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帮助明英宗重新登上了皇位，同时也基本奠定了天顺初年的政治格局，即曹石专权，祸乱朝政。幸有李贤内阁坚决抵制奸党，拨乱反正，对政局进行了全面整顿，大明王朝才得以转危为安。可见，政局的转变是政策调整的结果，而内阁作为皇帝的参谋顾问机关，一直是秉承圣意办事，所以，政策调整这一初衷无疑萌发于明英宗。
大明王朝传至英宗已度过了“四世五朝”，近七十载。在经历了初期的二祖定基和仁宣之治后，从正统年间开始，明王朝无疑进入了转型的关键阶段，这是一个敏感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出现的多发期，对这些问题处理的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本王朝的兴衰。正统年间的明英宗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的认识，才酿成土木之祸，几致亡国。所以，复辟后的明英宗对当时的政局无疑有着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基于自身的经验教训，他意识到只有调整政策才能挽救危局，进而完成此次转型，以巩固王朝的统治。显然，与正统年间那个幼稚、昏庸的少年天子不同，此时的明英宗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君主了。
第一节：明英宗执政方式的成熟
天顺年间政局的转变与明英宗个人在政治上的成熟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人陈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曾发问：“抑伏观英庙，以一人之身，而天顺中行事与正统中大为径庭，何耶？”（（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9，甲申天顺八年，第803页）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历经几番劫难之后，明英宗自然“艰难险阻备尝之矣，人之情伪，悉知之矣”（（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9，甲申天顺八年，第803页），复辟后政策的调整即是明英宗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国之主，明英宗的这种成熟自然首先表现在他的执政方式上。
一：铲除奸党，收缴权力
对于以曹石为首的夺门新贵，明英宗最初内心非常感激，报之以高官厚禄，对他们言听计从，但当他们恃宠跋启、祸乱朝政以致危及皇权时，英宗逐渐看清了此等投机之人的真正面目，对其态度也逐渐由感激转变为厌恶，如此君臣之间的矛盾与口俱增。但是石亨、曹吉祥等人的势力实在过于庞大，且又兵权在握，英宗虽为君主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徐有贞与曹、石的斗争日趋激烈时，英宗逐渐意识到可以利用以内阁为主的文人集团的力量对抗曹石，于是在铲除奸党的计划表上，一条明的战线出现了。此后无论是阁臣岳正还是御史杨暄、张鹏等，他们弹劾曹石的行为都受到了英宗的表扬和支持。但由于铲除奸党的条件尚未成熟，加之英宗自身多疑怯懦的心理，这些斗争都失败了。直至李贤以“独断”坚其心志且教他“制之以渐”的方法，英宗才开始看到铲除奸党的希望。
此后英宗益发亲信李贤，他与内阁联手逐渐裁抑曹石的权势。石亨的重要党羽、兵部尚书陈汝言的贪腐极大地震撼了皇帝，更加坚定了他铲除奸党的决心。然而为了不让石亨集团有所察觉，英宗又亲自示好以迷惑他们：
亨生子男，未弥月，上见亨喜，令亨负儿见朕。上见儿又喜，摩其顶曰：“虎儿也，往善抚之，朕行与卿结姻”。亨不喻，辄对：“不敢不敢，臣儿无福”，上笑而领之，命左右取金锁系儿项，赐封“锁定侯”，亨顿首谢，负儿出。（（明）李赞：《续藏书》卷13《勋封名臣·孙武敏公》，第263页）
英宗怀疑石彪谋镇大同，有所图谋，就以封侯的名义召石彪还京侍卫，后又将其逮捕入狱，论死。随之，“亨惧，请罪。帝慰谕之。亨请尽削弟侄官，放归田里。帝亦不许。及鞠彪，得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诸不法事，罪当死。遂籍彪家，命亨养病。”（《明史》卷173《石亨传》）英宗一方面拿石亨的亲人开刀，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安抚他，表现出政治的成熟与狡诈。命石亨养病实际上是解除其职务，先软禁起来，待证据充分后以便将其一网打尽。
