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6年大选最显著的现象便是白人至上主义死灰复燃，并成为美国政治摆脱不掉的阴影。美国白人带着对左派政治的仇恨，怀着亡国亡种的忧虑，试图反抗1960年代左翼运动和1980年代全球化运动带来的边缘化命运。
这种反抗展示着美国当代政治的走向，但也有其深远的历史维度，因为它表明，尽管经过几轮政治和思想运动的“漂白”，种族中心论仍然构成美国根深蒂固的历史认同。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更为普遍的面对历史的态度问题，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过去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1/2月刊登了一期专题“不死的过去”，通过对比美、德、俄、南非和卢旺达的历史原罪，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刻探讨。为此，法意邀请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政经哲方向本科生王静姝对该系列文章做了编译综述，希望能够引发国内读者的重视和讨论。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无论在政治实践还是公共心理方面都牵涉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各个面向。用《外交事务》编辑高登·罗斯的话来说，每个国家都面临来自前代的“原罪”。无论种族灭绝、奴隶制还是政治集中迫害，宽恕如何实现？忘记与压制，发掘与重塑，不同国家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前路指明了方向。】
美国的原罪——奴隶制与白人至上的遗产
尽管《独立宣言》自美国建国初就将自由、平等作为美国人的建国理念，但实际上其对奴隶制的默许埋下了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原罪的种子。
一种观点认为，黑人作为英国三角贸易带来的遗产，被初建的美国作为十足的他者，以奴隶的形式置于社会最末端，实际是为了减缓白人移民内部的不平等。由于外表上明显的肤色差异及进入美洲大陆时奴隶的身份，黑人很容易便被作为美国社会的少数群体边缘化，为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做了垫脚石。
因此，即使奴隶制被废除，美国依旧没有改变其白人主导的模式，白人至上主义作为黑奴原罪的遗产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美国社会内部，使种族问题和冲突在美国一直阴魂不散。
事实上，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或偶然，当第一代奴隶主领导人建构美国价值观时，种族问题就被作为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手段。与其说第一代领导人因疏忽默许了奴隶制，不如说他们一开始便构筑着一种白人至上的种族观。
因此，自联邦初始，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就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观念，被隐蔽地植入美国意识形态，并塑造了一大批因此受益的高等学府及上层阶级，而这一原罪式的意识形态，直到21世纪才被人们发现并重新审视。
也许林肯的解放黑奴运动是将黑人拉回美国主流社会的尝试和契机，但历史学家指出，南北战争之后，对黑人叙述和想象的话语权似乎仍掌握在南方手中，使得黑人解放的日程延期。直到20世纪中叶，黑人人权运动的兴起再次将解放黑人提上日程，但面对根深蒂固并在几次反复中不断加强的白人至上观念，黑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清楚黑人为何迟迟无法进入平等自由的美国社会，我们需要回溯其黑奴制的原罪及其塑造力强大的白人至上的遗产。
从纳粹到永不重来——德国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
通过战后60年的不断努力，德国已经对纳粹历史达成了历史共识，这种共识一定程度上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本源，并通过无数有意的建构得以加强，在此情况下，尽管面对难民带来的外来异质性的冲击，出现了一些想要颠覆当前德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极端政党和组织，但这些组织希望利用纳粹思想重新点燃德国以实现自己目标的努力只是徒劳。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响可以大致划为三波思潮。三波思潮层层推进，不断建构并强化着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共识。
