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
[ 作者简介] 吴忠民(1959— ) ,男 , 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 , 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现代化。
摘要
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一 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来自于“内生外化”的特有演化 逻辑 。一是具有强固的“ 内生”能力 , 即 :从中国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角度看 ,在先进的农耕经济、极为牢固的社会基 本单元、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较高强度的社会整合以及较强的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之上 , 中国传统文明形成了 一种强固的“ 内生”能力 。二是具有相对较强的“ 外化”能力 , 即 :从中国处理“ 对外”关系的角度看 ,立足于自 身强 固的“ 内生”动力 ,基于相对和平的天下观、非掠夺生存资源型的行为方式、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的做法以及有效且 稳定的对外交往方略 , 中国从整体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不仅能够相对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 同时还能够借助于 用以增强自身“ 内生”动力的、行之有效的“ 外化”能力 。在“内生”能力和“ 外化”能力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 , 中国传统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同源传统文明。
该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11期，全文及注释请查看本刊纸刊原文。
在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国四大同源文明古国当中 , 中国是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至今的文明古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 不绝 ,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 , 中国传统文明特有的“ 内生外化”的延展逻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显然 ,如果不了解中国传统文明“ 内生外化”的延展逻辑 ,就不可能从“ 动态”的角度真正解释清楚中国 传统文明何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基因”,也不可能从“静态”的角度真正归纳出中国传统文明何以 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 。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 ,对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 ,人们尚未 给予应有的重视。
显而易见 ,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生存、变化和发展的“延展逻辑”进行深入的探讨 ,有着十分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一探讨 ,不仅有利于推动人们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演化规律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有路径进行深入的解释和合理的把握 ,而且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文明形态演化规律 的认识。
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是 ,纵观世界文明史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中国传统文明等具有独立起源意义且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四大古代文明当中 ,只有中国传统文明一直没有中断 ,绵延至今。而其他者均已被异族征服 ,或被多个异族多次征服 ,其原有的文明血脉早已中 断 ,其原有的文明形态早已湮灭 。如今在其原所在地区当中生活着的居民 ,其文明样式已经变换过多 次 ,甚至其族群也大都已经不再是原居住民的后裔 。有学者指出 ,“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而且 , 中国传统文 明具有某种一 以贯之的延展逻辑 。“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 的独特的中国文明”。
国外的一些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整体化特征进行了研究 。这些学者主要包括伏尔泰、孟德斯 鸠、黑格尔、韦伯、汤因比、福山等人 。这些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看法 ,大致分为基本肯定和基本否 定这样两个极端的评价 。其中 ,黑格尔和汤因比两人各自所持有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就能够比较典型地 说明这一点。但两者都存在一个共同之处 ,这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基本判断都是在不够了解的 基础上形成的。
与国外学术界相比 , 中国学术界更是有大量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基本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 ,其中的一些学者比国外学者更深入了一步 ,开始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相互联 系、相互联动的一个整体 ,以此为视角来探讨中国传统文明的演化规律 ,从而使人们有关中国传统文明 演化规律的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但这些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 的不足之处 。其一 ,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何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同化能力缺乏多个层面上的有说服力 的解释 。其二 ,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何以能够有效处理内陆(“本部地区”) 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 ,缺 少必要的解释 。显然 ,这两个不足之处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弥补 ,则会减弱对中国传统文明延展逻辑的解 释力和说服力。
