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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 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透视 ——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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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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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透视 

——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新探

摘 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换,这里出现了人本学异化构式的逻辑没影处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替代方案:如果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工人本真类本质的自由自主的劳动活动和关系与雇佣制度下客观存在的外化—异化的对象性劳动产品、类本质和异化关系的背反,这种分析会是应该存在的。而在此,上述人本学异化构式中的价值悬设消隐了,对前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不再是价值悬设中“应该”存在的理想化劳动与现实中实有(“是”) 的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对立,二者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曾有”和“现有”的不同时间差里的客观历史现实。这既是在方法论前提上的根本不同,也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认识论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2年第5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消失处,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客观的历史现实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唯一逻辑起点。有时间差向度的历史认识论构式,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分析中得到应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正面直接讨论了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他们开始在不同于所有传统市民社会观念赋型的意义上,重构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境中正式登场。

一、人本学异化构式的逻辑没影点:历史认识论中的社会赋型变迁

2005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中的一本重要论著,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做法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完整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正文排列在偶数页,将草案、异稿、边注排列在与正文相对应的奇数页中,将被竖线以及横线删除的部分全部用小号字体复原,将马克思的修改、插入部分用粗题(bold体) 表示,将恩格斯的修改、插入部分用斜体(italic体)[1] 表示;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 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昌人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母语的文本比较参照系。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的中译本出版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下面,我们就以广松涉这一重要的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为基础,探讨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的新认识。

广松涉(ひろまつ わたる,Hiromatsu Wataru)

由于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一语有着十分复杂的多重异质性历史构境,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卷第一章中开始讨论资产阶级社会时,仅仅使用过“资产阶级的统治”( Bourgeoisieherrschaft)[2],而在后面的讨论中,使用了“资产阶级世界”( burgerlichen Welt)[3]、“现代的资产阶级世界(heutigen burgerlichen Welt)”[4] 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heutigen Bourgeoisgesellschaft)[5]。使用最多的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现有中文版译文中,将这三处重要的概念都误译为“资本主义”,这给后来汉译文本的阐释性理解造成了较大的障碍[6]。在第一卷第一章的主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有明显时间差的历史认识论方式,即从不同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发生,进入到 bürgerliche Gesell schaft 的现代形式的讨论中的。他们共同认为,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Geschichte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des Handels&der Industrie)”。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事实指认。从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记事笔记”中提供的书目,我们可以看到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Fergusson. Adam.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7]和古利希的《商业的历史描述》(Gu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Handels)等[8]。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上,凭借当时有限的经济学和历史知识,先提出了三种前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赋型:一是“部落所有制(Stammeigentum)”。这既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最早的自然分工之上的所有制关系,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前面手稿中曾经提到的那种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在社会中的扩大,即从家庭奴隶制走向奴隶社会的对抗性所有制关系。二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antike Gemeinde und Staatsei-gentum)”。这种所有制是由几个部落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它仍然存在奴隶制,“动产私有制和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了”,此时,“分工( Teilung der Arbeit) 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9]中,我已经说明过,经济学构境中的分工概念,在这里已经取代了原先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构式,成为私有制奴役关系生成和激化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甚至“分工的各种〈形式〉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然而,这里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此处对分工的讨论,还不是基于对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科学区分之上的,特别是个人与劳动工具和产品的构序和塑形有关的,只是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劳动分工。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一直到《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二是与劳动异化概念可以直接解蔽私有财产的主体(劳动)本质不同,这里作为主要批判构式内驱支点的分工概念,却无法深入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批判。依我的判断,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处于“现象学批判”和批判认识论缺席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坚持的原则是拒斥哲学思辨的“实证科学”原则:“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这样一来,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0]这是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地方。三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 feudale oder ständische Eigentum)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这里出现的是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关系;在城市中则出现了“同业公会( die Korporation)所有制”,即“行会( guild) ”。这种手工业的封建组织是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另外,封建所有制关系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当然不是两种劳动,而是两种奴役劳动的私有制关系。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borniert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这里出现的生产关系概念,应该是指劳动生产本身的狭义技术构序方式,而非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社会赋型。还应该说明四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并不知道还存在一个没有阶级和所有制的原始共同体;二是马克思此处描述的仅仅是西欧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线索,此时,他们还没有注意到一种非西方中心论的全景式的历史发展图景;三是这里的历史描述还没有丰厚的历史研究基础,马克思对前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最早出现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四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分析,都不是停留在自然对象、人物和实体性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在捕捉每个社会历史生活中发生的社会统治关系的场境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层级非物相化透视的落地。

