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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以贯之”

《论语。里仁》篇第十五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曾子讲“忠恕”,有没有领会到孔子说“一贯”的真意?近代钱穆先生对历史上的学术争论归纳说:“宋儒因受禅宗秘密传心故事之影响,以之解释此章,认为曾子一‘唯’正是他当时直得孔子心传。此决非本章之正解。但清儒力反宋儒,解‘贯’字为行事义,一以贯之,曲说成一以行之,其用意只要力避一心字。”《论语新解》

不久前读到傅佩荣教授的一篇演讲。他严厉地批评说,曾子当时年纪很轻,面对夫子的启发却大刺刺自以为是地应了一声“是的”就完事了,而没有像其他弟子那样疑问请教“何谓也”。孔子因此失去了演讲的机会,也很没面子。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的看法有所不同。

曾子之学以笃实用功为特征。曾子的敦厚仁孝是有名的。一次因在瓜地里耘作误伤了瓜藤,被父亲暴打至昏厥,醒过来以后还担心父亲不放心,赶忙去向父亲问安。后来经过孔子开导才学会“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的道理。(事见《孔子世家》*)

曾子鲁而不敏,恰恰应了“刚毅木讷近仁”,是利根上智之材。观其闻夫子“学而时习”而一日三省,深心孝亲而得“慎终追远”之旨,学乎同道而“以能问于不能”,乃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知他以“忠恕”来概括夫子之道,正是他深心所得、用功得力之处。也可以说是悟道的切入点。夫子将“一以贯之”耳提面命,是应机而发,岂偶然哉。

朱子指出:“曾子鲁,却肯逐一用 工捱去。捱得这一件去,便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来推去,事事晓得, 被孔子一下唤醒云:“吾道一以贯之”,他便醒得。盖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头做,便晓得一贯之语是实说也。”《朱子语类。论语卷》朱子所谓“捱来捱去、一下唤醒”,非常生动地描画出类似禅宗参悟棒喝的教学互动过程。这不是无根的想象之语,而是他自己做功夫的经验之谈,所以才晓得是实说。

那末,究竟被唤醒个什么?看朱子的解说,认为曾子一悟而彻,举出的“忠恕”已经体现了圣人的境界。比如:“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时,是无一物不格,无一知不至。” “ ‘忠’字在圣人是诚,‘恕’字在圣人是仁。” “ 一犹言忠,贯犹言恕。。。曾子学力到圣人地位,故孔子以一 贯语之。     ”(同上)朱子这个看法,其中有实际的体会,也有推测之言。

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可以借鉴钱穆先生的研究。他在所著《孔子传》中别出新意多有发明,指出孔子以“君子儒”与当时流行的儒业(即“小人儒”)做出区别,是划时代的贡献。

孔子向子夏开示“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又警示冉求“今汝画”。可惜二人不能领悟。孔子也讲了“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在内心深处的执着迥别于小人,因而对于事物的反应也就截然不同,接受事理的角度(或境界)也截然不同。君子儒之谓,就是一以贯之的代名词。君子儒所怀的内在依据,就是一以贯之。从这里窥入去,可以把握孔子之学有别于他人的根本所在,而又可以避免推举过高、以盲引盲的弊病。

曾子借“忠恕”来概括孔子之道。这个“忠恕”,不是夫子教他说的,是他自己悟出的。忠则尽己之诚,恕则推己及人。他原来已经把功夫做到那个地步,好比做瓷器只差一把火来烧,及至夫子一提,他就脱口而出,更无疑义。学者由无私无我忠诚爱人之境而一门深入,可以穷极世间的学问,上窥天人之间,入圣贤之堂奥。这个脉络,我们在《大学》《中庸》中看得很清楚。到得这里便叫做君子儒,从此由崎岖而入于坦途,再不会被他一干浩如烟海的繁琐文字礼仪埋没、被世间事务的曲折险恶所困扰。

如此看来,曾子所继承的这个“一贯”是从人格境界上来说。 说白了,学问知识都要由人来掌握。先学会了做人的道理,那末做学问、图事业、兴教化、治社会就都有了主心骨。所以以人格境界去主导一切学问知识(并不是简单地代替学问知识!),是高屋建瓴的路线。这和一般人做学问追求完美博达成“一家之说”完全不同。以此印之于孔子自己,也是非常明确的。见于《论语。卫灵公》: “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曾子得到 “一以贯之”的真传,使他特立于七十二弟子三千门人之上。

(2)然则曾子一“唯”是否就至于圣人地位了呢?那也未可轻言。

我以为这里面有个关节:经学家理解的那个“吾道一以贯之”,“吾道”是指学问/学说而言,所以主张孔子的经典学说中必有一个能够统领“一贯”的思想或理论范畴;学术争论的焦点,在于“一贯”究竟是指什么概念。换言之,两千年以来人们至今还在追问“何谓也”?

