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我国明清之际的伟大爱国主义思想家，开一代风气的学术宗师。

　　○痛锥阉党伸张正义

　　黄宗羲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浙江余姚县通德乡南雷里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的一个官宦家庭。
　　他的出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喜气，这是因为， 他是长子，而且临降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了麒麟，麒麟是我们民族传说中的神兽，象征吉祥幸福。于是，全家亲昵地把他叫做 “麟儿” 。
　　然而，他遭逢的却是一个 “天崩地解” 的乱世，一生 “濒于死者十” ，大半辈子都是在血雨腥风、 刀光剑影中熬过来的，这对于他，是幸，还是不幸呢 ？
　　他出生时，明王朝已进入了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的没落时期，政治极其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 — —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北方的满族政权日益强大，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大明的江山，国势危如累卵。明政权中，以皇帝、 宦官、 王公、 勋戚、 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加重赋税徭役，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同时，他们自身又争权夺利，势同水火。政治的腐败，最集中地体现在宦官专政上。
　　阉党的黑暗统冶，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正直人士的不满，东林党人就奋起与阉党展开了斗争，写下了明末气贯长虹的正气篇。
　　东林党是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万历三十三年( 1605 ) ，被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 钱一本、 薛敷教、 史孟麟等人，在故乡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其实是利用存在了数百年的书院形式，作为进行活动的基地，形成一股势力，因而被称作 “东林党” 。他们在讲学中 “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以批评时事，改革政治，振兴国家为己任。这正如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所说的：
　　　　风声、 雨声、 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 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个时候，他们 “讽议朝政” 的矛头，自然首先指向阉党。[名人传记]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一位东林党人，但遭到阉党的迫害，死时才 43 岁，父亲的无辜惨死，使黄宗羲受到很深的刺激。他悲愤欲绝，每到深夜读书毕，总要痛哭失声。从此，他对暗无天日，灭绝人性的封建专制制度有了痛切的感受，思想中深深地埋下了批判的种子。在京城的几年中，耳濡目染的东林先辈们正气磅礴、 大义凛然的形象，时刻在鼓舞着他，他以自已是一个东林后裔而自豪，暗暗下决心，要亲手刺杀仇人，为父亲和蒙难的东林先辈们报仇，为人世伸张正义。
　　父亲殉难后，作为长子的黄宗羲，上要赡养年事已高的祖父和守寡的母亲，下要承担教育未成年的弟弟的责任。生活的担子，对于年仅十七八岁的他来说，未免过于沉重了。但是他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刻苦自砺，等待着报仇雪恨的机会。
　　时机终于来到了。天启七年( 1627 年) ，昏庸的熹宗病死了，由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思宗，第二年改年号崇祯。崇祯皇帝在继位前，就已经对阉党的跋扈十分不满，继位后便立即着手惩治阉党。祟祯元年( 1628 年)春天， 当黄宗羲获悉惩治宦官的消息后，便毫不迟疑地奔赴北京，为父亲讼冤。他早就定做了一把长长的铁锥，把它磨砺得锋利无比。一年多来，报仇的念头日夜煎熬着他，他把全部仇恨都凝聚在这把铁锥上，他的心在呼喊着： “以血还血 ！”
