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后，刀郎去哪儿了？

到了今天，你还记得2002年的第一场雪吗？

文丨东北童星

2010年，被人们称为“乐坛大姐大”的那英担任某音乐盛典的评委。在评选“十大影响力歌手”时，刀郎的名字出现在了推荐名单之中。

那是刀郎正式出道的第6年，粉丝不少，歌曲传唱度也很高，却始终差一个主流音乐奖项的认可。

那一天，那英盯着名单上刀郎的名字看了好久，最终使用了自己的一票否决权：

“他（刀郎）不具备音乐审美。”简单说便是“不高级”。

这之后她又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但说到销量我又要闭嘴了，因为我们（的专辑）确实谁也没卖（超）过他。”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销量”与“主流”都是刀郎身上的矛盾。

人们乐于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在此之前，谁也没想过，原来“销量多”真的不代表被主流认可。

外界纷纷扰扰，但刀郎却始终未给过任何回应，他消失在了舆论的惊涛骇浪之中，从此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后，刀郎去哪儿了？”

这一句话，至今仍有人在问。

对于刀郎的去向，人们可以试着从1971年的夏至时节去了解，因为那是刀郎和这个世界的第一次碰面。

刀郎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因为工作的事情而忙到脚不沾地。儿子出生了，医院问叫什么名字，父亲想都没想便答：“我姓罗，我老婆姓林，那就叫罗林吧。”

罗林，这是刀郎的第一个名字，没什么亮点，却很容易被人记住。

而这也像极了后来他留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普通，却很难被彻底遗忘。

刀郎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文工团里度过的。父母和表哥都是其中的演职人员，没有表演时，他便喜欢跟在大人后面学习钢琴，空闲时还会帮人抄些乐谱，以此来挣些零花钱。

童年刀郎

刀郎12岁那年，四舅发现了他身上的音乐天赋，想系统且专业地培养一下。奈何家庭条件实在拮据，父亲只是花300块钱给他买了架电子琴，便将这个计划草草搁置了。

上不起专业的音乐学校，刀郎只能凭着感觉摸索学习乐理知识，整日窝在屋子里摆弄着电子琴，他喜欢创作的感觉，音符间的不同组合总能给他带来惊喜，这让他感觉到自由和愉悦。

少年刀郎沉迷于黑白琴键，因为音乐是他发泄苦闷的唯一方式。脱离了它，生活便只剩下了对抗。

上初中时，刀郎叛逆，偶尔会惹上一些不讲理的地痞流氓。自己打不过，他便只能跑着回家找大5岁的哥哥帮忙。

长兄如父，爹妈不在大哥便只能硬着头皮担起了照顾小弟的责任。一路飞奔到了弟弟口中的贼窝，大哥拎着不知道哪儿捡来的钢管，二话没说便把场面弄了个人仰马翻。

仇报了，刀郎还没来得及开心，便又被大哥揍了一顿。

“叫你惹事儿，我让你知道一下厉害！”

说完这话，大哥扭身把事情告诉了大人，不出意外，当晚刀郎便又迎来一次“男女混合双打”。

惹事1分钟，挨打3小时。捂着自己还红肿的脸，刀郎将这一切归咎于告状的哥哥。因此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二人之间只剩下了沉默与暴力。

“他很讲义气，但也很耿直，我跟他说话一般不会超过三句，超过三句我就要受伤。”

哥哥的强势让刀郎感觉到恐惧，他抗拒与兄长接触，但血浓于水的情感又让他忍不住想要靠近哥哥，如此吵架便成了兄弟之间特殊联络感情的方式。

刀郎15岁那年，哥哥将自己的小女朋友带回了家。某天，刀郎从“混社会”的朋友口中得知了嫂子的情史，心里别扭得很，回家见哥哥还在兴高采烈与母亲讨论着女友，怒火一下子冲到了脑瓜顶。

他指着大哥的鼻子，脱口而出：“绿帽子！”

