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松 | 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作者及来源】
作者：马雪松，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06期。
【摘要】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关键分析路径，在秉承政治科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汲取社会科学多样化的学术资源，在方法更新和领域拓展的过程中与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持续对话，提出了整合结构主义和历史取向的理论主张与解释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对经验研究中长时段、结构性、跨领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出阐释，构建了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等多种理论模型，持续关注制度的起源与特点、制度对政治行为的作用方式、制度变迁类型及动力机制等理论与现实议题。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学术背景、演进历程与内在机理进行多线索的学理检视，不仅能够充分把握该流派的基本范畴、理论前沿与主要贡献，还可以在客观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全面展望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政治科学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作为当代政治科学的前沿领域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派别，其产生与演进得益于传统政治研究的资源供给和理论滋养，直接发端于“二战”结束后政治学者对制度议题的重新思考与深入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面临范式转换和新旧嬗变的发展趋势，历史制度主义的先驱者为应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强势冲击，提出兼顾结构主义、历史取向和现实关怀的分析路径，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历史制度主义命名自身。近三十年来，历史制度主义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主张和方法工具，在政治制度的存续变革、结构变量的因果机制、权力关系的效用分析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当前研究在认识和评价历史制度主义时仍存在若干不足。举例而言，一些学者较多关注历史制度主义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关联，将之简单视为旧制度主义的推陈出新；一些学者一再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政治科学新兴流派的身份，认为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相比，历史制度主义的优势仅在于重视结构性和时序性；一些学者虽然注意到历史制度主义同历史社会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存在相通之处，但忽视社会科学板块构成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塑造作用。本文认为，从理论渊源、诞生背景、推动力量与发展演进四个维度考察历史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从理论模型、方法更新与议题深化三个方面梳理历史制度主义的内在逻辑，能够在客观审视历史制度主义的同时整体把握其未来走向。
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工具主要源自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许多学者尤其从社会科学的板块运动与政治科学的范式更迭中汲取发展动力。20世纪70年代，比较政治经济学、组织社会学的制度主义研究和美国政治发展领域的新国家主义研究崭露头角，比较历史分析、经验归纳法、新实证主义得到广泛应用，众多从事制度研究的政治学者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旗帜下形成认同意识，由此对权力关系、时间次序、制度变迁与观念机制展开深入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交织脉络中发展壮大，不仅吸纳历史社会学的历史性和结构性要素，还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研究中获得灵感。“二战”结束后，秉持现实主义、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取向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借助宏大理论和实证方法，质疑传统政治研究的国家主义、历史主义、规范主义取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社会学以蓬勃之势向行为主义发起挑战，其历时性分析工具和反宏大理论立场为历史制度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被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奉为流派先驱的摩尔(Barrington Moore)强调历史情境和长时段社会结构的时间序列与因果机制，批评行为主义忽视制度、观念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同时指责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转型及其演化方式漠不关心。20世纪70年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内政治变局，促使历史社会学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反思西方政治科学对结构和历史的无动于衷，进而探讨国家与社会主体、历史与社会分层、资本与社会发展等具有长期性和互动性的问题，注重从近代国家构建的历程中探寻当前政治体制的历史起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导向和现实关怀。