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弗谢沃洛德·巴格诺 译/纪信燕
“是幸福、满足、富有，还是强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们谁会追求这些呢？没有人追求这些，一个都没有。他们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即使是幸福也不会让他们停下。”
有的国家长期以来已经在其他民族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这一国家的文学的认识。我们对国家的固定印象几乎都是来自中世纪诗歌，例如《一千零一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通过但丁和彼得拉克，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写出了关于中国、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或法国的作品。有些国家的形象形成中并不包括文学，或者说文学参与的程度非常小，包括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参与也较少。简单地说，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俄罗斯伟大的小说首次被翻译成西欧语言之前，俄罗斯的文学都没有参与国家形象的建设，更准确地说，是在俄罗斯的形象建设中参与最少的。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印象的第一次巨大转变在俄罗斯“和平”征服西方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俄罗斯的小说将会吸引欧洲，这一点就是其最好的证明。重要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顾了冈察洛夫给予托尔斯泰小说的最高评价，他宣称《安娜·卡列尼娜》超越了所有的欧洲现代文学。他写道：
当然，有人会嘲笑说这只是一部文学作品、某部长篇小说而已，把它如此夸张地评价简直太可笑了，一部小说就想走进欧洲吗？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大声嘲笑，不过不要担心，我丝毫没有夸张，并且看得十分清醒：我自己知道，这暂时只是一个小说，到目前为止，这只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的第一步，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如果俄罗斯的天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事实，那么他就不会再感到无能为力，就可以进行创作，就可以回馈自己，就能够说自己想说的话，并能够在时间到来和最后期限的时候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完。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表示，对于欧洲世界来说，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些构成“我们的特征”的东西，“这样的一些表达是欧洲前所未闻的，但又是如此地有必要，尽管当时的欧洲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自豪”。
俄罗斯小说的关键作用是重新鉴定了西欧的社会观点，校正那些没有阐明政治、经济局势缘由的评定、认知；将他们的怀疑、谴责、批判态度调整为好奇、同情与赞美。
将俄罗斯文学纳入西方的一般精神运动，毫无疑问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在文化世界中的总体声誉。
研究俄罗斯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学者后来强调了这一想法。如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很久以前就关注到，欧洲人对俄罗斯人的那种在19世纪末表现相当明显的性格的认知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重要的是，根据一些人的观点，造成这种改变的正是俄罗斯文学。尽管之前，俄罗斯周期性地表现出对西欧国家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不信任，西欧人也对俄罗斯文化进化的规律性和牢固性持傲慢态度并表示怀疑，谨慎地对待俄罗斯的气质等等；但是，欧洲人突然就改变了，突然开始同情俄罗斯人民并且对俄罗斯人民创造的文化给予赞美。
基于公正的观察，别尔科夫斯基发现：“西方是否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所回应，就是对俄罗斯的回应，与其说人们在每个作家身上追寻作家本人的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追寻由他带动的俄罗斯民族和文化。”
在西欧人对俄罗斯的看法中，文学和造就文学的民族之间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国家的伟大命运能够在其小说家的优秀作品中被“阅读”出来，反之亦然，那些具有全局眼光的人认为，伟大的人民就会产生伟大的文学。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小说，西欧人才第一次在俄罗斯看到了一个处于同一时期却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国家，但同时欧洲人民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受了它，并没有对其恐惧和蔑视。
毋庸置疑，俄罗斯以及俄罗斯文化形象消极与积极的二元性主要是在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最终，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与法国之间的和解——沃盖《俄国小说》（1886）才得以写成。这本小说在俄罗斯文学的普及以及对俄罗斯民族性格认知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担心缺乏西欧国家的宗教情绪，作家的书中强调了俄罗斯精神的“佛教”根源，从本质上实现了斯拉夫教义对欧洲公众的传播功能。
