐齐哈尔的列车要到晚上9点多才发车，忻俊义寻思着给这孕妇找个位置安置下来，否则保不准会出事的。他转脸四顾，目光在一排排长条椅上扫溜，最后停留在右侧角落里。那边，先前给他留下过印象的那位女旅客正倚靠在那口藤条箱上打瞌睡。整个候车室，忻俊义日光所及处，只有她把行李放在椅子上，占着一个人的位置．该叫她腾出来，
忻俊义冲孕妇点点头：“你跟我来，我给你找个位置坐下来。”
忻俊义带着孕妇来到右侧角落，在女旅客前面停了下来：“同志！”
女旅客只管闭着眼睛打瞌睡。
“同志！”忻俊义提高了嗓音。
对方仍然不动，也不睁一下眼睛。
忻俊义想只有推一下了，但对方是女性，男女大防，触动一下万一对方耍泼，纠缠起来就不好了。这火车站乃东西南北要冲之地，什么样的人没有？忻俊义在这里待了多年，啥样的都碰到过。吃过亏的人，遇事不得不多费些心思。他望着女旅客倚靠着的那口藤条箱，灵机一动：我不动她而动这箱子，不怕她不醒。
忻俊义这个主意不错，他的手刚碰到藤条箱，便如在女旅客身上推一下一样，对方马上作出反应；身子一直，挺坐起米，右手闪电似地伸出，紧紧抓住箱子的拎襻；一双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戒意十足地盯着站在面前的便衣警察。
忻俊义事后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实际上就已经发现了可疑迹象——对方的那只手，又大又硬，皮肤粗糙，全然不似女性之手。但也看在眼里，却未想一想，只是想给孕妇女安排座位，当下点点头道：“请你把箱子放地下，让这位怀孕妇女坐一会。”
女旅客眼睛里的戒意消失了，代之的是不屑的神色，那内容不难读懂：我先占的位置，让出来？没门！
这种不讲道理的角色，忻俊义见得多哩，知道如何对付。他稍稍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通常，这应当是有用的。但这天他没穿警服，对方把他当成寻常百姓，或者是孕妇的什么亲戚，根本不理睬，盯着他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竟把脸扭转一边去了！
忻俊义终于恼火了，也幸亏恼火，若他还是耐着性子“和风细雨”，一起特大盗窃案的发现乃至侦破就失之交臂了，一名犯下严重罪行的“飞贼”或许就永远得以逍遥法外。忻俊义一怒之下，伸出手去拎藤条箱，想把箱子放到地下。箱子的拎襻很长，大约有6寸左右，他和女旅客各抓一头中间还有宽裕。忻俊义抓住了便往地下拖，他是侦察兵出身，转业当警察后还三天两头练练哑铃、拉力器，手上劲力应该说是有一点的，原以为一拖就能把藤条箱拖到地下，哪知藤条葙就象被绳子拴住了似的，连拖几下竟然纹丝不动！
忻俊义暗自吃惊，目光射向对方那是抓在拎襻上的手。就在这时，对方的另一只手突然一巴掌期忻俊义脸上撩来。忻俊义也算是个“会家子”，脑袋急往旁边一歪避让。但是，那一巴掌还是在他耳朵上扫了一下，一阵疼痛！
“他妈的！”忻俊义骂了一声，低喝一声“我是警察”。往后退了一步，一手往衣兜里伸，想亮出证件镇住对方。但对方一巴掌扫出之后，已经闪电似地回扫过来，他只好举手去挡。手一举一伸，不知怎的碰着对方的头发，一下子掉落下来！
“啊！”周围旅客一齐惊呼起来，原来那是个假发套，那“女旅客”是个留有半寸许头发的男子！
男扮女装，又是这副蛮不讲理韵架式，十有八九是歹徒。忻俊义也顾不得掏摸证件了，大喝一声扑过去想揪住这个嫌疑分子，那家伙身子往旁边一歪（从他动手开始，坐在他旁边的旅客早已吓得站起来了）让过，身子一挺急站起来，双脚一提齐离地面。竟倒退着窜到椅子上，金鸡独立，飞起一脚踢向忻俊义。
忻俊义连忙闪避，对方跳上椅背，只一跃，便跳过走道，落在另一排长条椅的掎背上，惊得那边坐着的旅客大呼小唤，纷纷避开。那家伙摘溜溜转动眼珠子，急速扫视候车室，一个转身欲向通往车站广场的那扇门逃窜。他还没迈开步子，突然见两个穿警服的警察听见候车室里的喧哗声从外面奔进来，于是改变主意，踩着椅背、椅子、来不及逃开的旅客的肩膀、放在走道里的行李，飞快地朝进站台的检票处逃去。
“追！”忻俊义大叫—声，和两个前来增援的战友抄近路朝站台奔去。
忻俊义三人奔进站台时，那家伙已经逃到第三站台。他们一边吆喝着“站住”，一边拨腿急追。那家伙逃到第五站台，被一列装着货物的列车挡住了道。这时，第六站台正在装货物的一群工人听见叫声，也一齐叫起来，同时在站台上散开准备拦截。那家伙见势不妙，急奔几步，抬脚往那列停着的货车的车厢壁上一蹬一窜，竟跃上了车顶！
忻俊义见了一怔：这人当过兵还是怎么的？身手竟是如此轻捷，就这么一蹬就上到车顶了！不过这样也好，这小子已经处于两面夹捕之中，他逃不掉了。
