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强调一个“义”字,其中有团结合作的“义”,不分是非的“冮湖之义”,与及花钱买来的“义气”等。其中“疏财仗义”给放在很高的位置,宋江文武韬略都不特出,就靠“疏财仗义”给推上领袖的位置,究竟“疏财仗义” “仗”的是什么“义”,为什么对梁山好汉们这样重要?
““义”是个包容很广的慨念,大之可以指人伦的基本原则,《淮南子?斋俗》云:“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小之可以指人际交往原则中的某些侧面,好汉们所讲的“义”和“义气”,即专指好汉所认可的交友之道。”① 好汉的“义”指的是江湖“义气”,只要互相意气相投, 好汉们便不分贵贱,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兄弟”有难,即使是以性命相搏,亦在所不惜。江湖中的义,包括金钱上的互通有无, 这便是“疏财仗义”。
《水浒传》中的好汉如此重视“疏财仗义”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出身和处境有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韻……”② 《水浒》正是反映当时城镇的“市井细民”的生活、情感、遭遇和他们的价值观。
《水浒传》的重要情节都是在城、縣或贴近城、縣的乡镇内发生的。故事亦是在繁华的东京开始,首先出场,被着力介绍的是高俅这个城市浮浪破落户子弟的发迹故事。高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朴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2回)
除了东京, 《水浒传》还写了渭州(3回)、沧州城(9回)、北京大名府(13,61,62,66回)、郓城縣(18至22回)、阳谷縣(24至26回)、孟州(29至31回)、青州(33至35回)、揭阳镇(36至37回)、薊州(44,84回)、登州(49回)、高唐州(52至53回)、华州(59回)、江州(37至41回)、曾头市(60,68回)、东平府(69回)、东昌府(70回)、泰州(74回)、永安縣(85回)等 “一大批大、中、小城镇,它们像群星般拱卫着东京,充分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极其广阔的场景。”“在《水浒传》中,还各具特色地写了一大批酒店、茶馆、旅舍、妓院等。”③
宋代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特点是他们不象农民般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赖以为生的是城镇的繁华昌盛和广大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成分亦远较农民复杂。他们中有政府的官、吏,各种行业的手工艺者,各地的商贩,城市的破落户,乡间来的无业游民,流氓等。
在《水浒》中,关胜、索超、呼延灼等是军官出身;宋江、朱全、雷横、戴宗、鲁智深、李逵、武松等都是或曾经担任城、縣的各级吏胥;石秀、燕青在城市长大;吴用是落第秀才;三阮、李俊等虽然是渔民、梢公,但也做“私商勾当”,候健是裁缝,安道全是大夫,汤隆是铁匠,张青、朱贵等开酒家;柴进、晁蓋、卢俊义是地主、富翁,却以与好汉结交而闻名。此外,清风山的燕顺原是販马商人,郭盛本来販水银货卖,时迁盗墓为业,刘唐“自幼飘荡江湖”。这些城市居民、商販、游民、流氓等构成了《水浒》故事人物的主体。
《水浒》的时代背景是北宋末年,是北宋最腐败黑暗的时代。《水浒》中高俅、蔡京等奸官把持朝政,正经事不做,专一迫害忠良。《水浒》作者借林冲的情节反映当时朝廷如何污烟障气。当时朝廷有朝廷的奸官,地方有地方的贪官酷吏,民间亦有恶霸、流氓。《水浒》在这些方面都有充分的反映。例如,北京大名府梁中书一次送给他仗人蔡太师的生辰贺礼便有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14回)。若不靠贪污敛财,有怎会有这么多钱做“生辰纲”。此外,张都监陷害武松(31回),镇关西郑屠迫害金翠莲父女(3回),牛二强夺扬志的宝刀(12回),都反映当时酷吏、恶霸、流氓横行的情况。除了各地各级的贪官污吏,恶霸流氓外,宋代的荷捐杂税,各式重役亦很多。豪强强占民田则可以免缴税项田赋,而将税赋转嫁平民负担。因此,很多农村破产,失去土地或逃避重税的农民流落城市、縣镇谋生活,为这些地方增加不稳定因素,亦使城市生活资源的竞争更紧张。
“市民”不似农民般有土地产出作生活来源, 亦不似一些世家子弟有家庭支援。除了官、吏有微薄的皇粮外,市民谋生,有些靠自己的技能、工艺,例如打铁、卖唱等赚钱作生活开支。有些用本钱做商販买卖谋生活。然而,在荷捐重税,官吏恶霸横行,强抢滥索的情况下,单靠正常,合法的方式赚钱不足以糊口。所以, 他们只有不择手段去攒钱。
