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 走进本科生成绩单的经历与感悟

题记：这篇随笔是研究本科生成绩单的一个“副产品”。成绩单还在继续收集中，课题组的研究还在继续，还有许多“成绩单现象”值得挖掘。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觉得在研究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历程发生了变化，有必要把研究过程中的痛苦与兴奋记录下来。当自己由“为什么关注成绩单”出发回顾来时的路，突然觉得大多数人的求学之路都与成绩单有着绕不开的情缘，甚至可以说对成绩单是“又爱又恨”。当自己身处与成绩单紧密相关的年龄时，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当局者迷”也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而到了与成绩单没有任何关联的年龄时，自己才得以跳出成绩单的“迷局”，以一名“研究者”或“旁观者”的身份慢慢走近成绩单，继而在研究中真正走进成绩单，思考成绩单，跳出成绩单，展望成绩单。

——邬大光

走进本科生成绩单的经历与感悟

每位上过大学的人都有自己的成绩单，每位大学教师的工作都与成绩单相关，每位大学教务管理者或家长都有过面对成绩单的喜悦与烦恼……过去一年间，带领厦大兰大部分师生建了一个本科生成绩单数据库，在数据库提供的资源基础上，研究团队完成了七篇论文，分两组分别发表在《大学教育科学》第三期和《中国高教研究》第五期。看到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还在进行的研究，既兴奋又自责：兴奋的是研究成果能够发表，自责的是为什么这时才关注成绩单？为什么对这么重要的研究领域视而不见？把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和研究过程记录下来：我们是怎么走近本科生成绩单的？为什么关注成绩单？从成绩单中发现了什么？通过讲述搭建成绩单数据库的原委，也许对将来的高等教育研究有益处。

一、 走近成绩单的经历

在过去的岁月里，本科生成绩单在我脑海里是没有记忆的，如果说有，也是碎片化的。本科生成绩单真正引起我的关注是在2021年4月，参加兰大高教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参加复试的52位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双一流”高校，每位考生都有一份个人简历和成绩单摆在面前，复试过程中一边听着他们的陈述或回答问题，一边随意翻看他们的简历和成绩单，翻着翻着突然有了感觉：为什么这些同学的成绩单既十分相似又有如此大的差异？相似之处有相同的课程结构、相同的“高分”现象、相同的“大一大四”现象等；差异之处有成绩单的格式不一样，修读的课程门数不一样，修读的学分不一样，绩点的计算方式不一样，每学年每学期的课程分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且反差极大。总体上感觉各高校成绩单的整体结构和内容大同小异，和我当年的本科成绩单没有太大区别。

我已经本科毕业40年了，离开高校管理岗位三年多了。过去几年，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四新”、跨学科、国际化、个性化、通识教育等理念，可是从这些成绩单中却很难看出这些变化。除了内容十分相似之外，成绩单的呈现形式也比较混乱，院校间的成绩单可比性不高。这些保研的同学都是本科生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成绩单从分数上看都很漂亮，加上各高校不同的绩点计算方法，根本难以区分孰优孰劣。猛然觉得这些成绩单是复试中的“摆设”，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在面试结束时，说了自己的发现，产生了建立一个本科生成绩单数据库的想法，个别老师也饶有兴趣，决定先从兰大的考生成绩单入手建立数据库。回到厦大，在教育研究院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讲了自己在兰大的发现和建立数据库的思路，又找了几位老师和同学开始收集厦大的成绩单。

成绩单数据库中的部分高校

建立数据库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每张成绩单上都有几十门甚至百余门的课程，每门课程的各个指标、特征都要录入，所以整体的工作量并不轻松。但同学们很给力，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将数据录入完毕。与此同时，安排兰大的硕士生杜东垚选定“本科生成绩单”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没想到她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几乎查不到一篇国内的前期研究成果。此时才发现，国内之前几乎没有人研究过本科生成绩单，她几度想要放弃这个选题，听说为此还哭了几次。为叫她树立信心及督促她的研究进度，每次去兰州都要开一次沙龙，并鼓励她“正是因为没有前人做过，你才是研究本科生成绩单的第一人”。最终在“胡萝卜加大棒”的说服之下，她坚持完成了硕士论文。

在慢慢“走近”成绩单的过程之中，以往成绩单给我留下的“碎片化”印象渐渐浮了出来，且开始连成了一条线。本科生成绩单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大概是在2003年9月份，就任厦大教务处长的第一天，有百余位申请外校保研的成绩单等着我签字盖章。当时成绩单自助打印服务还没有在高校广泛推行，给成绩单盖章是外校保研必不可少的环节。看着桌面上等待签字盖章的成绩单，随手翻阅，不由得产生些许疑惑：这些成绩单上丝毫看不出跨专业、跨学院选课的痕迹，看不到批判性思维课程和通识课程的痕迹，看不到实行学分制的效果，看不到课程绩点等等。反正第一天上任还不知道应该干点儿啥，于是，立即让教务处的同志设计一份问卷，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询问当年报考厦大和选择专业时的个人意愿，如为什么报考厦大，为什么选择所读的专业，就读的学校和专业是自己、老师、还是父母选的等问题。二是调查具体的选课情况，在厦大学习期间所修的课程中有多少是跨专业、跨学院的课程，有多少是必修课或多少选修课，选课动机是出于学分、兴趣还是其它原因等，并告诉教务处办公室的同志，只有交了问卷，方可盖章。

此事进行得很顺利，学生们带着填好的问卷来“交换”盖章的成绩单。虽然这已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今天仍然对当年的问卷结果有大致印象。从问卷得知，学生们在选择专业时，少有学生自己做选择，大都是长辈或高中任课教师帮忙做主。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于十七八岁的高中生而言，要从高中阶段转为高等教育阶段，他们一时之间很难对专业有明确的认知，即使把选择权交予其手，他们可能也无法做出一个坚定的遵从本心的选择。此外，当时有几位学生是跨专业保研，而成绩单上跨专业选课数量非常少，这种成绩单能够跨专业保研成功吗？“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究竟是学生自我“画地为牢”，还是教学管理制度令其“鸟入樊笼”？但这些问卷上来之后并没有派上用场，相当于走了一把“形式”。这次本想找到当年的问卷及统计结果，可惜没有找到。

