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韵的最后一家——关于王献之及其书艺的考察

 

　　 题记：本文从《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中《王羲之与王献之》一文摘出关于王献之的部份，稍加编纂而成，所用图版亦是摘自该书。

　　 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制的风格样式，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无论后人怎么以“法”、“意”、“态”、“势”来概括和区分唐、宋、元、明、清朝书艺的时代特征，其风规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作底蕴，为归宿，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魏晋现象”。

　　 魏晋时期，按历史学的划分，自魏文帝曹丕建国（二二０），至东晋恭帝逊位禅让（四二０），前后达二个世纪。其间，有文献可征的书法家，近二百人。真正能影响规约后世书风的大家，当推钟繇与王羲之。其他如擅长古文篆书的卫觊、邯郸淳，精通行书的胡昭，以题额榜书见称的韦诞、梁鹄，章草圣手的皇象，今草名家的卫，索靖，由于名迹罕有或者不传，虽然声望彪炳书史，对后世的书艺发展并没有实在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去其未远的东晋，因为钟王盖世，朝野争相效法，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弱，至多只是强弩之末的余势，一线单传的孑遗而已。形势比人强，谁能奈何得了身后的世风和趋势。

　　 就在钟王披靡东晋之际，意想不到的是王献之异军突起，咄咄逼人。在东晋末年至南朝宋、齐之际的一百年间，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迈钟王而独尊王献之的局面。这种局面，南朝梁陶宏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得最为透彻具体：

　　 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王献之作为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员，论行辈，他是殿军之位。论影响力，却远在众家之上，仅次于钟王。尽管梁武帝、唐太宗贬抑王献之，唐朝李嗣真却将王献之与钟繇、王羲之以“逸品”同列。王献之以他流美轻盈的书法，为“魏晋风韵”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这是最后的又是最新妍的一笔。

　　 家世、经历及书法师承

　　 王献之出身于东晋门阀士家的琅邪王氏。其先祖可追溯到周灵王太子晋。太子晋之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于是以“王为姓氏”。秦末天下大乱，王氏迁至琅邪。西汉时，王吉这一支始家皋虞，后迁徙到临沂都乡南仕里。①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宗族强盛起来，不乏清谈名士、廊庙权要、书画奕棋高手，多出自王吉这一支脉。

　　 王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三四四），字子敬。是王吉十一世孙，曾祖王正，祖王旷，父王羲之。他最幼，有六兄一姊。王献之信奉道教，“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关于他风流倜傥的故事很多，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载。例如：“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卧斋中，而有偷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盗惊走。”②王献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讷于言，但他寡言，言谈则不涉俗事。性格峻整，意趣不投和，或者门第相异的人，他绝不与之交往。还善写丹青，擅长书法，秉性作派修养，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规范，又渗透着魏晋风度。所以，倍受王羲之的宠爱。东晋后期的名相谢安，当时正隐居会稽，王氏兄弟中，他最赏识的是王献之。

　　 在东晋，尽管士族耻于俗务，出仕仍然是门阀士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唯一门径，同时也是那个等级社会赋予的特权，琅邪王氏在东晋初年是炙手可热的权门，但在王献之出生之前，由于从祖王敦的叛逆，王导的逝世，王氏宗族在朝廷握有的权柄已经相继转移到庾氏、桓氏手中，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出仕，以他出身门阀和资格及其既有的威名，起家为州主簿，后为秘书郎、丞。王献之在仕途上的发展，却与谢安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谢安与王羲之是至交，谢、王二氏又是姻亲，太元元年（三七六），当谢安以中书监总揽朝政，便提携王献之为长史。长史位在三公辅佐，职任甚重，身千石。太元五年（三八０），谢安为卫将军、开府，复请献之为长史。次年，王献之外任吴兴太守，军号为建威将军。太元九年（三八四）三月，谢安为太保，未久，拔擢王献之任中书令，掌中枢机要（王献之病，代中书令一职的是献之族弟王珉，二人向来齐名，所以世称王献之为“太令”，王珉为“小令”）。