在摩尔开辟的历史社会学领域，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新国家主义学者熟稔地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发生机理与历史发展的多样形态。而在逐渐消除行为主义印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许多学者关注制度结构和历史传统对国家进程与政策模式的深刻影响，比如卡岑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脱胎于历史进程的国家社会关系导致当前各国经济政策各有不同，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指出行动者对自我利益的感知不可避免地留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烙印。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对国家与社会的长期性和结构性关系怀有浓厚兴趣，一些侧重历史分析的学者把制度看作国家权力网络延伸至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量，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渊源。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地带和政治科学的范式嬗变，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合理成分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的有益成果，促使比较历史分析得以应用于政治科学领域。20世纪中叶，行为主义政治学以数理分析和心理实验为基础，研究政治主体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相互竞争并开展合作，其中受到社会学影响的集团理论学者注重以社会因素解释政治现象，并从社会学领域移植过来不同版本的结构功能主义。重视民主决策中利益集团实际运作的杜鲁门(David 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有助于正式制度发挥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与鲍威尔(Bingham Powell)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体系正常运转。集团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偏重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加以静态描述而忽视国家的起源与演化，这种非历史化的立场招致重视时序过程和中观研究的比较历史学者的批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识到比较历史分析的价值，但是他们并不打算仅仅回归传统政治制度研究，而是从“现代主义基础上的经验主义和新实证主义”角度思索政治生活的结构性要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与组织社会学的早期成果启发政治学者重视制度范畴并建构制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分析为内核提出的一般性制度理论，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集体决策和静态均衡研究。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实证政治理论为抱负，在新制度经济学影响下解释科层组织、利益集团、政治决策的偏好分布、策略选项和行为取向。与此同时，组织理论的制度研究成果认为人们通常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而非总是出于利益优先的考量，制度情境对人类行动和组织变迁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也意味着组织社会学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提供了可与经济逻辑分庭抗礼的适宜逻辑。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制度转向推动政治学者重视制度研究，一些并不认同新制度经济学与组织社会学的学者尝试建构具有政治学特色的制度理论，以霍尔(Peter Hall)与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和比较历史学者在政治学立场上运用比较历史分析，论证制度要素和权力关系在政治经济格局与历史发展进程中如何影响决策制定和人际互动。历史制度主义能够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派别，得益于新国家主义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和社会互动过程的研究，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与历史社会学在经验主义和历史分析取向上重构制度研究的努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注宏观历史变革和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推动国家理论、制度分析与历史研究走向融合。政治学中的新国家主义学者通过批判社会中心主义，将微观层面的政治行为和利益关系与宏观层面的制度架构和历史进程纳入国家理论。新制度主义学者重视现代主义的历史比较法与经验主义的分析归纳法，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社会学领域形成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制度理论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治学版图中，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下的理性选择理论与历史社会学影响下的新国家主义均意识到历史和制度的重要性，集中探讨国家与社会革命、美国政治与法团主义等现实议题。克拉斯纳对国家内部环境与制度变迁作出比较历史分析并提出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模型，斯考切波倡导社会科学研究应找回国家，从中观角度探讨国家在制度格局中对经济社会过程施加的影响，霍尔在英国与法国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历史传统和制度背景造成两国政治经济政策呈现不同面貌，据此提出应当“构建一种关于政治的制度主义分析路径”。