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经过连夜谈判，英国与欧盟达成新协议，基本满足英国所提出的欧盟改革要求。欧盟承诺，英国在特定情况下可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深化，可继续留在欧元区和申根区之外以及削减移民福利等诸多“特殊”权益。
在此基础上，经内阁紧急协商后卡梅伦首相宣布，英国将于6月23日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英欧关系谈判协议得到英国大多数内阁成员以及工商界和伦敦金融城的欢迎。但就在主张“留欧”的英国人刚刚额手称庆的时候，主张“退欧”的阵营似乎发起了更为凌厉的攻势，重量级人物轮番登台亮相。
一、“退欧”阵营声势浩大
先是内阁出现支持“退欧”六人组。在有资格出席内阁会议的30余名部长级及以上官员中，包括司法大臣、前保守党竞选的核心人物迈克尔·戈夫，前保守党党魁、现任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等六人公开表示支持“退欧”。作为卡梅伦竞选团队重要人物的戈夫甚至质疑，卡梅伦与欧盟达成的协议不具法律效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以英国政坛“怪咖”闻名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公开宣布将在公投中支持英国“退出”欧盟。
他在给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专栏文章称，“历史的经验表明，你只有说不，才能被欧盟听到”；“只有投票离开才会让英国真正发生改变”。
约翰逊甚至杜绝了一切转圜的可能，表态称不支持所谓的“二次公投”，他所希望的就是“退出欧盟”，然后英国单独与世界各国开启一系列的贸易谈判；如果投票留在欧盟，次日就会就因“错失了赢回控制权的黄金机遇”而陷入痛苦之中无独有偶，保守党内卡梅伦的前任霍华德也明确表示支持“退欧”。他公开表示了与约翰逊类似的观点，“只有一件事也许会动摇欧洲领导人的自满，那就是英国民众表决离开”；“事实上英国是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欧洲有着最重要的军事实力，我们确信英国能茁壮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我们离开欧盟，我们将被深深地怀念”。
二、英国“疑欧”传统再度凸显
“退欧”派的政治宣示，不仅让人们再度怀疑英国是否还会留在欧盟，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英国“疑欧主义”的深刻记忆。如果将“疑欧主义”广泛定义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怀疑和不满，那么可以说英国的“疑欧主义”历来强劲。“疑欧”一词最早出现在大众舆论中，是在1986年6月30日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当时该词用以形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的“布鲁日演说”中所充满的对欧洲一体化的不信任。之后，“疑欧”一词逐渐被学术界、媒体衍生为“疑欧主义”，最早也是出现在英国媒体上。
1992年12月26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用此来描述德国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当时德国为了适应欧盟内部市场而被迫调整其有关啤酒浓度的立法，引来公众不满。在欧盟内，英国是“疑欧主义”的典型代表国家早已被贴上了各种标签，如“欧盟的棘手合作者”、“搭便车者”、“特洛伊木马”等，凸显英国对欧盟的“离心离德”。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发展也曲折复杂。
二战结束后，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的构想——将欧洲与美国和英联邦一道作为英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借以应对战后衰落并维持大国地位。
但从一开始，英国的姿态就是支持欧洲联合但又不愿直接参与，只想借助欧洲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利益。丘吉尔的话更为形象地反映了英国人所想——“我们和他们在一起，但不是他们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启动，英国反对加入其中，并企图另起炉灶，按照自己的意志组建贸易联盟“欧洲自由联盟”，后因遭遇经济危机而实力进一步锐减。1961年，英国开始申请加入欧共体，但却两次被拒。