就中国传统文明“延展逻辑”的认知而言 ,有必要从两个十分重要的、缺一不可的维度着眼 。一个 重要的维度是必须从具有时代属性的物质生产的方面来进行分析 。毋庸置疑 ,物质生产是文明存在与 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 。“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看 , 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民众对于物质生产在人力资本方面几乎是进行了极限 化的投入 ,以至于其农耕方式的精耕细作水准几近达到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致 。正 是以这样的一种在当时来说是高水准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 , 中国传统文明方具有了一种生 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的可能性。
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则是必须从非经济的多种差异性因素方面来进行分析 。应当看到的是 ,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分析 ,物质或经济的维度尽管极为重要 ,但并不是“惟一”的维度 。正如恩格斯所说 ,“ 如 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 ,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 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在“ 同一”水准生产力给定的条件下 ,受地理环境、社会、 文化、某些机遇以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文明形态也会随之呈现出差异化、多样化的具体情状 , 甚至其具体的命运走向都会很不相同 。特别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 ,或许会受很多偶然性因素的影 响 ,其演化趋势有不小的随机性 ,但是 ,该文明形态一旦得以形成 ,便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 ,亦即具有 了某种自主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某种特定的自我延展逻辑 ,用以维系和影响该文明形态的存在和“ 自 然”(“ 自动”) 演化 ,并使其自身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特征。
具体来看 , 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其主要原因来自于其“ 内部”状况和“ 对 外”状况两个方面的特有情形 。一是具有强固的“ 内生”能力 。就一种文明形态的存在和延展而言 ,“ 内 生”能力是其内在根基 。从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角度看 ,在先进的农耕经济、极为牢固的社会基 本单元、具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较高强度的社会整合以及较强的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之上 , 中国传统 文明形成了一种强固的“ 内生”能力 。如果做个比较不难发现 ,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明当中 , 中 国传统文明所具有的“ 内生”动力是最为凸显的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 。二是 具有相对较强的“外化”能力 。从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角度看 ,立足于自身强固的“ 内生”动力 ,基于 相对和平的天下观、非掠夺生存资源型的行为方式、尽可能避免军事冲突的做法以及有效且稳定的对外 交往方略 , 中国从整体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不仅能够相对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 同时还能够借助于
正是在这样的“ 内生”能力和“外化”能力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 , 中国传统文明形成了与别的国家和 地区传统文明很不相同的延展逻辑 。从一个重要角度讲 ,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 内生”和“外化”相辅相 成的延展逻辑 , 中国传统文明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当中惟一延续至今的同源 传统文明。
“ 内生”亦即“ 内生性”或“ 内生能力”,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一种产生于其共 同体内部的、源源不断的生长和整合的原动力或动能 。具体之 ,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予以解释。 从横向角度看 ,这种“ 内生”主要是指 , 中国传统社会在农耕经济条件下 , 以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社会基本单元亦即血缘家族为其生产生活的基础 ,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分之间有着有效的相互支撑力 ,并且 ,整 个社会据此大致形成了一个相对强固的有机整体 。从纵向角度看 ,这种“ 内生”主要是指 ,社会共同体 虽然会随着环境以及时代的变化而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但就长时期来看 , 中国传统文明当中大的社会 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形态得以缓慢但却是比较稳定的“ 同源”发展 ,从而催生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周 虽邦旧 ,其命维新”的生生不息现象 。相比之下 ,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古印度社会 ,还是古罗马帝国、 蒙古帝国 ,其“ 内生”状况皆远远比不上中国传统社会 ,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文明或国家必然会陷 入社会离散 ,整个社会无法形成有效的整合的困境 ,其社会共同体由此也无法得以长时期的延续。
具体来看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 , 比之欧洲中世纪社会和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文明 , 中国传统 文明依靠根深蒂固的血缘家族这样强固的社会基本单元奠定了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 ,依靠土地的自由 买卖、科举制等程度不同的流动性为社会机体提供了活力 ,依靠有效地协调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官 僚体系等多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成功地整合了规模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 。 由此 , 中国传统文明强固、 持续的“ 内生性”或“ 内生能力”得以形成 , 中国传统文明得以生生不息 ,数千年来绵延不绝。
( 一) 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血缘家族根深蒂固 ,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经济基础
