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乡村建设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实践命题。在乡村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虽然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多项政策深入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涉农惠农强农专项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以及乡村制度建设日渐完善，但是真正动员起来发生质变的村庄并不多见，村庄建设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乡村建设人才断层造成的。为此，在乡村建设面临人才断层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动员乡村闲置人才以进一步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发挥他们在乡村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已然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中一项重大而现实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基于本土乡情、村情实际，充分动员和开发乡村“闲人”，使“乡闲”变“乡贤”，“乡贤”不“乡闲”。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而在乡村推进“乡贤”人才开发可以探索出一条符合乡土实际的多元主体协同共建乡村的新路子，为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现代化理念，为探索解决乡村建设中人才断层问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实践路径。
“乡闲”，并非乡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等闲之辈，而是特指乡村里尚处于闲置状态的能人，即“乡贤”。就其群体构成来看，既有长期工作生活在乡村，对村庄事务和村民意愿都十分熟悉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和致富能手等，又有早年走出乡土，在城市奋斗打拼，在退休或退居二线后回归故土，希冀通过故土实现价值意义再生产，使自己人生增值的老干部以及企业家群体。“乡贤”群体往往经济条件较好，政治觉悟较高，组织能力较强，具有较高威望，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其参与乡村建设的时间也相对充足。
人才动员的乡土实践
湖北孝感“1+X”组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袁湖村还是湖北省孝感市远近有名的穷村，经过20多年的乡村现代化建设，如今袁湖村已成为全国文明卫生村、最美乡村。通过研究发现，袁湖村在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基于村情实际，充分动员和开发乡村闲置人才，探索出了一条“政府+村两委+村级社会组织+普通村民”的村庄建设新路子，形成了远近闻名的“1+X”乡村建设新组织。实践证明，袁湖村通过“村两委议事、村务理事会决事、专项协会办事”的乡村建设模式，实现了村庄“事事有抓手，件件有落实”的工作新机制，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跟”局面，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实践经验。
“1+X”村庄建设新组织的产生，缘于20多年前时任村支书的袁少敏在村内筹资修路的失败。之后，为调动大家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袁少敏借鉴由乡村老人组建的具有高度号召力的“红白喜事理事会”，成立了由全村村民选举、“五老”为主体的“1+X”乡村建设组织。其中，“1”是指以村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和老模范等“五老”为主体，组建的“村务理事会”，“X”是指村务理事会下设的诸如路灯维护协会、安全饮水协会、环境治理协会等各类专项协会。 “五老”精英大都从事过村庄领导和组织工作，不仅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有充足的工作经验，对于村庄实况和村民意愿比较熟悉。他们不仅辈分高、有威信，而且退休后没有离开村庄，常年赋闲在家，既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庄“闲人”，也是德高望重的村庄“贤人”。因此，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时间上，他们都是村庄建设的“新型力量”。由于从岗位上退下来的时间较长，他们难免会遗忘于乡村公众视线之中，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村庄“吃闲饭”之人。基于村庄实际和“五老”经历与心理，村支书袁少敏充分动员他们，不仅改变了村庄一穷二白的破败面貌，而且顺应了“五老”参与村庄事务、服务群众的心理，实现了“五老”的村庄价值意义再生产。
从实践效果来看，以“五老”人员为主体组成的村务理事会及其专项协会直接参与村庄建设，不仅缓解了村庄建设人才短缺困境，有效代表了村民监督村两委工作，向村庄及时提供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且使村庄卫生环境建设也得到了有效改观。“1+X”乡村建设组织因取得巨大成就，在湖北省孝感市进行了典型推广。
江西都昌“一会六站”组织