其实除了内阁文臣集团这个盟友外，在对付曹石时明英宗还有另外一个法宝——锦衣卫，利用锦衣卫搬倒曹石，这是一条暗线。锦衣卫为皇帝耳目，英宗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早在天顺初年石亨专权之初，英宗即命逯杲“伺其阴事”，及石彪遭言官联名弹劾时，英宗立即令锦衣卫将石彪逮捕下狱，“用心审讯”，随即又命逯杲“赴大同械其党都指挥朱谅等七十六人”（《明史》卷307《俊幸·逯杲》），锦衣卫受命全力清查石氏罪状，很快石彪僭越逾制、欺侮藩王等不法事逐渐暴露出来，不久逯杲又侦知石彪之弟石庆擅乘官马、辱骂将官等罪。及石亨罢朝参后，途果又奏称“亨怨望，与其从孙后等造妖言，蓄养无赖，专伺朝廷动静，不轨迹已著”（《明史》卷173《石亨传》），给石亨以致命的一击。曹氏的灭亡亦得力于锦衣卫，最初，锦衣卫百户曹福来受命以间谍的身份潜入曹家伺其阴事，被曹钦发觉后将其捶楚濒死，此事为御史所劾，英宗即命逯杲调查此事，曹钦恐惧，遂与吉祥谋反。可见在英宗的授意下，锦衣卫在铲除奸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夺门功臣的处理，说明明英宗对他们的奸恶有清醒地认识，先利用他们上台，然后再依次铲除之。在既定目标的指引下，他巧妙地运用内阁文人集团和锦衣卫这一明一暗两种手段，并双管齐下，表现出极其高超的政治手腕。故铲除奸党的过程充分展现了明英宗政治上的成熟。
二：知人善任，重用贤能
李贤是天顺年间明英宗最亲信的大臣，此人有理想，有才能，懂经济，知权谋，是不可多得的治世良臣。在历经几番政治事变后，终于被明英宗所重视，从此君明臣贤，相互信任，除奸勘乱，共致太平。英宗“深眷之，顾问无虚日”，“所言皆见听”（《明史》卷176《李贤传》），遇事必召问可否，或遣中宫咨问，即使李贤在病中亦是如此后来，为了宣召方便，英宗又特赐新居宅一幢给李贤，足见崇遇之厚，“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明史》卷176《李贤传》）。而李贤既受君恩自然一心为国，他领导内阁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对政局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终于使天顺朝局势转危为安。李贤一直以举荐人才为第一要务，所引年富、轩輗、耿九畴、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当时名臣，他们为天顺及宪孝之世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翱也很受英宗眷遇，王翱正直刚方且德高望重，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誉，英宗对他很是敬重：
王翱被赏香金玉束带、锦绣衣服、银币玩器等物，岁无虚月。屡召与近臣同游西苑、南城。及扈从猎近郊，燕赐优渥。一时擢用廷臣，惟公言是听，有出他人荐者，亦必待公而决。每召见便殿，访问从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见敬礼如此。（（明）焦竑：《玉堂丛语》卷3《宠遇》，第84页）
同时，王翱与李贤又互相推重，彼此相处甚欢。这样二人一内一外，通力合作，共同负担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副都御史轩輗和耿九畴，二人“皆廉介苦节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英宗亦早知其名，故在复辟之初就首先召用他们，升耿九畴为右都御使，轩朝为刑部尚书。后来曹石乱政，排挤异己，轩朝致仕，耿九畴被贬滴，及至石亨败亡后，“上每念二人为人廉正不易得”，故又召耿九畴为南京刑部尚书，轩輗为左都御史，再次起用他们为国效力。其余如韩雍、崔恭、项忠等人也因正直廉洁，在民间享有较好的声誉而被英宗发现并重用，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一世功业。