　　到了京城，得知魏忠贤已经畏罪自杀，东林党人的冤案正在昭雪，死难者得到 “赠官三品” 的褒奖，家属也受到优厚的抚恤。但黄宗羲并不就此满足，他上书皇帝，请求依法严惩这些败类。崇祯皇帝下旨责成刑部速加审理。
　　五月，刑部开庭审讯许显纯和崔应元。黄宗羲以原告的身份出庭对证，在会审时，他在刑部大堂上奋锥再显神威。案子审理完毕，黄宗羲约同遇难的东林党人的子弟们，在诏狱的大门口设祭追悼他们的父兄，哭声如雷。
　　秋天，黄宗羲护送父亲的灵柩南归。
　　一个年仅 19 岁的年轻人，做出了这样惊天地、 泣鬼神的壮举，不仅京城为之震撼，而且名扬天下，人们称他 “姚江黄孝子” 。返回故乡后，四方名士纷纷来黄竹浦拜访他，和他结为朋友。
　　东林党人在斗争中表现出来不畏强权、 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也深为人们所称道。
　　黄宗羲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东林党，作出很高的评价，他说： “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 ” 他赞美东林 “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他也正是以东林党人为榜样，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报私仇，泄公愤，伸张正义，为世所瞩目，虽然是初露头角，但已经显得身手不凡，胆识过人了。

　　○遵父遗命求学绍兴

　　崇祯二年( 1629年) ，黄宗羲在家办完父亲的丧事后，便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少年时代的黄宗羲就聪颖异常，读书的兴趣很广博，经史子籍、 野史、 笔记、 小说、 戏曲都很喜爱，唯独对禁锢人们思想的科举的一套深恶痛绝。他父亲的思路比较开通，虽然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也不很强求他。在被阉党逮捕时，黄尊素嘱咐儿子说： “不要再记时文了，读书人应精通历史，你把书架上的那部《献征录》、 (即《明实录) )认真读一下。 ” 黄宗羲遵照父亲的教导，制订一个先通历史，然后归宿于诸经(儒家经典)的治学计划，他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孜孜不倦地的披读史籍，直到深夜鸡叫头遍才休息，几年的功夫，他历览了明代十三朝的实录和二十一史，对本朝和古代的历史烂熟于心。然后，他又潜心于儒家的经典著作，以探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黄尊素给儿子留下一份非常丰厚的遗产— — —图书。几年后，黄宗羲遍读这些藏书，还感到不能满足。于是，他开始走访江南著名的藏书家，先后到过钮氏的世学楼和祁氏的谈生堂、 江苏常熟钱氏的绛云楼、 南京黄氏的千顷斋。在那里，他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尽情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单是千顷斋一处，六万卷藏书被他 “翻阅殆遍” 。
　　这些藏书家，很看重他的学识，请他校订古籍，编辑目录等。此外，只要打听到有好书，他就立刻去寻访、 收购。
　　读书、 购书、 藏书，成了黄宗羲人生的一大乐趣，到老不衰。就这样，他读到了许多一般人见不到的书，为他以后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黄尊素生前经常向儿子说起的 “砥砺性命之友” 刘宗周，对他的道德学问赞不绝口，希望儿子有一天能成为他的学生。刘宗周(1578—1645 )是明末的大哲学家， 因讲学于蕺山，学者称他 “蕺山先生” 。他的学说以 “慎独” 为核心，讲学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个 “天地晦冥，人心天息” 的末世中，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
　　崇祯二年，刘宗周正闲居在家，黄宗羲来到绍兴，正式拜他为师。
　　自宋以来，浙江一带经济、 文化的发展一直居全国的首位。不仅人才辈出，藏书也居全国之冠，古城绍兴素有 “人文渊薮” 的美誉。在绍兴求学期间，黄宗羲结交了一批同窗好友，其中有些人，例如刘应期、 王毓蓍、 叶敦良、 祝渊等，都是有志气、 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们在一起切磋学问，砥砺道德。