无独有偶，江西省都昌县在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村民自建、人人参与、以人为本、服务村民”被作为基本原则，以自然村为重点，充分利用村落社区“闲人”， 在坚持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指导基础上，以村庄“五老”、无职党员和县乡两级退休或退居二线回乡居住的老干部为主体，构建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和科技信息传递站。由此，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志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广泛参与”的村落社区协同共建运行机制，为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之所以选择社区“五老”、无职党员和县乡两级退休或退居二线回乡居住的老干部作为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的主体，是因为他们不仅有着广泛的亲缘、地缘、人缘联系和影响力，而且有组织领导、宣传动员能力，在农民中有较高威望，更为重要的是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干部有回归乡土、故土生活面向的村庄价值意义生产意愿。他们有时间也愿意通过积德于民、教化乡民、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凝聚人心却不求回报的方式，真心实意为社区村民谋利益、解忧愁、化矛盾、促和谐。
从实践效果来看，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及其下设的六站，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积极组织和动员村民广泛参与村落社区公益事业建设，并在公共事务管理、环境整治、治安维护、文体活动开展、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与农民群众之间相互沟通、相互联系搭建了桥梁和纽带。
广东云安乡贤理事会
云安县地处广东省西部，隶属于云浮市，辖9镇111个村委会。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过程中，云安县利用“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契机，率先试点培育和发展“镇—村—组”三级乡贤理事会，探索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和社会管理新机制。
云浮县在培育和发展乡贤理事会时，把长期生活和退休定居农村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模范、复退军人、经济文化能人和外出乡贤中的有威望之人，纳入到村庄公共服务建设当中，开展以互帮互助为目的的公益性、服务性和自主性乡村建设实践活动。在创新现代农业经营机制方面，乡贤理事会充分发挥理事会成员的人缘、地缘和血缘优势，一方面，通过架起公司和农户之间的桥梁，将土地统筹起来，实现了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协助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进行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了“公司+理事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不仅协调了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歧，解决了村庄“有田没人耕，有人没田耕”问题，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方面，乡贤理事会牵头组织编写村歌、村史、村民荣誉榜，以及好人好事汇编等，发动村民积极参加“六祖诞”、 “舞火簩”、“走大王”等传统文化活动；在村规民约制定和实施上，乡贤理事会协助制定多条村规民约，并依制定的村规民约协调村庄矛盾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综上来看，无论是村庄组织动员形成的“1+X”、“一会六站”社会组织，还是政府动员培育的乡贤理事会，都充分地利用了乡村的闲置人才，实现了乡村闲人和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结合。乡闲变乡贤，乡情建乡村；乡贤不乡闲，乡建为乡亲。将乡村闲置人才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有主体建设乡村能力不足的困境，优化了乡村建设的人才效力，为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提供了动力支撑，为乡村合力共筑创造了协同联动机制。
人才动员的实践评价
乡村闲置人才参与村庄建设，并非单方面的政府推动或共建参与的结果，而是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源深刻变革的现实需求。乡贤参与村庄建设，不仅适应了乡村建设的人才亟需的客观需要，而且满足了乡贤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观需求，成为推动乡村协同共建的重要力量。从前述三地乡村建设实践来看，乡村闲置人才在参与乡村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参与的群众性。从组成人员看，三地乡村建设新组织都是由村庄五老和离退休长期居住在村庄的老干部组成，实现了乡村建设人才的群众性；从人员产生方式看，三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并非行政指令性的政府任命，而是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从性质上看，由乡村闲人组成的乡村建设新组织属群众性社会组织。由此，由乡村闲置人才组成的乡村建设力量，在参与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了组成人员的组织性、选举程序的群众性和组织性质的群众性。
其次，参与的规范化。村庄建设的规范化，一是表现在组织建设的规范上。三地组织在建立初期不仅有明确的工作宗旨和组织活动原则，而且在人员的选拔和任期以及职能范围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二是表现在行为规范上。个体行为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村庄道德。因此，三地人才在参与村庄建设过程中，均以国家法律和乡村伦理道德为立足点，用村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参与的服务性。三地都明确乡贤及其组织参与村庄建设时，其服务活动的公益性、服务性和互助性。在具体的实践中，乡村乡贤群体以解民忧、排民怨、行善事、促和谐为活动准则，发挥自我在教化乡民、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基层格局中的积极作用。