这次做本科生成绩单研究，也想起了自己的本科成绩单。我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初入学。当年读本科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也没办法去外系选课，选课范围仅限于本系本专业。在当时沈阳师院的77级，除了外语系之外，其他文科系的同学逃课率都较高。因为外语系是小班上课，大约15-20人，根本无法逃课。而政教系、中文系的老乡告诉我：他们都是大班上课，学生中年龄大的较多，不少同学都是选择逃课去看书，当时很是羡慕那些老乡有逃课的机会。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有一些大学生的知识结构都是通过逃课、蹭课、自我阅读等自我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本科时起，我就对“鸟入樊笼”式的培养模式颇有微词，学校怎么能将学生困在一个专业里，不允许他选别的专业的课程呢？

坦率地讲，成绩单数据库基本建立之后，究竟如何挖掘和分析数据，自己心里并没有底，当时的想法十分简单，就是揭示成绩单形式或格式的“乱象”，回答成绩单的“标准化”问题。例如，课程名称的混乱、课程门数的混乱、学分和绩点的混乱、每学年每学期课程不均的混乱……搭建数据库也仅仅是想要解决成绩单格式或形式的“规范化”，希望所有高校的本科成绩单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还好，课题组中的赵婷婷教授和薛成龙主任曾在教务处任过职，他们对微观的教学管理问题十分熟悉，我们几乎每天中午都有一次“沙龙”，越是深入成绩单，发现的问题越多；形式上的混乱只是表象，背后遮蔽了许多人们所熟知但又忽视的问题：如教学管理能力、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计划制定、知识和课程体系、学分制、绩点制等等。这时，我开始把此项工作比作挖矿，但只是怀着“挖煤矿”的想法。在走进成绩单的过程中，逐步发现成绩单所蕴藏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也许从一开始，自己就看走了眼，错把一座金矿当成煤矿来开采。

课程类别词云图

二、走进成绩单的感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数据库搭建完成后，各位老师和同学围绕成绩单数据库选定了各自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考虑到他们的选题大都从微观或一个具体问题入手，应当有一篇从“大处”着眼的文章。于是我决定和硕士生吕榭同学合作，从教学管理的角度写一篇。初步构想文章内容时，为了加重一点儿研究的“厚重感”，决定从成绩单的历史写起，可我并不清楚我国最早的成绩单何时在大学出现，只是对中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有所耳闻，故安排硕士生郭玉婷同学去查天津大学的第一张大学毕业证。顺着我给出的线索，郭玉婷找到了这张文凭。没想到，当时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在一起，这第一张毕业证书竟然也是第一张成绩单，实在令我兴奋。这张毕业证上有培养目标、课程名称等，唯独没有成绩或分数。有趣儿的是，这张毕业证上还写有父亲、祖父、曾祖的名字，原来这也是一张光宗耀祖的“奖状”。可见，我国大学最早的成绩单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

天津大学第一张毕业证（1900年）

既然找到了我国第一张成绩单，能否再找一找国外的本科生成绩单？故又安排郭玉婷搜集国外成绩单的资料。经过半个月的收集，她查到了许多国外成绩单的资料：如学生欠学校各种费用包括停车费，学校就会把成绩单扣下来；再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有的国家就开始改造传统的成绩单。看到查到的这些资料，我安排赵婷婷教授指导她锚定国外成绩单继续深挖，并要求她们将这些“发现”写成一篇文章，最后这篇文章也顺利成稿，既丰富了课题组的研究内容，也打开了我的研究视野。

在这些新发现的刺激下，我进一步想，完成这组论文后，如果能去学校档案馆找到厦门大学百年的本科生成绩单，也许能从中看出厦门大学的发展史，并从中管窥人才培养模式的演变史。很巧，一天下班的路上，碰到了档案馆长石慧霞院友，于是我请她帮忙查找厦大百年的本科成绩单，很快她就给了我电子版资料。仔细一看，发现有三个小遗憾：其一是缺失1921年-1937年私立时期的成绩单，其二是缺失1966年-1969年的成绩单，其三是缺失1973-1974年的成绩单。再把资料发给一位同学做了简单统计，发现了更多令人诧异的现象：厦大的成绩单从1937年至2017年，仅仅成绩单称谓就变化了10余次，前后至少有12个成绩单名称。成绩单的形式上大约发生了15次变化，1987-1995年的成绩单中出现了高考成绩，1993的成绩单备注中出现了英语四级的成绩，1995的成绩单备注中出现了计算机一级的成绩，2012年的成绩单开始出现GPA和总学分……太有意思了！

随后，许多新疑问不断涌出：我国的那些百年老大学是否有年份完整的成绩单？成绩单的缺失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历史的“断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次的“断裂”？成绩单是什么时候从毕业证书独立出来的？学分什么时候进入的成绩单？又是什么时候退出了成绩单？通识教育课程何时进入成绩单？又何时从成绩单中分离？以前本科教育阶段有多少门课程？与今天的课程数量相比有什么不同？本科教育大致应该有多少门课程？其中道理何在？是否有规律？在思考中逐渐发现，成绩单中每一个符号的增减或者变动的背后可能都是一次教学“革命”！

上海大学成绩报告单（1925年）

正是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更多关于成绩单的零散记忆涌了出来。其一，几年前去某高校讲座，午间吃饭时，一位副校长提到，该省部分高校为了学生就业或出国，通过各种计算方式把学生的课程绩点普遍提高，原来看似公平客观的绩点背后实则大有文章。其二，几年前在某地方高校调研，教务处长告诉我：过去五年间该校没有一位学生因为课程“挂科”没有毕业，主要做法就是利用“清考”解决了所有学生的“挂科”问题，他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伟大成就”告诉我们课题组，我们几个人听了相视一笑，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清考”研究，教育部很快就要取消“清考”。不知道在教育部取消“清考”之后，该校又是如何再做新的“文章”？由此看来，成绩单不仅是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事实上，成绩单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哈佛学院前院长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大学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对哈佛大学学生成绩贬值现象作了深刻的反思。无独有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对美国常青藤大学学生成绩的表面“优秀”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二者对于成绩单的关注显然已经超越了成绩单本身，而是反思隐藏成绩单背后的教育已经偏离了其本质和初衷。此次成绩单数据库告诉我们：教学管理者不应满足于成绩单的表面繁荣，靓丽的成绩也许是镜花水月？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先后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逐步从“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就由确定性变成了不确定性，用人单位也以更苛刻的眼光来审视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此时，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凭证的成绩单便成为高校与人才市场都十分关注的载体。高校为了学生“好就业和就好业”，用人单位为了选拔管用能用的人才，双方进入了博弈场。从博弈双方来看，高校在学生方面明显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掌控信息的主动方，所以“刷靓”学生的成绩单便成为高校可能采取的手段。而人才市场也并非没有制衡的手段，当下用人单位对成绩单进行反复确认，便是制衡高校认真对待学生成绩单的有效手段之一。高校若对此漫不经心，成绩单终有一天将会成为人才市场的“弃物”，这就如同“假冒伪劣”商品终将被市场淘汰一样。因此，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大学成绩单的“信用”问题，回归大学成绩单的应有价值与功用。