随着历史社会学、新国家主义、比较历史分析、比较政治经济学愈加重视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渗透日益深化，建构主义思潮也让一部分政治学者偏离新国家主义分析路径，在此背景下关注历史情境和制度要素的政治学者倾向于提炼共同的理论议题并巩固稳定的方法基石。1987年，美国中西部政治学协会政治经济学分会举办主题为“历史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圆桌研讨会，与会者探讨结构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比较案例分析与新实证主义的张力，主张政治科学需要有别于以往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199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召开主题为“历史制度研究”的学术工作坊，斯考切波与霍尔在会上提出“历史制度主义”这一概念，而两年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结构化的政治：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正式宣告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诞生。在这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论文集中，西伦(Kathleen Thelen)与斯坦默(Sven Steinmo)共同执笔的全书序章阐述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内涵、流派特征与前沿进展，指出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研究的中观层面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而中层制度分析的显著优势在于把政治进程的一般规律与偶然事件统合起来。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础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持续关注政治生活所蕴含的结构特性、历史情景和因果机制，从权力关系、时序要素、制度变迁、观念分析四重路径进行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 20世纪90年代至今，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内容日渐充实，在探讨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历史变革进程的同时，运用比较视野分析国际政治议题。霍尔与泰勒(Rosemary Taylor)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中，将历史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并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大主要流派，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聚焦制度与行动者权力的非对称性，强调路径依赖、制度变迁与意外后果。伊梅古特(Ellen Immergut)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中，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包含利益偏好、结构关系、行为背景、历史变迁等分析向度。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较多研究国家建设与公共政策过程中制度结构的规制作用和制度要素的实际效用，之后则更多关注制度起源与制度变迁议题。整体来看，历史制度主义多焦点的理论源流构成其扩展学理资源、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许多学者围绕权力关系、时序要素、制度变迁、观念分析展开研究。就权力关系研究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揭示了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同政治权力斗争存在密切联系，政治主体权力的非对称性往往导致不同的制度后果。就时序要素研究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看重制度生成、维系、变迁的历时性过程，从权力竞合与收益计算的角度调适出自经济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提出政治学语境下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与否决点(veto points)模型。就制度变迁研究而言，历史制度主义由静态的制度功能研究转向动态的制度生成与变迁研究，从多个层次探究制度起源与变迁的初始动力，不仅以变动中的否决点(shifting veto points)解释制度稳定和政策变迁的关系，还在考察特殊时期、外生性、突发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分析稳定时期、内生性、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就观念分析路径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意识到文化、认知与观念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斯考切波与斯科伦内克(Stephen Skowronek)探寻制度与道德、宗教和文化等的内在关联，在此意义上主张“观念与制度在特定情境下呈现出某种共生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于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新国家主义的交叉地带，在理论建构、方法更新与议题深化的过程中凝练独具特色的制度研究逻辑，尤其表现在其运用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理论考察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通过比较历史分析强化对重大事件和重要过程的解释力。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结构、行动主体与权力关系的互动中理解政治世界的现实运作，凭借路径依赖、正向反馈、关键节点理论，分析制度发展的结构动因与变化路径，在制度的起源、维系和演化方面构建了彰显结构主义与历史取向的理论体系。 