我注意到,也是在对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讨论。他们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手工业和交往的发展出现的“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新情况,与原先的“地方局限性”之上的旧有所有制状况进行了八个异质性关系场境对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已作为生产工具( Produktion-sinstrument)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 naturwüchsigen)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Civilisation geschaffenen) 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 水,等等) 可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 Falle unter ein Produkt der Arbeit)。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 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财产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 Herrschaft der Arbeit),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 Kapitals) 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使之同属于〉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在前一种情况下,〈……的[统治]〉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一种共同体;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构形(dingliche Gestalt)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小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因此这里没有不同个人之间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依靠分工才能存在。”[11]

这应该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历史分析的比较重要的一段文字。它直接呈现的思想构境本质有二:第一,这是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构式解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逻辑没影点。这也是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方法论走向。当然,这只是针对青年马克思自己先前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中的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因为在恩格斯的思想构境中,并不存在这个完整的逻辑构式。第二,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出发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影印

对此,我们可以在方法论前提上对比这一表述中显现出来的科学话语构式与《1844 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中的人本学异化构式,这样,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人本学异化构式的逻辑没影处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替代方案:如果是在《1844年手稿》那里,作为工人本真类本质的自由自主的劳动活动和关系与雇佣制度下客观存在的外化—异化的对象性劳动产品、类本质和异化关系的背反,这种分析会是应该存在的。而在此,上述人本学异化构式中的价值悬设消隐了,前后两种历史情况则不再是价值悬设中“应该”存在的理想化劳动与现实中实有(“是”)的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对立,前一种与后一种情况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曾有”和“现有”在不同时间差里的客观历史现实。这既是在方法论前提上的根本不同,也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历史认识论的重要表现。

下面我们可以对这段表述再进行一些具体的话语分析,为了使这种分析具有一种历史穿透感,我们需要作一些文本微观比较中前摄性的历史叠境,即将此前《1844 年手稿》中的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中的话语实践,分别对应于这里的批判话语实践场境,以便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突显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科学构序质性:

一是作为劳动生产前提的生产工具,前者是“自然生成的生产工具”,它是农耕经济中耕地和浇灌庄稼的天然水源,此处的“自然生成”是指这些“工具”并非由人的劳作构序和塑形而成,它们本身是被人利用的熵化自然物质存在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工业“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所谓的“文明创造”是指工业生产中的复杂工具和机器系统完全由人的劳作直接塑形和构序而成的新型社会负熵,这二者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存在的生产条件。在认知对象上,这是从自然对象物到作为人的劳动塑形结果的变化。这是人们在进入生产过程时遭遇的生产条件问题,《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中并没有直接涉及生产工具问题。生产工具应该是经济学文献和舒尔茨《生产运动》中出现的概念。二是在人对人奴役关系上,前者是人受“自然”力量的支配,这当然不是土地直接奴役人,而是土地上以血缘关系赋型的宗法自然关系奴役人;后者是“劳动的产品”奴役人,这不是指劳动产物直接压迫人,而是指工业生产构序和塑形出来的资产阶级特有的经济场境力量对人的统治。这也是两种历史上客观发生的社会统治关系。在《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中,狭义的劳动产品应该属于工人,现实中却异化为资本家所有物的价值批判。三是在财产关系赋型上,前者是人受不动产“土地”的统治,这当然不是指自然土地奴役人,而是指农耕经济中实现的“自然财富”的占有关系中“自然发生”的奴役;而后者则是人受“劳动的统治”,这里的劳动并非工人手中的劳动,而是指积累起来的劳动多次畸变后的劳动——资本(动产)的统治。在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这两种财富当然也都是现实存在的场境力量。“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样的经济学命题,在《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中是被拒绝的,可在这里,它却代替了人本学构式中异化了的劳动。四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赋型上,前者是通过“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自然塑形的血亲共同体直接关联;而后者中,无序经济活动中的“各个人互不依赖”,熵化的原子式的个人只是通过市场交换中介的关系重新关联和塑形起来。这也是两种历史时间上现实出现的人的社会关系。当然,后一种复杂社会关联是更加难以透视的。在《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构式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劳动异化所导致的异化关系。五是在交换关系上,前者中出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者中,则是人与人的交换,这当然就是商品交换。这也是两种客观存在的不同时间差中的社会关系。在《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中,没有直接涉及交换问题,因为马克思在刻意回避赫斯的“交往异化”中已经将异化问题直接挪移到了劳动生产领域。六是在人的劳动活动方式中,前者的劳动是一种体力与智力支出的总体性构序和塑形活动;而后者中则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智力构序的负熵质正在从工人的劳动工艺塑形中被分离出来。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涉及体脑劳动分离的问题。七是社会统治的方式上,前者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对人的统治,如“有脸”的皇帝和地主对农民的直接统治,而后者中的社会统治则转型为“物的构型”——“无脸”的金钱对人的统治。这同样是两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统治构式。在认识论的层面,这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可见的“有脸”统治,过渡到不可见的经济关系无形统治。这里的物的构型( dingliche Gestalt)在现代话语实践中可以译作物性格式塔,这个Gestalt是后来格式塔心理学的核心关键词。在《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中,马克思没有具体地讨论社会统治的不同历史方式问题,而只是抽象地谈论过劳动异化关系中资本家对工人的盘剥以及金钱颠倒为“现实的上帝”。八是在分工问题上,前者已经出现的“小工业”中尚没有出现“个人之间的分工”,这应该是指早期手工业生产中还没有大规模出现劳动分工; 而后者的工业生产,则是以劳动分工为构序基础和前提的。在《1844 年手稿》的劳动异化构式中,劳动分工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已经与《1844 年手稿》中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中的价值批判完全不同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会清楚地看到在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消失处,所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现在,从客观的历史现实出发,已经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唯一逻辑起点。有时间差向度的历史认识论构式,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分析中得到应用。