1 . 中国血缘家族的特有功能和特征
如果说比较重视血缘家族是传统社会条件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当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的话 ,那 么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当中 ,人们更加重视血缘家族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 重大常数之一”。血缘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一个极为牢固的、基础性的生产生活共同体 , 同时也 是一个牢固的、最为基础层面上的利益共同体、信仰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 ,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基础层 面上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本单元。
在中国的上古及中古时期 ,血缘家族便已存在 ,并且成为社会基础结构强有力的支撑力量 。伴随着 小农经济的缓慢发展以及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对于门阀势力和地方豪强的持续打击 , 自宋朝始 ,血 缘家族趋于小型化和普及化 ,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其中的、须臾离不开的社会基本单元 ,构成 国传统社会最为基础性的“细胞”或“影响因子”。
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家族能够最大限度地蓄积基础性的社会能量 。其一 ,在中国相对封闭的传统 社会当中 ,每一个生活在血缘家族当中的家族成员 ,无论是在其生产、生活方面 ,还是在其生命的每一个 具体阶段 ,都离不开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和相互帮助 。久而久之 ,无疑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 天然” 情感 。“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 ,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 。'生于斯 ,死于斯’的结果必 是世代的黏着”。基于这样根深蒂固的情感 ,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血缘家族的归属感、向心力以及其 他很多重要的共同行为便会生成 。其二 ,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社会不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 ,血缘 家族不但能够解决其成员的基本生产生活的需求问题 ,而且还能够解决其成员的“ 终极关怀”需求问 题 。但凡是人 ,一般来说 ,除了现实的生活需求之外 ,还会有“ 终极关怀”方面的需求 ,尽管“ 终极关怀” 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成员不可或缺者 ,但比之现代社会 ,在传统社会 , 由于人们自主独立性的偏弱、行为 选择余地的相对较小以及文化生活的相对贫瘠 , 因而“终极关怀”相对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中国主要是 通过血缘家族来解决终极关怀的需求问题 , 即:“ 我是从我的父母那里来的”,“ 我的父母是从我的祖先 那里来的”,“我的生命将会在我的子孙那里得以世世代代的延续”。于是 ,对于中国人来说 ,通过血缘 家族 , 日常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便与终极关怀需求的满足两者合二为一 。如是 , 中国人对于血缘家族的 依赖性和归属感必然会更加增强 ,家族成员相互间甚至会生成某种程度的无条件信任 。 中国传统社会 当中血缘家族的聚合性更为强固 。其三 ,血缘家族通过族田等家族公共收入 ,来解决一部分贫困家族成 员的生计困顿问题;家族成员通过互助合作 ,来解决家族成员之间一些生产、生活上的劳动力调剂问题; 通过共同出资举办私塾 ,解决一部分子弟的教育问题 。凡此种种 ,无疑更加增强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团结 整合 。其四 ,家族成员依靠家规 ,形成了基层社会层面的“ 深约束”。之所以称之为“ 深约束”,是因为 , 生活在家族当中的每一个人 ,在其基本生活的可及范围之内 ,从其人生的全过程、人生的基本生活样式 , 到其具体的道德规范、责任心、义务感、归属性等各个方面都要受到家规的严格约束 。而且 , 由于这一切 大都发生在同一血缘家族内部 , 因而家规对于每一个家族成员的监督从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看 ,几乎是 无处不在 。可以说 ,这种约束不仅是全面化的 ,而且几乎达到了一种本能化的地步 。如是 ,便能够有效 解决本家族成员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大幅度减少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成本与障碍 。其五 ,通过建 立祠堂以及定期举行祭拜祖先、编写族谱等仪式和方式 ,能够强化同一家族当中不同代际的成员对于本 家族的认同感 。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敬祖”仪式 ,达到了“ 收族”的重要目的 。“通过祖先崇拜 ,家系将 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个共同体中”。
不难看出 ,血缘家族对于每一个家族成员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生命意义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全面性 。血缘家族对于家族成员各个方面的需求几乎皆给予最大限度的满足 ,从生活、生产、交往 ,到终极 关怀 ,无不如此 。二是终身性 。可以说 ,在中国传统社会 ,就一个人生命的整个历程而言 ,是从血缘家族 当中开始 ,又在血缘家族当中结束 。三是相互依赖性 。血缘家族对于每一个成员来说 ,是一个无法选 择、无法回避、相互依赖的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信仰共同体 。四是很大程度上的无 条件性 。血缘家族对于其中每一个成员的付出几乎都是无条件的 ,特别是对直系亲属成员更是几乎负 有无限责任 。正如梁漱溟所说 ,“无论种田、做工或做买卖 ,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 ;所谓' 父子兵’,天 然地成为相依为命的样子 。其伦理关系 ,安得不从而益加巩固密切!”