首先，历史制度主义在探析制度维系机理的过程中发展了路径依赖理论，据此阐明制度安排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自我强化且趋于稳定。经济学者从通用键盘和制式录像带的案例研究中提炼出路径依赖理论，强调若干微小事件经由偶然机会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甚至由此衍生出未曾预期和难以逆转的演化轨迹。相较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对路径依赖理论的直接采纳，历史制度主义在承袭路径依赖理论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提出若干创新性主张。马洪尼(James Mahoney)沿用历史社会学的时序分析观点，认为识别路径依赖等同于追溯一组特定历史事件，偶然事件的时间序列、制度根源、演化链条均可深刻影响制度的发展过程，因而路径依赖理论除了遵循经济学的收益递增和自我强化逻辑，还表现出政治学的反应序列和因果关联意蕴。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揭示了历史时机与时间次序对后续事件和重要结果的塑造作用，提出制度演化与政治发展因果链条的触发机制具有高度的随机性和偶发性。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聚焦制度均衡的生成机制与维系条件，构建正向反馈(positive feedback)理论来考察制度稳定。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在路径依赖分析中注意到，制度演化的初始路径所潜藏的某些因素在特定机制的触发和巩固下，能够增加制度在既有路径上的运行惯性与调整成本，甚至将制度牢牢锁入(lock in)特定路径当中。历史制度主义主张正向反馈有助于理解制度何以长期保持稳定而不易发生变迁，着重从政治生活的组织化活动和制度化过程的角度探讨正向反馈的基本成因和内在机理。具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主体为了避免陷于失序状态而在整体上倾向于保持当前制度稳定有序，政治系统中各种制度的相互依存和协同运作会使单独调整其中个别制度的意图落空，掌握权力的行动者利用政治权威创设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制度绩效评估的模糊性标准与操作化要求之间的张力加大了制度调整的难度。皮尔逊(Paul Pierson)论证正向反馈的双重作用，认为普遍存在的正向反馈不仅能够增强行动者主动配合制度运行过程的意愿，缓和或转化冲突，而且可能产生因维护特定政治权力安排而使部分群体诉求边缘化的负面效应。 最后，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借助关键节点理论，探索路径依赖效应下制度变迁的特定时刻及其触发机制。制度演化过程中某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对制度变迁具有持续影响与特殊意义，这种关键节点汇集了制度安排和众多要素间的动态关系，能够对制度进行结构性重构。遵循宏观历史分析传统的学者将关键节点定义为事件发展历史上短暂且关键的时期，通过确定事件发展的起点、拐点、非预期事件、诱发性事件来判定关键节点的区间范围。部分学者揭示了行动者在结构约束下的能动作用，认为结构性因素的改变可使组织成员摆脱制度的长期束缚，并在偶然间触发关键节点，使制度偏离原来的轨道，发展出其他路径(branching pathways)。在此过程中，掌握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更有可能在某一时刻运用强制性力量，开启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例如利用危机所提供的机遇为实施新计划创造条件。历史制度主义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工具考察历史与当前政治生活重大议题，其兼顾史料辨析和因果分析的研究路径在交叉学科视角与宏大问题视域中得到强化，更为深入地追溯历史发展进程与政治制度的变迁逻辑，并对特定案例加以历史性因果叙述。 比较历史分析作为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交叉领域的前沿工具，延续了历史社会学的宏观历史研究旨趣与实证材料佐证方法，在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中综合采用求同法与求异法选取案例。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历史分析从结构化、动态化、历史化的视角探究中层制度的演进过程，从政治世界的复杂性与政治发展的规律性中寻找相对平衡，从时间维度和事件维度对制度和情景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与合理的逻辑推理。就时间维度而言，相比于早期研究的情景归纳与案例描述模式，历史制度主义致力于探寻复杂现象的生成机理，揭示历史脉络中多重变量的因果联系。部分学者使用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节点等时间性分析工具，将政治事件或具体制度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结构情境，定位制度变迁的时间节点和序列位置，最大限度地还原事件逻辑、追溯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了特定时空背景下关键事件的发生时机、演化次序、发展进程和持续时间。就事件维度而言，比较历史分析通常选取一系列具有可比性的小样本案例，大量补充能够突显个案独特性的历史细节，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与因果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归纳出一般性结论。早期的比较历史分析主要侧重国家兴衰、革命与战争、经济危机等国内重大议题，随着流派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范畴逐渐拓展至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等跨国政治研究与利益偏好、集体行动、个体决策等微观现象分析。 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更新集中体现在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与时序分析(temporal analysis)两个方面。一方面，过程追踪主张从长时段视角考察典型个案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演化历程或政治过程，采取系统化和脉络化的分析方法追溯与政治结果相关的完整事件链条，把握历史事件的延续性和偶发性在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中的关键价值。