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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漫话《水浒传》人物
   梁山三寨主
  水泊梁山前前后后换了三个寨主,他们是白衣秀士王伦、托塔天王晁盖和及时雨宋江。这三个寨主由于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上又各有不同。
  白衣秀士王伦是梁山寨的第一任寨主、梁山事业的开拓者,出身是个落第的秀才。虽说有些文化,不过离满腹经纶还差了很多,又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些胆量。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却造成了,好不容易占据了山头,坐了第一把交椅,从此结束了遭人白眼、寄人篱下的局面,过着秤金分银、颐使众人,成瓮喝酒、大碗吃肉的生活。这种美滋滋的好日子谁不想过呢?因此他就特别害怕比他强的人来投奔自己。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就成为他致命的弱点。林冲来投奔,又持有柴进的介绍信,连朱贵都认为:"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坏事就坏在这"名震寰海"上,林冲乃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本领当然比王伦高出许多,而这正是王伦最害怕、最嫉妒的,他当然不敢接纳林冲,想方设法要拒林冲于山门之外。因此,连杜迁、宋万都觉得他"忘恩背义",不够江湖义气。也正因此,晁盖等人上山,他更加不敢接纳,这就必然引起林冲的不满,最后火并了王伦。
  王伦的不义,还表现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对过往客商,只要有钱,他从不放过。轻则用蒙汗药麻倒,重则要人性命,既谋财又害命。对山寨周围的群众,也经常骚扰。阮小五说:"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七补充说:"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这!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这两个"难"字,说尽了王伦的霸道,也表达了和阮氏三雄一类的渔民们的痛楚和无奈。由此观之,王伦占据山头,是地道的强盗行为。
  火并王伦后,晁盖被推举为梁山第二任寨主。晁盖的为人,从《水浒》里分析大概有四点:一是仗义疏财;二是好结交江湖人士;三是不懂得体察人情;四是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有些家长作风。正因此,他做了山大王后,虽也拦路打劫,但强调"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这就比王伦更有仁慈之心,但没有完全摆脱强盗的品性。不过,晁盖的手段毕竟比王伦高明了许多。他一即位,便把打劫来的生辰纲、财物及自己家里的金银财帛赏赐给众人,体现了他仗义疏财的一贯作风。做了梁山老大后,他又安排修理寨栅,打造兵器,命令手下喽啰加紧操练,准备迎敌。这既稳定了军心,又对梁山事业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霸道和不体察人情,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比如投奔王伦,他明知王伦的为人,但初会王伦还是被他的"热情"所迷惑,而未察觉到王伦毫无收留之意,还对人说:"此恩不可忘报。"花荣上梁山投奔于他,人夸花荣神箭,惟独他不信,使花荣很不开心。还有杨雄、石秀上山,讲起时迁偷鸡使祝家庄誓与梁山为敌之事。晁盖不分敌我,不恨祝家庄人,反而责怪杨雄等人有辱山寨,盛怒之下,就要"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作为梁山上的一把手,晁盖处理事情也未免太轻率了一点。从他开口"孩儿们"的语调看,也完全是一副强盗的口吻,不免有类似王伦之嫌。他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表现在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处理上。他总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讲"芥立同心,共聚大义",对山寨前途无具体打算,这"大义"是什么也不明确。他的这些弱点,书中也披露了不少。比如生辰纲事败露后,他就慌张得不知所措,竟不知"走哪里去好",一点主意都没有。每当官兵来进剿,他都是"大惊",问吴用"如何迎敌?"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恐慌,缺乏主见,这怎能当好这一山之主呢?特别是曾头市中箭之后,立下了这么个荒谬、令人不可理喻的遗嘱:"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他这不就成了第二个王伦了吗?他公开的把水泊梁山当成了他晁盖的私有财产,前途命运由他如此轻率安排。这一切充分说明晁盖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领导能力。
   晁盖身亡后,宋江做了第三任寨主。宋江礼贤下士、仗义疏财,与晁盖相比,他强在礼贤下士上。正因此,他以他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江湖威望,赢得众好汉的推崇和爱戴,使得山寨十分兴旺。加上他指挥得当,众弟兄精诚团结,奋力拼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梁山力量,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他的局限在于:对上山造反始终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暂住水泊是"专待朝廷招安","早招安,心方足"。宋江在将梁山事业推向顶峰的同时,忠君报国的观念在头脑中日趋严重,并主导了他的思想,故梁山事业之兴兴在宋江,亡亦亡于宋江。
  宋江当了山大王后,对周围的群众、过路的客商所采取的做法大大不同于前任,他的政策是:赈济、安抚,让他们过着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对于客商是任从经过;对官宦、富户的不义之财是定夺不饶。这就脱离了强盗身份,有点造反、正义的品性了。在梁山的这三个寨主中,宋江算是最豁达大度、最有才干、又最受人尊敬的寨主了。
  说李小二