站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在货车顶上疾奔，两侧站台上，一边是三个警察，一边是十几个工人，在地下紧追。停着的这列货车有18节，那家伙是从第6节跳上去的，上到车顶便往车尾方向奔。两则站台上，众人紧追不舍，看看奔到末一节车厢了，忻俊义料想他必定往下跳，马上抢先一步跃到路轨中间，想来个“以静制动”。却不料他突然来了个急转身，往车头方向奔去。
众人随即调头紧追，追到车头，那家伙又是一个转身……
如斯追了三个来回，站台上的追捕者十有八九已经气喘吁吁，车顶上那家伙却仍若无其事，来回疾跑。忻俊义看看情势似乎不对，正好这时叉来了十来名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于是让大家散开站下，将货车围住。他又招呼另一个警察，准备双双攀上车顶去捉拿。
就在这时，从北京方向开来一列货车，从第四站台和第五站台空着的铁道上“轰隆隆”地驶过。那家伙眼睛一亮，嘴里叫了声什么，从车顶上一跃而下，跳过一个工作人员的头顶，落在站台中间。说时迟，那时快，马上有四五人急扑过去，想按住他。但那家伙双脚一沾地便如踩着弹簧似地重新跃起，连弹几下，眨眼间就“飞”上了疾驶而过的货车。
众人见之又惊又怒，一个警察马上奔进站台边的值班亭，向站外的扳道房发信号让拦截货车。列车是停下了，但“飞”上去的那位早已不见影踪！
忻俊义几人返回车站派出所，打开那口藤条箱，不禁大吃一惊：里面装着满满一箱钞票！
二、追查底细
警方当场清点，钞票是一式的拾元票面人民币，一百张一叠，用牛皮纸条紧紧扎着，纸条上还盖有银行点钞员的名章。点检下来，一共是一百扎，正好十万元！
十万元钱在1980年是怎样一个数额？只要看一下当时工薪阶层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1981年，属于国家8类地区的上海市的一个工龄5年左右的青年工人，每月的工资加奖金不超过50元；天津市的警龄超过20年的老公安，其中有的是派出所长、指导员、月收入也不过60元上下。以这两十数字相比，就可以知道十万元是怎样一个数额了。也就是这一年，苏州市青年女工杜芸芸，将自己合法继承的十万元遗产上交给国家，从而成为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直到15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也还记得她，因为，十万元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乃是一个天文数字！
车站派出所初步认定，这十万元钱是那个“飞”上火车逃跑的家伙非法所获的不义之财，否则他决不会扔下箱子拚命进窜了。从他那非同一般骑身手看来，这一箱子钞票多半是他盗窃而获的。因此，有可能这是一起特大盗窃案的一名主犯。派出所于是立即拨通了天津市公安局的电话，报告了情况。市局下令：立即将藤条箱送来。
一箱子钞票送到市公安局后，刑事侦察处几位领导都来看了，又详细听取了当事人忻俊义的情况汇报，一致认为这是一起特别重大案件。但是否可以立案，一时却无法决定。因为还不清楚这笔巨款是那个逃跑的家伙用何种犯罪方式所得，尤其不清楚案发地。根据公安部规定，只有案发地的公安机关方能立案侦查；如果这十万元钱的案发地不在天津，天津警方就不能立案，而要转给当地警方立案侦查。因此，刑侦处领导决定指派侦察四科副科长黄益良负责调查这笔巨款的案发地。
黄益良是一位中年刑警，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曾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干过，七十年代中期调到公安战线。他接受任务后，先察看了藤条箱和里面的巨款，又阅读了车站派出所关于发现巨款情况的书面纪录，认为一般说来，涉及如此数额的案件，不管是盗窃、抢劫或者诈骗，案发地公安机关都会通报全国各省市公安局的。因此，第一步尽可从公安局内部的《情况通报》、《协查通知》中查。与此同时，以市局名义责成本市各区、县分局各自调查本辖区是否发生了未曾被发现的巨款刑案。
黄益良从刑侦处档案室调来了近两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发来的《情况通报》、《协查通知》，堆了满满一桌子，叫来两名刑警，三十人开始翻阅。第一步先把已将案件查清而盖有“注销”字样印章的文件剔出来，放在一边；然后将剔剩的文件逐份查阅。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天再搭上半个夜班，结果是一无所获，一直到上周为止，全国没有一个公安局通报过当地发过十万元或者超过这个数额的特大刑案的。这时，本市各分局的报告也上来了，千篇一律的否定。
