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从北大荒返城，落户在一个对于我来讲完全是一座全新的、陌生的城市，这就是我目前居住的天津。
当时，之所以说对于我来讲，天津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城市，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建筑风貌完全不同于我在青少年时期所生活的北京。
那个时候，北京城市建筑的特点分为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老北京的城市建筑。除此之外，还有1949年以后，在郊区新建的、具有苏联建筑特色的机关、机关宿舍和学校大院（除去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在西郊建立的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的旧址、即如今的北京大学）。
如果说当时北京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是一种传统的民族国粹，处处体现出浓厚的“京味儿”文化的话，那么天津却是一座充满“洋味儿”的、富有浓厚异域特色的城市。其特有的浓厚异域特色与天津曾经是是一座“租界城市”，有着很大的关系。
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承载体，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畿辅首邑”见证了天津近代的繁荣和辉煌。天津租界中各国风格式样的建筑如今得到了很好地保护，使得天津部分区域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风格。
这就是人们俗话所说的：“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
时光如穿梭。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在天津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30余年。每日耳熏目染，对天津这座城又有了较深的了解。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就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来到天津后，对天津印象最深的两个标志性建筑。
它们分别是“渤海大楼”和“解放桥”。
今天在这里先向大家介绍“渤海大楼”。
我来天津之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之一，就是这座“渤海大楼”。
渤海大楼之所以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从当时我居住的地方乘坐天津的20路公交车，到终点站“中心花园”（曾经是租界中的法国花园）下车，透过这座圆形花园的绿色树丛，一座高耸的雄伟的深棕色的西洋近代风格的大厦就映入了眼帘。这种大厦的建筑风格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北京不曾见过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从1860年开始，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9个国家国先后在天津相继设立的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被称为“国中之国”租借地。其在天津建租界的国家之多，租界面积之大，在当时中国拥有租界的城市中首称第一。
天津租界自开辟之后，其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租界环境不仅促进了天津老城的城市建设、道路改造，其独特的风格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并在改造后的城市形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1888年11月3日天津出版的《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到了19世纪后期，连洋人自己都说：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
从那个时候起，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天津租界除了影响天津城市风貌的改变之外，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这种“洋文化”的影响之下，在二战前鼎盛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重要工商业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的格局。它们是当时中国最摩登的大城市，被称为是中国南北的“双子星座”。
1933年，位于原天津法租界的主要街道杜总领事路（Rue du Chaylard）、巴斯德路（Rue Pasteur）、丰领事路（Rue Fontanier）、马诺河路（Rue de la Marne）和杜麦路（Rue PaulDoumer）五岔路口的西北角（今天津市和平路、赤峰道和丹东路交口处西北角）。一座高耸的大厦在这里动工，这就是法商永和营造公司设计的“渤海大楼”。
本世纪的天津渤海大楼
“津塔”是天津新的标志性建筑，高336.9米，地下4层、地上75层，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可容纳1万多人办公。目前是华北地区最高的建筑物，在世界已建成的摩天大楼中排名第17位。
渤海大楼以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高大伟岸的身姿，仍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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