特别需要指认的方面,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是这里全部分析的基础,在第一层级非物相化透视中,物性的工具不过是劳动生产活动重新激活的模板; 在对象性的“土地”( 不动产)和“劳动的产品”(动产)背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的是封建的宗法血亲关系和资产阶级的金钱场境关系。二是在此处第七个对比分析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涉及非物相化透视的第二层级,即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再一次以对象物的形式颠倒地呈现出来,这是历史认识论并不能直接透视的方面,它的彻底解决只是到了《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才开始破境。三是在这两种历史场境关系对比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历史认识论基础前提的转换,即农耕劳作生产构序和社会关系赋型的封建社会先验构式向工业生产( 科学)构序和资产阶级商品—市场关系场境赋型的经济先验构式的转换,这将导致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质性和认知活动筑模方式的根本改变。

二、 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出场

第四种所有制当然就是已经历史出场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moder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了。可以看到,在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从理论上来定义它,而是通过一种历史发生学的构序逻辑,对私有制关系的成熟形态——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形成的三个时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实际上既是一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改写,也是一部近代工业生产构序发展导致经济交往关系变革的历史。同时,它还是历史认识论的话语实践。这里的话语模式,完全属于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刻意规避和“跳出”的古典经济学的样式。我推测,这是马克思此时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直接成果。从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记事笔记”中提供的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尼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史》(Ganilh:hist des systèmes d’économ. Pol. )、维伦纽夫·巴格蒙特的《政治经济学史》(Villeneuve-Bargemont:hist.de l'ec.politiq.)[13]、皮布勒(巴勃罗)的《英国财政和统计史》(Pebrer,Pablo:Histoire financière et statistique de l’empire Britannique)、加米埃的《货币的历史》(Gamier:hist.de la monnaie)等[14]。而在《布鲁塞尔笔记》的第六笔记本中,我们还可能看到马克思对约瑟夫·佩奇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le comte Joseph Pecchio: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Italie etc.traduite par Léonard Gallois)和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客观对象以及重要性》(MacCulloch: 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等书的摘录。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我已经说明,取代了异化构式的“分工”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逻辑思路的理论中轴线,交往与生产力是历史矛盾的内驱力,而理论的目标指向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时期,最后,由资本的世界市场建构起所谓的世界历史( Weltgeschichte)。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历史,“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供求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这是斯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隆重出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主体的动态“供求关系”( 经济熵增和无序的自由市场),背后似乎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古典命运之神”,用“看不见的手”把财富或者贫困分配给不同的人们,甚至创造出一些财富王国和大资本家,使之破产和消亡,甚至让一些国家强大起来,再让它衰亡下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公开评论斯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总体过程的观点,在人所创造的商品—市场经济中,盲目的生产导致社会层面上的经济熵增,商品的竞争( “供求关系”)自发地构序出新的经济必然性,这是支配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木刻版画《印刷作坊》,亚伯拉罕·冯·沃尔德,17世纪