黄益良随即走第二步：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厅（局）发出传真或电报，询问近日是否发生了十万元或者更大数额巨款的刑事案件的。3小时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9个省、市警方首先回电，答称均无此类案件发生；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浙江、福建、青海等6个省厅也复电告知无此类案件发生；7小时后，最后一个省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回电了：本区查无此案！
“怪事！各地都没发生巨款刑案，那这是怎么回事？”侦察四科的刑警小董大为失望。
另一位刑警小夏说：“黄科长，会不会这是那家伙赢来的赌资？这，公安局当然是不会接到报案的。”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笔‘帐’呢？”
“让我们仔细议一议吧。”
几个人议下来的结果，认为寻找这笔巨款出处的唯一线索是牛皮纸封条上的银行点钞员的名章，通过图章所显示的姓名可查明这笔巨款是从哪家银行提出来的，知道地方后再查下去就容易些了。
次日，黄益良和小董带了一扎钞票坐火车去了北京，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要求鉴定这钞票是从哪家银行里提出来的。一位金融专家接待他们，他看了钞票，问清十万元全是号码各异的旧票，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是新票，那就好查了，我们总行从造币厂往各地银行调拨现钞时，都将号码留档的。”
从钞票号码查，黄益庭本来就不抱希望，他寄希望于名章：“是否可以从封条的名章上面查一查？”
“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全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客户都可以提取现钞，这三家银行设在下面的分行、支行以及储蓄所，全国加起来一共有2万多家。总行发函至各省分行，分行再下达到支行、储蓄所，如此一个圈子兜下来，至少要两个月才有结果，你们等得及吗？”
这，黄益良倒是不曾料想到的。两个月后才查到“钞票从哪家银行提取”这一步，进度实在太慢了。如果那个逃走的家伙即是盗窃这十万元巨款的犯罪分子，这两个月中他无疑又要犯下新的罪行。不过，既然来总行走一趟了，看来还是要让他们查一查，于是，他把那张封条留了下来，告辞而去。
黄益良两人返回天津，寻思这样还不行，得另外寻找线索。他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许久不得要领。这时，处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让四科把那笔巨款送往局办公室暂时封存。接电话的刑警小夏问道；“箱子要进去吗？”
电话里说；“光送钞票不送箱子。”
小夏对黄益良一说，黄益良把钥匙递给他，让和小董一起把箱子抬往局办室，点清封存。一会儿，夏、董两人去而复归，把藤条箱放在屋角。黄益良无意识地走过去，提开箱盖，发现箱子底下垫着防潮用的塑料纸，随手揭起来一看，下面还有一层牛皮纸和塑料纸。牛皮纸是用几张小的以浆糊粘贴而拼的，他提起来，意外发现其中一张的背面育一个模糊的邮戳和剪去一半的挂号标签。猛然，一阵欣喜象电流似地掠过黄益良的全身，因为激动，他的声音都有些变调：
“好！线索有了？”
强光灯下，高倍放大镜对着那枚模糊不清的邮戳照了又照，几双眼睛紧紧盯着，分辨了无数次，终于认定邮戳上的字是：“河南汝南胡家沟1979年11月29日14时”。这是一枚盖在邮件背面的落地戳，由此可以推断：藤条箱的主人和河南省汝南县有可能相关。
黄益良当即决定：赶往汝南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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