就这样 ,血缘家族成为中国传统文明当中的具有高度强固性和坚韧性的社会基本单元 。在中国传 统社会当中 , 中国人正是通过血缘家族 ,紧紧地附着在土地上、紧紧地附着在社会土壤当中 ,表现出一种 强烈的、几乎是无缝隙的“抓地性”表征 ,以此求生存、讨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传统社会当中 ,这种 情形造成中国人“人与人的一体化”“人与地的一体化”以及“人与业( 职业) 的一体化”。换言之 ,通过 血缘家族 , 中国社会当中几乎每一个人具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终极关怀方式共同构成了 一个牢固的有机整体 。放眼望去 ,遍布于整个社会的一个个血缘家族无不如此 。于是 , 由无数个血缘家 族、无数个类似于毛细血管组成的一张巨大且细密的社会网络就深深地植根于整个社会当中 。通过这 个覆盖面巨大且细密的社会网络 ,每一个血缘家族亦即每一个基础性的社会基本单元都分别能够最大 限度地吸取自身生存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取自然土壤和社会 土壤当中的每一种有利于自身生长的有益养料 ,能够最大限度地用好每一个机会 。在此基础之上 ,整个 社会便蓄积了巨大的能量 ,形成了中国传统文明赖以绵延不绝的极为顽强、坚韧的生命力 。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讲 , 中国之所以“经历无数的大小变乱 ,社会仍不瓦解 ,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 。每个家族 , 自 己就是一个小国家 。每个分子 ,甚至全体分子 ,可以遇害或流散死亡 。但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 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
具体看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基本单元 ,根深蒂固的血缘家族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与演化 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的助推作用。
2 . 推动农耕生产缓慢而稳定的发展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 ,血缘家族与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具有天然的 契合性 ,两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农业活动 ,其动力来源 只能是依靠人力和有限的畜力 ,而且中国人均能够耕种的土地面积十分有限 。在这样的情形下 ,为了生 产出必需的粮食产量 ,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源的超常投入和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能 。在中国传统社会 , “ 随着人口的增长 ,相对于劳动力而言 ,土地越来越稀缺 ,人们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细作 ,通过犁地、施肥 , 甚至灌溉等重体力劳动 ,期望从每一寸土地上榨出更高的产量”。其生产生活之艰辛 ,于此可见一斑。 而恰恰是血缘家族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能够承载这一职能 。在中国传统社会 ,为了必需的农业 生产和非农业生产 ,一个个家族当中的所有成员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劳动付出 , 同时还要进行性价比最 为合理的分工。
在中国传统社会 ,民众必须依靠血缘家族方能应对多方面的巨大生存压力。虽然中国的温带气候以 及生物的多样性有利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 ,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有统计显示 ,“西 2117 年中有饥荒记载的年份达 826 年 , 占总时间跨度的 39% ,饥荒事件记录共 2073 条”。再 者 , 中国还要面临人口迅速增长 ,人均耕地日益减少的巨大压力 。公元 2 年 , 中国的人口数量为 5959 万人 ,人均耕地面积为 9 . 35 亩;到了公元 1753 年 ,人口数量高达 18368 万人 ,耕地总面积为 6．78 亿亩 ,人 均耕地面积却减至 3．69 亩。而在人口规模大致相仿的欧洲 ,其“易于农业的平原面积有 100 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 2— 3 倍 。在多种压力的情形下 , 中国民众正是依靠血缘家族 , 向自身内部寻求 动能 ,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能 ,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极为艰辛的劳作和付出 ,并且不断改善精耕细作 的技能 。以如此之小的人均耕地面积 , 却成功地维持了中国— 当时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规模人 口— 的持续生存 。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在其背后 ,却是当时中国每一个血缘家 族成员所付出的、令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
凡此种种 ,保证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农耕生产技能的缓慢提高 ,大致满足了中国民众的 基本生计需求 ,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最为基础性的物质条件。
3 . 为中国民众奠定了世俗化生活基本行为取向的基石
在以血缘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中国传统社会 ,血缘家族是通过“人的生命代代延续”的方式来解 决人们的“终极关怀”的人生大问题 。血缘家族强调的是一种世俗化的现实人间生活取向 ,强调人们理 应过好“此岸世界”的正常的人间现实生活 ,而不必去刻意追求难以得到验证的“ 彼岸世界”的生活 ,尽 管“彼岸世界”的生活经常被描述得美轮美奂 。正如韦伯所说 ,“信儒教的正统的中国人( 不同于佛教 徒) ,在祭祀时为自己祈祷多福、多寿、多子 ,也稍微为先人的安康祈祷 ,却根本不为自己'来世’的命运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世俗化行为取向的意义 。必须承认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不可能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 。人身依附性、专制等级制必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 。但是 , 同样不 能否认的是 ,通过民众世俗化基本生活行为取向的确立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社会成员不至于完全失去 “人的”意义 ,让“人的”正常生活具有某种“正当性”,并相应地排斥宗教化社会所倡导的绝对禁欲主义 , 这无疑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而且 ,基于世俗化的基本生活取向 , 中国民众能够在一定生活水准 给定的条件下 ,在一定程度上适当注重自身生活质量的提升问题。
4 . 从基础社会层面有效地维护着社会的安全运行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最为基础性的社会基本单元 ,血缘家族在缓解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方面有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于本家族内部之间的矛盾纠纷 ,族长原本就拥有执行家规家法的权力和权威 ,况 且 , 国家还对家族让渡了部分的基层司法权 ,所以族长有依据、有权力来处置族内的矛盾纠纷 。血缘家 族所造成的是一个“熟人社会”或“人情社会”。所以 ,族长对于族人之间矛盾纠纷的解决多采取调解的 方式 。“关于族中一般的争斗 ,族长的裁决 ,就是终审裁决 ,不问有理无理 ,族众只能服从 ,不得违抗”。 对于本族成员与外族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一般也是采取调解方式来解决。
