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胡同83号：“天和玉”如何变成“公记号”？

　

　　石头胡同83号院清末是“天和玉”旅馆

　　

　　民国年间此处变为一家烟馆

　　前门外石头胡同83号院是一个老院子，关于这个院子的历史有一些说法，较为普遍的是此院在民国时期是一座烟馆，据说在几年前这所院子的门楣上还能模糊见到用白灰抹成的“公记号”几个字，由于白灰抹的不太厚，这三个字在下雨时反差更大，更清晰。可惜后来这栋建筑被刷上了涂料，这几个字就彻底消失了。

　　最近，这一带胡同进行整治，石头胡同83号院子门脸上原来覆盖着的石灰都被很细致地剔除干净了，露出了本来的砖雕图案和牌匾上的字号：门脸上方刻有砖匾三幅，门上正中刻“天和玉”三个大字。“天和玉”为此店的字号，而之前曾经看到的“公记号”字样应该是用石灰抹平了这块匾额后，在上面重新题写的。

　　石头胡同“天和玉”最早是一家旅馆。刘派京韵大鼓创始人刘宝全先生（1869-1942）曾于1936年到上海，在“大中华”演唱京韵大鼓，当时梅兰芳先生独家访问鼓界大王刘保全先生，让许姬传和自己的两个学生记录了刘保全先生的回忆录。刘先生述说了他受京剧界老艺人的指点和影响的经历。他说：“那时，我住在北京石头胡同天和玉客店，前后几条街住的都是梨园行名角，像谭家、‘老乡亲’（孙菊仙）、龚云甫、宝忠的父亲杨小朵……我们都是朋友，我一边和他们往来，一边抓工夫听戏……”那一年刘宝全先生二十一岁，也就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此可见，“天和玉”早年间是一家旅馆。

　　如今，细看大门两侧原刻有小字，均双线刻写着“本馆包办满汉酒席、应时小卖、随意便饭，一应俱全”，由此可知后来此处由“天和玉客店”改为“天和玉饭庄”，字号没改，说明经营的老板应该是同一人或同一家人。

　　如今在这栋建筑门楣上新发现的“天和玉”这三个字的落款为“秋江赵汝涌”，下面还有两方印章，均是赵汝涌的印。北侧的牌匾是“餐秀”二字，印章两枚，内容为“臣汝涌印”和“秋江”，秋江是赵汝涌的号。南侧的匾额刻的是“含芳”，印章同上，由此可见这三块匾额均为赵汝涌所书。那么赵汝涌是谁呢？

　　赵汝湧（？-1936），榜名赵汝勇，也写作赵汝涌，字伯江，号秋江。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参加光绪戊戌科殿试，登进士二甲22名。同年五月，以主事分部（户部）学习，后升郎中。赵汝涌到了北京后眼界大开，书风也随之一变。这时的赵汝涌更倾心于苏轼、米芾，用功颇勤。四品官在京城根本不起眼，没有繁杂政务，读书写字便可以打发时光。赵汝涌整日吟诗答对，以书会友，潇洒自在。后来，赵汝涌名气也随之大起来，达官显贵、书肆店铺也都上门求字。赵汝涌善行楷，取意苏、米，结字劲瘦，其书法作品在当时广受欢迎，至今仍有很多作品流传于世。匾额落款印章上有“臣”字说明赵汝涌题字之时应该还在朝为官。“天和玉饭庄”开业的时间应为晚清，大致在1898至1911年间。

　　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食宿游览”一编中录有“天和玉饭庄”的电话，为南局号码六五九。之所以叫南局，是因为地处南城，它是相对于灯市东口的东局而言的。后来北京电话总局也由灯市口东局迁到南局（位于琉璃厂的一座洋风格的二层楼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南局地处北京外城闹市，紧邻前门大街、大栅栏、天桥等“商业区”，南局话务量长期占据京城首位。

　　再仔细观察，门两旁的原有小字后来又刻上了大字，大字为阴刻，为“公记号批发土药”七字（现在还能看见阴刻的七个大字的痕迹）。“土药”就是鸦片、大烟。“天和玉饭庄”就这样变成了“公记号烟馆”。原来的牌匾内容显然不合适，因此用石灰抹平后重新写出新的字号名称和经营范围的广告。

　　在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丛书第九十五辑中，有一篇张文钧口述，李宜琛整理的《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文章记载，在1935年至1936年，石头胡同的天和玉饭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烟馆里头设有铜床、铁床，门庭若市。”

　　由清末时的旅馆，后变为饭庄，最后变为烟馆，石头胡同83号院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石头胡同一带的名人故居、会馆等正在有计划修缮保护，同时本着整体保护历史风貌的目的，还原了说书馆、茶馆、酒肆等建筑，这也是原汁原味老北京生活的记录。

　　原标题：“天和玉”如何变成“公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