刀郎（前排中间）与哥哥（后排）为数不多的合影

因为这三个字，兄弟二人再次打到不可开交，为了劝架，母亲只数落了“懂事”的老大，委屈的大哥摔门而出。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刀郎窃喜。这样的结果满足了他在打架这件事上一直想要赢过哥哥愿望，但却也成了他永远无法释然的错误。

刀郎根据与哥哥的回忆为徒弟写下歌曲《流浪生死的孩子》

妈妈请你不要悲伤

你的泪 让我在生死间流浪

爱画的业海 漫无边际的色彩

惑着我此与彼岸之间

痴痴的徘徊

或者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我已离开了家

甚至来不及留下一些

简短告别的话

那一天，盛怒之下出门的哥哥因车祸去世。因为走时他的身上没带钥匙，母亲在这之后便会时刻嘱咐刀郎不要锁门。

一扇关不上的门，一个不会回来的人，这些都成了刀郎的悔恨与遗憾，在以后的人生中，他每想起一次，胸口便会隐隐作痛。

“意外”是一个神奇的时间节点，在它来临之前，所有人都在期待“明天”，而在它来临之后，人们便只想回到“昨天”。

刀郎在节目中谈起哥哥

哥哥去世之后，“家”成了刀郎的伤心之地，他变得很安静，不再像从前一般惹是生非，只是花更多的时间和电子琴较劲。

对于那时的刀郎来说，音乐是救赎。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音乐流入内陆市场。在一片所谓的靡靡之音中，刀郎找到了出口。那是一种表达，一种他之前从未想到过的，最直白与痛快的表达。

这之后一年，16岁的刀郎选择离家出走。临行前，他将一张字条留在书桌之上，作为自己对这个家最后的告别：

“我走了，去追寻我的音乐梦想了，你们都别找我了。”

那是刀郎的第一次“失踪”，白纸黑字之下有少年的憧憬、冲动，以及始终不曾放下的悔恨。

离开家后，刀郎来到了内江的一家歌舞厅里做起了服务员。在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认可”之前，这里是他距离心中音乐梦想最近的地方。

在舞厅打工的期间，刀郎认识了许多音乐人士，跟着他们，少年终于学到了正经的音乐知识。

当了一阵子的服务生，刀郎忽然有了组乐队的想法。他把和自己交好的几位乐手叫来，几个人蹲在墙角商量了一宿，最终决定将乐队起名为“手术刀”。

刀郎想，如果可以，他希望自己能想罗大佑一样用音乐解剖社会。

然而现实总是与理想背道而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把“手术刀”不仅没能拯救社会，反而把刀郎自己的生活剌得支离破碎。

乐队建成之初，成员每日的工作便是在酒吧驻唱，一晚挣20块，这是他们彼时最理想的收入。

唱了一年多的时间，“手术刀”的集体收入仍停留在每月不到一千元的特困水平。成员们为了生活，有的盘算着去工地打工，有的干脆直接跨界做起了谐星。

看着兄弟们的日渐疲惫的状态，刀郎轻叹了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

“做音乐没前途，咱们还是散了吧。”

青年刀郎与音乐人合影

乐队解散的第二天，刀郎辞去了自己在歌厅的工作，背起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这一次他选择了南下去海南。

为了凑齐路费，刀郎在此期间也曾前前后后找了不少工作。每次当别人问起他为什么要来工作时，他都只有一个回答：

“我得赚钱养活音乐。”