　　黄宗羲坚持师说，但却不受师说的限制，富于独创精神，又善于广泛吸收，取各家之长来丰富自己。例如，他对精于天文历数和音乐的大学者黄道周— — —福建漳海人，当时与刘宗周齐名，黄宗羲对他们推崇备至，说 “漳海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 ”
　　黄宗羲的天赋，加上超人的勤奋，使他的学业突飞猛进， 20 岁出头，就以博学精研为世所重。不仅青年人奉他为楷模，就连那些年高望重的大学者也对他格外垂青，比如经学专家何天玉和史学专家钱谦益，都邀请他一起探讨学问，把藏书和资料全部拿出来供他使用。
　　黄宗羲并不自满，他知道要成就大事业，单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学得知识必须能用，这就需要了解社会，增长阅历。
　　不久，他离开刘宗周、 频繁往来于南京、 苏州、 常熟、 安庆、 杭州、 绍兴等地，求师访友，广结同志。
　　这段时间的求学经历，对黄宗羲后来的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 —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形成了学以致用、 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进一步磨砺了他的品格，同时，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也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拓宽了道路。
　　结社南京再斗阉孽崇祯皇帝继位后，给了阉党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作为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集团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彻底推毁；何况崇祯皇帝打击阉党，多半出于个人的利害，并没有从实质上认识到宦官专政对国家的危害。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而且为人苛刻寡恩。继位不久，便对大臣们不放心起来，百般猜疑，于是渐渐又走上他的先辈们的老路— — —倚重阉党势，大搞特务势力。这样一来，原先漏网而隐蔽起来的魏阉余党，弹冠相庆，妄图死灰复燃。
　　那个曾经把魏忠贤叫做干爹的无耻小人阮大铖，此时格外活跃。
　　复社是明末继东林党之后的又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文人社团，被人们称为 “小东林” 。在复社的东林子弟中，那些天启蒙难烈士的后裔对阉党余孽的活动尤其敏感，早就准备好作第二次斗争。崇祯九年( 1636 年) ，由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发起， 在南京的桃叶渡大会同难兄弟，高攀龙、 缪昌期、 左光斗、 顾大章等人的儿子都出席了。黄宗羲也参加了，并在会上慷慨陈词。这次聚会，实际上成了对阮大铖的声讨会。
　　崇祯十一年(1638 年) ，复社成员 148人聚集南京，联名张贴《南都防乱公揭》，把跟阉党余孽的斗争推向高潮。他们推举顾宪成的孙子顾杲代表东林子弟，黄宗羲代表天启诸孤，共同名列《揭》首，实际上的主持者则是周镳，《揭》文由吴应箕起草。《公揭》严正谴责阮大铖天启年间 “献策魏孬，倾残善类” 的罪行，揭露他现在妄图翻案的狼子野心。《揭》文号召大家 “戮力同心” ，防止阉孽作乱再次危害国家。
　　在这次斗争中，黄宗羲又是一马当先，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热情和斗争精神。
　　崇祯十五年( 1642年) ，黄宗羲 33 岁，他到北京应礼部会试，结果名落孙山。大学士周延儒很器重他，打算推荐他为中书舍人。黄宗羲看见时势艰危，内外交困，朝政腐败到了极点，已经回天无术了，便力辞不就，黯然南归。

　　○阮逆肆虐死里逃生

　　腐朽不堪的明王朝，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中寿终正寝。崇祯十七年(166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四月，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投降清政权，引清兵入关，打败了农民军，李自成退出了北京。九月，清王朝定都北京。