经学考据一派(也包括现代儒学研究的主流)持反对意见的主要理由是:考诸文史训诂,孔子自己从来没有对“一以贯之”定义解说,也没有在孔子的学说中考证出“忠恕”就是夫子所说的那个“一贯”。

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理解,是孔子所悟达于天理,“吾道”实指言外无形的天理,贯穿显现于夫子的一切思想境界和言说行为之中。

此章朱子释为:“圣人之心浑然一体,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四书集注》“曾子曰:‘唯。’”西汉孔安国注释说:“直晓不问,故答曰唯。” 《论语注疏》朱子也认为“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在圣人,本不消言忠恕。” 《朱子语类。论语卷》都是认为曾子随着夫子这一句提示,已经了然洞达了孔子的“一以贯之”。

可见在上面的两种意见中,前者务期之以文字考证,后者必待证悟而后可知。可惜在这两种进学路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是渐行渐远,彼此之间,也很难做有效的交流。

钱穆先生主张:“曾子是一性格敦笃人,自以其平日尽心谨慎所经验者体认之,当面一唯,不再发問。《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孔子亦自言之,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曾子以忠恕阐释师道之一贯,可谓虽不中不远矣。若由孔子自言之,或当別有说。所谓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读者只当認此章乃曾子之阐述其师旨,如此则已。” 《论语新解》这还是比较中肯的。

其实孔子自己另有说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夫子之“一以贯之”既是安立于人格境界中,则言行坐卧无所不显,随心所欲不逾矩。若有在《论语》一句中见夫子全体者,许他知夫子少分。然而,真有见者如颜回固无待于言说(颜回不违如愚);其学未及的多数门人,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何况个人材质机缘不同,夫子因势利导,各人悟入之处也自当有别。对于我辈后学,也只是随分而说,不可躐等,更不必以斤斤于文字的心态去揣摩古之圣贤君子。

(3)关于曾子一“唯”的思考。学人多喜欢研究“何谓也”,但鲜少有人追问“如何才能一以贯之”。我以为这二者的区别,前者是学者事,后者是道人事。此所以我们在《论语》看到颜回不违、曾参一“唯”、子贡失语、冉求退心,而众人茫然不解。

或许有人觉得,讲人格不如天理来的高妙。孔子为什么罕言仁与天道?因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佛教也有 “不说而说、不闻而闻”。据说在华严法会上,佛陀开演究竟妙法,而当时身在会场的弟子们却完全不见不闻。这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大道至深,对执着于小人之心、世间妄想的大多数完全不能沟通产生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本章提到当时在场的门人都听到了孔子和曾子的对话,而茫然不解。不仅当时不会意,事后也是一片懵懂,所以才会一直追问“何谓也”。

大道至深,并不等于至高至玄的哲学或义理,而是看问题的基点 --- 立场和角度不同。打个比方,道之难易深浅,好比于人为沟渠,于蝼蚁就成为天堑。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为什么小人对道义充耳不闻,而对于利害的暗示却一点就通呢?又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你要小人也循君子之道求诸己,却发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现代最常见的迷思,认定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开出最玄最深奥的哲学理论。但事实上,圣人之教最根本的是转变众人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所以要你放下一己之私去爱人、去推己及人。正好比要你去打开一道不起眼的旧门,那个宝藏 ---大道就在这门后面放光呢。

曾子闻夫子一语而悟,可以说是《论语》中一个顿悟的案例。过去因为宋明理学的学风所向,人们都热衷于谈论形而上学。高深晦涩的义理,看他朱子阳明直接道出来,甚至学禅宗那样扬眉瞬目,就认为我读了就会顿悟,有什么难处?我以为,这是学道的严重障碍。

好比在我们十五岁时,天天都盼着快快长大。那可不是渐吗?然而到了五十岁猛一回首,童年往事一时都涌上心来。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个可不是顿吗?所以顿悟是水到渠成的事,及至成就了,才见得是顿。凭空里去寻个顿悟,却是了不可得。

我们还看曾子,言下即悟,可以说是至顿至速了。然而曾子跟随夫子一日三省,难道不是至渐至缓吗?如果没有至渐至缓的功夫准备,哪里来的至顿至速呢?曾子一直到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绵密用功,方才成就圣贤之学。可见顿渐是相辅相成的。后人只向往顿悟,以为一切现成容易,都不想去下那一日三省的功夫,到头来误了自己。

孔子道:“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里仁》古今求仁之功,莫非始于自省。夫子殷勤教诲,指出其方便,如“安贫”、“去处”、“观过”、“礼让”、“孝亲”、“讷言”等等。闻而行,行而入。有道心,事竟成。与古人心心相印,我比之如频率相同的电波交感。当此电石火光之时,哪里可容得下一个字的义理?现代学术偏空“诠释”、玄乎义理,恐怕只落个学人言语、买椟还珠。朱子有知,亦当叹而起于地下

*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孔子家语。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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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知足者富  >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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