天顺年间的明英宗不但善用贤良，而且还颇知人。石彪因旧怨诬陷大同巡抚年富，致使其被逮下狱，英宗了解情况后断言：“此必彪为富所抑，不得逞其私耳”（（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7，丁丑天顺元年，第751页）。孙弘因为石亨乡里而被荐为吏部侍郎，粗鄙无籍，士林甚鄙之，李贤说：“孙弘岂胜吏部？”，于是借机令其守制，另选姚夔任吏部侍郎，英宗对“命下，士类皆悦”（（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都御史寇深死于曹贼之乱中，英宗命阁部共同推举替代者，诸臣皆以南京刑部尚书萧惟祯对，上曰：“此人曾在吉祥处通情，吉祥力荐之，非端士也”，英宗再次询问六部，诸臣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职，遂谓老成，不知其所为如此”（（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最终经过调查，以年虽少却久典刑名的大理卿李宾取代了萧惟祯。礼部请太子出阁读书，并拟定了讲读等官将二十人，对于这些尚未成名的翰林院官员，英宗竟能一一品其人物高下，并认为皆当其才，无怪乎连李贤都惊讶皇帝的明哲了。其实不仅仅是朝臣，英宗甚至对身边的宦官都有一定的了解，他曾对李贤详细叙述过蒋冕离间自己与太后的经过，最后得出了“宦官蒋冕，虽曾效劳，其实谗乱小人”的结论。能用贤能且知人，这无疑体现了英宗政治的成熟。
三：整顿军政，加强武备
天顺初年，石亨集团把持明朝的军政，“中外将帅半出其门”，但石亨并未能对军政进行有效地整治，反而纵容将士为非作歹，保境无术害民有方，终使农民起义四起，内忧外患极其严重。对此英宗早有防备，复辟之初他就命皇舅会昌侯孙继宗与石亨一起总管三大营，对其进行牵制。天顺二年（1458）初，又因“赃贿狼藉”除掉了石亨把持军政的重要助手兵部尚书陈汝言，并以马昂代之。不久又与李贤商议，恢复文臣巡抚制度，用以辖制武将。后来借石彪之罪对石亨集团进行了彻底地清除，使军政大权重新收归于朝廷。同时又重用柳溥、韩雍、白圭、王越等人职掌军政，训练士兵，北击鞑靼扰边，南平松潘叛乱，终于使边徼靖除，边疆得以稳固。
天顺年间，军官逐年日增，军费开支庞大，冗兵冗费问题十分严重，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英宗早想解决此问题，然而事关军队，若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将士哗变，威胁朝廷的安全，因此不得不慎重考虑。他尝召李贤商议：
贤曰：“自古国家惟惧冗食。今在京一卫官有二三千员者，可令兵部将老幼残疾官渐调出外卫，却以军补其缺，庶省冗费。”英宗曰：“此时恐难行。”贤曰：“宜安静行之，使其不觉，安土重迁，人情之常。若骤然行之，必纷纷劳扰，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英宗曰：“然。’”（（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3，第240页）
随后，英宗先召开吏、户、兵三部尚书会议，又召集礼、刑、工三部及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官员进行集体讨论决议，然后方才执行。这样，事经九卿集议，不仅可以免除外调的卫官们归怨朝廷，而且使之不至于怀恨阁臣。如此一举两得，此事足见英宗处理政事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不仅如此，明英宗还非常重视对将士的训练，严格骑射，加强武备。土木一役，明朝大军反被瓦刺击溃，作为亲历者，明英宗深切感受到朝廷军队实力之弱，不堪一击。故复位后他即下令“自辽东至甘肃一带，边民有强劲精壮愿报效者，募为土兵，收附近卫所，给与银布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本户五石税粮，二丁杂差以供给之。”（《明英宗实录》卷290，天顺二年四月丁卯）如此在当地募兵，对于参军的边民来说，战争即兼有了卫国和保家的双重性质，此举可以极大地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同时免税等优惠政策的实施又激发了边民参军的积极性，对于加强边防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强化军队的实力，天顺四年（1460）十月，英宗还在西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此次阅兵以骑射为主要内容对将士进行考核，自侯、伯以下，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各级武官都要参加，诸人皆“以三箭为率，上亲按籍记中否，赐钞有差”，“有畏避不趋事者，罪黯之，自是将士咸加警畏，知所奋励云。”