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昉
熬过新冠疫情最揪心的居家日子，市民不妨去地铁中山公园站散散心，到马路对面来福士广场看看景。这里不仅有洋气的西餐厅、咖啡馆，还有修旧如旧的小教堂、大钟楼。
大约100年前，此处正是圣玛丽女中新校园开门迎宾的所在，上海时尚、优雅的地标之一。有幸入学的千金，大多来自殷实人家，这些富家才女给后世提供了精彩的人生故事。要是前推几十年，教会开设的西式女校，即使倒贴伙食衣饰，也难招到学生。只有那些实在家境潦倒的，才会勉强送女孩上学，顺便混个温饱。
出乎意料的是，早期那拨穷人家的女孩毕业后，照样出落得如花似玉，并且精英辈出。不仅培育出早已闻名天下，于1881年接任圣玛丽书院院长的黄素娥同学，同时还造就了沪上最早的独立执业女西医，但后者至今鲜为人知。
1909年，美国学者玛格丽特·伯顿（Margaret E.Burton 1885-1969）考察晚清社会后，出版《中国妇女教育》，特意提及在上海同仁医院独当一面的圣玛丽书院毕业生Wong Ah Me。从译音上判断，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沪上平民之家的姑娘芳名，沪语俗称阿妹头。为了上学临时加姓，尚可译作王阿妹。若沿用西式女校惯例，译名似可再洋派一点，唤成艾米莉。
文中记载，在医院院长文恒理（Henry W.Boone 1839-1910）的直接医嘱下，王阿妹负责医院运作。有时作为住院医生，须长时间连续投入临床服务。虽然她的技术来自实践，而非科班学院派，但她好学勤奋，是同仁医院不可替代的医护人员。
幸好有了英文的史料记载，看似邻家女孩的阿妹头，原来堪比早期留洋海归，或者出身晚清女子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成为沪上临床执业遥遥领先的医学女性。查阅同期汉语文献，这位被文恒理院长充分信赖的女性医护，却从来都被忽视了。
自1860年代起步开张，同仁医馆逐日壮大。到了1880年，同仁医院新大楼在如今黄浦江边，著名的外白渡桥北缘落成。教会方面邀请文恒理医学博士出任新医院院长，从而使之演变为当年沪上最先进的医学教育与实习医院。晚清媒体热衷传递新奇报道，同仁医院当仁不让成为新闻焦点，但有关内容却从未涉及白衣天使王阿妹的芳名与风采。
找出当年的报刊杂志，可以佐证这一点。“同仁医院……有西医及弗克立埃君。华医谭以理、俞凤宾、刁信德……院中有看护妇”。刁信德与俞凤宾医生，1903年和1905年，分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即文恒理院长的同仁医院校区，很可能与王阿妹共事。
被美国学者视作同仁医院临床特色的女医执业史实，白纸黑字记录在当年的英文考察报告中。而同时代的华文媒体，仅乐意详实罗列男医生大名，具体到挂号求诊，病房价格等细节。忽视白衣天使王阿妹的专业技能和临床服务，无疑是传统上对女性的偏见所致。沪上最早的西医才女精彩，就这样差点被史海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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