第一波是战后至冷战前，这一时期，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实际无力自我塑造共识，由于被盟军占领，只能任盟军对纳粹留下的遗产随意处置，并在此过程中带来德国人自身的信仰危机。无论是炸掉第三帝国大使馆还是凿碎纳粹的巨大万字标志，都在盟军的主导之下。盟军通过这些举动，主要针对希特勒一手缔造的政治形式和经济政策狂轰滥炸，以此缓解战后西方普遍对政治经济信心不足的经济危机，以暴力摧毁向民众显示西方仍有力量。
这一策略对盟国的民众有作用，但对处于更深刻的信仰空虚的德国，却是进一步挖空其民族认同的过程。因此才会出现在战后的民调中，德国人并没有对纳粹展示出忘却的共识，而是认为纳粹的思想是好的，只是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由于纳粹历史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历史的一部分，盟军对纳粹历史的狂轰滥炸也是对德国人的攻击，而已经无力应对的德国人只能被动地接受盟军的行为，但这一外部强加的行为并不能达成真的共识，因此，在这个阶段，纳粹是无法被抹去的。
第二波思潮出现在冷战时期，德国不幸地被分离成两个对峙的国家。尽管柏林墙两边的意识形态冲突很大，但两边的政府都意识到德国认同构建的重要性。面对经济疲软，失去活力且精神空虚的德国，东西德的领导人都做出了构建德国认同的努力，他们试图寻找其他精神元素以替代纳粹在30年代植入德国的种族主义倾向。当西德从西欧的基督教传统中寻找替代时，东德则强调以共产主义信仰替代纳粹。
由于政治的集权与否或经济的计划与市场这类政策冲突仍然鲜活地展现在德国人面前，针对仍在风口浪尖的政治经济分歧构建认同常引起更大的冲突，而德国已经无力面对如此折磨。因此，东西德的反思浪潮都针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可以说是表面无法弥合分歧之下的第一个潜藏的共识。柏林墙两侧都开始了对集中营历史的整合，为集中营建筑寻找不同的替代品，以抹去其中的种族主义倾向。通过各种纪念碑的建立，这一时期建立了德国人对犹太人曾经惨遭屠杀的责任与有罪的共识。
如此共识并非一时产生的，它的建立基础从二战后便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强。在德国对纳粹历史构建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动力给予支持。这便是反战求稳的动力，无论以什么替代品填补空虚，无论在火热辩论中选择怎样的政治经济政策，无论集中营被改造为商场还是公园，德国人最深刻的共识都在于追求民族的稳定和延续性。这成为支撑德国构建历史共识的不变的基础和动力。
而如今，这一动力也受到了外界挑战。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有明确边界的民族共同体，其认同局限于这个边界之中，而难民的涌入带来了复杂的异质性，也正因此德国内部出现了极端的排外主义。但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正是德国半个世纪以来对纳粹历史共识的最好体现，即德国人有罪且需要通过赎罪保证民族的稳定性和永生。因此，在这个坚实动力和共识的支撑下，排外主义似乎无法颠覆德国。
沉默的历史——俄罗斯如何抑制过去
作为美国自20世纪至今的头号冤家，前苏联及俄罗斯的变化一直牵动着美国人的心思。对俄罗斯关于历史记忆的评述也趋于一个一边倒的态势。本文认为俄罗斯并没有真心诚意地思考自己的过去，且不承认前苏联的黑暗统治，若俄罗斯继续在将前苏联道路正当化的路上一意孤行，这一残留的“很久之前便应当死去”的意识形态将困扰他们。
面对俄罗斯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独立之间无法做出的选择，作者指出，今日的俄罗斯不仅没有对历史进行彻底的清算，反而使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死灰复燃。从地理政治学到帝国的扩张心态，作者从当前政府的宣传与前苏联的文件中找到了今日俄罗斯强硬态度的历史渊源。在斯大林的宣传中，俄罗斯民族常常被宣传为高于其他民族且走在唯一正确道路上，前苏联通过贬低异质性的其他民族建立自身共同体的自信和认同。
斯大林资料图
那也许是对认同的不节制的建立，是国家宣传机器失控的意识形态灌输。然而今日，面对疲软的国内经济，新的俄罗斯正需要这种认同保证共同体不会因为内部颇大的张力而再度解体。
既已经排除斯大林式的宣传，俄罗斯又该从哪里寻找建立认同的资源呢？跳过斯大林，便是沙皇俄国的无限扩张，早已被政治正确消弭了其合法性。因此，无路可走的俄罗斯，只能选择在前苏联历史的夹缝中寻找着非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原料，试图构建自身的民族认同。因此，斯大林被作为保卫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和领袖，俄罗斯当局不断做着净化斯大林的努力，并非因为对斯大林有何好感，而是出于维持共同体的需要。
然而，斯大林这个人物内部纠缠的各种关系并不那么容易厘清，尽管克里姆林宫当局做着努力，仍然无法抹除人们对斯大林的刻板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对俄罗斯民族的刻板印象。而地球的另一块大陆上，又有美国人有意无意地强化斯大林作为民族英雄与家长制、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关系，在看似中立的历史叙述中隐藏着杀死斯大林的匕首。正如斯大林本身纠缠的复杂性一般，这暗藏的杀机在指向苏联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误伤着俄罗斯民族。这使俄罗斯分门别类叙述历史的尝试更加举步维艰。