　　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到杭州，与明朝遗臣章正宸(吏科给事中)、 朱大典(兵部右侍郎)、 熊汝霖(吏科给事中)商义 “召募义旅” 的事。五月，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议立潞王朱常洪为监国，不料却被原凤阳总督马士英抢先一步，他伙同诚意伯刘孔昭、 太监韩赞周等，勾结武将刘泽清、 黄得功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监国，不久称帝，年号弘光。弘光帝下诏起用刘宗周、 章正宸等人，黄宗羲随他们一起到了南京。
　　清军入关后，对汉族人民施行了圈地、 剃发和屠杀等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抗清的义帜插遍大江南北，用鲜血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在人民的抗清斗争中，弘光政权并没有起到组织和领导人民的作用。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可救药的腐朽性。拥立福王的马士英集团，是一个贪赃枉法、 蝇营狗苟的乌合之众、 掌权之后，他们根本不去考虑怎样收复失地，救民于水火，而是集中全力争夺权利，排斥异己。
　　阮大铖这个时候成了马士英集团的主要谋士，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元年( 1644)的八月，阮大铖见时机成熟，便着手对复社进行他蓄谋已久的报复。他施展阉党故伎，编造黑名单正续《蝗蝻录》和《蝇蝻录》，把东林党人叫做 “蝗” 复社人叫做 “蝻” ，附合他们的人叫做 “蝇蝻” ，扬言要把列名《南都防乱公揭》的复社人士像蝗虫蚊蝇一样 “一网杀之” 。到了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清军攻陷南京，马、 阮之流争相逃命，黄宗羲他们才得以乘乱脱身，幸免于死。
　　黄宗羲逃回浙东，在海边躲避了一段时间，不久就回到故乡。
　　在充满民族矛盾的时代，他将在血与火中迎接更加严峻的考验。
　　毁家倡义勇赴国难顺治二年(1645 年)六月下旬的一天，黄宗羲顶着夏天炎炎的烈日，匆匆向绍兴城奔去。
　　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苏州沦陷 ！ 常州沦陷 ！ 杭州沦陷 ！ 余姚城里人心惶惶。黄宗羲回到家中不久，天天坐立不安，忽然有人带信说刘宗周决心绝食殉国，生命已经垂危。他便不顾一切要去见恩师一面。
　　跟十六年前到绍兴时心情完全不一样了。那次是投奔名师，求学问道，心里充满兴奋和希望，而这回却是赶去诀别，悲愤交集，痛彻肺腑。
　　弘光政权建立后，起用刘宗周为左都御史。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锐气不减当年，一上任就上书朱由崧，希望他率师亲征，以振作天下忠义之气，自然这不会得到这个傀儡皇帝的理睬。后来他感到在弘光朝廷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了，便愤然辞职还乡。他在南京只呆了两个月。顺治二年五月清军攻破南京。六月十五日中午，刘宗周正准备吃饭，忽然传来杭州失守的消息，他立即推案大哭说： “现在应该是我结束生命的时候了 ！” 于是开始卧床绝食。清军占领余姚，统帅博洛捎信劝他投降，他连信都不拆，闰六月初八这天，刘宗周停止了呼吸。
　　黄宗羲捧读老师临终前写下的诗，泣不成声。诗中写道： “留此句日死，可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慨慷与从容，何难亦何易 ！” 老师的舍生取义、 从容赴死的精神，深深震撼了黄宗羲的心灵，他决心要以老师为榜样，慷慨赴国难。
　　清军攻陷杭州后，很快占领了整个浙西，随即挥师东进。闰六月，故明官员熊汝霖、孙嘉绩(九江剑事)首先在余姚举起义旗， 很快，绍兴的章正宸、 郑遵谦， 宁波的钱肃乐(刑部员外郎) ，慈溪的沈宸荃以及浙东各县蜂起响应。抗清的烈火一下燃遍了浙东大地。
　　黄宗羲早就作好了赴国难的准备，一听到余姚起事的消息，立刻和两个弟弟把家产变卖了，招募义士，在故乡黄竹浦举行起义。乡民数百人加入义军，这支队伍被称作 “世忠营” 。
　　黄宗羲率世忠营加入了当时浙江抗清力量的鲁王政权，他向鲁王表示要像唐肃宗时的李泌那样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参预军事，不当官。但鲁王不同意，任命他为兵部职方主事，后来又提升为监察御史。仍兼职方主事，并颁行他所撰的《监国鲁元年大统历》。
　　从此，黄宗羲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动乱的生活长达十年。

　　○山中海上百折不回