从研究视角看，本次成绩单研究最初只是想透过成绩单看看教学管理的规范性问题，但随着课题组对成绩单的认识不断深化，也朦胧感知到了可以用成绩单“倒推”教学中的许多过程和现象。例如，可以用成绩单“倒推”人才培养方案，为什么四年修订一次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成绩单上体现不多？可以用成绩单“倒推”以往的教学改革，为什么过去进行的许多教学改革尤其是课程改革，在成绩单上反映得不够明显？可以用成绩单“倒推”学分制和绩点制，学分制实施了多年，为什么看不到学分“流动”和学生“流动”的痕迹？为什么看不到学生选专业和选课的自由？我国的学分制是否需要另辟蹊径？可以用成绩单“倒推”教学管理能力，因为，作为个体的教师和学生，对教学计划或成绩单基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都是在执行“既定”的制度安排，成绩单所呈现的全部要素或内容都是教学管理部门的要求。面对今天的成绩单，教学管理部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高校教学管理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应该承担责任？可以用成绩单“倒推”我们提出的众多教育理念，为什么我们呼吁多年的以学生为中心、跨学科、创新创业教育、通识教育、国际化等新理念在成绩单尚没有得到反映？从成绩单可以“倒推”的内容实在太多，不必一一列举。

国立中山大学学业成绩表（1942年）

研究至此，仍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成绩单现象究竟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命题”？此项研究是“小题大做”还是“切中要害”？因为在研究过程中，偶尔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研究成绩单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凡是碰到此种情景，我会对课题组的学生说：“不要听他们的，只要能在C刊发表就达到目的了。”也许同学们信了这句玩笑话，在研究过程中干劲十足。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之后，我给课题组的同学们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同学们自愿讲述自己与成绩单的“恩怨情仇”。很快就收到了学生们写的14篇经历和感受。同学们写的经历和感悟是如此淳朴至真，带我走进了一个新的成绩单世界。本文从学生们写的“故事”中挑选10篇，以《附录》的形式放在文末，相信各位看完之后一定会有与我同样的感受。

学生们的“故事”，可能就是当下本科教育的“自画像”？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反思，可以看出本科教育的教学生态，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管理的“黑洞”。从学生的“故事”里可以发现：成绩单对学业似乎并不重要，只对眼前的利益重要；学生重视成绩单，源于规则的“唯成绩”，在其它衡量人的“称量器”逐渐失准的情况下，唯成绩单可以给予人能接受的所谓“公平”，不唯者，此路不通。回过头来想，如果他们没有参加此次研究，不知他们是否会有如此的感悟？他们的经历和感悟恐怕是大多数教师没有的，更是许多花甲年龄的教师无法感知的，这是年龄和时代的“代沟”还是我们“落伍”了？

一张简单的成绩单，看似所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实则牵涉的范围很广。本来我是把成绩单数据库当作一座煤矿来挖的，后来发现是一座金矿。陈武元教授还同我说笑，“再挖下去，最后可能是一个稀土矿。”而另一位旁观者说：“不管你们把成绩单比喻成什么矿，地下的挖矿人比你们清楚，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玩笑归玩笑，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成绩单确实是一个“金矿”，至少可以写成系列文章发表。但如果从大学培养人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被遮蔽的角落。其实，课题组研究到现在，只能说是“走近”了成绩单，根本还没有“走进”成绩单。探索成绩单的全部内容，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投入更多的力量。实可谓“走近”仰赖机遇，“走进”则依靠沉淀。

国立兰州大学成绩单（1947年）

三、超越传统成绩单的思考

成绩单的问题不是新问题，是人人皆知的问题。成绩单是记录学生学业的官方文件，成绩的本义是基于测验的科学性，记录学生的学习成果。然而，当把成绩单与更广泛意义的教育联系起来，会发现成绩单背后承载着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记忆和变迁。从我国成绩单的演变看，近代以来，成绩评定经历了定性评价到对于学习成果的科学测量，这些反映了大学教育观念、教育制度以及教育技术的变迁，乃至反映这个国家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大学成绩单上国家指定课程的多少，大致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不同国家的大学成绩单的记分方式，可以反映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传统与学术文化。同理，从大学的成绩单上也可以看出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与企业的关系等。

从现实而言，我国本科教育改革走到今天，本科教育有许多“显性问题”已经被发现，国家层面的相应政策正在陆续出台。但是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似乎经久难治，难以打通“最后一公里”。以“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为例，从前期的轰轰烈烈，到当前的进退两难，乃至个别高校又退回到了原来的做法。原因何在？我认为是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与文化在起作用。“大类招生”借鉴的是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想要改变的是根深蒂固的专业教育模式。“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实施了这么多年，“大类招生”似乎进行得比较顺畅，而“大类培养”则越走越难，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仍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专业教育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类培养变成了一个提升生源质量的“权衡性”方案，而没有真正触及到专业教育模式的深层问题。从成绩单这一“结果导向”进行“反推”，此项改革成效似乎很难有可验证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我们需要思考：是教学改革措施没有“对症下药”，还是我们惯于路径依赖，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产生了“耐药性”？

在医疗领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耐受现象”，意思是说一些药物在某些个体身上使用一段时间后，再使用同样剂量的药物，药效会降低甚至消失。这样的现象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比比皆是，有人将其称为“路径依赖”，我称其为“惯性”。尤其在高校教学管理领域，这种“耐受现象”体现得更加明显。但是对如何破除路径依赖，如何打破制度惯性，现有的研究揭示得不够。我认为一是转型，通过创新做法彻底改变以往模式。但是，若从“耐受性”的角度，我认为还有一种思路，那就是建立在事物发展内在逻辑基础上的循序渐进式改革。医学上解决“耐受性”问题，通常需要研制新药，但新药的研制也分两种，一种是全新的药，另一种则是改进的药，改进的药与旧药是针对病症的同一类药物，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找到耐药性的成分并加以改变，也是改进耐药性的途径，但这需要把握住药物产生耐药性的内在规律，才能有的放矢。虽然在高等教育改革领域，很多人也会提循序渐进，但其实大多是不作为的一种托辞，当对教育教学规律以及内在逻辑性认识不够时，是无法真正做到循序渐进的。这就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在改，一直在变，但是这些改变却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耐受现象”，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思考成绩单之余，我又发现了一个现象——人总是容易忽略身边的事物。但凡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成绩单，然而本科成绩单作为高等教育最为常见的纸质载体，却长期无人问津。延伸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注意到成绩单这个现象？正是在此次研究中，赵婷婷教授和郭玉婷的文章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原来国外在几十年前就开展了“超越传统成绩单”的行动。还可以把此现象延伸得更远一些，我国高校有那么多院校研究机构，有多少是在研究自己的学校？