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探索结构性变量与后续制度结果的关联，认为历史的演化离不开政体类型、地域与文化等宏观因素的推动。在卡波齐亚(Giovanni Capoccia)看来，由于权力运行具备自我强化的属性，结构对个体的认知、策略与倾向的建构随着历史的推进愈发深刻，从而展现出制度稳定的趋势。同时，过程追踪以微观层面的运作过程与行为动机为分析对象，侧重历史转折点上个人的选择。相关研究在探讨美国公共政策的变迁过程时，依据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立场考察社会成员和制度架构的互构过程，主张精英群体的观念与行动发挥主导性作用，社会团体可影响政府行动。另一方面，时序分析方法密切关注具有因果联系的各变量在历史脉络中的特定位置及其对政治结果的塑造作用。举例而言，部分研究揭示了自然、文化、环境与政治等多重因果序列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综合作用。此外，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不断完善其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时序分析来充实案例细节，检验相关理论解释力并从不同角度改进现有模型。马洪尼、金博尔(Erin Kimball)与科伊武(Kendra Koivu)在政治过程研究中利用序列细化方法(method of sequence elaboration),将众多潜在原因组合置于不同的时间脉络与历史序列中，甄别何种关键原因或复合路径引发了特定事件，为历史制度主义准确识别关键节点提供有益参考。历史制度主义将理论模型与方法工具作为重要支撑，聚焦制度变迁议题并探讨制度变迁的发生条件、动力机制和持续过程，拓展了变迁类型分析与作用机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就制度变迁的发生条件而言，历史制度主义重新认识制度变迁的多重动因，修正了制度变迁源自外部偶然冲击的观点。早期阶段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运用间断均衡模型指出平稳运行的制度具有黏性(sticky),只有在面临战争或革命等偶然且剧烈的外部冲击时才会发生变迁。在后续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制度变迁的理解，开始注意到当某些细微而连续的社会变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可能脱离均衡状态发生变迁。一方面，制度变迁的发生条件包括宏观的历时性因素与微观的个体性因素，制度体系的外在压力与内部意图变革的行动者均可促使制度变迁。卡波齐亚认为制度发生变迁是重大事件与行动者综合作用的结果，重大事件容易引发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行动者的能动性在此阶段迅速强化并诱发制度变迁。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发现在稳定的政治体系中，制度架构与公共政策的运作并非始终协调一致，二者的矛盾可能致使制度发生结构性调整。高度密集且形式各异的制度构成错综复杂、重叠交互的制度生态环境，产生于不同时段的制度和政策具有迥异的发展路径，且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矛盾乃至冲突，这种结构性互动的累积带来制度变迁的压力与需求。历史制度主义克服路径依赖、关键节点、正向反馈等理论模型割裂看待制度维系与变迁阶段的缺陷，在制度维系的临界状态与随后的变迁过程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其次，就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初期倾向于从制度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寻找变迁的根源，部分学者随后认识到制度结构、个体行动、政策观念与制度环境存在复杂交互作用，制度作为不同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其变迁过程常通常涉及多重动力机制。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将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制度自身形式随时间发展而变迁，即由于制度的属性特征、执行理念、行动目标、政策输出总是处在动态调整之中，从长期来看政治制度必然会发生某种结构性变化；二是行动者的权力资源和行动能力可对制度施加作用，即制度反映了特定的权力关系与利益格局，行动者的权力资源和行动能力改变势必引发制度变迁；三是观念与制度的互动可影响制度变迁，即制度对政策观念具有筛选与塑造作用，当政策性观念先于制度而转变时，旧制度与新观念的摩擦将推动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以整体性和动态化视角审视多重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方式与影响程度，构建了包含宏观环境、制度结构、行动者、观念、历史过程的复合式分析框架。
最后，就制度变迁的持续过程而言，历史制度主义近期更加关注较长时段内以缓慢方式和增量方式发生的制度变迁，研究焦点从特殊时刻、外生性、突发的制度变迁，转移到稳定时期、内生性、渐进的制度变迁。随着制度变迁发生条件与动力机制相关理论和现实议题的更新，历史制度主义主张激进式、革命性的制度突变不可能经常发生，渐进式、变革性的制度变迁才是历史进程中制度功能变化与模式转换的常态。众多学者从权力、能动性与制度模糊性的角度探讨渐进制度变迁的因果逻辑，认为掌权者可能利用制度内在的模糊性，微调制度的解释方式与执行机制，使其在维持现有形式的前提下产生对自身更有利的制度功能或结果。马洪尼与西伦将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渐进变迁概括为四种模式，分别是新制度直接取代旧制度的替代(displacement),新制度附加在旧制度上的层叠(layering),新制度受到旧制度影响而发生改变的漂移(drift),以及旧制度因新的价值目标与执行策略而发生的转换(conversion)。路易斯(Orion Lewis)与斯坦默认为渐进制度变迁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迭代过程，包含认知与偏好的变异、多层选择、有意识的复制三个主要环节。历史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生性、渐进性变迁的经验证据，为此后的制度变迁研究提供微观分析基础和历时性考察方式。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兼具历史向度与结构特征的制度研究路径，借鉴社会科学多元理论范式与方法模型持续完善分析框架，围绕制度议题提出了众多理论深厚且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乃至政治学领域占据显要地位。