在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眼里,历史认识论的时间差微观地聚焦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个时期的说明是从可见的城市与乡村( Stadt und Land)的外部对立开始展开的,然而,他们的具体分析却是从非物相化的内在的社会构式层面入手的,他们也将其称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这不是上述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而是指脱离了直接物质生产劳动的其他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向城市的集中。第一,是在客体向度上,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它也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多重转换,自然经济中的“野蛮”向工业与城市文明的过渡,部族生活中的经验—习俗传统变成政治法理国家,地方性的分散生存到高度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都是社会关系赋型本身的客观改变。第二,从主体向度上看,事情的本质从两个方面被揭露出来: 一方面,外部可见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鲜明反映”。这里的分工,显然是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谋生手段的奴役性分工。这种对分工的奴役性关系场境的屈从,才导致了相互对立的“城市动物( Stadttier)”和“乡村动物( Landtier)”。另一方面,分工背后出现了“积累的劳动”对人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 Arbeit)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 über)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这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的 Arbeit,既没有被指认为异化劳动,也没有被打上特设性的双引号,但它肯定是前述“积累的劳动”畸变——资本的力量。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劳动异化构式的没影点。因为在《1844 年手稿》中,凌驾于个人的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基础。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无疑,这已经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实证描述了。并且,正是这个“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之后将慢慢地经过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产的资本不依赖于不动产的土地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全新构序和社会关系场境赋型发展的开始,这也必将改变历史认识论的主要认知对象和方式。从历史认识论维度看,“乡村动物”在田野里看到的世界图景与“城市动物”从现代劳作和科学知识中面对的认知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这也会是一种历史时间在空间布展上的撕裂。

在关于第一个时期的论说中,马克思恩格斯试图说明,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中的经济发展进程其实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最早的发展。

第一,这种经济发展进程的起点是行会制约下的手工业劳动者与城市中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对于这个所谓的等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认识为: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特[殊的]〉自然形成的〈特殊身份的〉资本( naturwüchsigen ständisches Ka-pital);它是由〈独立的房屋〉住房〈和〉、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稚[拙]〉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 moderne) 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各种事物( Sache)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 bestimmten Arbeit)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资本〉( N)、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的资本( ständisches Kapital)[15]。这个关于资本的说明显然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特殊的私有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剥削本质,资本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这里手工业生产中出现的“父传子,子传孙”的特定劳动相关的“等级资本”,根本不是通过剥削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关系,而“现代资本”也不只是通过货币计算,并体现为事物。这说明,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创立,但当马克思不再用人本主义哲学话语来颠覆经济学构式时,在经济学语境中进入非物相第二层级剖解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的秘密,进而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还有很长的路。