由此看来，高等教育学是否建立起了自己的核心研究领域，确实值得深思。不禁感慨：是不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真问题”一直被我们忽视甚至无视了？我们一直着眼于“高大上”的研究问题，将研究的关注点着眼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宏大叙事，相反，对那些与学生发展、学校发展息息相关的“接地气”的微观问题视而不见？现在看来，类似于“清考”、“成绩单”、“学分制”这些微观的、具象的研究对象，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真正的“大”问题，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真问题”。

私立上海法政学院成绩证明书（1938年）

本次成绩单数据库的搭建最初是始于好奇心，但在众师生共同探讨和努力下，目前课题组围绕成绩单数据库已经成稿七篇，分两组发表。第一组的三篇文章题目如下：《价值与功用：本科生成绩单与教学管理》（邬大光、吕榭），《能为与应为：从本科生成绩单看绩点制的功能》（赵婷婷、胡艳婷），《现状与改进：从文本分析看本科生成绩单规范》（黄巨臣、杜东垚）；第二组的四篇文章题目如下：《本科成绩单：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邬大光、叶美金），《超越传统成绩单：数字技术重塑大学生学习“画像”》（赵婷婷、郭玉婷），《大一现象：从本科成绩单看一年级课程设置》（卢彩晨、翁登朝），《大四现象：从本科成绩单看四年级课程设置》（黄巨臣、王宇翔）。手上还有七篇文章正在修改中，题目暂定为：《从跨学科视角看本科成绩单》、《从本科生学习评价的视角看成绩单》、《从人才培养方案的视角看成绩单》、《从实践教学的视角看成绩单》、《从学分制的视角看成绩单》、《从公共基础课的视角看成绩单》、《从本科生性别差异的视角看成绩单》。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已经发表的两组文章作为国内最早聚焦本科生成绩单的文章，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同仁加入，通过成绩单的研究，深化教学改革，共同构建新时代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成绩单研究做到现在这一步，对我个人而言，这次的最大收获不是已经发表的七篇文章，也不是正在修改的七篇论文，而是同学们敞开心扉写的经历和感悟，他们的“故事”使这篇随笔鲜活了许多，非常值得一看。通过一次成绩单团队研究，能够走进学生的心灵，让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同时得以跳出成绩单对其它相关问题产生更深的思考，也许是我这次研究本科成绩单的最大收获。

是为记。

初稿于2022年4月30日

定稿于2022年5月10日

附录

在研究本科生成绩单过程中，参加课题组的几位老师经常在一起讨论，由于这几位老师本科毕业至少都是20年以上，所以，几位老师关于成绩单的记忆都是“没有故事”的成绩单。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鲜活更生动，我向参加课题组的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下在求学过程的有关成绩单的经历和认识，仅仅一个晚上，就有14位同学把自己与成绩单的“故事”发给了我，现从中选择10位同学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A同学的故事：参加课题组之后，始觉成绩单背后竟有如此“天地”。以下是基于个体经验回应老师提及的——何以成绩单作为“身边事”却无人问津——这一疑问。

其一，大学成绩好有何用？在经历了初高中无数次的“分数战”以后，大学期间谈成绩似乎是挺“幼稚”的事情。一方面，没有了高考倒计时和题海战术之后，成绩逐渐离开了大学生活的“主战场”。不会在有人为了你倒退5名，抑或少考了10分而“哭天抢地”，也不会因为多考了几分，赋予你“高材生苗子”“读书的料”的光环和标签。换言之，在更加多元包容的大学生活中，成绩的“好”与“不好”，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并非影响甚深；其二，成绩与能力的抉择，也是一道“选择题”？对于每位大一新生而言，必然逃不过一番“心灵洗涤”：“大学是半个社会，要学习，更要会办事，要提升社交技能、管理能力······加入学生会，加入社团，就可以得到锻炼。”于是，我们会发现，成绩已经越来越难以代表个人能力。更是有为了“学生会工作”“社会活动”被迫请假、甚至逃课。因此，平衡学习与“工作”成为了大学生的“必备技能”；其三，60分万岁——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每次开课第一节，老师们必要说明考试要求和给分原则，然后附上关于给分的一系列“小故事”。譬如某某学生卷子写的乱七八糟，为了让老师给60分，半夜跑到教职工公寓楼下嗷嗷哭；也有恨铁不成钢的，说某些学生卷子都懒得填，自己哪怕想给点同情分凑够60，都无从下手；还有老师直接宣称，那些刚飘过60分的，都是给的同情分，实际上都是不合格的。这些小故事，潜在地形塑了大部分学生“60分飘过万岁”的成绩观。换言之，大学成绩只为“保底”，不为“绩优”。

这些问题背后反映出的深层逻辑是，大学成绩的重要性已然不比初高中时期。我猜想，不仅是研究者，哪怕学生本人，甚至给予分数的老师，都不认为成绩单能真正代表什么。但是，这种现象究竟是“好事”或是“坏事”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人们似乎意识到了成绩单不能“承载”一个学生的全部素质，但是似乎又陷入了谈“成绩”而“色变”的窠臼，成为学生“成绩不好”开脱责任、或是一些行政部门强迫学生参加一些“形式性”活动的“保护伞”。 

B同学的故事：起初收到邬老师在群里布置的作业，我并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因为我面对成绩单，无法坚持鲜明的立场。尤其看到其他同学交的作业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由”的向往，表达着个人明确的追求，致使我更加怯于发表感受，甚至陷入自我怀疑中。

我确实是“成绩单”的受益者，这是我不敢发表感受的原因之一。靓丽的成绩单是我本科时最满意的作品，除了大一有两三门课程低于90分，大学四年其他课程都是90分以上，有的课程近乎满分。如果我现在让我跳出成绩单，并对成绩单指手画脚，颇有“忘恩负义”的意味。如果我一边用言语将成绩单批判得体无完肤，一边陶醉于成绩单带来的简单的满足感，岂非“双重人格”“两面派”“伪君子”？因此，我更想从过往自我怀疑、内心混乱的感受进行回顾、反思。