（（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庚辰天顺四年，第782页）英宗非常重视边防，甚至细致到了番字的学习上。天顺年间，民间私自学习番字以求进用的人逐渐增多，然而“番字文书，多关边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对此，英宗采纳礼部侍郎邹干的建议，命翰林院仍按照永乐间例，“选取年幼俊秀的监生送馆习学，其教师不许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及询私举保”（（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3，第235页），并下令“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四：惩治勋戚，严格吏治
天顺初年，石、曹诸人恃宠专权，他们排挤异己、任人唯亲，擅操进退之柄同时还大肆受贿誊爵，败坏吏治士风。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任官程序，使原有的锉选制度几成具文，一时文武大臣多出其门，对天顺年间政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英宗深知此等危害，故极力支持李贤内阁整顿吏治的行为，凡内阁举荐的贤能之人，几乎全部委以重任，这样就有效地抑制了当时的奔竞之风，“自后缺虽多，而谋之者无一人矣。”（（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庚辰天顺四年，第779页）同时在重要职位的委任上，英宗还采纳了李贤的“并推之法”，此举不仅为朝廷选拔了许多德才兼备的官员，而且完善了明朝的职官选举制度，造福后世。
明英宗立志从严治官，整肃纲纪，即使是皇亲勋臣在法律面前也一视同仁，绝不法外施恩。皇舅会昌侯孙继宗之弟显宗，其“家人私起店房专利，以病客商”，英宗知晓后愤怒地对李贤说“皇亲岂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明）陈建：《皇明通纪》卷18，戊寅天顺二年，第769页），遂依法秉公断之，命“毁其店房，家人抵法，显宗姑免其罪而戒之”，后会昌侯为其弟乞恩，英宗不仅不允，反而对李贤说：“为侯者不知自责，反乞恩泽，朕终不允之”，对此李贤大发感慨，“真可谓王者不私矣！”。石亨伏法后，朝廷下令清查冒报迎驾功升官者，命他们自首改正。会昌侯孙继宗主动承认自己冒报的子弟、家人二十余人，并上疏请求辞免他们，英宗也依法尽革之。附马赵辉本贪财好色之徒，天顺改元初请求朝见英宗，“既见厚，有所献，赐左右求封爵”（（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英宗召李贤商议此事，李贤对曰：“名爵岂臣下可求？”英宗深以为然，最终没有答应赵辉的请求。
赏罚分明是严格吏治、整肃纲纪的关键，英宗对此更是严加执行。太傅、安远侯柳溥为功勋宿将，然而却在凉州任虏寇抢掠，不敢出兵。及至无功而返，上召李贤曰：“溥为主将，畏缩如此，若不惩治，何以警众？且有罪不罚，人谁畏法！”（（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于是即命言官弹劾之，罢其太傅之职令其闲住。不久，柳溥向朝廷进献马驼以求复起，英宗愤怒地将其奏章掷于地曰：“溥无状如此。荘、凉之人，既被虏寇抢掠，头畜殆尽，复为总兵所索，不然从何而得？况无功戴罪，朝廷复受其所献可乎？”（（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十分严厉地谴责了他的错误行为。
英宗整顿吏治还特别注意严防朝中结党营私的行为。天顺三年八月，石彪事发后，言官受命刚要在朝班之上弹劾他，就有人向石彪泄密。英宗闻之大怒，召李贤曰：“群臣党恶如此，不可不戒！”（（明）李贤：《天顺日录》，（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55）于是敕谕百官：“今后文武大臣，无故不许往来”，“其给事、御史及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违者依洪武间铁榜例治罪。”（（清）夏燮：《明通鉴》卷28《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三年八月）次年正月，天下朝觐官至京师，为防止地方官与京官结党，英宗又下诏令地方官“不许交通京官，馈送土物，亦不许下人挟仇告害”（（清）夏燮：《明通鉴》卷28《英宗睿皇帝后记》，天顺四年正月），此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交通之弊遂止，这不仅整肃了官场纲纪，而且阻断了石亨等与大臣和近侍暗中勾结、互通消息的门路，为彻底清除石亨一党奠定了基础。可见在吏治的整顿上，明英宗表现出了老道的政治手段。