  演艺圈里有句话:"戏份有轻重,角色无大小。"德国诗人海涅说得更好:"每一个人物在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无所谓次要人物或小角色。一个小角色,虽然他的戏份不重,作者写了他,就自有他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目的,自有他的作用。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再说,作品中主角的性格总是通过情节来展示的,而小角色就是构成情节的重要因素,是结构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没有小角色,就不会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主角的性格就无从表现,小角色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作品的中心事件进行、为突出主角性格服务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李小二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小角色。他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就非同小可;没有他,以后的情节难以展开;没有他,林冲的性格难以鲜明。描述这个人物文字不多,但形象突出,可信、可爱、可敬。
  李小二原是东京一酒楼伙计,因与主人不和,偷了店主钱财,被捉住要送官问罪,多亏林冲赔话相救,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才免吃官司。后在东京无法安身,又亏林冲资助他盘缠,流落到沧州,找到一家姓王的酒店当伙计。他做事勤快、麻利,兼有一手烹调的好手艺,博得食客好评,因而生意顺当、兴隆,加上他为人谨慎,深得店主家钟爱,被招为女婿。店主家死后,小两口继续操持着酒店,自食其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过的是小康生活。也正因此,当他在沧州巧遇充军来的林冲时,他不忘旧恩,不嫌林冲是个罪犯,不怕因此受人奚落,真心实意地把林冲请回家中,又是拜恩人,又是热情款待。说"今日的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人"。话语中饱含喜悦之情,毫无虚假做作之成分。此后又送汤送水,为林冲浆洗缝补,恭敬孝顺,尽力报恩,这一切,就把他勤劳、善良、本分、正直的品质刻画出来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宣扬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知恩报德"的传统心理和素质,这一点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生活上关心林冲仅是他美德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林冲的性命、前途担忧。当他发现两个人一前一后闪进酒店,又操着东京口音,要请差拨、管营时,他马上就联想到了林冲。他先是怀疑后是警觉。当他发现来人迟迟不回答管营问话,又不让他进去烫酒,他更觉蹊跷。面对如此情况,他的精明就在于:一是要老婆在阁子里偷听来人和管营、差拨的谈话,了解内幕真情,不莽撞从事。二是他深知林冲是个急性人,弄不好杀人放火连累自己,又不同意老婆叫林冲来认人的建议。这又充分把他那胆小怕事的小市民性格写得合情入理。这两者同时说明,他做事稳重,精明能干,既同情林冲,多事,又怕殃及自己,胆小。
  阁子里偷听,虽然效果不佳,但他的疑惑、担心并未解除。客人离去,林冲到来,出于关心,他还是把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如实转告。使林冲早有防备,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见他是视林冲为亲人、真心诚意报恩的。林冲买了尖刀,街前街后寻了几日,又叫他夫妻提心吊胆,捏了一把汗。仇人未寻着,又使他安了点心,一面安抚林冲"只是自放仔细便了,勿放松警惕"。你看这安心又担心的心态写得多自然、多实在!最后林冲向他征求去草料场管事的意见时,他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给林冲听:"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惯例钱钞。往常不使钱时,不能彀这差使。"你看这多么符合他作为生意人的身份、心理。当林冲提出:"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他又反劝林冲"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挪工夫来望恩人。"这就反衬出他自己后悔前日失言之矛盾心理,又为不能经常照顾林冲感到遗憾、不安。这一切完全符合李小二这个人物的性格。因为他毕竟不是侠士豪杰,而是一个有小康之家,既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又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顺民。故此,李小二陷入了矛盾境地:行动上处处流露出对林冲的关心,而心理上又怕出事。他总是在周全两者之间努力,他的心态、他的身份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写的真是惟妙惟肖。这个人物的设置,固然是故事叙述的需要,可是作者依然写出了他的个性,同时作者还用其知恩报恩来与陆谦忘恩负义、卖友求荣作对照。一言以蔽之,李小二这个人物是《水浒》中塑造的极其成功的一个小角色。
   唐牛儿和郓哥
  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盘菜,主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主料,次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辅料或调料。次要人物是为主要人物服务的。要炒出一盘可口的好菜,主料齐备了,没有这辅料或调料,厨师手艺再高,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也难炒出这盘好菜来。同样,没有这次要角色,主要人物的性格无从表现;次要人物写不好,主要人物性格也展示不好;没有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故事结构,性格发展就脱节,就难完成。这唐牛儿和郓哥就是这样两个次要人物。
