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卡缪
导语：
17世纪，整个欧洲陷入了对中国的迷狂中。1657年，一位叫托马斯·格拉威的英国人在伦敦开了第一家茶社，自此茶的香气便征服了整个欧洲。而中国瓷器则征服了更加广阔的区域，从伊斯兰世界的萨非王朝到基督教的菲利普二世，这些剔透的花瓶、碟子成为了宫廷的重要藏品。 “在精致的瓷器那微妙的色调里，在颤动的中国丝绸那飞扬的光泽里，18世纪优雅的欧洲社会见到一种幸福生活的梦境，正和他们自己的乐观精神早已梦想过的那样”，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
1602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令荷兰人吃惊的是，此次拍卖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利了五百万盾”。
用神奇材料制成的中国瓷器
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了它。而这家“中国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商船经过长途漂泊到达太平洋西岸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最好的贸易时机到来了。
在不久之前，早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满清政权击败了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彻底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沿海的海盗武装也基本销声匿迹了。特别是在1673年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这条命令中说“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由此，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了。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在清代以前，中国的青花瓷贸易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中。 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改变了15世纪欧洲只能辗转通过印度或者中东获得中国瓷器的情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46厘米的青花大盘，在内壁开光内写有IHS，这是耶稣基督名字的缩写。这件盘子的生产年代在1500-1525年之间，可能是在1520年。它的图案设计来源很可能是当时的祈祷手册。同样的盘子在私人收藏手中还有一件，直径达到50.4厘米，内壁写有IHS字母，内底则是中国传统的狮子滚绣球图案。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批量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被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在一艘Lena沉船中，出水了很多青花瓷器——为什么青花瓷器在欧洲会如此受欢迎？因为此时欧洲只能生产铅釉、锡釉陶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16世纪英国出土的陶器，其质量很差，胎质疏松且多杂质，釉面灰暗。在15世纪，西班牙生产的一些彩绘釉陶，其中也有釉下钴蓝彩绘，明显受到伊斯兰的影响，但是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相去甚远。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的时候，认为它是由一种神奇的材料制成的。
被视作重要私人财产的中国瓷器
远在16世纪，就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它们受到了格外的珍视，被当作是重要的私人财产。在早期英国，中国瓷器都会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英国和西班牙海战期间，1588年在爱尔兰海域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舰上，发现有少量的中国瓷器，当然船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葡萄牙、西班牙制的陶器。尽管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受到珍视，但这件西班牙战舰上发现的青花瓷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民窑瓷器，外壁绘有飞马图案。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内青花，外铁红加金彩的嘉靖时期的瓷碗，流传到德国后被改成了一件高足杯。还有一件瓷碗和这件瓷器一起在1583年从土耳其带回欧洲，当时有不少瓷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到欧洲的。关于这些瓷器，还有一种传说，它们遇到毒药就会炸裂，在埃及也流传着这种关于中国瓷器神奇魔力的说法。
这些传说刺激了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模仿，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生产的软质瓷，关于这种软质瓷生产的最早记录是在1575年。严格来说这种软质瓷还不是真正的瓷器，从图案设计来看，它们受到伊兹尼克陶器的影响要比中国瓷器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软质瓷的装饰也是釉下青花。目前流传下来的梅第奇软质瓷只有大约60件，当初生产的时候它们主要是用作实用器而非陈设用器。
普通的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会加上各种金属装饰，赋予神圣的用途。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中国瓷器，都被装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WalterRaleigh，在他1597年的遗嘱中，赠送一套金银装饰的瓷器给他的朋友RobertCecill爵士，这其中的一件瓷器目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批明晚期的克拉克瓷器，通过加装金银附件改变它们的用途。
随着人们从著名的“哈彻”号沉船上打捞出23000余件中国明代瓷器后，外销瓷的风格便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转变期风格，另一类是克拉克瓷。这其中还有一些欧洲样式的瓷器，例如一些小芥末罐和猫型夜灯。明代瓷器大量输入欧洲，就引发了当地模仿中国瓷器的生产，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的德尔夫特生产的锡釉青花陶，装饰风格非常中国化。为了达到中国青花瓷器的这种效果，荷兰的陶工会先在陶胎上涂一层薄薄的釉料，先低温烧一次，然后再用钴料绘制图案，最后罩一层透明釉高温烧成。在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杂交的图案设计，荷兰生产的德尔夫特陶上绘有中国人的形象，而中国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边饰采用欧洲的花卉，人物则是波斯形象。不独是在荷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器。伊朗在17世纪仿制的产品，边线用黑色而不是蓝色，这是与中国青花瓷器的区别。德国在17世纪也有仿制。早期英国使用的粗制铅釉陶几乎是在100年之内，都转变成为这种锡釉青花陶。可见明代的外销瓷器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6世纪前中国瓷器通过中东地区辗转到达欧洲，只有国王、王后以及高级别的贵族才能拥有。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在中国定制一些瓷器运回欧洲，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龙泉和景德镇的传统产品。之后则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运送了大量瓷器到欧洲。