　　鲁王政权的军事力量，以原严州(今浙江建德)总兵方国安部和原定海总兵王之仁部为主体。顺治二年七月，鲁王赐兵部尚书张国维尚方宝剑，督师钱塘江山，调集方国安、 王之仁、 郑遵谦等部，曾多次击退清军，收复了富阳、 子潜(今浙江临安县西)等失地。
　　但是，令人振奋的形势只是昙花一现，这年的十一月，断送弘光政权的权奸马士英、 阮大铖潜入鲁王政权，施展挑拨离间的伎俩，闹得义军内部四分五裂。鲁王政权后期，大权掌握在张名振手中。张名振抗清的意志非常坚定，但心胸狭隘，不能与人同舟共济。黄宗羲手中没有兵权，鲁王授他的官职虽贵为四品，不过有名无实，终日无所事事。后来，黄宗羲回到家中，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有往来，继续抗清。
　　顺治八年(1651 年)七月， 清政府调动大量兵力进逼舟山。八月，清军乘大雾渡海大举进攻舟山。张名振等率 6000 士兵和当地人民一起坚守城池，血战十日，城破，全军战士，无一人投降。
　　顺治九年(1652 年)正月， 张名振、 张煌言护鲁王再次入闽，先后入驻厦门和金门。
　　顺治十年( 1653年)三月，鲁王自去监国名号，浙江政权至此结束。鲁王余部并归郑成功，继续抗清。
　　由于黄宗羲是鲁王政权中的要人，又是抗清的积极分子，清政府一直悬赏缉拿他。
　　鲁王政权崩溃后，他仍在暗中进行反清活动，更成了清政府追捕的要犯。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在绍兴、 杭州等地辗转躲藏， “无年不避，避不一地” ，有时甚至要露宿深山野地，常常要忍受饥寒的煎熬，家人也受尽连累。即使这样，黄宗羲也没有向敌人妥协，一心期待着义旗重举的一天。
　　顺治十六年( 1659 年)夏， 郑成功、 张煌言率部攻入长江，直逼南京城下。这时，黄宗羲正在杭州，听到消息后，他十分振奋，跃跃欲试。但不久，郑、 张兵败引退，黄宗羲带着全家避居四明山北麓的化安山龙虎山堂，过着 “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 的隐居生活。直到南明政权永历政权覆灭，郑成功东渡台湾，恢复明朝的希望全都破灭，他才于顺治十八年( 1661年)奉母返回故居。这年他51 岁。
　　黄宗羲的壮年时代，都是在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中度过的。战斗、 逃亡、 山中、 海上，备尝艰辛，历尽劫难。但他矢志不移，百折不回。 “身滨十死不言危” ，性格刚强，充满乐观精神。[名人传记]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他是一个正气浩然的民族英雄，一个真正的战士。

　　○著作讲学夕照辉煌

　　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国破家亡， 浪迹萍踪，整整 20 年，黄宗羲没有过过安宁的日子。但是，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他并没有抛荒自己的学业。颠沛流离之际，戎马倥偬之中，稍有闲暇或读书，或著述，成绩斐然。从顺治四年(1647 年)到十八年( 1661年)间，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大量著作，如记录南明王朝历史的实录，史学价值极高，还有《春秋日食历》、 《授时历故》、 《新推交食法》、 《西洋历法假如》、 《回回历法假如》、 《勾股图说》、 《开方命算》、 《测圆要义》、 《割圆八线解》等天文、 历法和数学方面的著作。
　　回到故乡定居下来，黄宗羲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了， “江山千古留残照，草木三春有杜鹃” ，他满怀着国破家亡的痛楚和壮志未酬的遗恨，把劫后的余生全部投入到著述和讲学中去，成了足不出乡里而声名满天下的一代儒宗。
　　康熙六年(1667 年) ， 黄宗羲辞掉了梅花阁的事情，前往绍兴讲学。他怀着对老师刘宗周的无限景仰之情，来到这个曾经受益非浅的故地。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弘扬老师的学术思想，以报答老师的教育之恩。一到绍兴，他就找到了当年的同窗好友姜希辙，他俩决定携手合作，把老师创办的证人书院恢复起来。书院重建后，浙东学子踊跃投学。他学识渊博，气节铮铮，而且教学有方，特别是他思想比较解放， 富于活力，对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名声远扬，以致 “大江南北，从者骈集” 。此后，他又在宁波、 海宁等地创办讲会，开展学术活动。康熙七年(1668 年) ，他的学生陈赤衷联络十余人在宁波创立讲经会，他们穷搜宋元以来的专注，讨论得失，务以经史为归宿，力求实事求是。这符合黄宗羲所提倡的学会，所以得到了他的称赞，这也反映了浙东学风在黄宗羲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其他学者也闻风而起，纷纷创建书院，浙东各地，讲学之风大盛，一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黄宗羲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讲刘宗周的学术主张，一方面又全力以赴地整理、 刊行刘宗周的遗著，不久，在浙东形成了一个 “王阳明— — —刘宗周— — —黄宗羲” 系统的学术流派。