由此，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高度重视乡村闲置人才这一重要力量，充分发挥他们在村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又要求今后需做好以下三个工作：
一是巧用“闲人”，衔接乡建人才断层。在乡村建设“说话无人听，办事无人跟”，人才出现断层的同时，要及时将村庄“闲人”进行组织再造，充分发挥他们的情缘、业缘、地缘优势，以他们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政治水平为基础，有效衔接乡村建设的人才断层。
二是妙用“闲人”，回应贤人乡建热情。尊重和自我实现是人的较高层次需求。长期赋闲在家的村庄老精英，在没有参与村庄建设事务时，常常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无用吃闲饭之人。应巧妙地动员他们，使他们在获得乡村价值意义生产的同时，积极为村庄建设发挥自己的能力，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意义。
三是善用“闲人”，构建人才增值空间。应该指出的是，与政府权力深入乡村建设不同的是，乡村闲人群体参与村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发和自动甚至是一个自觉和能动的过程。为实现个人的村庄价值意义生产，找寻自我村庄增值空间，乡贤会尽可能地调动其诸如资金、技术、信息、管理才能等有效资源，并且把这些资源凝聚成特定的力量，参与村庄建设。因此，在乡村现代化建设常态化的今天，不管是国家通过动员整合进行乡贤组织培育还是村庄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共同的特点均是善于运用乡村“闲人”，如此一方面为“闲人”增值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人员支撑。
乡村建设中的人才开发之路
在村庄建设深入推进的今天，引导支持乡村闲置人才参与村庄建设，必须形成以政府推动为先导，以村庄挖潜为手段，以价值生产为动力，以协同共建为目的的人才动员开发机制。通过顶层设计、因村施策、广纳贤才、厘清关系来构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协同建设新模式，进而真正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理念。
以政府推动为先导，顶层推动。充分发挥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强化政府在“乡闲”变“乡贤”工作中的责任意识，是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此，在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乡贤参与村庄建设的同时，基层政府要克服重重困难，为闲置人才投身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政策、物质支持，使乡贤更具“合法性”。
以村庄挖潜为手段，因村施策。完善乡村建设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是充分利用人才资源，由此必须做好人力资本的“乡土挖潜”与“村外开源”。在构建乡贤参与村庄建设、实现乡村协同共建过程中，一方面要对乡村现有人才进行深入挖潜并广泛利用，将乡村老党员、老干部等群体“闲人”充分利用起来，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培育和发展村级乡贤组织，在促进乡贤组织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同时，力求疏通乡贤才能发挥渠道，为单向流向城市的贤能建设家乡、反哺家乡事业提供参与平台。
以价值生产为动力，广纳贤才。促使乡村闲置人才尽可能调动起有效资源，自动、自觉、能动地投入到乡村现代化建设当中。因此，要充分利用乡贤教化乡民、泽被乡里、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建设新格局心理，广泛吸纳村庄闲置人才，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人力支撑。
以协同共建为目的，厘清关系。正确厘清以乡村闲置人才组成的社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推动乡村建设的首要条件。从性质来看，村党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在乡土建设实践中主要起着领导作用。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组织机构。而乡村社会组织只是乡村中有威望，以及有广泛亲缘、地缘、人缘关系的群体，属于非体制精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村官”。因此，在村庄社会组织参与村庄建设过程中，必须对其与村两委关系和角色发挥进行合理界定，有效划分其相互之间的合理边界，构建以“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乡村社会组织+普通村民”为主体的共建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四方合作”，形成有效的互补机制，着力发挥乡村闲置人才在基层政府纵向建设能力不足和村两委横向建设能力遭遇实践困境中的补充作用，从而完善乡村建设以至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协同共建和乡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注：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土地及其财政投入的均衡协调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5BZZ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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