  唐牛儿和郓哥是《水浒》中仅有的两个少年形象,他俩年龄相仿:年方十五六岁。职位相同,都是小商贩:一个卖糟腌,一个卖果品。两人又各有一个靠山:唐牛儿常常得宋江资助,"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而郓哥,"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常"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两个性格还有两点相似:乖巧、油滑。两人在《水浒》里所遇之事也大致相同,然而两人因经济负担,社会阅历有别,性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唐牛儿孤单一人,无牵无挂,又无人管束,"只是帮闲",也正因此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如赌博。而郓哥家有老爹,他卖果品谋生是为了养家糊口,颇有孝心。两人都因寻靠山挨了打。唐牛儿明知宋江的"外宅"阎婆惜偷人养汉,虽说他对阎婆惜的行为大为不满,但并不愿揭发。就是挨了阎婆的打,他恨得咬牙切齿,发誓"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也仅是吹吹牛、说说大话而已。就是在这种气愤的情况下,他既不打算去捉奸报仇,也不向宋江告发。最后宋江杀阎婆惜被阎婆在县衙门前揪住不得脱身,唐牛儿见此情景,想起自己被阎婆扭打的"一肚子鸟气",才冲过去,"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去了"。唐牛儿此时并不是有心救宋江,完全是报阎婆打他之私仇。不信,以上有言为证:当阎婆抓住他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他这才慌了,忙说:"我哪里得知!"如果唐牛儿当时知道宋江杀人,宋江虽是他的"孤老",我想他也绝不敢插手打阎婆,放走凶手。这就是唐牛儿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养成的"尖刁促狭"的帮闲性格。在这一回书中,平日里宋江是他的"孤老",关键时刻他却成了宋江的"救星"。他之所以无意救宋江是因为他赌博输了钱,想找宋江要几个子儿,解决"喉急"。这阎婆不但断了他的财路,反把他打了。有了这个前因,才出现后面打阎婆、让宋江逃脱的后果。没有这个因果,这一出戏就难演了。
  郓哥则不然。他寻找西门庆是为了"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虽像唐牛儿一样,与王婆油嘴滑舌地纠缠,但是挨了王婆打后,他不是像唐牛儿那样说大话,吹牛皮,说什么要结果阎婆之类的话,而是下决心揭发王婆这"做牵头的老狗"。他说到做到,在街上寻找武大,用言语奚落、激将武大,然后又出计与武大一同去捉奸。郓哥的这个举动虽与唐牛儿一样,"也不为武大,也不为西门庆,只是要出王婆这口气",报"一头大栗暴凿"之仇,完全是夹杂着个人意气的得失计较。但他比唐牛儿泼辣、果断、敢为。当武松找上门来,他"也瞧了八分"。他知道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这真是大实话。如武松所言:"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当武松拿出银子给他安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时,他顾不得个人的安危得失,又不像唐牛儿那样不问是非,也不考虑西门庆往日的小恩小惠,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如实地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奸情,最后还勇敢地为武松作证。郓哥虽有钻营、油滑、撒泼等小市民习气,但还是能辨是非、爱憎分明,坚持正义。更可贵的是不为小恩小惠所惑而颠倒黑白、好歹不分。这点,不但唐牛儿无法比拟,恐怕连人们喜欢、歌颂的好汉武松也望尘莫及。郓哥这个次要人物的设置,正像一根针一样,串起了激将、捉奸、作证及以后武松告官、杀人等情节,同时又展示出敢仗义执言的品质。没有他这个"辅料或调料",武松要炒的这盘大菜也就索然无味了。
   武松性格试议
  提起武松,人们往往喜欢举出他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精彩的故事,来讴歌这位刚强、勇武、坚决、无畏、受人敬仰的英雄,也正是这些故事,使武松成为人民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成为民间传说中勇敢和力量的化身。但是,人们很少思索过,恰恰就是这些精彩故事的本身,又暴露了武松性格中的弱点。本文拟就武松性格中的弱点做些有益的探索。
  从武大卖炊饼可知,武松大概出身于城市贫民,略有文化,并无职业,是一个凭一身本事漂泊江湖的无业游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侠士的"义气":秉性刚烈、机智沉着、好打不平;又有城市贫民的"恶习":个人意识强、私人恩怨观念重、又甘当顺民。武松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转变,是以上二龙山落草为寇为分界线的。上二龙山落草之前,虽然演出了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幕幕英雄赞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城市贫民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又支配着整个前期的性格。景阳冈打虎为民除了一大害,可说是侠士行为的反映。但这并不是主动的为民除害,而是害怕被谋财害命和被人耻笑。打虎之后,颇得阳谷县知县的赏识,县太爷有心抬举他,提出:"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受宠若惊,毫不思索,忙跪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这一跪一谢,就反映出这位英雄也存在着与宋江一样的"荫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统思想。做了步兵都头,他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冷遇的生活,为此心里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做了阳谷县都头。"行动上,他以知恩报恩的态度,忠心耿耿地为官府效劳,因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可见他已成了封建衙门的有力的一员,也正因此,当知县让他把一担刮地皮得来的赃物送往东京时,他也满口应承,一心一意、诚诚恳恳去完成。