历史制度主义的意义评析应当涵括其对政治学与制度研究的突出贡献，客观分析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以此为契机展望流派的发展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倡导中层制度研究，复兴政治学领域制度与历史进程分析，提供制度与权力双向关系的因果推断，推动多个研究路径的理论整合并增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部凝聚力。 其一，历史制度主义关注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与难点领域，塑造了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层制度分析模式。面对旧制度主义的整体性分析与行为主义的原子化视角之间的张力，历史制度主义较大程度保留了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有益成分，在宏观议题与微观基础之间开拓出制度分析的中观维度。针对旧制度主义过于侧重规范性研究而相对忽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以及行为主义由于强调价值中立而脱离现实的不足，历史制度主义更看重制度结构、公共政策、组织机制对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的影响，通过政党体系、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等中层制度要素将宏观政治现象与人们具体的行为选择联系起来，形成更加贴近实际政治生活的理论框架。 其二，历史制度主义采用历时性分析工具，揭示制度创设、维系与变迁的作用机制和动力来源，对关键时刻的结构背景与重大事件的时间序列进行历史性追溯，扩展了制度分析的时间维度与理论层次。历史制度主义归纳了特定政治事件的历史背景与产生条件，从庞杂的历史资料中总结出制度演化的多样模式与普遍规律。在对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检视事件发生次序与政治现象的因果关联，围绕现代国家兴起、国际体系演变、政治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多样性、长期经济政策等议题形成诸多独特见解。 其三，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制度结构与权力配置的因果性和耦合性，深入阐释权力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方式。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其他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继承了政治学的权力研究传统，全面考察权力对行动者的偏好、利益与行为的塑造作用，侧重权力斗争对制度变革的潜在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聚焦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强调制度发展与权力运作的伴生关系，持续探索个人与制度、不同层次制度、制度与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历史制度主义透过历史脉络洞察权力关系非对称性背后的结构性动因，为政治科学抽象化的权力研究提供了历史证据与实证素材。 其四，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个流派的学术对话，增进多重理论取向的交汇融合。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大基础性流派来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分别居于理性与文化两端，历史制度主义则凭借兼容理性主义与文化主义、一般理论与特殊案例、理论意识与人文关怀的独特属性，被认为具有整合两大流派乃至构建统一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潜力。此外，历史制度主义吸收了认知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的新近理论观点，注重观念要素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深刻影响，推动制度研究的观念转向以及具有观念取向的建构制度主义的兴起，提升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部凝聚力与综合影响力。在肯定历史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其他流派具备显著分析优势的同时，还应从处理结构与能动关系、分析因果机制、探讨观念议题以及建构理论框架方面，考察该流派仍然存在的局限因素。 首先，历史制度主义在处理结构与能动关系问题上秉持折中立场，可能无法就制度维系与变迁议题形成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由于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制度的影响因素时，倾向于无差别地纳入多种变量，这使其不易判定单一因素对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具体影响，在结构规制性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摇摆不定。可以看出，历史制度主义处理结构与能动关系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尚不成熟，方法论上的举棋不定同样有损其制度分析的准确性并削弱其作为独立流派的根基。海伊(Colin Hay)与温科特(Daniel Wincott)在此意义上指出，“除非历史制度主义能够确立一个完全有别于结构或能动的本体论，否则它所提出的有关制度形成、演化与转型的主张就难以完全成立”。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所坚持的制度中心路径面临陷入制度决定论的风险，未能建构精细化的多重因果变量解释进路。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过于强调先前路径的重要性，低估了行为者在制度约束下的能动选择；其制度变迁研究没有充分审视关键行动者的动机，忽视制度演化的重要环节以及制度与其他要素的互动作用，可能难以揭示行动者复杂动机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制度的实际影响。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一再强调“制度是重要的”(institutions matter),批评者认为其中隐含了“制度决定一切”的预设。