1973年得以加入之后，也曾于1975年举行全民公投表决是否留在欧共体内。由此看来，在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又犹豫两年之久才决定留下。
对于欧洲一体化建设，英国从不介入到参与，本身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一旦参与其中，英国政府就迅速转变角色，进入到角逐利益与争取影响力的阶段，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上世纪80年代，整个撒切尔夫人执政的时期就是英国对欧洲说“不”的年代，撒切尔夫人被公认为欧共体成员国政府首脑中著名的“Mrs.No”。通过说“不”和强势谈判，英国收获了减少对欧共体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分摊额的“优待”。
90年代，梅杰政府上台后，英国延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批准，拒不加入欧元区。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后，鉴于工党的“亲欧”传统，英欧关系才有所改观，布莱尔甚至曾主张加入欧元区。
但总体来看，“疑欧主义”可以定义战后英国对欧政策的大部分时间。
三、卡梅伦“留欧”不等于“亲欧”
英国“公投”中惹人注目的“退欧”阵营自然是英国“疑欧主义”的主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卡梅伦提出的欧盟改革主张同样秉承了保守党“疑欧”的衣钵，只是在具体做法和侧重策略上有所改变。
2005年12月6日，卡梅伦当选保守党新一代领导人。在欧洲问题上，其政策主题是“欧洲改革”，从其理念和政治实践看，彰显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精神，保持了英国政治家对欧盟“超国家”发展的固有警觉。
有所不同的是，卡梅伦的“疑欧主义”明确了“英国留在改革后的欧盟”的基本前提，有很强的“改良主义”色彩，堪称英国“疑欧主义”的新代表。所谓“重启英欧关系谈判”、举行全民公投也正是一脉相承所在。
2006年7月13日，卡梅伦领导的英国保守党和捷克前总理托波拉内克领导的“公民民主党”在欧洲议会内共同组建了新党团“欧洲改革运动”。
随后，保加利亚等国的保守党相继加入。该组织从“欧洲人民党”中脱离出来并以“疑欧主义”为意识形态。
卡梅伦发表演说称，之所以组建新的党团，是因为英国与捷克都不同意欧盟对未来发展的想法，“欧洲改革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开放、松散、分权的欧洲联盟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该党团后演变为“欧洲保守党和改革者联盟”，迄今已有十多个国家的政党加入。
此外，卡梅伦还在环境、贸易、预算等多项政策上对欧盟大加批判。欧债危机之后，英国政府更是明确表示不参与欧元区国家的救助行动。卡梅伦是欧债危机后上台的，应对经济危机的现实需求对其内外政策影响颇大。
在欧洲政策上亦是如此。欧债危机爆发后，伴随着对重债国家的救助，欧元区国家开始着手从机制上对欧盟进行调整，以弥补结构性缺陷。
避免危机的蔓延和再度发生。而作为非欧元区国家的英国，利益界定更为模糊，处境颇为尴尬，如果按照欧元区既定路线走下去，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注定被边缘化。作为对欧盟继续向“超国家”发展的坚定反对者。
卡梅伦显然不能坐视不管，因此，卡梅伦宣示英国不加入欧元区、“英国永远也不会成为欧洲这个超级大国的一份子”。
同时，继续力推改善欧盟经济治理、提高欧盟竞争力以及限制移民福利等改革方案，其中更为深层次的意味就在于，英国选择不加入欧元区，也不会任由自己在欧盟内被边缘化。
鉴此，卡梅伦欧洲政策的针对性日渐明显。早在2010年大选中，卡梅伦就承诺，未来英国任何对欧盟的权力让渡的立法都必须经过全民公投，并明确反对加入欧元区。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就未来英欧关系发表声明。
提出将与欧盟重新谈判英国在欧盟内的地位问题，并将于2017年底之前进行公投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内。
此次欧盟峰会关于英欧关系的声明虽然诸多只是原则性条款，且只有在英国公投留在欧盟的前提下才可生效。
但卡梅伦基本争取到了欧盟尊重非欧元区国家、提高欧盟自身竞争力、同意英国削减移民福利等承诺，英国在欧盟内的“特殊性”被公开认可。