  他从东京归来后,发现其兄武大郎已死,他从潘金莲的答话中理出了调查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从何九叔那里取得了物证,从郓哥口里问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确系恶霸西门庆和潘金莲所害。按照他那疾恶如仇的侠士性格,这杀兄之仇岂能慢慢来。但他却一反常态,循规蹈矩地按照法律办事。他满以为人证物证俱在,自己又得县太爷赏识,到县里告状,一定可以申冤雪恨。谁知县官及衙役们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狼狈为奸,告状不准,反要他休听外人挑拨,"不可一时造次",还斥责武松"不省得法度"。说什么"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明明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可是武松还认识不清。既然官府不问,他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办法来为哥哥复仇,借此来获得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杀死了潘金莲及西门庆,居然提着两颗人头到衙门投案自首。这投案自首的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他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侠士"性格,同时也表现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甘当顺民的性格。最后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还认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对官府与豪强勾结毫无抱怨之意。
  刺配孟州之后,牢中的十多个囚犯出于好心,向他诉说了管营、差拨们的狠毒,他们对发配来的囚犯,如无人情相送,稍有不逊,便拉进土牢里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害人致死,自己又亲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头里担水、劈柴、做杂工受罚之事。身为都头的武松对管营、差拨们都是些残忍的酷吏,应是知道的。为了酬报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杀威棒及优礼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报的所谓江湖义气又在作祟。他看人不分敌我,视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还乐意充当他们的打手,生怕施恩父子信不过,又以举天王堂前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当施恩装模作样,好像有口难言时,武松反而迫不及待训斥施恩,又是赌咒发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就是这样,施恩父子还不放心,最后以与武松结拜兄弟,彻底完成了对武松的收买。而武松面对施恩父子对他的吹捧已昏昏然,与施恩结拜兄弟,更使他喜欢得大醉而回。报恩!报恩!武松再也按捺不住这种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蒋门神。终于为施恩父子夺回了快活林,帮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为此武松也很得意,还说自己"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
   其实这不讲道德的人,蒋门神虽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蒋门神与施恩父子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强豪与酷吏间的斗争,他们是一路货色,武松并未认识这一点。如果蒋门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样待武松,武松未必会打蒋门神了。武松敢打"倚势豪强"的蒋门神,有一定的侠士气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当打手反不觉悟,也实在可悲。打了蒋门神,也正是暴露了武松的弱点:武松这样的人,在横暴无理的恶势力面前,不愧是敢于两肋插刀、不畏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语、吹捧和抬举之时,他那个人恩怨、甘当顺民的飘飘然情绪,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被人利用,充当恶势力的帮凶。蒋门神被打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蒋门神的后台张团练不出面,张都监却出马请武松。初次见面,又是夸武松"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松"做亲随贴己人",又是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张都监的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松的眼睛。武松的官瘾又上来了,报恩思想又发作了。自从跟随了张都监,他是"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可见,为了死心塌地为张都监效力,他连朋友都不顾了。中秋节张都监家"闹贼,我如何不去救获"。因此,提起哨棒献忠心,结果中计被擒,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
  有人说"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武松性格的飞跃,真正表现了他对豪强酷吏的仇恨,以及对封建道德和法律的蔑视。笔者认为,"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与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性质相同,完全是为了复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是他"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在鸳鸯楼白粉墙上,血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字,与斗杀西门庆后投案自首一样,反映了他那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只好亡命江湖。后来在张青的劝导下,他已决心投奔二龙山落草,似乎他已经清醒,有了对豪强酷吏的自觉的仇恨,可是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后,宋江要他同投清风寨花荣时,却是武松在《水浒》里第一个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又作何解释呢?武松此时还有心归顺朝廷,可见其并未觉悟,对统治者还寄予幻想,还想当顺民罢了。