不仅如此，明英宗还重新开启了“黜陟之典”，以正吏治。天顺四年正月，英宗召见李贤曰：“黜陟之典，亦当举行”，贤曰：“此祖宗旧制”，于是“即敕吏部、都察院退不职者数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绩显著者布政以下贾铨等十人，赐以衣服、楮币”，并令礼部设宴款待，内阁大学士李贤、吏部尚书王翱等作陪，随后于其中召布政萧晅为礼部尚书，贾铨为副都御史。此等宠遇，对于受表扬官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荣誉，明英宗恢复祖制，如此大型地举办族贤良罢不职之典，目的就是树立榜样，以鼓励百官，此举受到了朝廷内外的一致欢迎。
五：抑制宦官势力
正统年间，明英宗宠信太监王振，致使宦官势力日渐庞大。宦官接连被委派以监军、镇守、守备、监枪、监仓等重任，全面干预朝廷军政。当时宦官监军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后来明英宗又直接委派宦官率军远征，由此宦官开始分掌军权，许多宦官如曹吉祥、钱僧保、高让等都建立了军功，气焰十分嚣张，加之朝廷对他们不断的优容和褒奖，宦官势力开始急剧膨胀。及至土木之役，五十万大军终因王振不知兵事而溃败，圣驾蒙尘，明王朝几致亡国。作为此事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明英宗自然是终身难忘。复辟后的皇帝无疑对宦官势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宦官弄权的危害，故终天顺一朝，都竭力抑制之。太监曹吉祥虽为夺门功臣，但并不被英宗所信任，反而一直受到猜忌和防备。由于英宗勤政，身为司礼太监的他并没有多少机会代替皇帝朱批，这样宦官的行政权被皇帝抑制了。
此外，英宗还逐渐消除宦官对军事的掌控权。据《明史》记载，曹贼谋反时，吉祥让其侄曹钦率领鞑官从宫外进攻，自己以禁军为内应，这说明曹吉祥掌控了一些军队。然而孙镗张皇之间告变于英宗，英宗竟有机会轻而易举的“集兵缚吉祥”（《明史》卷173《孙镗传》），可见曹吉祥和自己的部队联系并不紧密，否则此时定不会束手就擒。显然，明英宗早已在军事上对宦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由于前事可鉴，故天顺一朝始终没有内廷宦官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的事例。天顺元年（1457）九月，因瑶民叛乱，镇守广西左少监朱详请求朝廷让他统率湖广、贵州官军去平叛，英宗不允，这说明镇守宦官被剥夺了统军权。天顺三年（1459）三月，“时总兵官武进伯朱瑛有疾，左少监朱详举副总兵右都督陈旺代理其事，上怒其专擅，不允。”（《明英宗实录》卷301，天顺三年三月甲申）可见明英宗不仅不许宦官朱详统军，而且不准他干预军队的人事任命，其目的在于防止宦官在军中树立党羽。明朝至天顺以后，宦官只有监军权却没有统军权，后来的宦官不管有多大权势都没有能力废立皇帝，反而总能被皇帝轻易镇压，原因即在于此。
英宗对宦官势力的抑制不仅体现在军政大权上，甚至细致到日常生活中。天顺二年（1458）十月，鹰坊司内官请求外出采猎，英宗恐其扰民故不许，此辈固请，英宗乃戒之曰：“尔辈故欲出猎不许扰害州县，朕已遣人访察尔所为矣”，内官对此毫不在意，“及至州县，索禽兽于有司，有司畏其势多，于民间敛取獐鹿雉兔奉之，因以为猎所获者差人进献。”（《明英宗实录》卷296，天顺二年十月戊辰）岂料皇帝早已派人到各州县调查清楚了，因此，“俟其回，诘之，皆伏罪，各杖而降之”。鹰坊司本皇家娱乐机构，英宗不仅能摒除私欲，反而还在细微之事上时时抑制宦官势力，为民着想，此足以说明明英宗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君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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