正如布莱斯(Mark Blyth)所指出的，历史制度主义关注个体行为却没有正视个体的认知能力，反而将制度狭隘地理解成“一种限制性的而非使政治行为成为可能”的要素。 再次，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议程存在若干理论盲点，尚未就不同类型的观念如何塑造政策后果与推动制度变迁等议题达成基本共识。长期以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侧重结构性因素，而观念要素一度游离于该流派的理论视域边缘。直到相关学者开始在结构与能动之外寻求内生性制度变迁的合理解释，观念才与认知、规范、文化等变量一同受到重视。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学者针对观念分析的解释力、观念要素的作用机制、观念分析与结构路径兼容程度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同时，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由于缺乏分析观念实质内容与传播途径的微观基础，严重限制了结构路径与观念研究的深度融合。 最后，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其他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建构意识与框架搭建能力略显薄弱，其研究路径被质疑侧重细节描述而缺少理论精炼。历史制度主义的过程分析、案例比较方法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擅长运用归纳方法从庞杂的史料中探寻充足的事件细节，但这导致其难以进行充分的理论概括并构建一般化的理论解释，在平衡复杂性与规律性、理论与叙述的关系时作用有限。部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批评历史制度主义在提供普遍性理论上贡献不足，甚至认为这种历史取向的制度研究仅仅是在“讲故事”。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开始反思比较历史分析难以证伪的问题，强调流派需要在方法工具的更新换代中推动理论的系统化发展。历史制度主义积极沟通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不同学者固本浚源的理论自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推动该流派在多重研究脉络的交叉领域持续发挥既有优势并逐步突破当前局限，通过方法更新、论域扩展、视角转换、资源整合实现续航发展。 首先，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得益于丰富多样的分析工具与兼收并蓄的研究方法。历史制度主义在历史社会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交汇处吸收历史分析与案例比较等方法，致力于考察长时段政治制度的生成机制、演化过程与影响后果。一些学者不断修正并调整分析工具，在实证研究中纳入统计方法、历史叙事与因果分析，综合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以提升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模式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超越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畛域，这为推断政治社会现象的确切因果关系、呈现历史事件序列的清晰因果链条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趋势在于以现实问题为驱动力，持续拓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变迁、权力分析、观念分析、国别分析的新命题。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事实的细密考察没有局限于对特殊时间、地点与事件的还原性解读，而是尝试从夹杂诸多细节和意外后果的历史情景中揭示政治发展规律，这种兼顾实证分析准确性与取证材料充分性的优势也使政治学有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契机。历史制度主义注重理论对现实议题的回应性，从世界历史中考察国家制度与权力、观念的互动。在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意识的指引下，历史制度主义对于制度问题具有深层次、多方面的理解，有能力构建融贯国家制度研究与国别比较研究的制度分析体系。 再次，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潜能蕴藏在政治学历史取向与时序意识的觉醒中，通过纳入时间分析变量而扩大政治学研究视野。斯坦默认为，当前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历史脉络对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行为者从历史进程中获得宝贵经验，前期事件塑造了对后发事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在未来研究议程中可以通过扩大时间视野、细化时间测量参数，结合大量数据开展更加精细的过程追踪式研究，更为详尽地探索制度变迁在持续时间、间隔方式与推进速度方面的差异如何影响变迁结果和政治结构。 最后，历史制度主义发展的动力源自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的交叉融合，该派别有望通过扩充理论体系成为新制度主义内部整合的基本载体。历史制度主义汲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建构制度主义的新近成果，倾向于在理论交融中逐步破除流派壁垒，增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流派的交流融汇。正如霍尔围绕制度变迁研究所指出的，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可以吸收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符号系统、自然实验、相对模糊性的有益成分，缓解既有制度变迁研究中较为刚性的结构主义取向；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对权力分析与观念维度的重视，能够进一步提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变迁模型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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