王婆开茶坊之余,还兼做淫媒(24回);三阮打渔为生,同时做些“私商勾当” (15回);张青、孙二娘夫妇十字坡开酒店,做正常买卖外,还蒙人做人肉馒头去村里卖(27回);李俊、张横做梢公,兼有“私商道路”,遇有包袱沉重的客人,则做兼职劫贼(37回);晁蓋虽然是保正,地方富户,却仍然合夥劫 “生辰纲” (15回);宋江并不出身富户,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宋江当押司,在縣城中只是小吏,却是“济弱扶贫倾心慷慨,高名冰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18回)他何来那么多钱“疏财仗义”?书中虽然没有说明他贪污受贿,但推崇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他的收入主要源于他的“公职”,不言而喻。
另一个“疏财仗义”的吏,戴宗。他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因宋江不送常例钱,亲来追讨,恶狠狠的,还说出“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等恶话。(38回)一个“疏财仗义”的人,却对囚犯欠交常例钱如此紧张,而宋江与他本不认识,却算凖了戴宗会亲自来讨取。可见,随时随地的去攒取更多的钱,已是“市民”中的日常要务。
但是,好汉爱财,取之有“道”,他们之间亦有约定俗成的“道”,例如,不为谋财伤害其他好汉或犯奸淫。张青十字坡蒙人,定“三等人不可犯他” :
一是云游僧道,因“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人。”
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除了因她们钱财是 “赔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还怕 “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好汉不英雄。”
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因 “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27回)
李逵虽然拜服宋江,但听说宋江强夺刘太公女,立刻便要杀宋江(37回)。
当时社会,国家律法在官吏看来,是他们权势的来源,挣钱的工具。对市民来说,律法这些国家专政机器,能鑚空子则鑚空子,否则可避则避,真正压迫下来,只有反抗。所以,对于好汉来说,律法不及他们之间的江湖道义重要。
第五十二回,柴进自恃有“护持圣旨”,不怕殷天锡恃势,认为 “放着明明的条例”,可以和殷天锡“打官司”, 李逵当时立刻反驳:“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结果,如李逵所说,殷天锡恃强,并不理会柴进的“条例”。
在这个政治黑暗腐败,一般人道德、法制观念皆薄弱的年代,人民的生命财产随时随地都会受到威胁,除非有特别硬的后台。例如,高俅有皇帝撑腰,他的亲信幕僚跟着可恃他的势力横行。一般“市井细民”或权势不够硬的官、吏,他们即使循规蹈矩。生命财产都不会得到保障。他们用非常规的方式“揾钱” ,更易干犯律法,身陷囹圄。“市民”不若“农民”般,收入较有规律。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例如,经商折了本钱。《水浒》中多人如燕顺、吕方、郭盛等便因经商折了本钱,流落绿林打劫。即使做剪径这些没钱买卖,亦可能多日遇不到过路客商,随时会断炊,连最基本的生活都谋不到。所以,一般官、吏,“市井细民”他们可以依赖去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安全的便是“钱”和“兄弟朋友”。
以意气相投结义,固然可以得到“兄弟”,如林冲一声喝彩,鲁智深便千里护送(7回、9回)。但以钱市“义”,似乎更有效率。毕竟,一生人能遇到意气相投的人不会很多。“钱”便不同,“钱”是大家都需要,大家都喜爱的东西,从“钱”中传来的情意大家都能“接收”。
好汉们趁有钱时,以钱市“义”,结交朋友,有以下几层好处: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以钱市义,结交多些朋友,可建立广泛社会网络,使自己资讯流通。例如,晁蓋只是东溪村的保正,却有刘唐远来投奔,“送一套富贵与他。”通知他十万贯金珠宝器“生辰纲”的事。(14回)
趁有钱时结交兄弟朋友,落难时可以得到援手,即使在平日,好汉兄弟多,恶霸流氓亦不敢轻犯。有“买卖”,需要援手,亦可找到好汉兄弟帮忙。武松受施恩优待礼遇,为施恩重夺快活林,便是施恩市义的功效。(29回)
以钱财“市义”,可以建立 “仗义”的名声。受惠的好汉最不费力的报恩方式便是为“疏财”者宣传他的“义行”。在那个黑暗年代,谁也保不住自己何时落难。因此,大家都有兴趣搜集“疏财仗义” 好汉的资料,以备有事时可以投奔,以及和自己的兄弟分享。因此,好汉仗义周济一人,他的关系网却因此人扩散到他的“兄弟”,建立江湖上的声誉。这“疏财仗义”名声,并非虚名,对好汉来说,是有实质的好处。声望代表江湖地位。江湖地位高,有起事来,便可以一呼百应。此是宋江单靠“疏财仗义”一项,便如此受到江湖朋友尊敬。他落难时,江湖好汉即使不认识他,都拼命帮他。如宋江在揭阳岭酒店被药倒,便单凭他的江湖名声,不致被害,还结交了几个好汉。(36 回)