许多知名的西方文化人士，都是因为俄罗斯小说才相信俄罗斯人民的特殊性，并且都在俄罗斯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可以说在俄罗斯的所有诗歌中，都没有像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一样的。这是一本祈祷和赞美诗集，一本关于俄罗斯修道院和朝圣的作品。
另一方面，俄罗斯小说吸引到的第一批外国读者和鉴赏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和世界艺术图景打交道，而不是与世界现实本身打交道。而且，正是这个世界艺术图景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概念和对俄罗斯人民的认知。由于俄罗斯文学的参与，俄罗斯形象的第一次构建十分顺利。也就是说，是所有国内外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文，无论对于第一批读者还是对现在这一代刚刚接触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来说，都具有启发意义。无论读者能否意识到现实与艺术现实之间的距离，他都应当跟随斯蒂芬·茨威格思考在俄罗斯小说中所包含的人类存在的最本质的问题：
打开五万本书中的任何一本，每年都是欧洲的作品，他们说了什么呢？说关于幸福。一个女人想要丈夫，或者某人想要变得富有、强大和受人尊重。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有一间漂亮的小屋，有一群快乐的孩子，这是狄更斯一直追求的目标；而巴尔扎克追求的是拥有一座城堡、贵族封号和百万的财富。而且，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大街上的人、商店里的人、低矮房间和明亮大厅里的人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幸福、满足、富有，还是强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们谁会追求这些呢？没有人追求这些，一个都没有。他们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即使是幸福也不会让他们停下。
当谈到文学，这是第二个现实，为神话的创造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外国读者与研究者对于神秘的俄罗斯心灵的认知是令人难忘的，同时也是最牢固的——即任何外国的理解总是好像存在一个“曲面镜”，也就是说不可避免地扭曲一些事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扭曲了的形象也各不相同。因此，翻译的作品，如果能在国外流行起来，具有新的色彩，它们就完全过起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自然也就产生一些本来作家意图中所没有的联想。因此，在日本，将普希金第一本出版物《上尉的女儿》这个名字本身翻译成日文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西班牙，则像在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安娜·卡列尼娜》的首次翻译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一次和邻国不同的是，西班牙人讨论最激烈的是关于卡列宁在知道了妻子的背叛后选择原谅她的这个行为。此外，很快就出现了几本西班牙小说，其中的角色设定都类似于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带有他们独特的荣誉准则，震惊了西班牙人。而在印度，这部小说却流行不起来，尽管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小说家和思想家闻名于世，但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已婚妇女的不道德行为。不过，托尔斯泰主义却在日本获得了广泛认可，它被解释为类似另一个佛教教派。
研究俄罗斯经典作品的翻译对改变俄罗斯印象产生的作用，应该考虑到大众媒体对俄罗斯形象形成的意义。因此，在今天，当我们问外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为什么拉斯科尔尼科夫要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很遗憾，答案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毫无疑问，仅次于大众传媒，俄罗斯经典文学目前是数百万未到过俄罗斯的人对俄罗斯印象的主要来源。小说作为第二现实，在没有第一现实的情况下，就会发挥其功能。因此，长期以来，广大的俄罗斯人不得不被外国读者的有色眼镜检验——我们究竟与俄罗斯小说内的人物是否相符，是否拥有“臭名昭著”的神秘的俄罗斯心灵。此外，如果当下由于种种原因，外国的大众媒体主要塑造俄罗斯的消极形象，那么，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契诃夫的作品将继续承担在新一代人心中塑造俄罗斯积极形象的使命。
2016年11月在“普希金之家”和利哈乔夫基金会“国际俄罗斯文学翻译中心”举办的研讨会的调查表明，俄罗斯经典作品（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目前在世界上被需求最多，读者最容易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
世界文化从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的重新定位是惊人的，在笔者看来也是意义重大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美学探索和偏好都可归结于从托尔斯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变。显然，东西方在哲学和审美方面的意义探寻，终将会明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创造力，并同样融入20世纪的精神经验中，不过现在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
（作者为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彼得堡分院通讯院士、教授。第一届斯拉夫研究学术研讨会将于10月18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本刊在此以“专题”形式刊发部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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