　　从康熙七年起，黄宗羲开始编选《明文案》，他批阅明人文集千家之多，广泛搜集明代散失的文史篇章，旨在保存史料。这是一部多达数百卷的文史总集，搜辑佚文并进行校阅，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他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历时八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始大功告成。后来他又把这部书扩为四百八十二卷，约 400 余万字，在他逝世前不久才完稿，正式定名为《明文海》，它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作 “一代文章之渊薮” 。
　　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是黄宗羲母亲的八十寿辰。这时， 移居河南辉县的著名学者孙奇逢与黄宗羲、 李称为 “明末三大儒” )给他寄来所著《理学宗传》一书，作为贺礼。
　　黄宗羲对这书很欣赏，对他以后编著《明儒学案》很有启发。康熙十五年( 1676 年) ，他着手撰写《明儒学案》这部划时代著作。这年二月， 黄宗羲再渡钱塘江， 北抵海宁，应知县许三礼的邀请主昌(即海宁)讲席。黄宗羲在海宁的学生，学有成就的不少，有 “海昌十五高弟” 之称，其中查慎行、 陈讦等成了著名的学者。此后，黄宗羲一直往返于余姚、海宁间，主持海宁讲席达五年之久。
　　黄宗羲在他的最后 30 年中，通过讲学，培养了许多人才。直接拜他为师的人多至百余，聆听过他讲学的人不计其数。他的门生中，有几位对清代的学术作出重大的贡献。
　　康熙十七年( 1678年) ，清政府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天下名儒。叶方蔼又利用身为经筵讲官之使，将黄宗羲推荐给康熙皇帝，但黄宗羲执意不出，不过，他本着 “一国可灭，史不可灭” 的宗旨，表示同意把有关明代历史的著作抄送进京。
　　从康熙十九年起，黄宗羲开始整理自己的文稿，选取其中一部分付梓，取名《南雷文案》。以后几年中，他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仍不辞劳苦地往来于苏州、 昆山、 杭州、 绍兴、宁波之间，探望故友，访求古籍，显示出过人的精力。晚年，他经常到曾经一起战斗过的亡友墓前凭吊，追怀往事，发出 “昔时游侣今何在，一睹陈踪便泫然” 的慨叹，还为他们写传记、 碑文，像张煌言、 熊汝霖、 王翊这些民族英雄，他在文章中追叙他们的光辉业绩和崇高人格，不仅感情真挚，且史料价值很高，成了研究南明历史的重要文献。
　　康熙二十七年，他再次将旧刻的文集加以删削改定，以《南雷文定》为名重行刊刻。
　　次年元旦，他以80 岁高龄再登姚江书院的讲坛。80 岁以后，他很少出门了，但 “四方人士，乞铭问序，质疑考道者，踵接于门” ，他简直成了当时学术界的百科全书了，康熙三十年( 1691年) ，他已经 82 岁了，还雄心勃勃地登了黄山。第二年，他身患重病，险些死去。
　　病中，从京中传来《明儒学案》将在北方刊行的喜讯，他精神大振，在病榻上向儿子百家口授了《明儒学案》的序言。
　　黄宗羲临终前，向家人仔细交代了身后之事。他说： “我死后，第二天就送到墓穴里埋掉，穿平时的衣服，一被一褥，放在石床上，不用棺材，不做佛事，也不搞什么七七(死后四十九天内逢七祭奠) ，凡是鼓吹挂纸幡、 烧纸钱之类的过场，一概免掉。 ” 他还不放心，写下《梨洲末命》一篇，再加叮嘱：墓穴中 “不可用纸块钱串毫入之。 ” 家人以后祭扫时“不可杀羊” ，来吊唁的亲友所赠银两纸烛一概谢绝，好朋友如果能在墓上种五株梅树，则感激不尽，他一反中国人厚葬的习俗，大胆地破除陈腐的传统观念，最后一次表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非凡胆识和宽阔胸襟。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1695 年 8 月 12 月) ，黄宗羲逝世，终年 86 岁，家人遵照他的遗嘱。不用棺材，仅以一被一褥及平时所穿衣服，把他安葬在余姚城东南 20 余里化安山他父亲的墓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