血缘家族对于农民相互之间大量矛盾纠纷的解决或缓解 ,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大量来自乡村 的社会矛盾纠纷不用出乡村 ,从源头上便能够得以解决或缓解 。基层社会当中矛盾纠纷的解决 ,对于中 国传统社会整体上的安全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 二) 由土地的自由买卖、科举制等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流动性 ,为中国传统文明提供了一定的活力
虽然传统社会就总体而言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社会 ,但对之还不能予以绝对化的理解 。应当承认 , 即便是在传统社会当中 ,也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流动性 。而就传统社会条件下 的流动性而言 , 比之欧洲中世纪社会、古印度社会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社会 , 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流 动性要明显强的多 。这种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物的流动性 ,另一个方面则是人 的流动性。
1 . 物的流动性
从物品的流动性来看 ,在中国传统社会 ,在众多物品的流动当中 ,从现实的角度讲 ,影响面和影响力 同时最大的无疑是土地的自由买卖 , 因为土地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以土地为生的 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基本生计状况 。在西方中世纪社会 ,土地是通过分封所得 ,封臣对于所得封土是采取 嫡长子继承制度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而不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 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 。随着井田制的 解体 ,与土地私有相伴随的土地自由买卖现象几乎通贯这之后的整个中国历史 。 自战国时期起 , 中国就 开始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 除井田 , 民得买卖。”尤其是 ,“唐代后期 ,均田制无形消灭后 , 自此历五季以 至宋、元、明诸代 ,土地私有 ,遂成为不可动摇之制度”。
客观上看 ,土地的自由买卖现象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 ,与土地自由买卖 相伴而来的土地兼并现象成为影响每一个朝代的社会能否得以安全运行的一个重大变数 。在中国传统 社会 ,长期遵循的是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 。这种国策不仅使得大地主极为重视土地的不断扩 张 ,就连缺少政治安全感的巨富商贾也将土地视为其财富得以有效安全储蓄之所在 , 因而也十分重视土 地的兼并囤积 ,即所谓“ 以末致富 ,以本守之”。种种强大社会势力的介入 ,使得土地兼并现象几乎成为 每一个朝代都要面临的严重问题 ,有时甚至会成为王朝更迭的导火索 。另一方面 ,土地的自由买卖既给 农民带来希望和憧憬 ,也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危机感 。希望和危机感的并存 ,客观上大面积地加剧了农民 之间、中小地主之间的竞争性 ,使得农民和中小地主加倍地增加劳动投入 ,更加努力地经营自己的农业 生产 ,进而激发了农民以及中小地主的生产活力 。 由此看来 ,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农民和中小地主生 产潜力的激发不仅仅来自血缘家族的责任 ,还来自农户以及中小地主各自“ 同行”之间的竞争 。另外 , 为自己土地安全计 ,为了防止土地兼并危及自身 ,农民和中小地主希望朝廷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趋势必 须进行抑制 。这样一来 ,从现实利益以及安全的角度看 ,对于一直担心地方豪强实力一旦得以膨胀就会 影响国家的税收以及统治秩序的朝廷来说 ,农民和中小地主更能够成为自己的同盟力量 。可以说 ,朝廷 和直接经营农业生产的农民及中小地主两方力量在土地方面的利益诉求上十分契合。
2 . 人的流动性
就人的流动性来看 ,在中国传统社会 ,作为一种相对“ 常态性”的现象 ,最为重要的事情当属科举制 的实行。
科举制自隋唐时期正式开始 。这项制度至少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几乎面向全社会开放。 科举制坚持相对来说是“ 唯才是举”和以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的原则 , 向大多数阶层开放 ,带有某种“ 大 众化”的色彩 。“操选举之权者 ,大受限制 ,被选举之权 , 即因此而扩大 。此后白屋之士 ,可以平步青云; 有权的人 ,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第二个优点是 ,考试程序严格 。且不说科举制对应试 者的考试流程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 ,就连对主考官以及相关人员也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要求 。一旦 发现有舞弊者 ,惩治的措施极为严厉 ,即便是主持考务的大学士 ,一旦被发现涉及舞弊现象 ,也会受到斩 首等严刑的惩罚。
科举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 ,为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成员提供了 一定的希望和上升空间 。理论上看 ,科举制面向大多数社会群体成员 。对于社会位阶较低的社会群体 成员 ,除了对倡优、皂隶等群体成员有所限制之外 ,科举制一并包容进来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一语虽有夸张的成分 ,却不失为是一种形象的描述 。科举制无疑为大量的社会成员提供了社会流动的 上行空间 ,为更多的人特别是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希望 ,从而催生了明显的社会活力 。而且 ,这种作法客 观上还吸纳了一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可能的不满 。因为 ,对于一些社会成员来说 ,对自身不够满意的现 实处境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经由科举制这样一个上行通道来予以改善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这样一 个社会上行通道 ,一部分对自身处境不满意的社会成员就有可能采取别的方式包括对抗的方式来释放自身的不满 。难怪唐太宗感叹道 ,科举制使得“天下英雄 ,尽入吾彀中矣”。其二 ,直接催生了一个相对 专业化的治理精英群体 。意欲有效地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社会共同体 ,就必须有一个相对专业化 的治理精英群体或政治精英群体 。而通过科举制的选拔 ,大量的、各种位阶的人才如进士、举人、秀才得 以产生 ,进而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省、州、县等各个政府层面的专业“精英”治理群体 ,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以往由世袭贵族群体把持、垄断政权的情形 。