评价中心是指一个人价值的来源，罗杰斯把评价中心来源于内部的机能看作是自主、自我管理和心理健康的标志。而在我的成长经历中，评价中心基本都在外部。我习惯性地以成绩、他人评价来评价自己、调整自己，因此我遵循规则、迎合主流、满足期待，由于我的良好表现，我也总被夸赞为“别人家的孩子”。在持续的外部激励下，我从小对成绩就非常在意，会拒绝小伙伴出去玩的邀请在家学习，会因为做错题大哭，也会因为自己的排名下降而自我谴责。如果除去外部评价，我还剩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成绩单是我“快乐”的来源，如果全盘否定他，像是从我心口剜肉。

我一直沉溺于外部评价塑造的赟景中，直至有人问我，你喜欢什么？我以沉默作答。再长大一点，又有声音告诉我，我不能总以外部作为评价中心的来源。“周围嘈杂的声音并不重要，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影响自己，仅有一次的人生，何不拿出点勇敢，大大方方地做自己。”于是，我开始拼命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当然，自我存在的意义难寻，所以我起初打算从自洽之道着手。我有一个哥哥，他从小学习画画，后也出于内心的热爱，在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坚定选择了动漫设计专业。除了热爱动漫的哥哥，喜爱美容的堂妹也是我羡慕的对象。她对成绩毫不在意，对长辈的方向指引满不在乎，对任何事情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我曾有一段时间十分羡慕她的恣意，几乎每天都与父母聊起堂妹。我在寻求自洽之法中迷茫、挣扎、纠结，也做过一些尝试。然而，吃喝玩乐只能让我短暂快乐，狂欢之后又陷入更深的惆怅。我也曾经去学习跳舞，音乐与运动刺激下所分泌的内啡肽，确实让我收获了快乐。可是，我并不想以之为业，对舞蹈的喜爱程度还是没能盖过我对成绩的执着。在学业与排练时间冲突时，我还是会二话不说地选择学业，任务完成、目标达成、项目落地都会我感到异常地兴奋。寻找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之道，宣告失败。

大学刚入学，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全心投入学业竞争，但是一个学期过后，同学们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一类对成绩视若敝屣，一类对分数视若珍宝。越是在意成绩的同学，越想全方位占有他们心目中所谓的“成功”，开始从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各类竞赛全方位开花。然而另一类中，也存在一些极端的例子。多门挂科后对学习更无兴趣，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以寻找高强度的精神刺激。从表面上看来，本科的学习似乎陷入了“赢者全盘皆赢，输者满盘皆输”的怪圈。但是，为什么要赢？我不知道，也没有人为我解答。同时我也认为，获得这份靓丽的成绩单并不轻松。许多风险无法回避，选课“秘籍”也并非人人都能获得，更何况，获得“秘籍”后的苦练才能让神功现世。这份成绩单中凝结着我的努力，也有我对待课业的认真，更有我碰壁失败的血泪，我很担心这些都被一棍子打死。

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我也曾尝试去实习，有幸进入了一家待遇非常好的互联网大厂。实习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在校时的成绩如何，这让我失去了重要的信心来源，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的能力。工作中大家各有各的出彩之处，我在其中黯淡无光，一向有些骄傲的我有些失落。有的同学将外语说得像母语一样流利，而我没办法和他说，我高中时英语成绩都是接近满分的，本科英语课分数也很高。我的哑巴英语让我在一些工作中变成“哑巴”。有的同学担起文化运营板块，我手中的“计算机二级”证书像小学毕业证一样，不好意思拿出手。也有很多同事只追求完成工作，到下班时间就立刻离开工位，一刻都不会多呆。然而，固定的上班时间只能填充我每日的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份实习工作随时都有无数backup在等待着上岗，我似乎没有不可替代性。实习结束，回到学校的课堂上，我才得以大口呼吸。好像一直被关在笼子里做观赏用的金丝雀，突然被放飞，但是它又飞回笼子里，它甚至开始觉得这个笼子打造得倒也怪精巧的。

我惯于被外部评价裹挟，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既有序又混乱。有序是因为只要外部评价、外部规则依然存在，我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混乱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更是自我相处时的无所适从。我的内心有一张规则织成的密网，俨然已铺陈为外部话语的跑马场，而自我无声。事实上，自我暴露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要让内心休憩许久的声带发声，让风平浪静的海面掀起波澜，声音还没到喉咙，已是泪流满面。至此，已不知所云，更不知所措。

C同学的故事：人生的第一张成绩单是初中会考成绩单。当时初中会考以ABC作为成绩等级，不计学生的成绩排名，且不论是否合格都会给予一张会考成绩单。但也要获得全A，才能有上本市最好高中的资格。人生的第二张成绩单是本科成绩单。鉴于从未有人告诉过我成绩单的重要性，因此在大学时我对于成绩单一直没有什么概念。在本科学校的评奖评优中，辅导员始终贯彻着“班委优先”的原则，成绩上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大学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自由”，不仅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也不能抛开高中成绩至上的桎梏，因为这样你就会失去保研的资格。但我的“后知后觉”早已让我与保研相距甚远，若此时再想弥补，就要听从“过来人”的建议，即在课堂上多与老师互动、课下多与老师沟通交流、课后多与老师打好关系。性格使然，再加上兴趣是学习的前提条件，导致我无法违逆本心去做此事。因此，在其他同学仍在刷高绩点时，我在《南京历史与文化》、《明史十讲》、《清史》、《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西方哲学》、《西班牙语（初级）》、《东方电影》等选修课程中学得津津有味，而这些课程跟我的本科专业可以说是毫无关系。成绩单于学生而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评奖评优、升学、就业三个方面，而于我而言，本科成绩单似乎仅与保研相关。本科成绩单真正派上用场时，是在我研究生复试的时候。研究生复试时要求提供本科的纸质成绩单，面试场中的每一位老师都能看见我的本科成绩单。直到此时，我才开始稍稍有些后悔，因为我的成绩单看上去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杂乱”，除专业课外，成绩单中还有数十门与专业毫不相干的课程，整体的成绩仅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我想，面试的老师们对我的第一印象肯定不会很好。