斯大林塑像
无法被忘记的过去，是仍被需要的过去，也是被人不断提起的过去。然而，能否在这之中寻找到清白无暇的历史，又如何寻找，都是历史给俄罗斯的难题。
没有什么被原谅——南非种族隔离之殇
作为经历了几十年种族隔离的新兴民族国家，南非的历史聚焦于种族问题及其延续的种种问题。本文作者将这一矛盾集中在真与善的冲突之中。尽管曼德拉通过谈判促成种族间和解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也为南非的民主化做出了贡献，但这一和解只是暂时的，事实上，南非至今仍纠缠于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矛盾。半个世纪以来，种族隔离留下的伤疤在各个冲突事件中隐隐作痛，成为南非挥之不去的灰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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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来自于几个世纪前进入好望角边的殖民政策。当日不落帝国的白人军官踏上南非的土地时，面对强烈的异质性，种族主义被自然而然带入这里。南非的民族独立运动并非来自土著，最终获得独立的南非民族并非似美国一般的熔炉，而是纯粹由白人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充斥着白人的优越性，排斥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种。种族主义自此生根，并顺畅地存在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曼德拉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时，对人权的推崇压倒了种族主义，然而对真相的追求又将和平主义带向另一极端。真相与和解，成为一对无法和谐共存的矛盾，时不时刺痛着南非社会。一方面，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希望血债血偿，然而另一方面，面对人权的大旗，复仇的渴望被压抑，白人同样以人权为挡箭牌，僵持其中。为了避免冲突，血淋淋的真相继续被隐藏，而一旦有人扒开陈年旧事，双方互相的不满，混杂着双方对当权者隐藏真相共同的不满进一步爆发，冲突层层升级。伤口还未愈合，便又一次被撕裂。
作者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实际并非真正寻求真相，而是在推翻种族隔离的白人政府之后，新政府与新总统构建其统治合法性的行为。这一合法性，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历史进行清算，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当然，将寻求真相的行为置于和解与原谅的基础之上，的确为南非的种族和解与宽容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尽管探求真相一边常常失败，带来各种冲突，但和解一边则逐渐做出成绩。在将近30年的历史回顾和调停中，原谅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以南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逐渐生长。当我们试图确立南非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时，我们无法直接从土著黑人部落中提取，亦无法从作为殖民者进入的白人中萃取，经过几个世纪的纠缠，最终这一民族精神可以被构建为一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原谅与调解，尽管这种原谅以牺牲真相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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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根于一个民族记忆中的历史并不容易被处理完全。就算种族问题能够通过真相调解委员会的合法性建构被淡化，新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不平衡存在于各个国家，由于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种族隔离政策的烙印，当人们寻求经济状况提升不成功时，种族隔离便再次被提出，使这个民族从遗忘的梦中惊醒。因此，作者仍然认为，遗忘症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民主政府不能提供一个经济上公正平等的社会，历史只会似幽灵一般阴魂不散。
卢旺达的重建——作为政策的铭记