更为重要的是 ,经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员 ,更容易 听令于朝廷 。“ 由于这些人没有强大背景的支撑 , ……他们除了依赖于皇权和官僚系统本身之外没有别 的东西可以依靠 ,皇权对他们加以控制也就容易得多了”。其三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有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文化教育来说 ,朝廷对于科举制的重视以及经过科举制选拔出的官员的优越社 会位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示范效应 ,使得民众不但更加崇尚文化教育 ,而且整个社会也催生出一种对于 文化教育的巨大需求 。这成为隋唐之后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再者 ,经过科举制胜出的 大量的、各层级的、有科举“功名”者 ,一旦不直接介入“仕途”,就可能会投身文化教育事业 ,成为文化的 坚守者 ,也可以成为各种书院、私塾当中传播文化的教师 。 由此 , 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就获得了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
( 三) 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 ,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共同体之一 。 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 ,各个群体及族群 的利益诉求复杂多样 ;所辖疆域极为广阔 ,各个地区的具体境况千差万别 ;而且 , 中国还要面临许多可能 的突发性变故 ,如异族入侵、各种自然灾害降临等多种多样的风险因素 。可以说 , 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 的变数之多 ,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社会当中居于前列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形下 , 中国的“封建王朝 非常清楚善治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 。善治思想与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的儒家传统密切相连”。 中国传统社会正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 ,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整合 ,从一个重要方面保障了中国传统文明 的绵延不绝。
1 . 以皇权为轴心来协调、平衡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虽然不能否认传统社会当中的统治者群体是一个既得利益群体 ,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传统社 会当中的政府一概视为一味盘剥民众的机构 。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政府的第一 项业务”是需要“发现什么是公正的、合理的和适合于社会的”。“它必须使人们的头脑里对下列两点有 深刻的印象 ,即第一 ,政府必须得到自己为之行事的那些人的赞同 ;第二 ,它必须使他们相信它的合理 性”。在这方面 , 中国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就整体而言做得还是比较富有成效的 ,而且成本相对 较低 。其一 ,实现了皇权的正当性依据与各个群体利益诉求及行为逻辑两者之间的一致性 ,至少是大致 的一致性 。“在中国和日本 ,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 ,认为人有君臣之伦 ,犹如夫妇父子之伦”。 中 国传统社会当中皇权具有两重属性 。一方面 ,皇帝固然有其“朕即天下”,将国家共同体视为自己私有 财产的一面 ,但同时也有要为“子民”( 万民) 担责的一面 。对皇帝来说 , 民众是载舟覆舟的基础 。皇帝 职位的一个重要正当性依据便是来自“ 以德配天”。其主要职责理应是“敬德保民”,在以根深蒂固的血 缘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皇权将自己视为天下的“ 大家长”,并以各个社会群体都 能够认同的修齐治平的行为逻辑 ,与各个层面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协调、接轨 ,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有效地将自己与民众并联为同一个利益共同体 。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 , 中国民众的税负相对较轻。 有学者发现 ,“ 中国皇帝当然有能力实施暴政 ,如秦始皇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基础创建大一统国家 。然 而 , 中国历代皇朝并不以严酷统治著称 。中国的大多数王朝将轻徭薄赋当成各种举措当中的重中之重。 比如 ,“ 中国明清政府所受之税至轻 。即将所有附加加入一并计算 ,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形 , ……各地均在各地收成百分之十以下 ,有的不及百分之五”。而且 ,在民众的基本生计和基本生产方面 ,政府经 常会有一些主动的作为 。西汉时期政府对于冬小麦作物以及代田法、耧车新技术的推广 ,直接组织 大规模水利建设等等 ,就是比较典型的实例 。其二 , 以政统教 。一般来说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很多 国家和地区 ,宗教很容易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进而成为能够与世俗政权分庭 抗礼的重要力量 。在这样的情形下 ,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一旦协调不当 ,就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分 裂 。不过 ,在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世俗化的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宗教基本上没有成为能够与世俗皇 权相抗衡的势力 。相反 ,皇权始终牢牢地统辖着宗教 ,牢牢地掌管着对于民众的教化权力 。其三 ,赋 予基层民间社会不小的自主权力 。在不少情形下 , 国家对基层社会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性权力 。在很 多朝代 , 国家的行政权力甚至并没有径直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政府对于血缘家族给予了一定 的权力让渡 ,让乡绅、族长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乡绅、族长这一基层政治精英群体 “ 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 。在政府官员面前 ,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 。他们承担 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 ,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 。他们在文化上的 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 , 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 等”。如是作法 ,一则有利于因地制宜的施策 , 以此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性 ,使得作为社会基本 单元的血缘家族不但具有了国家认可的合法性依据 ,而且通过自身规程的设立以及一定范围之内相 互间的联系更加具有生命力 ,进而使得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具有了某种可持续的活力;二则有利于 行政成本的节省 ,大幅度降低了国家治理的财力和人力支出 。凡此种种 ,有利于朝廷政权以及整个 社会的稳定。