　　 太元十一年（三八六），王献之去世，时年四十三。有一女，名神爱。无子，以兄子王静之为嗣。在他逝世十一年后的隆安元年（三九七）二月，王神新安公主所出爱立为安僖皇后。为此，追赠王献之待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法。所爱赠礼远远超过乃父王羲之了。

　　 书法家的王献之，自幼便得到父亲王羲之的直接指导传授。他在书法方面的训练，据记载，七岁左右即永和六年（三五０）便开始。

　　 王羲之擅长各体书，王献之也是如此，那么王献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各种体势及其笔法的学习，都是在他父亲的亲授下完成的。在王献之学书阶段即十八岁以前（王羲之逝世那一年，献之正十八岁），王羲之以他遒劲雄逸的书法卓然自立，并已经成为时风所追随的宗师。在笔法私相传授视为珍秘的当时，王献之能得到父亲的教授，王羲之书艺的机枢旨趣，自当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领悟，功力自然坚实，从而为他在父亲身后迅速地脱颖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础。

　　 王羲之的风格是在借鉴、超越张芝、钟繇的基础之上卓然自立的。钟张的书迹，在当时虽然已是凤毛麟角般的罕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师法前贤，借鉴钟张，转益多师，是王羲之自立的经历和经验，王羲之当然不会对王献之有什么保留。如此，王献之除了向父亲师承书世之外，钟张理应也是他师承的对象。

　　 王献之书艺的评估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书作，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王献之书作的鸠集，始于东晋末年的桓玄，桓玄败亡，尽毁。南朝宋、齐之际，羊欣、薄绍之皆嗣承王献之书法，刘宋内府所藏“二王”书共计一百二十七卷。⑤梁武帝虽然褒钟繇贬王献之，内府所藏“二王”书作达“七百六十七卷”，“凡一万五千纸”，⑥数量如此巨大，显然有临摹本、伪迹充斥其间。后来，一部分毁于江陵，一部分运达北周。幸存的这一部分，有的在隋炀帝南下江都途中随船沉没。留在东都的那一部分后来收纳于唐内府，其中，王献之书作微乎其微。唐朝初年大量购求王羲之书，又得“二千二百九十纸”，⑦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唐朝晚期成书的《法书要录》所录“大令书语”，仅有十七帖。北宋初年，刊刻《淳化阁帖》，标目王献之法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间（一一一九——一一二五），赖宋徽宗的雅好，内府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这已是登峰造极的数量了。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有的能见其书影而原件已不知下落。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下真迹一等而有余的刻本，给我们学习和考察王献之书艺留下了又一线希望。

　　 在论叙评估王献之书艺成就之前，我们不妨先择取王献之的著名作品作一番初步的考察。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作品主要有：《洛神赋》。小楷书，刻本。《廿九日帖》行书，摹本。《舍内帖》行书，摹本。《地黄汤帖》，行书，摹本。《鸭头丸帖》，行草书，摹本。《十二月帖》，行草，刻本。《中秋帖》，行草书，临本。《鹅群帖》，行草书，临本。《卫军帖》，行草书。《授衣帖》，行草书，刻本。《诸舍帖》草书。《岁尽帖》，行草书。

　　 王献之传世的作品，不管是墨迹还是刻本，基本上不出楷书、行书、行草书、草书等体势。就文献的记载而言，他所擅长的书体并非仅此而已。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有王献之善飞白书的记载。《晋书》本传称“工草隶”。唐张怀《书断》记载得更为全面：

　　 子敬隶（楷）、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

　　 王献之的八分书、飞白书、章草书，我们已经无缘睹其风采。关于飞白书，王羲之曾经叹发过“子敬飞白大有意”的感慨。梁武帝评价王献之飞白书说：“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至于章草书，南朝宋明帝《文章志》中说：“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但是，宋明帝时的中书侍郎虞龠禾在《论书表》中则称赏道：王献之“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羲之）。”飞白书与章草书的风范，还能在文献中留下鸿爪之迹供人推想，而八分则杳然无迹，只能依据《书断》留下一个入能品的空泛印象。

