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初美国提出“职业指导”概念以来，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从“职业指导”到“生涯教育”的转变。其发展高峰时期大致存在于20世纪初，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后。整体而言，美国职业生涯教育在加速发展并契合美国国情不断完善。本文将大致介绍美国职业生涯教育发展的几个阶段和成果，同时分析其基本特点，以为本地生涯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生涯规划教育”的前身是美国人帕森斯（Frank Parsons）在20世纪初提出的“职业指导”概念。在当时美国工业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职业结构和职业要求出现了新的变化，帕森斯希望提高美国人个体的自我认知、职业认知与社会认知，以达到“人职匹配”的目的。通俗来讲，就是希望人们认识到自己可以打工且需要打工，同时去认识职业——这些工作也挺不错的、收入也ok，然后也要认识到去工厂工作可以给社区、社会带来益处，从而融入工业化浪潮去从事一份职业。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职业指导”概念仍停留在如何将一个普通的，不太有认知能力，也不太有文化的人培养成能一个够胜任某份工作的职业人，也就是相当于“入职培训”，这对于整个生涯规划概念来说仍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
到了二战后的1951年，美国学者金斯伯格（Eli Ginsberg）提出了动态的职业选择过程：（1）职业选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职业选择的过程越发变得不可缺少且不可逆转；（3）职业选择显示了个体在职业理想与现实性的妥协；（4）职业选择的过程由一系列起决定性作用的阶段构成[1]。
后来舒伯（Donald Edwin Super）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的生涯发展分为了成长（Growth）、探知（Exploration）、建立（Establishment）、维持（Maintenance）及衰退（Decline）等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特殊性，五阶段论对就业以及退休阶段的生涯发展理论进行了丰富与完善[2]。
Donald E.Super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生涯职业教育不再是原来“人职匹配”的生涯指导，而是引导人们对生命的全过程进行认知，进行长远的、动态的安排和规划。
虽然这时期仍然强调“职业教育”，仍然强调个体与工作的适配性，但是在这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体现出了由“职业选择”转变向“生涯教育”的意味。通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颁布的如《人力开发与培训法案》（Manpower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Act，MDTA）等一系列法案，职业生涯教育顺利地渗透进 K-12教育体系（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也就是基础教育阶段），推动了职业指导向职业生涯教育的全面过渡。
1971 年，美国教育总署（American Education Agency）署长西德尼·马兰（S.P. Marland）提出了职业生涯教育理论，该理论结合了终身教育、心理学的自我认知理论等部分，提出了“所有的教育都是职业发展教育，或者应该成为职业发展教育，学校教育者必须努力让学生既可以选择能成为合格的、有用的被雇佣者，也可以选择继续进入高校接受教育深造。
Sidney P. Marland
美国教育的总体目标就是让所有的青少年完成12年学校教育后，能够具备完成就业或继续升学的能力”[3]。这个概念其实是开创性的，因为根据他的观念，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不冲突的，并且希望通过12年的基础教育，使中学毕业时的学生都能够有能力自己去选择继续学术（也就是上研究型大学）或者是选择职业（选择职业学校或应用型大学，或是直接就业）。到这个阶段，通过生涯教育已经将孩子自己的命运交还给了孩子自己，关注孩子个体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并且将生涯规划的教育阶段进一步下沉——下沉到基础教育阶段，时间进一步拉长——贯穿整个K12阶段，这就为人生的选择打下了可以“厚积而薄发”的基础，加之6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动态”的生涯规划，这就给了美国的孩子试错的社会宽容，鼓励孩子勇于尝试，积极、动态地完成人生的选择。
生计教育促进法
20世纪90年代诞生了“新职业教育主义”。有人将“新职业教育主义”片面理解为发展“职业教育”，应用到国内就是发展高职、职业本科教育。其实不然， “新职业教育主义”其实倡导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甚至提出了要设立职业高中和生涯学院等新型教育机构。所以，“新职业教育主义”仍然强调了知识教育、学术教育，并且给了不同的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权以及更完善的技能和知识储备。以此观之，“新职业教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马兰“职业生涯教育理论”的发展，并且推动了美国职业生涯教育的实践——比如STW运动（School to Work，从学校到职业），在加强学术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同时通过职业实习使学生获得工作技能与经验，使学生在未来更有竞争力。后来，美国逐步确立了融合高校、政府、专业协会（社会力量）的三位一体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体系，这为针对不同学生在学术追求、工作经验、就业方向等方面的多元需求提供了更完善的衔接方案。
美国学生的职业生涯实践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正式实现了“向工作过渡” 到“向生涯过渡”的转变。美国“向生涯过渡”理念的核心是学生的个体生涯发展，并通过教学课程设置、生涯规划咨询等形式协助学生设计属于自己的生涯规划方案。我们知道，学生个体的生涯发展规划是非常个性化的选择，而一般的课程设置、教学体系等是针对共性问题和群体发展的。在这方面，美国的解决方案就是尽量在针对共性问题的框架下加入个性化指导，比如加入自主选课，调整课程设置等方法，以及在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引入生涯规划咨询的环节来指导解决在学生认知水平仍不够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对低维的问题。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制造业回归”的战略背景下签署《加强21世纪的生涯与技术教育法》又称为《帕金斯法V》（Perkins V），该法案通过不断完善学校拨款机制与职业生涯教育绩效问责以及创新职业技术教育项目，以实现全面发展中等及更高教育阶段个体在职业生涯教育中的专业知识、职业技术与就业能力的愿景及促进职业教育学生合理就业、缩小技能鸿沟的目标。[4]
Perkins V
经过上文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生涯教育发展经历了职业指导向生涯指导、强调就业到就业升学两手抓、静态就业观到动态人生路径选择的几个大迈进和大转变。同时，美国生涯教育起步发展较早，到近些年更加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并且逐渐体系化、法规化，政策、社会资源也不断给予支持。美国生涯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给其他各国——包括教育改革中的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范本。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参考学习，并付诸实践，探索出适合本地人群的生涯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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