第二,分工进一步扩大为“生产与交往的分离”,其标志是商人阶层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出,此处的分工是商业逐渐独立出来的社会分工,而“交往”实际上是交换的意思。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由于“交往”由一个特殊的阶层专门操持,商业的交往得到充分发展,从而直接促进了城市的生产与分工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间的相互交往,“在生产和交往( Produktion & dem Verkehr)之间也立即〈结[合]〉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交[往]〉彼此〈交往〉建立了联系( Verbind ung),〈这〉〈一个[城市]的生产工具〉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先由赫斯指认的人与人的主体际交往关系,在这里被进一步放大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往( 商品交换)活动,这也是更大尺度上的社会场境存在。这当然也是历史认识论中认知视域的扩大。也是在这种交往和( 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中,“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劳动工具在城市之间的流动,造成了生产中新的( 劳动)分工。按照后来马克思的科学分析,并非劳动工具,而是资本逐利的流动和转移造成资产阶级社会进一步分工和交换的基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这时的分析,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 Manufakturen)的产生,这也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滥觞之始。活跃于此的,首先是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 行会束缚)的自由劳动,以及从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发展而来的商人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商人资本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 Kapital im modernen Sinne)。同时,他们还发现,商业资本从“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商业的活动资本( mobilen Kapitals)也叫动产。而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时,原来在行会中存在于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 das patriarchalische Verhältnis)”赋型,开始为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 Kapitalist)之间的“金钱关系( Geldverhältnis)”所取代。这是新的经济关系场境存在的发生。在历史认识论的维度上,一种全新的经济物相化的社会先验构架将成为人的经验和知性赋型的前提。在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学研究中,他更关注了自由劳动力从土地上的独立化与生产资料的历史性分离。显然,在这时马克思还没有进一步区分金钱关系与资本关系的差异和内在关联。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无形中达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在财富塑形上,从对象性的不动产到“活动着”的动产的过渡,这恰恰是现代性社会场境存在的根本质性;在经济关系上,从直接的宗法关系赋型存在向通过市场交换中介生成的金钱关系赋型存在的过渡,这是现代性社会关系定在的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此时还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金钱关系背后,实际上是让一切存在从属于自己的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开始是在中世纪后期城市中反对“农村贵族”的市民联合体中,随后,“一些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这些个人[16]的联系,一个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由于他们和现存关系相对立,以及受这些关系所制约的劳动方式,同时,便成了对他们来说是共同的〈而且〉( N)〈自己〉( N)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只要他们从封建团体脱离开来,就创造了这些条件;只要他们受到既存〈的〔团体〕〉( N)封建主义的对立的限制,那么他们就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

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资产阶级的历史生成时,仍然是从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出发,生活在封建生产关系中的市民阶层,只有创造出不同于旧的社会关系的劳动方式和交往关系,才有可能生成新的社会阶级。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是随着“一切所有〔财产〕转化为工业资本或者是商业资本同步进展的”,与此同时,“他们把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第三,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路的发现,交往扩大为世界交往场境,这是一个“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运动( Bewegung der Produktion)有了巨大发展”的阶段。由此,人的社会场境关系存在第一次拓展为世界性生产构序与再生产运动,人的认知视野第一次进入到全球性的空间塑形中来。在《布鲁塞尔笔记》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Pellegrino Rossi: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中关于生产运动的讨论[17]。这里的 Bewegung der Produktion,当然是从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中来的,有可能,马克思一直到这时才真正体知到此书的重要意义。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奴役性社会场境关系,已经通过殖民主义挪移到整个世界市场的存在空间中。全球的不平等交易和掠夺是前述资本的世界历史的核心构序。其中,“殖民,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欲望〉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于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交往关系赋型在世界市场的扩大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开始走向国际,并且,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资产阶级( groΒe Bourgeoisie)。在《布鲁塞尔笔记》第六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了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 Pellegrino Rossi: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中关于殖民问题的讨论。

第二个时期始于 17 世纪中叶,并一直持续到 18世纪末。由殖民主义商业交往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和商业与航运与此同步发展。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为了进行盘剥而争夺的各国都要独霸已经开辟出来的市场。那些[国家]〉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Welt-markt)。”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摘录到拉博德的《共同体全部利益中的协作精神》(Le comte Alexandre de Laborde:De 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中关于航海与殖民市场的讨论。此时,工场手工业仍然是脆弱的,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缩小。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虽然资本的运动在加快,但世界市场还被切割成许多部分,国家之间的壁垒、生产本身的不灵活和尚不发达的货币制度,都严重影响了资本的流通。所以,此时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人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 Kleinbürger)”。可无论如何,“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来具有的自然的性质。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分析,完全是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原则之下尽可能贴近事实的客观描述。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透视了早期资本主义殖民与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