2 . 以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官僚体系来进行相对有效的社会治理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 ,虽然从整体上讲 ,专制、人治的治理方式是一种非人性化、非法治的治理方式 , 但是 ,不能否认 ,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 中国仍然建立了一个带有某种理 性成分的、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官僚体系 ,用以治理复杂多样且规模超大的社会共同体 。“在某种意 义上说 , 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 ,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 , 以非人格化标准 进行招聘和晋升 ,这绝对是世界第一。”“ 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板 ,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 是它的复制品”。正是凭借这个官僚体系 , 中国对于自身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共同体实行了相对有效 的社会治理。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治理方式、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官僚体系 ,可以作如是 理解 。其一 ,制度化的职业分工 ,不因人设岗 。 比如 ,在内阁中 ,一般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有 着较为明确的分工 ,各司其职 。各个部门当中的具体官员虽然经常有所变动 ,但部门和岗位却是相对固 定不变的 。其二 ,一定程度上的目标责任制 。官员既要对上级负责 ,又要对所办之事负责 。这种目标责 任制即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兑现 ,就会程度不同地减少随机性行为的发生 ,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 其三 , 同时设有一个庞大的监督系统 ,用以保证中央指令的有效贯彻 。与各级政府并存的、具有一定独 立性的各级监督机构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起着“掌律令”“ 纠弹百官 ,鞫审重狱”“ 纠视刑狱 ,审录 冤枉”“肃正朝仪”以及“监军旅”的作用 。其四 ,政府官员大都有着浓厚的儒家伦理精神 。隋唐以后 ,官 员大都由科举考试而产生 。这些官员大都是经过激烈竞争而胜出者 , 自然具有相对较强的能力 , 同时 , 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比较高 ,所以这些人当属社会当中的“ 政治精英”群体成员 。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 ,这些官员经过多年的儒家教育 ,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以保护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 ,或者说是具有积极入世的价值观 。而类似的价值观“在罗马世界的文官制中却是付之阙如的”。基于 这种价值观 ,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将保护天下苍生、报效国家、忠君这三者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凡此种种 ,使得这些人成为官僚体系得以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
中国正是依靠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官僚体系来进行相对有效的社会治理 ,直接促成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 。“ 同罗马制相比较 , 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约在二千年的时间里 , 或大或小 ,它成了统一 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 。但是它也同样是有限度的”。相比之下 ,无论是欧洲 中世纪社会 ,还是古印度社会 ,均无类似的制度安排 , 因而其有效的社会治理难以形成 ,进一步看 ,其有 效的社会整合也就无从谈起。
3 . 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助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 ,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相比 , 中国相对来说最为看重教育 ,重视教育成为一种 传统 。“世界上任何一 民族 ,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 。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 ,莫不以教育哲学为 其最高的核心 。中国任何一学者 ,几乎全是个教育家 。尤其是儒家 ,尤其是孔子”。 自春秋时期开始 , 随着经济私有化现象的出现 ,私学开始出现 ,进而导致“文化下移”亦即文化教育走入民间现象的出现 , 而改变了以往官府垄断教育亦即“ 学术官守”的局面 。在以后漫长的时间当中 , 中国逐渐形成了由官 学、书院、蒙养组成的教育体系 , 中国的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中国重视教育的这一传统至少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多数社会群体皆重视教育 。在中国 ,人 们不管其社会位阶的高低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大都十分重视教育 ,读书学习是一件让人们普遍认可 的、属于“正途”的事情 。就连大量的寻常农民也重视“耕读传家”,一些家族还专门备有学田 ,用以帮助 其子弟读书学习 。二是受教育者的范围相对说来比较宽 。接受教育不是贵族或精英群体的特权 。上至 皇亲国戚 ,下至平民百姓 ,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 有教无类”。三是受教育者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 位 。中国十分重视“精英”教育 。一个人一旦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而获得科举功名 ,便能够享受不少特 权 ,如:“免除差役”,“ 地方衙门以宾礼相待”,“ 在社会常居优越地位”,“ 有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希 望” ,等等。