拯救天下受苦的百姓,并非好汉们疏财仗义的目的。有时他们为了攒钱,也是会不择手段地坑害百姓的。在十字坡被张青夫妇蒙倒开剥做人肉馒头的人,就包括不少无辜百姓。好汉们只在遇到很不平的事,动了恻忍之心时,才会做救助受苦百姓的事。例如,鲁智深知道郑屠伪造三千贯文书,一文不付,强抢金翠莲作妾,玩弄完后,还逼她还三千贯“卖身钱”。奸淫是江湖好汉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沾污人后,还勒索金钱。鲁智深激于义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出钱帮助金翠莲外,还杀了郑屠。鲁智深这种是侠义,完全不求回报,与上述好汉之间的“疏财仗义”不同。《水浒》情节中,鲁智深这种侠义故事不多,更多的,占全书主要内容的是好汉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救济。
由于“疏财仗义”是有特定的目的和功用,所以“疏财”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是江湖中的好汉,而疏财的方式亦有约定俗成的标准。这是为什么柴进“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还特别吩咐店家“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有资助他。”深恐漏了一个好汉。(9回)
同是周济流配犯人,却有等级之分,江湖上的声名,好汉的武功本事,都会影响资助的级别。柴进庄上招待流配犯人,一般是“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但知道来者是林冲时,虽然柴进与他亦是第一次见面,便认为这种资助“恁地轻意”。
好汉出钱助人是否爽快大方亦是判断是否够“疏财仗义”的标准之一。李忠只出二両帮助金翠莲父女,鲁智深嫌他钱少,即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还把这二両银丢还李忠。(3回),或许,李忠拿出二両银子时道明这二両是他的全部家财。一出手帮助不相识的人便是所有财物,相信鲁智深也会另眼相看。
因为周济江湖好汉是互通有无,“家家有求”,将来谁帮助谁也未知,所以好汉们接受资助时不会觉得尴尬。施助者亦尽可能照顾受助者,不使他有任何委屈。《水浒》介绍宋江好结识江湖上好汉时,特别提到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18回)单单疏财不难,但要做到“终日追陪,并无厌倦”便不是人人做得到,作者以此写出宋江的“义气深重”。
由于受到“疏财仗义”者的良好接待,在好汉眼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武松在柴进庄上年余,柴进稍为疏远他便生怨言:“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摘下红。” (23回)
“疏财仗义”有时亦有“地盘”分,不是有钱拿出来便可以。宋江认为武松是可以结交的好汉,在柴进庄上初遇武松便邀他同席外,还留“武松在西轩下一处安歇。”这些柴进都还没话说,但到“宋江将些银両来,与武松做衣裳。柴进知道,哪里肯要他坏钱,自取一箱缎匹绸绢,门下有针工,便叫做三人的称体衣裳。”武松辞行,柴进送了些金银给武松,宋江要待柴进不在场时,才送十両银给武松。(23回)可见“疏财仗义”是分势力范围,否则便是不给面子,反而坏了“义气”。
好汉们大多数出身基层,家庭能给他们的支援很少。落难时,这些“疏财仗义”者的家便是他们的家。即使在没事时,有这些“疏财仗义”的好汉在,于他们心理上亦有依靠。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有事,他们有地方可以投奔兼预期会受到良好接待。所以,宋江这类“疏财仗义”兼待人宽厚周到的好汉,在江湖人物的心目中,比自己的父兄更亲,人人都以认识他们为荣,起众星拱月的效果,所以江湖地位必高。
梁山好汉们以金钱市“义”,主要的目的不是拯救天下受苦百姓,而可说是一种“投资”,为自己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开辟多些“揾钱门路”,更为将来落难时预设安全网。而以金钱换取“仗义”的名声则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之一。“现实”是梁山好汉们这些“市井细民”的特点。他们既没有以拯救天下受苦百姓为己任的大志,亦没有项羽、刘邦那种勇往直前,不顾一切,逐鹿天下的胆略和英雄气概。他们最终走上“招安”的路,是很自然的结局,有现成的富贵摆在眼前,何必还要去冒险?当然,政治的波诡云谲,以致后来的结局,也不是他们这些“市井细民”可以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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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同舟《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香港三联书店2001年版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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