三、 大工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个时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工业”发展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世纪以来现代私有制的发展中“产生了大工业(groΒe Industrie)——把自然力用于机[器]工业目的采用机器( Maschinerie) 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 Freiheit der Konkurrenz),理论力学的发展(〈在18世[纪]〉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 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 1640 年和 1688年的革命,法国 1789 年的革命)”[18]。可以感觉到,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分析,几乎没有任何主体向度的价值判断,而是从社会发展的客体向度出发,客观地描述资产阶级社会中机器大生产发展和科学的应用(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我尽可能回避了这一客观向度,当时的考虑是想在随后的第二卷中专题讨论,这一选择性遗失的重要内容会是本书重要的“拾遗”)。在他们眼中,与传统自然经济中的劳作塑形和手工业生产构序不同,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生产活动的本质,是以机器生产的客观工序和“最广泛的分工”为基础的,原先内嵌于劳动的构序和工艺赋型已经被抽离为独立负熵源的科学技术,重新对象化到生产活动之中,特别是科学中理论力学的应用已经成为生产的内部构序动因。由此创造出巨大物质生产力和财富积累,这使得商品交换的“自由竞争”市场成为历史趋势,共同创造了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客观前提,资产阶级通过英国和法国社会政治革命,宣告了自己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这里关于机器、分工和科学技术问题的认识,有可能来源于《布鲁塞尔笔记》第五笔记本中马克思对拜比吉《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CH.Babbage,  Traite sur L’E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一书的摘录。关于力学在工业中的应用问题,可能会与《布鲁塞尔笔记》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威廉的《政治经济学》摘录相关[19]。

当然,在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器化工业生产的确创造出了新的历史发展,可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现代的奴役和压迫的私有制社会,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从人的劳动本质异化中引申出那种价值否定,而是从经济运动本身的客观趋势中确认资产阶级社会灭亡的根据。

1. 从客体向度上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大工业开辟了资本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说,也是在这个新的阶段上,资产阶级通过 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的世界市场”,这是全球范围内由商品—市场关系赋型起来的社会经济交换场境存在,它彻底改变了所到之处的一切社会关系,“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industriel les Kapital),从而使流通加速( 货币制度得到发展)、〈那个〉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那在……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消除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大工业在劳动范围内尽可能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消灭掉,并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 (Geldverhältnisse)。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 他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破坏[属于]以往工业各阶段[一切事物]。大工业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是自动化体系(automa tische System) 。[大工业]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Fessel)”。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指认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八个对比”的表述,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一段最重要的客观描述了。第一,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创造了新型的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和资本集中。这是一个十分专业化的实证经济学描述。之后,马克思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所有社会生活对资本的形式和实质从属的复杂历史进程,并将“工业资本”深化为生产资本。第二,资产阶级交换市场中的无序自由竞争,像一种外部力量迫使所有人都处于这种商业场境高度熵化的紧张状态,因为只要他不努力,就将为市场关系所淘汰,同时,基于这种经济关系场境筑模的社会先验构架,资产阶级也以全新的意识形态构式消灭了所有传统的旧式伦理和观念。我们不难体会到,这里出现的资产阶级商品交换市场中的竞争场境关系,塑形了所有人的实际经济物相化场境存在,人在这种重新熵化的关系赋型中的地位规制了他的生存状况。同时,这还是前述那个生存关系决定意识本质的关系意识论的具体化表征,因为它也极为深刻地映现了现代性金钱关系伪境存在与观念意识形态构境的内在关系。它也会生成人们社会认知对象新的经济物相化遮蔽和认识论障碍。第三,正是这个大工业,首次开创了资本的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彻底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世界历史是由客观物质生产的大工业创造的,这是对秉持“德意志意识形态”那种观念的世界历史的最沉重的打击。资本的世界历史是现代性社会场境关系中存在的最重要的空间布展方式,以后,它会以资本的全球化布展和国际化劳动分工成为全新的资本空间生产筑模。第四,它使生产劳作中抽离出来的自然科学构序和负熵质从属于资本,成为资产阶级支配生产的力量,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的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所有自然形成的血亲宗法关系变成通过交换中介的金钱关系。这是主体际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场境关系中的根本转换,刚刚从直接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已经再一次沉入经济物相化的金钱颠倒关系中。第五,它用工业化的大城市取代了自然形成的城市,最后战胜了乡土式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人们日常生活的存在空间发生了改变,城市建筑中生成的微观空间句法与乡村田园固有的循环生活彻底断裂开来。历史认识论中的时间轴,从封闭的圆圈开始变成一种不断自我消失的无限创新和时尚追逐。最终,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消灭了一切旧有的手工业和传统劳作模式,但是机器生产的自动化体系创造出“大量的生产力”,却使“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试图在实证科学的立场上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私有制走向消亡,不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逻辑扬弃,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必然。这是一个与哲学价值批判根本不同的方面,它深刻地体现了历史认识论的客观认知构式。