若说本科阶段还有“任性”的权利，到了研究生阶段“任性”的余地却越来越小。当我依旧以非功利的心态去选择课程时却发现我与同学间的成绩相差极大，起初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我作为一名跨专业的学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成绩不高也情有可原。当研一结束时，成绩也仅仅在中等水平。本着虚心求教的心思请教了几位高绩点的同学，看是否有什么高分“秘诀”而我却并不知情。当然，这几位高绩点的同学本身的综合实力就颇高，而除此之外，高绩点还与他们对于课程的选择紧密相关。这些同学在选课之前就已跟学长学姐们打听过该门课程的给分情况，若是课程任务重、考核要求严、老师给分低的话，那么这些课程便不会出现在他们的选课范围内。似乎，在一门课程中能否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已不再重要。研究生阶段若要评奖评优，成绩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我选择向这些优秀的学生“看齐”，在研二上学期时选择了一门公认的学业任务轻松、给分高的课程，即便最后我在这门课程的成绩排名上依旧处于中等，但至少在成绩分数上好看了许多。这一次的课程选择中，虽然我妥协于成绩的压力选择了给分高的课程，但授课老师的认真负责与诙谐幽默的教学风格也并未让我觉得这是一门“水课”。之后，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往日那些十分喜爱、欣赏邬老师的学生在学分即将修满前的仅剩不多的机会下，却放弃选择邬老师的课程，究其原因，是因为邬老师的课程给分一向不高且要求十分严格。此时，我甚至开始反思，在明知成绩单的重要性下，我是否要学会变得更“聪明”一些，学会经营，学会塑造外在的“优秀”形象，学会适应大学内部那些不为人知的游戏规则，而这些绝不仅仅局限于成绩单上。

学生追求高绩点和“漂亮”成绩单的背后，实则是在追求结果的直接反馈，以此提升其在群体中的综合排位。科举以状元、榜眼、探花作为学子的排名，这种层层淘汰、优中选优的选拔制度，反映的往往是学子的综合能力和排名，而不是以单一科目的分数作为标准。或者说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就是更为看重学生的综合排名且一直延续至今，不论是评奖评优还是保研，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必是前百分之几的学生。在我国的高考制度中，无形地也将学生划为了三六九等，前百分之几的学生可以去985高校，而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学生可以去211高校，在这样的制度下，用人单位也完全可以用学校的综合排位来判断学生的综合水平。但在高等教育日渐普及化的背景下，大学文凭已不再是群体综合排位的唯一凭证，因此只好佐以成绩单进行辅助说明。但成绩单中却并未体现学生的综合排名，唯一能够证明学生学习的仅有成绩单中各门课程的分数和绩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学生追求高绩点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高绩点的学生未必掌握了课程所需的相应技能，而未能展现学习过程来印证学生能力的成绩单自然也失去了其最为本质的记录效用，异化为一张另类的、以绩点为王的学习凭证。

D同学的故事：我与成绩单的“爱恨情仇”要从保研说起，而保研要从大学一入校就说起。初入大学时意气风发、兴致勃勃，决心一定要跟“应试教育”一刀两断，好好利用大学自由而广阔的学习时间和空间，把因为高考而冷落的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全部捡起来，然而当我兴致盎然地加入各个因为兴趣使然而聚集到一起的社团，各路作为“过来人”的学长学姐对我说第一句劝告就是“无论参加了多少社团组织，参与了多少课题或者比赛，任何时候绩点都是第一位，如果想要保研，绩点更是第一位的，所有东西都必须为学习成绩让路。”于是，从大一起，有保研计划的同学就开始暗自较劲，无论如何，通过各种方式也要把绩点“刷”上去，选课一定要为绩点“服务”，除了跟学长学姐打听各门课程的情况，同学们之间广为流传的选课指南是选课之前的“必修课”，参考选课指南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哪门课给分高？哪门课任务少？哪门课容易挂科？哪门课不点名？同一门课程哪位任课老师更容易给高分？诸如此类的关键词是选课指南中的高频词，很少有人会关心哪门课的授课水平高、干货多、真正能够学到东西。因为与隐性的知识获得比起来，关乎评奖评优、保研、出国、就业等的绩点才是实实在在影响学生切身利益的显性获得。这样的精心选课和绩点比拼需要一直持续到大三保研竞争结束，在此之前都需要费心经营。即使有自己感兴趣或者很喜欢的课，如果该门课挑战高、难度大、任务多，难以获得高分，甚至容易挂科，大家宁愿选择旁听，也绝对不会把宝贵的选课资源浪费在这类课程之上，因为一门2-3学分的课程成绩不理想很有可能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绩点拉低0.01-0.02，而这零点零几的差距很有可能导致自己与评奖评优或者保研失之交臂，谁也不会任性到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到了大三，保研竞争达到白热化阶段，60人的专业只有4个保研名额，大家对于谁有保研希望心里大致都会有答案，对于绩点的敏感度达到了顶点，谁也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绩点及排名，这是一场心理博弈，处在保研资格边界的学生很有可能因为难以承受心理压力而放弃竞争，选择考研、出国或者就业等其他发展通道，那保研名额就有可能顺延到下一位同学身上，不到最后一刻，各种可能性都可能发生。锱铢必较的绩点竞争、你追我赶的零和博弈让我完全无暇顾及原本留给绘画、音乐、舞蹈等各种兴趣的发展，更遑论大学期间静下心来认识自己、发展自己。许多原本纯粹的同学情谊，也在竞技场般的较量中被逐渐冲淡。最终，虽然有幸成功获得了保研名额，然而我一直不敢深究，更不敢问自己，这份成功里包含了多少成长，是否是真正的成长？

E同学的故事：我是保研到厦大读研，我的本科学校是一所双一流大学。在读本科期间，成绩单对于保研而言，起着“攸关生死”的作用，因为保研不看其他，只看成绩单（不过最后学部也要进行综合面试，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是绩点达到保研要求，综合面试被刷掉，后一名同学获得了资格，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不过在我毕业后，听说学部进行了改革，保研也要看学生工作经历、志愿服务等。我的成绩单是只将课程类型标注为必修课、选修课，也就是没有人会知道哪些是专业课、哪些是通识课等。因此，我认为在参加厦大夏令营时，老师们根据成绩单只会判断出我的绩点高低，而不是具体的培养情况。在我的成绩单里，存在一些“水课”，最常见的就是视频课（成绩单里不会标注是视频课），有几门课都是我让别人一起帮我抢，半夜再换给我，毕竟视频课很“热门”，自然这些课也成为了我的“提分课”。据我所知，我母校的绩点计算方式是有加入课程难度系数的，这相对那些只通过统一公式计算而言，公平一些，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在选课自由度方面，有一点我比较有感受，就是选课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当时我的学分已经修够了（其实大部分人也是这样），但是又流传必须要选学部开设的“就业指导课”，否则不能毕业。我们不懂为什么要选，因为在课程计划里没有写明这一点，出于担心，大家又多选了这一门课。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选课自由。其实关于选课自由度我还有发现一个问题，也是我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学院经常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写明是通识选修课，但是又备注必选，却又将其作为选修课学分，好像是打着选修课的幌子在进行必修课的行为。关于跨学科选课方面，我的母校有规定，一定要在几个通识课程模块中各修多少学分，不过这些选修课所属模块类型在成绩单中是看不出来的。我有发现，有的学校是不会规定学生一定要选修哪些模块，这可能会导致学生集中选择与自己学科相近的课程，学起来会轻松一点，但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关于课程具体的修学时间，我的专业在大四没课，前三个学年就修完了所有课程，基本在前两个学年就会把通识课修完。最后是我问了一下我考研的同学，他的成绩单考研时有何作用，他说基本没什么用，老师大部分就只看考研分数和面试表现，决定是否录取这名学生（该同学是本科厦大，考研厦大，本科成绩不怎么好）。