  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水浒》里的潘金莲,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较坏的:她勾引武松,欺侮武大,与西门庆通奸,合谋鸩杀亲夫,真可谓心黑手毒。但是,仔细地思忖、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会觉得潘金莲并非是个天生的坏人,她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认为对潘金莲,要赞扬她的反抗精神,同情她的不幸遭遇,鞭挞她的轻率狠毒。对她全面否定,实在有欠公允。
  潘金莲是在《水浒》第二十四回出场的。出场前,作者对她的经历有段简单介绍:"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她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从这段文字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年轻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渐变得爱偷汉子。除此外,作者也赞扬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事实也是如此,潘金莲是具备贫苦人家妇女的一切优点。在清河县,武大被一班奸诈的浪荡子弟薅恼得不安,搬到阳谷县,她顺从夫意跟来了,而且在阳谷县她比较安分守己,可见她在清河县是被那些浪荡子弟薅恼、勾引的不安的情况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会后,武大在武松面前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就连在清河县里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责推到那班浪荡子弟身上,毫无抱怨潘金莲之意,就连郓哥告诉他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这等事"?这就说明,婚后潘金莲对他还是较好,并没有水火不相容、无法过日子的迹象,武大对潘金莲还是比较信任、满意;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老婆偷人被证实,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伤自己,自己伤后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这种情况下,武大还能原谅她,说出"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这样的话来,当然这里一方面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大对潘金莲的爱恋之情,这爱恋之情是平日生活较和睦的结晶。潘金莲假意拿药归来,武大还以"生受大嫂"表示谢意。这一切都说明,武大对潘金莲是很满意的。武大怎能对她不满意呢?她能干,料理得好家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顺从,武松赴东京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归来放帘闭门,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办了,虽说她为此骂了武大三四日,但并未违抗,几日过后,她还主动照武大样做;她老实又通情达理,从王婆家吃酒归来被武大发现后,她不隐瞒,如实向武大说明情况,武大告诉她,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应买些酒食回礼,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办了。这些都是她的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潘金莲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妇女中是少有的。武松赴东京前,有几句话是专门说给潘金莲听的,武松是话中有话,潘金莲知道弦外有音,故"一点红从耳边起,紫涨了面皮",说明她还知羞。但她并不示弱,针锋相对回复了武松:"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丁丁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这几句话,说得虽有点言过其实,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莲强烈的反抗性格。而这种强烈的反抗性格,是与忘恩负义、偷人通夫的阎婆惜,出身豪门、又有俊夫的卢俊义妻贾氏之类"淫妇"无法与之相比的,就是作为梁山好汉的扈三娘也远远不及。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出生的使女,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主人家要缠她,她坚决不肯依从,用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以示反抗。潘金莲的这种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武松作为一条硬汉,使许多人害怕。西门庆上与官府勾结,下与人放刀把槛,"满县人都饶让他些过",又"使得些好拳脚",可谓是阳谷一霸。当他听说武松是武大的亲兄弟时,心里却似提在冰窖里,连声叫苦,毫无主见,慌了手脚,而潘金莲面对武松的警告,却敢大发雷霆,与之争辩,指桑骂槐,以骂武大来骂武松,表示自己对武松极大的不满。