“有病”。这两个字儿对于当时的刀郎来说，已经听腻了。

正式启程前往海南的前一夜，刀郎去见了自己从前的乐队成员。彼时对方已经彻底转行成了喜剧演员。

舞台之上，从前朋克的乐队主唱穿起了西装，时下最流行的段子接二连三从他嘴中冒出，台下的观众被他逗得合不拢嘴，刀郎却始终笑不出来。

演出只进行到一半，刀郎便起身离开了礼堂。推开门的瞬间，哄堂的笑声再次在他的身后响起，现场气氛被推到了最高潮，可刀郎的心中却依旧平静。

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如果欢呼与掌声与音乐无关，那便都没有意义。

那是1991年，刀郎离家的第4年，身无分文，却依旧高喊着“音乐万岁”。

那时他还不知道，10年之后，他亦有站在舞台与鲜花中央的一天。

作为一名“流浪歌手”，刀郎曾踏足过祖国的许多地方。

20岁之前，他的行走单纯只是为了梦想；20岁之后，他依旧选择在路上追梦，只是多了一些生存的意思。

改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刀郎做父亲了。

与第一任妻子杨娜相识时，刀郎还在内江的歌舞厅里当着乐队键盘手。二人在舞厅相识，因为太过投缘，只聊了几天便确立了情侣关系。

天雷勾地火，二人很快便尝到了冲动带来的后果。得知女友怀孕的那一天，刀郎得到的惊吓要比惊喜更多。

短暂愣神之后，他攥着杨娜的手一路小跑到了民政局门口，在父母的一片叫骂声中，和女友扯了一张结婚证。

“是男人，就得负责任。”

在感情这件事上，刀郎显得格外坦荡。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里的另一个人，却丝毫没有相同的觉悟。

女儿出生仅40天之后，作为母亲的杨娜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张字条——“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前妻甚至连“再见”都不愿与刀郎多说。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

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你

就爱你爱得那么干脆

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

它来得那么快来的那么直接

看着襁褓中还在熟睡的女儿，刀郎只剩苦笑，很多年后当再次谈及这段旧情时，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人还是不能爱得太狠，容易受伤。”

收拾好心情之后，刀郎带着女儿再次开始了自己的南下之旅。那些年他去过成都、到过重庆，最远还在海南组过乐队。

一路漂泊一路歌，刀郎始终居无定所。

1993年前后，刀郎选择于海南定居，而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朱梅。

和朱梅认识时，刀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乐队解散的窘境。女友看着他整日里郁郁寡欢心有不忍，于是便提出了要带他去自己老家新疆看看的想法。

左右在海南也闯不出什么名堂了，刀郎只好带着女儿和媳妇一起跑到了乌鲁木齐。

作为中国异域风情最明显的城市之一，这里成了刀郎的灵感迸发的源泉。当地刀郎部族人的人质朴、神秘让他心生向往，于是四川的罗林便从此变成了新疆的“刀郎”。

受当地民族歌曲的影响，刀郎此后创作的每一首歌，都带着浓浓的西域风格。

他用最简单的音符写曲、用最露骨的文字作词，他将自己的过往于歌中全盘托出。粗狂之下，所有人都看见了他的无奈与悲楚。

靠着制作广告音乐，刀郎在当地某音像公司做起了音乐总监，后期还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那段时间，除了和音乐伙伴练琴，刀郎近乎哪里都不去，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窝在屋子里和电子琴较劲的时光。

因为始终不肯放弃自己心中“纯粹音乐人”的梦想，刀郎拒绝了不少商业订单。那时他想，音乐是神圣的，是永远不能用钱来“玷污”的。

这样想法在刀郎的脑海中盘踞了很久，直到那天他发现两个女儿和妻子、父母只是挤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睡觉时，才有些许的动摇。

后来刀郎也曾回想过那天的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来，那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夜晚，他只是在离家前多看了一眼卧室，冥冥中，有个声音仿佛在和他说：

在家庭与现实面前，梦想总是一文不值。

“神圣的音乐”不能当饭吃，至少，不能当妻女与父母的饭吃。

放弃了内心的执拗，刀郎开始尝试与“世俗”勾肩搭背。他开始接受广告订单，开始创作商业音乐，工作室终于有了收入，那一年刀郎已经31岁了。

某天，刀郎刚刚走出办公大楼，便遇上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顺着风吹来的方向望去，他看见了停在当时乌鲁木齐最高楼“八楼”旁边的2路汽车。