F同学的故事：我的一位同学是在英国读的本科，在意大利读的硕士，今年刚刚毕业，原本计划去英国继续攻读博士，但由于疫情，决定先在厦门找工作，简历投给了厦门一国企。简历投出后，收到了该国企人事部门的通知：要求提供本科成绩单，并请我的同学转告所读的本科院校，在特定的时间段能够让他们有权限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查询，人事部门要核实成绩单的“真伪”。听了这位同学的讲述，我十分不解：为何今天国企招人要登录对方大学的网站？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学生自己提供的成绩单已经难以获得用人单位的信任了吗？

G同学的故事：同学们对于成绩单的在意和关注已经开始将大家引入“歧途”，通过包装甚至伪造自己的成绩单展示自己的成绩。一位同学在与老师交流学习近况时，当老师问他毕业规划时，他坚定地说打算“保研”，并向老师展示了一份靓丽的已经达到推免要求的成绩单。他离开之后，这位老师向教务处了解该学生的情况，发现这份漂亮的成绩单竟是一份“伪造”的成绩单！这名同学实际上竟然有七门课程“挂科”。申请保研定是没戏，是否可以顺利毕业都是一大难题。老师对这份“伪造”成绩单十分恼火，当即与他的家长通了电话，家长对孩子胆大包天的行为并不知情，老师和孩子家长劝告孩子不要再想保研的事，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将挂科的七门功课补上。最后他如期毕业，毕业后去澳大利亚读书，硕士毕业后在澳洲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H同学的故事：在我刚进入大学时，就开始从师兄师姐那里听说了许多如何选课、选哪些老师的课能拿高绩点的“经验”。并且由于同学们选修的课程有先后之差，这种“经验交流”也慢慢从“高年级向低年级传授”变成了“不分年级、不分学院同学间的互帮互助”。可以说，有关“选课”、“成绩”的内容从一入学开始便是同学们交流的热门话题，甚至说成为许多人相互建立起友好关系的一座桥梁。除了选课阶段之外，在临近期末考试时又会出现一波同学们交流的小高潮，这时同学们交流的内容无非是有关期末考试的范围、复习资料、考试题型等等。甚至有同学一学期的课只去第一节（了解考勤形式、认老师）和最后一节（了解期末考试的范围），如果遇上平时不怎么考勤，期末考试范围清晰，学生靠突击就能拿到比较理想分数的老师，那这个老师的所有课程都会成为下学期大家选课的香饽饽。

事实上，在本科阶段，我的成绩在同学中是比较靠后的。大一大二时我乐于竞选班干部，参加校内的各种组织社团，开展或参加各类活动等等。至于平时的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课，或者一些老师上课很有意思我就会好好听，但大概八成课的期末考试都是靠复习周的突击通过的。在学年评定奖学金时，学院的考核结构包括“课程成绩 综合测评”。我的课外活动参加得很多，即使我并非为了得到综测的分数，也往往能达到特别高的综测分。但奖学金评定中成绩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拔尖的课程成绩，综测分数再高对奖学金评定也没有任何帮助。因此我从来也不奢望自己能评上什么奖学金或者任何其他奖项，毕竟这些奖项与奖学金、成绩这类都如“滚雪球”一般，当你有了很高的成绩，得到了奖学金，再去申请优秀团员、优秀学生、优秀学习标兵等等，也就顺理成章纳入手中了。很难说这些奖在评选标准上都有什么区别，毕竟拿这些奖的人也都差不多是那几个同学。而成绩就是这一切的源头，如果不能在成绩上竞争过这些人，那也就没有了继续竞争其他的资本。成绩、绩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班的保研率大概在1成左右，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比较差，所以有关保研升学这类的我也并不是太了解，只是听说保研名额是有限的，大家竞争都非常激烈。在我们班，出国读研的同学比例会更多一些，申请英国、香港这两个地区的同学最多。出国读研申请对绩点要求并不算很高，QS100的学校大概要求在3.0/5.0，top一些的高校要求可能在3.5或者更高，但总的来说可以算是保不上国内研、担心考研风险过大、自己成绩能满足国外学校要求的这部分同学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外学校在接受研究生申请时更多看的是学生的国内学校出身，部分国外学校甚至有针对中国具体的入围学校名单，可能正因此才对学生自身的绩点要求没有那么高吧。然而每个分数层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烦恼，这部分中层的学生在这时也需要好好学习，保证自己的绩点不能掉下3.0、3.5或其他的要求。但这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绩点要求，而并非像高层的保研大军那般有着同学间相互竞争的关系。对这部分同学来说，只需要一份合格绩点的成绩单便足够了。

本科阶段我读的是经管类专业，在班里选择就业的同学还是占多数，我班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都选择了直接就业。而随着近几年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成为了我们班同学就业的一大热门选择。除了互联网之外，身边同学的就业去向主要还包括快速消费品、地产、银行、会计事务所这几大行业。对于这些就业的同学，尤其是到私企就业的同学，在择业的过程中，成绩好像已经显得并非那么重要了。在择业的过程中，通过对公司招聘流程的了解，大家着重准备的是笔试题目（类似行政能力测验）、面试的沟通能力和技巧、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这家公司及其所在行业知识的学习。有不少绩点吊车尾的同学都能应聘到非常优秀的公司，前提是这些同学的各方面能力都比较优秀，对面试的准备也较为充分，只是在学习成绩这方面较为落后罢了。对这部分同学而言，成绩单以及绩点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我考研、复试的过程中，虽然我也递交了我的成绩单，并一直都担心自己的绩点是否会影响到老师们对我的印象，但是在面试、录取、到入学的全过程中，我都没有被问及与本科成绩单、或是与绩点相关的问题，老师们更多地还是通过面试去评价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兴趣以及综合能力等等，这也让我还未曾因为低绩点而碰壁，但我的绩点焦虑是一直存在着的。至于成绩单、绩点到底应该在哪个过程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还并非十分清楚，只是通过自身的学习历程以及身边同学的经历，让我现在觉得还是要认真学习，搞好绩点。

