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这是个让自诩正直的人深为憎恶的名字，知识分子常常希望有恶棍存在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而马基雅维利则是这种可恨的人中的头一号。然而，除了少数几个例外，16世纪期间以及后来的伟大的思想家都承认他的天才和他理论的价值。做出这样的评价和对他感到憎恶的原因都来自一本题为“君主论”的小书。
这本书是马基雅维利结束了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涯后年老退休期间写的。退休前，他主要担任大使的职务，但派别间发生的暴力变动使他的大使生涯戛然而止。后来，他因叛国罪嫌疑遭到监禁、酷刑，最后是流放。马基雅维利冷静地观察他的城邦的命运，深入思考这一当时意大利半岛文化中心的经历和古代史，然后以犀利简明的笔法精练地写出了他亲历的和别人经历的政治经验。他认为“新国君”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国君将建立和平与秩序，甚至统一意大利。
马基雅维利其实是描绘了一幅君主的肖像。这个论点并无争议。引起轩然大波的是马基雅维利所提出的获取和保住王位的手段。这些方法手段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式一词，用来指残暴行为的极致（在浩如烟海的从未发表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堆中，有一篇题为“酒店雇员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我没有去查看它的内容，宁愿去海阔天空地猜测《君主论》怎么会影响到酒店的清洁工人和门卫的）。
青年时的腓特烈二世在成为普鲁士国王之前撰写了《反马基雅维利》（欧洲常见的一种标题形式）。该书论点明确，说理有力。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是由伏尔泰润色的。书中痛斥治国中欺骗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谴责不义之战和用暴力消灭敌人，这一切据说都是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理想君王的成功之道。
事实并非如此，需经细致考虑后再下结论。
首先要知道马基雅维利写作之时意大利的情况。16世纪初期，意大利分为众多的市镇和城邦，只除了一个例外，其余都深受派别间互相杀戮、政变、暗杀、侵略和战败之苦。详情可见马基雅维利所著《佛罗伦萨史》一书。这种无休无止的混乱促使马基雅维利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或手段来结束这一局面？那时完全没有道德原则，更糟糕的是，它带来的只有坏处，人民没有和平安宁，城邦和领导人没有稳定。他们都宣称信守基督教的道德，不过他们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释为“血债血还”。
16世纪的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的办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既然必须从现状出发，就只能利用手头的材料。只说行善就会过好生活是没有用的。（他看到并指出）周围的人素质太差：“意大利人怯懦、贫穷，又好虚荣。”民众这样的低劣品质不可能给治国者提供好的条件，充其量只能是过得去而已；道德和不道德的方法都得动用。君王必须尽量诚实正直，也必须捍卫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他必须公正，最好能得人心。但是他与其受到爱戴还不如被人畏惧。为了维护他的地位和国家，无论什么坏事都要做，不能受道德的约束。
这种好坏一起来的办法并不一定奏效。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基雅维利深知机缘的作用——他把它称为运气。没有哪个君王能掌握它，但如果一个君王有素质，即有勇气和远见，再加上鸿运当头，他就可以成为时代所要求的新君王，甚至还可能统一意大利。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乌托邦式的作品，只不过它放弃了理想主义的措施，采取了也许可行的措施。
批判马基雅维利的批评家紧抓住两点。
第一点，简言之，是马基雅维利把秘密说穿了。尽人皆知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在被公然违反，商业、政府和私人生活中充满了不道德的行为。基督教把这些统称为罪孽。可是这些批评家还是认为面具不能撕掉，认为如果宣称欺诈可以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就会引起更多的欺诈。对此可以反驳说：除非政治理论真实地表明恶行偶尔的确有用，否则现存的邪恶会继续肆虐，而且还不能被用来服务于国家。
第二点批评的基础根本就是一个疏忽。人们很容易忘记，马基雅维利所讲的君王先得打天下，然后才能做明主。意大利没有一脉合法的国王，无法产生传位的君主。缺乏合法性的新君王不得不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到他的后代时才可以挑剔讲究。事实上，欧洲所有的皇族都是靠武力起家的。读《君主论》若不考虑时代形势的不同，就会以为马基雅维利怂恿地位已确定的君主继续在所有的场合中都——用他的著名比喻——做狐狸或狮子。
由于统治者的道德特征含糊不清，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行事——君有二体。作为统治者，他要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负责，其中也杂有他自身的利益。无论他生性大度还是睚眦必报，他都不能率性而为。尽管对别人的要求做出慷慨的回应是美德，他也不能把一个省拱手让出，那里的居民被剥夺了国籍会怎么说？话说回来，他可以拒不承认他让使者传达的旨意，但他不会这样背叛朋友。“他”自始至终不只是国王自己，也是首相、议会，或幕后的力量—国家，他在按国家理性行事。