有些孤单，同时也透着一缕苍凉的美丽。

“停靠在八楼的2路汽车”

为了不辜负这一场雪，刀郎回家便将其写进了歌里，并将其取名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

对于刀郎来讲，这或许只是一场下在2002年的雪，可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说，这却是一场时至今日仍在不断呼啸的狂风暴雪。

据不完全统计，这张专辑在无宣传、无打榜的情况之下 ，只在2004年一年便卖出了“正版销量270万张”的天文数字，如果算上盗版，这个数字将被刷新至1000万。

而彼时周杰伦专辑《七里香》的年度销量是350万张。

“大雪”过后，刀郎风光无两。他接近嘶吼的歌声开始出现在各大商业街道与店铺之中，提神还洗脑。

作为一代神曲，“通俗”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最闪亮的标签，而这显然不符合殿堂之内音乐人的审美。

那段时间，“批判刀郎”是音乐圈内的艺术正确，更有甚者直接表态：

“刀郎如果上春晚，那我就直接砸电视！“

后来在某次发布会上，记者也曾就非议发起过提问，对此刀郎只是摆摆手，然后反问道：

“这话是你亲耳听别人说的吗？如果不是，那还是别问了。”

当事人一句不咸不淡的回应，让这场主流音乐人发起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骂战。众人仍在喋喋不休，可刀郎却自始至终都没有迎合之意。

在局面最混乱的时候，刀郎第二次“失踪”了，整整两个月，这个此前一直处于舆论中心的男人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他将手机扔掉，自己开着车回到了新疆。在路过甘肃最偏远地区时，他在某报亭里看到了印有自己照片的杂志，为了不被人认出，那一天他落荒而逃。

“我真的崩溃了，我觉得自己被彻底扒光了。”

回到车里，隔着墨绿色的车窗，刀郎再次回头看了眼窗外。海报上自己的脸与玻璃上的影子重叠，亦真亦假的场景像极了他如今的处境，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自己从前的话：

“我的目标就是做名二、三线歌手，红了真的是个意外。”

一枕黄粱成现实，于别人而言或许是美梦，可对于刀郎来讲却是一场实打实的梦魇。

为了给自己留下最后一条底裤，刀郎回到新疆，再次做起了自由音乐人。

自2006年至今，刀郎先后推出过《披着羊皮的狼》、《永远的兄弟》等一系列歌曲。

无论是否真的具备那英口中的“音乐性”，这些歌始终存在于KTV“热歌排行榜”的前十名、存在于七大姑八大姨的手机铃声里、存在于你想忘也忘不掉的“中二”岁月里。

刀郎的歌从来都不代表主流，它代表从前，那些如今想起来有些羞耻，但却异常怀念的从前。

2007年，刀郎正式选择了隐退，他不再出席商演，也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故事好像又回到了开头，他依旧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神秘刀郎”，只是外界再也不会从他的身上讨论“流量”与“主流”的矛盾。

因为如今这两个词，显然已经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仔细算来，刀郎今年也有48岁了。

少年时莽撞，中年时沉浮，他平庸过、红火过、消沉过，如今起起落落几十年，他在翻过了自己大半生岁月的同时，也演遍了普通人的一生。

他和所有人一样，在风雨之后回归沉寂，回归生活。

所以他无法主流，因为他太过主流。

刀郎近照

网上最近一次传出刀郎的消息是在今年年初。他出席在朋友的婚礼上，再次拿起麦克风唱了一首《爱是你我》。

爱是你我 用心交织的生活

爱是你和我 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

爱是你的手 把我的伤痛抚摸

爱是用我的心 倾听你的忧伤欢乐

这世界我来了 任凭风暴旋涡

歌声响起时，宾客席中掌声与欢呼不断，时间仿佛又回到了2004年，刀郎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时候，场面热烈且放肆。

一曲终了，刀郎鞠躬致谢然后走下舞台，未曾留下只言片语。

2002年的第一场雪似乎还在下，只是这一次，刀郎却决定不再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