一场中国制瓷史上的变革
随着清朝海禁的开放，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获准在广州城开办了自己的商站，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经营生丝、茶叶，当然陶瓷买卖也是其中的大宗货物之一。最早获得这一权利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715年)，紧接着法国(1728年)，荷兰(1729年)，丹麦(1731年)，瑞典(1732年)，他们先后在广州设立了贸易站点。为了方便交易，与洋商相对，1720年广州商人也自发组织了一个公行专营瓷器。行规中明确规定“瓷器要特别工巧者，任何人得自行交易。”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们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中国商人按照图样烧造，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了。
当“中国公司”将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其实，把徽章烧制在中国瓷器上这也并非法国人的创举，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能引起欧洲王室多少兴趣。但是这批法国的纹章瓷属于细瓷烧制工艺，并采用了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而中国正处于海禁大开的局面，机会就在眼前。
如此诱人的良机，当然会引来欧洲各国贵族纷纷效仿，由此，“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的“三狮”，俄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出现在了中国出口的瓷盘上，据瑞典人统计，在中国的明清之际，约有300家贵族先后来到中国定制过纹章瓷。
随着欧洲商船的靠岸，登陆的不仅仅是滚滚财源，更是一场中国制瓷史上的变革。法国人定制的纹章瓷是广州来样加工贸易之始，也是中国制瓷业变革的第一步尝试。当机敏的广东商人意识到巨大商机到来之时，便主动去适应了这种变化。欧洲订单的频频东来，催生了广州珠江沿岸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进行详细的约定。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由于，外国商人们的需求不同，所以定制样式五花八门，不免引起内陆工匠们的好奇。《景德镇陶录》就记载了上述情形，书中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画着西洋画的中国画工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又有山水之隔。欧洲人的订单传至江西、烧制成器、经过彩绘后再运回广州交货的漫长过程日渐显现出了弊端。途中出现破损在所难免，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外销瓷的生产重心开始了南移。
清代刘子芬在自己的私人著述《竹国陶说》提到:“海通之后，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迳广州……，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恒，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一来，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耗以及绘图质量大幅提高。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在工场中，一些技术变革也正在无声地进行着。
变革首先是从设计开始，此时的广东出口的中国瓷器图案主题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有象、马上封侯了，在街头商铺中陈列着更多的是圣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够弄懂耶稣与圣母的关系，西班牙王室的发色是黑是黄，但是大多数中国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洋画，在技法上他们尽量减少了对于传统直线的使用，开始以西方人所习惯的曲线来表达纹案之美了。
继绘画纹案变革之后，外销瓷在器型上也进行了改良。海禁大开之后，瓷器进入了正常的贸易渠道。大量优质的民窑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欧洲市场上，瓷器也不再是王公贵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质地精良的产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生活用具。欧洲人的需求，再次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变革。为了满足欧洲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陶瓷匠人们制作出了瓷制的汤盆、盖盅、色拉碟、咖啡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甚至他们考虑到欧洲人胡须浓密的特点专门生产出一种带弧形缺口的圆盘，以供欧洲人剃须时垫在颈下使用。
欧洲人心中最好的品牌
如果纹案设计的变化、器型研发的改进还只是简单的人为适应西方消费者习惯的话。生产要素的汇集才是广州外销瓷加工真正崛起的标志。
1769年一位名为William Hickey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
在广州就有两万人进行手绘劳作，这个数字在那个农为本的时代中是惊人的。更为惊人的是这些人的工作性质，他们与景德镇那些官窑中世代从事劳作的匠人不同。匠人们出自“匠籍”，他们的劳动完全是一种义务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内的这些绘图工人则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形成了完全意义的雇佣关系。这就使得广州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资源。
诸多的制瓷工场汇集一处，使得广州瓷业日渐产生了集群效应。一方面带来的是生产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面则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顺应欧洲消费心理的绘图设计，加之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广州一时间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也的新中心，而“广彩瓷”也由于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一时间，中国瓷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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