当霍亨索伦王室青年腓特烈撰文反对《君主论》时，他无疑也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与他文中驳斥《君主论》的论点相反，后来这些思想帮他把普鲁士变为一个强国，再后来又击败了本来想打垮它的联盟。在同其他国王瓜分波兰时，他注意到玛丽亚·特蕾莎在哭泣。但他说：“她哭了，但她还是拿了。”此言一语道出政府的矛盾——为了加强国家利益而行不义之事，虽然可能最终事与愿违。这就是永远的政治家，他背信弃义，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歪曲事实，以维持正义的表象，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却永远是他矢言争取的目标。
自《君主论》发表以来的5个世纪中，众多学者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至少渊博的学者）认识到作者并不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
如果他是的话，那么一长串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大谎”的倡导者）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再到约翰·亚当斯、利普修斯、孟德斯鸠、休谟、诗人塔索、罗利爵士、蒙田、培根、帕斯卡、斯宾诺莎、格拉西安、博丹、赫尔德、柯勒律治、雪莱、莱奥帕尔迪、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安详虔诚的兰克）会组成一个军团的不道德者。他们都建议、同意或借用过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他们和马基雅维利的一致之处在于认为国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范围以外的。
有一部分反对意见认为，政治理论只以“现状”为基础会阻碍人类的改善，是“悲观的”“怀疑人性的”，是对进步的障碍。实际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有很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罪恶做法在我们这500年间都已被丢弃了——马基雅维利写作的时间是在这个时期的黎明。
作为文艺复兴人，他看到了艺术和文学的繁荣与政治的黑暗之间的悬殊差异，这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他没有建议不彻底的折中办法，也无意要他的措施永远执行下去。
在关于那位罗马历史学家的书《论李维》中，他显示了一个有各种自由的共和国是多么美好。在一次去德意志地区的旅途中，他写了一封信，把那里的自由城市描写得像世外桃源一样，（除了别的好处外）丝毫没有佛罗伦萨的阴谋和争斗。他死后，一些佛罗伦萨店主在《论李维》的启发激励下，要求政府设置人民的座位台来取代贵族和其他官员的座位。
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喜剧《曼陀罗花》中描绘他的同代人时却毫不文饰。剧中对白诙谐、粗野，有很多双关语和俏皮话，表现了人们的狡猾奸诈、易受蒙骗和腐败贪婪。情节使人联想到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和后来拉克洛的小说《危险的交往》，那里面狡诈的人也是哄骗或胁迫他人为己所用。
1965年电影《曼陀罗花》，改编自马基雅维利同名著作（图/豆瓣）
马基雅维利的其他作品表现出，在爱好和风格方面他都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翻译罗马时代的戏剧，在撰写《战争的艺术》一书时采纳韦格提乌斯的观点，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表达对女性的热爱。他认为她们做统治者和男人一样合适，还提到反映她们美德和能力的“英雄的范例”。
尽管遭到流放，但是他还是有众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给他们写了许多平易亲切、无拘无束的信。在最著名的那封写给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我们得知他酷爱和贩夫走卒玩纸牌，泡酒馆。傍晚时分，喝酒玩牌之后，他回到家，换上华丽的衣服，开始和古人对话，“询问”他们的生平和行动。每天4小时专注于此，从不感到烦闷。在这期间，他忘记了他的贫穷和耻辱，连生死都置之度外。
君主和民族国家在17世纪兴旺蓬勃，实现了500年中第二次革命的目标，播下了至今威力犹存的思想的种子。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明显的另一套思想和另一种政府形式。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这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显著例子；英国内战则传播了上述的另一套思想。
共和制的威尼斯这个稳定有序的城邦在君主制和民族国家成为主导的治理形式时，仍然强烈地吸引着欧洲。至于在英国专制政体论与反对派之间上演的三幕剧，结果并不明朗，教训也被淡忘了。当这些被埋葬的思想再次抬头并最终引发了第三次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原因却被归于历史上的另一套行为，而给予那套行为的清教徒这个名称只保留了它最狭义的意思。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全2册）
[美]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8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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