普遍重视教育这样一种传统 ,对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普遍重视教育 , 有助于社会整体化理性程度的提高和人们认知能力的增强 。在这样的情形下 ,人们在选择、制定社会治 理方式及政策时 ,便会在一定程度上 ,摒弃非理性、随机性的选择 ,而采取相对理性的治理方式 ,制定相 对合理、可行的治理政策 ,进行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 。如是 ,不但有助于有效社会治理的实现 ,而且还有 助于有效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 。再者 ,重视教育的传统 ,有助于社会各个群体在基本价值观以及具体行 为取向上的契合、认同 。而整个社会共同体在基本价值观以及具体行为取向上的认同以及一致性 ,又有 助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程度的提高 。中国人在“大一统”观念、重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勤劳节俭的 行为方式、中庸适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方面的认同 ,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文明内生动力的增强 ,有助 于中国传统文明的维系和传承。
4 . 以有效的交通网络和文字工具促进社会整合
从秦始皇起 , 中国便开始实施“车同轨 ,书同文”,以有效的交通网络和统一 的文字工具促进中国社 会的整合。
自秦汉时期 , 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建设遍及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秦统一 中国后修建了从 咸阳东至燕齐 ,南达吴楚的'驰道’……修筑了沟通咸阳到内蒙古的'直道’,沟通中原、巴蜀与西南夷的 '五尺道’,又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构建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 汉代除长安通往各地的大道外 ,连蜀地也有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除了陆路交通之外 , 中国还十分 重视水路交通的建设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 。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 ,这些交通网络构成了中国传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统一而且一 以贯之的汉字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整合及延续有着极为重要的积 极影响。
几千年来 , 中国的区域版图虽然有较大幅度的变化 ,但基本上一直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 。“统一 的国 家必须有思想交流的正式媒介 ,而这些媒介不仅包括口头传达的语言 ,而且包括某种看得见的书法”。 没有统一 的语言文字 ,社会成员之间就不可能交流融合 ,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 。作 为中国传统社会统一正式使用的同源书面语言 ,汉字一直被中国人广泛使用 ,不曾中断过 。在所有传统 文明古国当中 ,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中国 。相比之下 ,在古印度社会 , 由于“缺乏流传广泛的书面文化 , 尤其是在印度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中 ,大大阻碍了强大集权国家的开发”。
汉字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 ,便于中国各个区域的社会成员相互间进行有效、准 确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中国是一个地域极为广阔的国家 。在这样一个国家 , 自然存在大量的方言 , 因而 十分需要一种既能够保留传统方言 ,也能够进行准确信息交流的文字 。而汉字恰恰能够满足这一看上 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需求 。“汉语的许多方言是不能够互通的 ,而汉字的最大优势就在于 ,它用一种巧妙 的方法代表了不同方言所共有的、最为普遍的形式和意义。”“通常汉语的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 ,所以 不论说的是哪种方言 ,只要识字就一定能看懂一篇汉语稿的意思”。其二 ,有助于强化民众对于中国 传统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为一种表意的文字工具 ,大量的汉字含有中国人所熟悉的特定寓意。 正是这些特定的寓意 ,能够将阅读者带入某种共同的语境当中 。同一 国家的大量社会成员如果长期共 享某种语境当中的某种共同的事情 , 自然有助于形成并强化某种仪式感、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三 ,有助 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看 , 同一族群不同时代的成员如果都是在阅读同一种文字 的文本 ,则肯定有助于同一族群的“后代”成员对“前代”成员所拥有的同一种文明或文化的理解和认 同 ,甚至会对之生成一定的情感 。这些 ,无疑有助于共同认可的文明类型在同一族群的不同代际人群当 中的传承 。“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可见 ,在中国传统社会 ,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血缘家族根深蒂固 ,具有强烈的“抓地性”特征 , 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细密的社会有机网络 ,用以最大限度地汲取自然土壤和社会土壤当中的一切有助于 自身生长的养料 , 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极为牢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而在基础层面 使得中国传统文明具有了普遍、强劲的再生性 ,应对困境的坚韧性以及一旦遭遇变故之后的顽强修复能 力;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如土地的自由买卖以及科举制 ,有助于从民众和“精英” 这样最为重要的社会层面上激发重要的社会活力;而通过积极平衡、兼顾各种利益关系的做法、具有某 种专业性的官僚体系、普遍重视教育的传统以及较为畅通的交通体系和有效的文字工具 ,则实现了有效 的社会治理 ,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 。凡此种种 ,有效地催生了中国传统文明强大的“ 内生性”或 “ 内生能力”,并进而促成了中国传统文明生生不息 ,绵延数千年而至今 。相比之下 ,无论是欧洲的中世 纪社会 ,还是古印度社会 ,皆无此明显的优势 , 同时也没有可替代性的优势 。这也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和 古印度社会之所以缺少强劲“ 内生性”或“ 内生能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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