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英宗嘉祐元年（1056年），国都汴梁城，来了父子仨，四川人。当时的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父子三人将会在大宋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老爸苏洵，大儿子苏轼，二儿子苏辙。他们来参加大宋的进士科考试，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算是北宋的“高考”吧。
父子仨千里迢迢从四川赶来，在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里，人脉资源并不丰富，一肚子的学问和才华，想要让天下人知道，方式只有一种——应试。通过考试让自己名扬京城，然后名扬天下。
那一年，苏洵48岁，苏轼21岁，苏辙19岁。第二年，苏家兄弟参加了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苏轼当时在考场的心理活动。进入考场，考卷下来了，苏轼铺开卷子，一看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换现在的话说，就是“赏罚要厚道”。古代作文题目是讲究来源的，不能凭空想一个，一定要引经据典，这个作文就出自于《尚书·大禹谟》里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刑罚上有疑问，就从轻处理；奖赏上有疑问，就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这是最忠厚的做法。
苏同学拿起笔，首先对这篇作文做知识上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建立在自己扎实的学习基础上的。苏轼当年读书，也是为了应试，他自己后来说过：“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对于应试经典，他已经相当精熟，知道这是儒家的观点，对于刑罚和赏赐，前者从轻，后者优厚，以显我大宋仁厚治天下之风。
文章主题确立了，文字风格该怎样呢？苏考生把心思用到欧阳修身上去。根据综合信息判断，主考官欧阳修老师最痛恨华丽花哨的文风，他主张写文章要浅显明白，用平实的文字表达深远的思想，所以，今天的作文绝对不能写得华丽丽。
文字风格确定了，接着是表达方式。想要在考场上一鸣惊人，表达方式是极其关键的。同样的文义，同样的主题，换个表达方式，给主考官留下的印象就完全不同。简单说，就是要出彩。想到这一点，苏考生决定冒险，怎么个冒险法呢？
他决定用一个故事来表达文章的主题！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周公，然而，具体情节如何，小苏的记忆却有点模糊了。既然记不清了，那就虚构吧，苏轼这次要玩大了。
苏考生虚构了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则故事，话说上古时期，尧和最高法官皋陶亲自审理一起刑事案件，皋陶连续三次判囚犯死刑，尧却连续三次否决，决定宽赦被审人。
第二则故事，还是尧。当时的四方首领推荐大禹的老爸鲧任职，尧说：“鲧这人靠不住，不听命令，羞辱家族，不能用。”四方首领却坚持推荐鲧，尧动摇了，说：“那好，试试吧。”
这两个虚构的案例，论证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司法思想：“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与其是不辜，宁失不经。”判罪有疑惑，那就轻判；授功时存疑，那就从厚。与其杀掉无罪之人，不如违背法律放走有罪的人。总之，判决不能伤及无辜，奖赏宁可有点滥；判罪的事情谨慎点，奖赏的事情宽松点。这就是厚道。
以上意识妥当与否，不做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苏考生用两个故事，将儒家抽象复杂的司法理念阐述得生动明晰而富有层次，胜过千万句纯理论性的表述。
考卷交上去了，到出榜那天，写故事的苏轼居然中了，而且高居第二名。
成功原因
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考官心思
苏轼同学成功了，其实，他本来可以录为第一名的，考卷到了主考老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欧阳修老前辈打开苏考生的作文，顿时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份优秀的作文，更看到一股新的时代潮流。瞧瞧这作文，不涂脂抹粉，不花哨华丽，不卖关子显摆深奥，文字平易却又生动活泼。这不仅合欧阳老师的胃口，而且还让他觉得自己在文化上后继有人，欢天喜地说了句：“这后生有出息，俺欧阳以后得给他让路。”
不仅让主考官欢喜，而且还让主考官觉得是他的衣钵继承人，苏轼这一着险棋，算是赌对了。
当然，苏轼还得感谢副改卷官梅尧臣，他在旁边加了一句：“这考生的文字好像孟子。”这可了不得，孟子是欧阳修的偶像，加分不少啊。不过，欧阳考官又是个清廉怕嫌疑的人，担心这个考生是他的熟人曾巩，犹豫了一下，就取了第二名。
苏轼同学这一记“点球”之所以成功入门，取决于他“进球”的姿态是正确的。他正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在苦读书的同时，能敏感地了解到时代文脉的发展方向。正确的时代发展方向未必是当时最流行的，也未必是主潮流，需要有心人去把握。苏轼没有读死书，他能广泛收集信息，感知新的动向，然后根据新的动向，来决定自己的文风。所以，他这一赌成功，并非侥幸，而是必然。
文章要上层次，哪怕是应试作文，作文的人一定要是关心时代，对时代新动向极其敏感的人，甚至要有点先知先觉。怎样才能先知先觉？那就是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的细微征兆。同时，一定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及生动的表述方式。
录取榜出来后，苏轼去拜访欧阳修、梅尧臣，欧阳修问：“苏同学，尧和皋陶的典故，是哪本书上的？”苏同学老老实实回答：“想当然耳。”师生相视而笑。故事是虚构的，思想却是真实的，也就罢了。
苏轼感恩
中榜后写信感谢副主考官
苏轼同学的优秀作文一出来，顿时粉丝大增，点赞如云，好评如林，京城里的市民排着队请苏大才子写文章。苏轼同学也懂感恩，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梅尧臣。当然，不免要拍点马屁，说梅老师好话。当时的梅尧臣并非高官，只是翰林院的直讲，官不过五品，如果夸他是朝廷栋梁肯定太肉麻，官不高那就夸梅老师文化高、人品好。
苏轼同学说，梅老师您不是大官，却是大贤。大官和大贤有什么区别呢？周公是大官，却兄弟不和，遭人误解，精神世界很不欢乐。孔子呢，是大圣大贤，却乐陶陶的，跟学生们过着快乐简单的日子。言下之意就是说，梅老师您就是孔子，俺小苏就是颜回子路。这帽子送得可高了。
接下来，小苏同学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激，说自己因为忙着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来京城一年多了，都没能上门拜访，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没有人替我打点，替我做推荐，“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却没想到天下掉馅饼，小苏我中了榜眼，这馅饼就是您跟欧阳前辈扔给我的。
接下来，苏轼开始套近乎了，说自己的文章能被赏识，证明您是我的知己，能有大贤做我小苏的知己，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我希望能成为您这位大贤的门徒，“有大贤焉而为其徒”，以后梅老师有什么高见，小苏我一定要来好好恭听，“轼愿与闻焉”，这摆明是要经常保持联系的意思。
这篇感激信，也是一篇名文，叫《上梅直讲书》。苏轼不愧是文学巨匠，应试作文和一封感谢信都能写成千古流传的名文。（撰文/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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