与前几篇剪不断，理还乱的头绪相比，对卢旺达的评述似乎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作者根据自己大量的访谈结果，为我们梳理了卢旺达在经历那场大屠杀灾难之后层次清晰，顺遂而成的重建过程。
从纪念仪式到公众教育，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和解，这一过程可以说包罗万象，既有纳粹之后德国不断建起的纪念碑，也有俄罗斯在公众宣传中不断回溯民族英雄的教育；既有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来淡化历史，也有南非真相与和解的尝试。这场政府包办的社会重建，顾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循序渐进，最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其他国家相比，卢旺达的历史重建最有条理，也最全面，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被作者推崇。
卢旺达
这与卢旺达本身面对的问题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惨案已无需赘述，然而，正是这将这个国家化为一片废墟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使得卢旺达的历史重建开始于一张白纸，也为曾经对立群体的重新融合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那一场大屠杀毁灭了一代人，甚至使卢旺达出现了文化断裂，而正是这一断裂，抹去了卢旺达人的历史记忆，将历史恩怨和群体异质性限制于部落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尽管是一贯的，但其一致性也使公共宣传和教育更容易找到消弭此异质性或淡化异质性的方法。
历史纠纷被大屠杀的血泪简化为杀与被杀，看似是最深的家仇，但实际当一代人的记忆都因死亡而消逝时，家仇中家的成分减少，文化的成分亦减少，同时，在代际的不断新陈代谢中，这段记忆能够通过诸如经济发展等淡化并逐渐替代。对于这样一场非文化性质的灾难，由于其没有留下很多能够深入记忆，烙下深刻烙印的文化性的历史材料，也使其更容易被处理。大屠杀于卢旺达人，逐渐成为一个出现在课本中的历史事件，而非情感记忆。
大屠杀资料图
如果说有情感的记忆，这份记忆也为对立双方和解提供了可能性。面对如此生灵涂炭，此时的双方正如二战后的欧洲一般，没有人愿意再使用暴力，没有人承担得起如此暴力的代价。在这场灾难中，没有人是受益者，因此，双方实际拥有共同的情感基础，即和解的需要。抓住这种共同的需要，卢旺达政府得以通过不断的和解一点点释放人们隐藏心中的怒气，从而在满足释放需要的同时达到和解。
因为大屠杀造成的过于惨痛的后果，在文化断裂之后的卢旺达能够重建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和情感体系，保持国内的稳定和不断发展，这是令人欣喜的。在某些政策方面，亦对其他国家的历史重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然而，作者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看到了卢旺达历史重建中政府主导这一特征，并在此继续做文章。此处，作者指出卢旺达社会内部隐藏的不满和异质性，面对这种变化，卢旺达政府并没有做出充分的反应，而是继续在保持自己执政地位的过程中掌控者整个国家历史重建的过程。
而长期的政府高压似乎也带来了反抗，作者担心如此继续只会积累不满而造成下一波灾难。的确，在卢旺达历史重建的过程中，尽管政府起主导作用，但地方民众的创造力和忍让也是重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当重建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应当还民众其应有的空间，况且如今的民众已经接受了公众教育，似乎不再是之前的乌合之众。
作为专题的最后一篇，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给我们以信心，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卢旺达的问题可以说是各国中较容易处理的，想要理解并重建其他不死的幽灵般的历史，仍需更多努力。
文章来源：
编译文章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第一期（Jan./Feb.）专题文章，分别为：
Annette Gordon-Reed, America’s Original Sin；
Richard J. Evans, From Nazism to Never Again；
Nikita Petrov, Don’t Speak, Memory；
Sisonke Msimang, All Is Not Forgiven；
Phil Clark, Rwanda’s Recovery。
，编译：王静姝，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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