2. 从主体向度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奴役关系本质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劳动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改变社会经济生活场境的同时,也重塑了人与人的关系。“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制约性、片面性都融合为两 种 最 简 单 的 形 式——私 有 制 和 劳 动 (Privateigenthum & Arbeit)。货币岂止使所有交往形式,还使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Individuen als Individuen)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akkumulirte Arbeit),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wirkliche Arbeit)”。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批判分析直接依存于经济学的构式,这正是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试图“跳出”的话语。私有制与劳动的对立,这个私有制也就是“制约性”和“片面性”的私有财产关系,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语叫“积累起来的劳动”,而工人的雇佣劳动则是“现实的劳动”,没有了劳动与它外化成对象性实在的自我异化状态的人本学构式,这成为工人的劳动活动与物相化了的“积累起来的劳动”两种劳动的客观对立。从本质上看,这也正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分裂 (Zersplitter-ung zwischen Kapital & Arbeit)”。不过,此处货币成为“交往”( 交换) 畸变成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的原因,从恩格斯大段补入的文字看,很可能此时赫斯的观点再次占了上风。马克思恩格斯较多地着眼于市场的竞争和货币在交换中发生的作用,这种流通领域中的思考,也与财产多少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指称相一致。将来,这些观点都有可能进一步走向对生产领域中资本剥削关系更深本质的透视。

注释:

[1] 郑文吉认为: “广松版采用两面排版这一特色鲜明的编纂体系,似与1972年出版的MEGA2试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的二栏排版有关。”参见[韩]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 MEGA 文献研究》,郑莉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178 页注2。

[2] [日]广松涉,编译: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 页。Marx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9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95 页。Marx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233.中译文错译为“资本主义世界”。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97 页。Marx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234.中译文错译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80 页。Marx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304.中译文错译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6] 据孙叔文的考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的这三处德文转译为俄文时,都分别精确地翻译为 буржуазный мир ( 资产阶级世界)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168 页,1955 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буржуазный мир ( 现代资产阶级世界)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169 页,1955 年; нынешнное 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3 卷,第240 页,1955 年。

[7] 马克思: 《1844—1847 年记事笔记》,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Bd.Ⅲ[M]. Berlin: Dietz,1998,S5. 中译文参见孔伟宇、付可桢译稿。

[8] 马克思: 《1844—1847 年记事笔记》,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Bd.Ⅲ[M]. Berlin: Dietz,1998,S12; S24. 中译文参见孔伟宇、付可桢译稿。

[9] 笔者已经完成《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0] 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为手稿中删除的内容,文中有下划线的文字为恩格斯在手稿上补入,下文同。

[11] [日]广松涉,编译: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0 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69-70.

[12] 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

[13] 马克思: 《1844—1847 年记事笔记》,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Bd.Ⅲ[M]. Berlin: Dietz,1998,S5-9. 中译文参见孔伟宇、付可桢译稿。

[14] 马克思: 《1844—1847 年记事笔记》,参见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V,Bd.Ⅲ[M]. Berlin: Dietz,1998,S12; S24. 中译文参见孔伟宇、付可桢译稿。

[15] [日]广松涉,编译: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6 页,中译文有改动。Marx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75.

[16] 梁赞诺夫版( 以下简称梁版) 和新德文版判读为“每个市民”。广松涉版这里的“梁版”是指 1926 年出版的梁赞诺夫版( Marx-Engels Archiv,Bd.I.1926) 。参见[苏]梁赞诺夫: 《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新德文版”是指东德马列编译局 1966 年出版的由俄国学者巴加图利亚 1965 年重新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66) 。参见[苏]巴加图利亚: 《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7] 马克思在罗西的著作中摘录了这样的文字: “人对物质生产( production matérielle) 有什么贡献? 归根结底,它只贡献一件事,就是运动( le mouvement) 。因此,归根结底,生产是力量的应用,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Karl Marx,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 ( MEGA2) ,Ⅳ/3,Text,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1998,S.366.

[18] [日]广松涉,编译: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2 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5,Text,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7,S.87.

[19] 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威廉( Nassau William) 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原则》(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一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摘录,其中,马克思摘记了威廉这样的表述: “力学上的每一项伟大发明都伴随着更大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每一次增加反过来又带来了新的机械发明。”Karl Marx,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Ⅳ/3,Text,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1998,S.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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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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