　　 王献之对后世产生重要的长远影响的作品，以书体论，主要是楷书和行草书。

　　 他的楷书，唐张怀《书断》曰：

　　 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

　　 王献之的楷书作品，硕果仅存者乃小楷《洛神赋》。虽然仅余十三行，宋朝以来，是书家争相称颂效法的名作。宋董《广川书跋》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疏秀。这一风格特征，又与他行草书的规模吻合。

　　 行草书是王献之书艺的建树所在。在王献之的心目中，行草书是自创风格的新体势。道理何在？唐张怀《书断》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

　　 献之常（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文中所谓“藁”，张怀的解释是“藁亦草也，因草呼藁。”藁“行之间”的书体，即指行草书。在王献之看来，这种体势既能“穷伪略之理”，又能“极草纵之”，之而且与“往法固殊”。

　　 那么，王献之提出的“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正是他创制自家风格的艺术纲领。“草纵之致”，是对张芝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特征而言，他洞察到气与势的贯通是书艺的精髓所在。“穷伪略之理”，伪者，不拘六书规范；略者，省并点画屈折。⑾既然是快速的一笔书，为着顺应笔势的流畅，势必省并点画，改易点画的形态和位置，当然要“破”六书的规范了。“草纵”和“伪略”裨上是章草衍化为今草的旨要。王献之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准确地把握到古人变法自新的机枢，无怪乎唐朝人说，张芝今草的一笔书，“唯子敬明其深指。”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在。

　　 是艺术家而非理论家的王献之，其书艺对后人之所以产生了开源决堤般的诱导力，过人之处在于：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于“藁行之间”的行草书创作中。这在书法体势上就可以区别于张芝一笔书的今草了。既取彼精华而异于彼。然而，王羲之所写的大量尺牍书作，也是行草书体，即用草书的笔法和字法作行书。王献之欲创制自家风格，也规避王羲之，所以，王献之又充分汲收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以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于是，王献之驰骋艺术才能的天地便豁然展现出来。

　　 代表着王献之行草书中独创风格的典型作品是《十二月帖》。此帖开笔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笔势连属。第二行共七字，前六字一笔贯通而下，优游疏爽。其后连多断少，形势宏逸。现在所能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笔画映带的细微变化，墨色泣燥的质感，已损失良多。如果是毫发毕见的墨迹本，草纵之致，宏逸之势当更显神骏。最得王献之笔法、笔意并发扬光大，卓然成为大家的米芾认为《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米芾从笔法的角度肯定了此帖的价值和成就。王献之书艺的魅力，不仅在于多所伪略，务求简易的外观体态上，其创意核心是笔法上的，而他的笔法，是外拓而不是内扌厌。外拓笔法是解散隶体以后产生的，是笔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南朝时，人们曾讨论过“古质今妍”的问题，裨上是个笔法上问题。魏晋书家，以“钟王”而论，王羲之的笔法比钟繇外拓，所以钟王之间呈现出威信之别；以“二王”而论，王献之的笔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间又有古今之别。王献之的贡献不在于开创了外拓的笔法，追根溯源，这种笔法（古人在汉代简牍的草书中就已经运用着）而在于将这种笔法作了淋离尽致的发挥。并且超越了魏晋名家，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笔法是直接作用于书法风格的，只有当运用这种笔法创制出新的格调，造出新的书法样式，才具有实在的意义。王献之运用外拓笔法创造的典型风格样式，是逸气纵横，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唐朝时，张怀在《书议》中的对他的新体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他说：

　　 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执行草之权”，风格“神俊”，他的书法流美、诡谲、谊逸，从而为魏晋风韵开拓出新的书法样式和境界。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并催其早熟。所以，王献之本人就是魏晋风韵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创制的书法形象出现于魏晋末年，则是魏晋时期书法风格样式嬗变过程中最后一次成功的推陈出亲。从而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