可以说，在欧洲问题上，卡梅伦正大力引导一种新的“疑欧主义”力量。这股力量不但远不如工党、自民党领袖等“亲欧派”那样对欧洲政策积极，也并非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英国独立党等“退欧派”一般消极。
而约翰逊、霍华德、戈夫等人的“退欧”表态，则反映了英国保守党内乃至英国国内强大的“疑欧”势力，也不无个人政治上的考虑。例如，约翰逊表态后，就被指责为是出于竞选未来首相笼络人心的目的。
四、“疑欧主义”将主导英国对欧政策
综上所述，决定在6月23日进行是否“退欧”的公投再次向世人证明，英国仍然是“疑欧主义”为主流的国家。
从政治力量来看，以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基本上可以算是整体“疑欧”。而2015年大选之后，英国保守党占据议会半数以上，且掌握着伦敦等重要地方政权，其他各党联合尚无法与之匹敌。
“亲欧”的第二大党工党遭遇重创，失去了苏格兰票仓，未来如何逆袭尚是未知。苏格兰民族党也“亲欧”，但其影响力仍主要局限于苏格兰事务，其最大的影响可能在于会用苏格兰是否留在英国来绑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
自民党原本是英国政坛上重要的“亲欧”力量，在2010年～2015年的联合政府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2015年大选中民望大幅下滑、议席锐减。
从地域版图来看，根据英国民调机构尤戈夫最新统计，英国真正的“亲欧”区域基本只有苏格兰。英格兰对欧盟的支持普遍较弱，支持“退欧”的地区基本位于英格兰南部和北方的个别城市。
从民调来看，综合英国民调显示，“留欧”一方的支持率仍高于“退欧”一方，但2015年底至今，“退欧”、“留欧”的支持率已十分接近。
“退欧”一方甚至出现过超过50%的情况。从社会基础来看，作为“留欧”阵营的重要支持者，英国工商界与金融界也同样支持卡梅伦推动欧盟改革。
特别是在保障金融城权益以及推动欧盟放松监管等方面，卡梅伦所提出的为企业减负以及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等反映了其切实需求。
卡梅伦与欧盟达成协议后，壳牌、英国宇航系统公司、英国电信和力拓等企业领袖联署公开信称：
“在首相的重新谈判后，我们相信英国留在改革后的欧盟将更加有利。”
简而言之，“欧盟改革”派加上“退欧”派，显然可以代表英国政治与社会的主流。
五、英欧关系步入新的调整期
英国即使公投留在欧盟，未来一段时期也将是更为典型的“疑欧”成员国。这既是基于英国的传统与国内政治现实，也与现阶段及未来欧洲一体化所处困境密切相关。
首先，保守党主政下英国很难不“疑欧”。而从英国政治前景看，2015年新上台的保守党治下国内经济发展良好，表现明显优于大陆国家。
加之反对党疲弱，继续执政的基础较为牢固。而“退欧”派一旦成功，卡梅伦执政地位有可能不保的同时，英欧也将彻底分家。
其次，公投将激发英国更大“疑欧”倾向。主张“退欧”的阵营会进一步游说公众，激发对欧盟的不满情绪。而对主张“留欧”一方来说，卡梅伦预设的欧盟改革前提不但划出了很多不参与进一步与欧盟整合的红线，也会激发公众对欧盟改革的渴望。
正如“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果一样，反方立场得到了最大的造势，影响显著上升。最后，欧洲一体化陷入新一轮政策调整与利益争夺期。
英国公投与“疑欧”主义上行并非个案，欧债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持续疲弱，欧盟接连遭遇“希腊退出”、恐怖袭击以及难民危机等冲击，欧洲国家和社会普遍弥漫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情绪。
欧盟内离心倾向加剧，一体化发展方向受到多方质疑，法国“极右”政党支持率上升，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反欧”情绪上扬等均是表现。
未来英国公投与此次欧盟峰会协议表明，英国案例的意义在于，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把诸多质疑付诸了政治实践。
未来，如果英国公投结果是“退欧”，无疑将是一体化进程的重大倒退。
而即使英国留下，一个更为“疑欧”的英国会依据协议中既有的原则性条款，与欧盟展开进一步的谈判，推动欧盟改革的同时为英国争取更大权益。
度过难关的卡梅伦政府会在保障金融城权益、限制移民福利以及争取欧盟法律在英国的适用性等方面进一步挑战欧盟现有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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