I同学的故事：邬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是不得不做且不敢不做的。于我而言，成绩单的话题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一方面，是因为不只一次听邬老师说成绩单“会说话”，是“行走”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库”；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长时间浸泡在校园里的大龄学生，每切换一个学段，都会有一张终身相伴的成绩单被放进学籍档案。说它陌生吧，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成绩单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当局者迷”：成绩单？成绩单有什么好研究的？不就是一张纸吗？人手一张！相比学位和学历证书，成绩单对学习经历来说，并没有什么荣誉和神圣的性质。我们经常看到毕业生们拿着学历和学位证摆拍发朋友圈，却很少看到哪个同学毕业季晒成绩单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在学生们的心里成绩单不重要呢？

不！当然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作为成绩单的学业成绩当然没那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它确实就是一张纸。这张纸上记录着一个学生修读过的课，一般还会有相应课程的分数或等级，只要他们没有不及格或者补考之类的“污点”，几乎很少有人会去细看。这张纸上更加显眼和受人重视的标记是GPA——一个经由复杂公式计算而成的简洁数字。这个数字昭示并概括着一个人在该学段学习的所有成就，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它极有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因为，一些“聪明”的学生，“放水”的老师，甚至是“目光长远”的院系会“有意无意”地它当作一个“绩点工程”来用心建设，目的是为当下的评奖评优，以及今后的升学、就业铺就道路。这个潜在的利益动机告诫我们“成绩单”不可尽信！这一点，深谙“游戏规则”的学生比我们更加心知肚明。

但是，也正因成绩单与这么多现实的利益相勾连，它在“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那里才显得兹事体大。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虽然不能对一个人的一生持续产生作用，但却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着“敲门砖”或说“垫脚石”的功能。在一个充满结构性边界的社会来说，这可是“拓边”的有力武器！每一张完美的成绩单（无论是“虚假繁荣”还是“深自砥砺”似乎都不重要）的背后都关联着一串耀眼的“价值符号”。谁又能不趋之若鹜？你痛骂苦心经营完美成绩单的学生利欲熏心，斯文扫地！他会反驳你：一，大家（比如亲近的成功通过“刷绩点”获益的学长学姐们）都这么干为什么我不可以？二，从学校到社会、国家到媒体，嘴上喊着“不拘一格降人才”，身体力行又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我也没办法！三，我这么做是为了穿越“形式”障碍，超越之后仍是高远理想。

事实上，这三条，每一条都说得过去，每一条也都顺利地把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干净。无论是对待成绩单的态度，还是对成绩单功利化经营倾向的辩护说辞，其中有实利主义的环境形塑，也有教育系统的自我放逐。昨晚读朱光潜先生的《有趣的灵魂都有静气》，里面有一句说得很动人。他说“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灵”。这似乎在启示我们，教育不应只是“填充”，有时也要“放空”。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放空”或许比“填充”要更加重要和迫切。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每天都面对着资讯大爆炸，泥沙俱下，校园教育的正念功能被摆上台面。这个时候，作为人类文明精神堡垒的大学绝不能退缩，更不能随波逐流。对教育来说，学业评价当然重要，但不是核心所在。这一点，应该是教育学人内心深处的共同信念。

总的来说，成绩单背后所隐藏的掐尖和优绩主义陷阱是非常值得深究的重要议题。这当然不是纯粹的教育现象，其也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多维敞开。如何从教育的角度切入，用教育的材料证明，以教育的逻辑回应，才是我们的本职使命所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邬老师，还是邬老师的“成绩单”，抑或这篇为“成绩单”而作的研究札记，都是令人称绝的示范。在札记的最后，邬老师说自己及其团队的研究只是“走近”了成绩单，根本还没有“走进”成绩单。但我认为，不管是“走近”还是“走进”从根本上说无伤大雅，更加重要的是，率先走出回归教育研究内边界问题的这关键一步，这对回应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出走”和“放逐”取向来说，本身就具有十分难得的现实意义。

J同学的故事：大学成绩单在我的记忆里并非一张特别醒目的“标签”，如果不是老师提及，我甚至不会特意去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回忆大学求学经历，除了考试周之外的时光，我似乎很少关注成绩单问题。“成绩”于当时的我而言，只是一道程序性事务，成绩的“好”与“不好”并不会影响我的日常求学生活。那么，反思我何以会如此不重视我的大学成绩单呢？我觉得基于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并不认可大学成绩单的重要性。脱离了“刷分”与“人生”的直接关联之后，当时我的就像脱缰的野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欲望，还记得第一次班会上，在得知老师有意推我做代理班长时，我“不客气”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并直言要花费更多精力去“长见识”和“享受生活”。换言之，在当时的教育价值排序中，除了学习以外，我新增了诸如“认识”“人际”“生活”等诸多事项，所以成绩单于我而言，只是大学生活的一个切面；二是出于对大学成绩单客观性的质疑。当时同学之间关于成绩总有一些质疑，比如和老师搞好关系就会拿高分、学生干部容易拿高分（尤其是一些思修类科目）等等，这些声音会潜在地使我对“成绩好”蒙上一层阴影，甚至将其纳入到“不光彩”之列，尤其是在亲眼见识到了一些学生的“高分操作”之后，更加削弱了对大学成绩“权威性”的认识；三是尽管也目睹了甚多大学“挂科”现象，但是“凡尔赛”地认为，大学不挂科并非难事。还记得老师们每次上课，都会直接给出考核要求和给分细则，部分科目在考试之前，老师还会划定考试范围，并直言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些同情分（比如常见的“60分飘过”现象）。所以只要上课听讲，挂科实属不易。这同时也带了一个问题，就是分数高就代表学得好，能力强吗？换言之，我认为大学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考察学生修了这门课，其分数的高低并没有“优劣”的区分功能。

回想起来，这些对“成绩单”年少轻狂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帮我逃离了成绩的“灰色地带”，但是也给我留下了一份平平无奇的“学习凭证”。思考的一个小结论是，看待成绩单的“背后”，也要思考我们最初赋予它的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