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博物馆于2010年征集到1件汉代铜鼎，鼎腹部外壁近口沿处和鼎盖均刻有“大祝氏”三字铭文，故称“大祝氏”鼎。征集人员曾对这件铜鼎做简要介绍，将该器定为西汉时期，铭文“大祝氏”表明器物的祭祀用途，而非祝氏家族的家用器（详见邱东联等《长沙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铭文铜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八辑，2011年）。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拟对这件铜鼎的时代与铭文再做探析。
“大祝氏”鼎形制为子母口内敛，近口处置对称环耳，双耳向内倾斜，圆腹，上腹饰一周凸棱，圜底略平，三足外撇，带盖，盖顶正中有一个环形提钮，外围有三个半环形钮，钮上有凸起，鼎口径22厘米、通高26厘米。
汉代环耳鼎长沙地区曾有出土，如1963年长沙汤家岭M1出土的铜鼎。汤家岭M1铜鼎形制为双耳外侈，兽蹄形足，足跟位置偏上靠近最大腹径，三足较矮，外撇不明显。“大祝氏”鼎双耳内敛，三足略呈兽蹄形，足跟位于下腹与底部分范处，覆盖范线，三足较高且外撇较甚。广州汉墓M5036出土的1件环耳铜鼎（M5036：24），双耳内敛，三足的位置、形制与“大祝氏”铜鼎相似，但双耳位置较“大祝氏”鼎略靠下。长沙汤家岭M1时代为西汉晚期，广州汉墓M5036的时代为东汉晚期，考虑到汉代铜鼎鼎足由矮到高的整体演变趋势，“大祝氏”铜鼎应介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之间，鉴于“大祝氏”鼎的形制与广州汉墓M5036铜鼎（M5036：24）更为接近，其铸造年代为东汉早中期的可能性极大。
长沙、广州汉墓出土的环耳铜鼎
1.长沙汤家岭M1铜鼎（西汉晚期）2. 广州汉墓 M5036铜鼎（东汉晚期）
“大祝氏”鼎铭文为刻铭，器、盖同铭，笔画粗细略有不同。“大祝”为官名，祝官之长，商周即设，秦汉沿置，为奉常属官，掌宗庙祭祀祷告赞词。“大祝”在商周青铜器铭文和秦汉封泥中皆有发现。江宁胡氏旧藏的1件西周早期的“大祝禽”方鼎，内壁铸“大祝禽鼎”四字铭文。上海博物馆征集1件西周晚期的“伯大祝追”鼎，内壁铸铭文41字：“唯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大祝追作丰叔姬鼎彝，用祈多福，伯氏其眉寿黄耇万年，子子孙孙永保享。”《秦封泥汇考》收录“齐大祝印”封泥3枚，“祝印”封泥7枚，“长沙祝长”封泥2枚。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祝长”封泥1枚。徐州土山汉墓出土“楚大祝印”封泥。“大祝氏”三字铭文，目前所知仅此1例。
《秦封泥汇考》收录封泥
1—7.“祝印”封泥 8、9.“长沙祝长”封泥 10—12.“齐大祝印”封泥
两汉时期，“大祝”官名多次变更。西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祝为祠祀，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出土有“中山祠祀”封泥，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有“楚祠祀印”，《汉印文字征》有“齐祠祀印”“齐祠祀长”“沛祠祀长”等印。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东汉时期改回原称“大祝”，《东观汉纪》载：“阴猛好学温良，称于儒林，以郎迁为大祝令”。此外，汉廷与诸侯王国属官官印不同，汉廷属官无需在官名前冠以国号“汉”，加冠“汉”者是为属国，如“汉倭奴国王”金印，而对于诸侯王国来讲，其群卿需冠以国号来区别汉廷与他国，如前文所引“齐大祝印”“楚大祝印”“长沙祝长”等。据此可知，西汉景帝中六年“十二月，改诸官名”以后，至东汉改回旧称之前，“大祝”不再作为正式官职名称而存在，祝官之职，景帝中六年至武帝太初元年称“祠祀”，武帝太初元年又改称“庙祀”，长沙博物馆征集铜鼎所刻“大祝氏”铭文，应该不是当时的官职名称。
汉代铜器铭文内容风格早晚变化很大。西汉早期，内容一般包括所有者、容量、重量、制作方、编号，制作方既有中央或地方控制的工官，也有地方诸侯，时间有年无号，有的为西汉纪年，有的使用诸侯国纪年；西汉中晚期，内容与早期大致相同，时间统一为西汉年号，西汉末期开始出现吉祥语；东汉时期，内容与西汉迥异，一般包括器物价格、吉祥语、作坊主姓氏。“大祝氏”鼎时代介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之间，所刻的“大祝氏”铭文，既有可能是铜器所有者，也可能是铜器作坊主的姓氏。
“大祝氏”为我国古代姓氏之一，《姓谱》有云：“古者择先圣之后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肃恭明神者，以为太祝，故后世以官为氏。”以官职为姓氏，古来有之，如司徒氏、司马氏等，“大祝氏”当与此同，后世或简省为“祝”，成为“祝”姓来源之一。
编辑：张洁唯
审核：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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