  偷汉子,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对潘金莲这一行为,我们不能按常规而论,有她的特殊性。我认为,潘金莲偷汉子,是她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迫害的报复,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她做使女时,并不是一个淫妇,也没有偷汉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范,像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富贵。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躏,不屈从于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见识、有志气、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她对封建社会必然缺乏认识,她以为禀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无耻行径,就可以自身解脱。谁料主人婆并未因此欣赏她。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可以娶妻纳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纳了潘金莲,自己遭受冷落,对丈夫的恼怒就不能不转嫁给潘金莲,主人就更是怀恨在心,更加残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莲,倒陪了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这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人称为"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封建时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从,绝对没有自由,婚姻上更无选择的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潘金莲只得服从,也因此给潘金莲的爱情带来了悲剧。这个不幸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这悲剧正是清河县这大户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却置身处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读者对他也无过多的谴责,而对潘金莲却说三道四,进行苛求,这是不公平的。
  潘金莲在武大郎那里,同样是得不到称心的爱情的,清河县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门前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也是事实,叫潘金莲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莲不满意这个"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三寸丁谷树皮"丈夫,心中苦闷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与之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这怨恨,这不满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莲的权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运是人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摆布吗?不能。她要抗争。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她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与主人硬斗,她还没那个能力,她只能以性解放为手段,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来反抗封建道德,来与主人的迫害作斗争。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对象,嫁给武大后,对武大这样本分、善良、懦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认为嫁给他,是自己"晦气"。为了嫁给像武松这等汉子,不枉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考虑后果,为追求"幸福的爱情"她不顾一切,正因此,她易于为人引诱,上当受害,造成悲剧的结局。
   潘金莲不满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以性解放来反抗封建道德是应赞许的。但是她那轻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挞。她不顾公认的伦理道德,初见武松,便诅咒自己的丈夫"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认为嫁得武松"也不枉为人一世"!想想倒也罢了,她偏偏要动心,认为"这段姻缘却在这里"。接着轻率地做出勾引决定,精心的安排起来:以亲兄弟情分为由,以免得别人笑话为理,名正言顺地诓武松搬来家住;以关怀拉拢,步步紧逼,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虽说她当时也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做出了第二个轻率举动,倒打一耙。武松搬出后,她并未死心,十余日以后,武松拿了酒肉来辞行,她还余情不断,想继续勾引武松,这种轻率之举,是为世人所不容的。
  杀夫是潘金莲不可宽恕的罪过,使她成为千古罪人,这也是为读者、论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也要作具体的分析,看看她是怎样犯罪的,她要承担的罪责有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认识、评价潘金莲这个"淫妇"。潘金莲与西门庆相识,是在潘金莲放帘失手打了西门庆之后,当时初见西门庆这一表人才,潘金莲并没有产生初见武松时的那种心情,更无设计勾引之念头。只是赔了不是以后,"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而西门庆是一见她便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一双贼眼"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如果说潘金莲本性是坏的,很放肆的话,这里便可以与西门庆一见钟情、一触即合,何必还要借用王婆出面、费那么多手脚呢?正因为潘金莲毫不动情,西门庆才死盯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莲门口,等候相见。如果潘金莲赔不是后,西门庆也就此了结,不步步紧逼,杀夫之事也就不复存在。王婆与西门庆,一个要钱,一个贪色,很快拍板成交。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暗地里精心设计圈套,迫使潘金莲落入陷阱,难以自拔。而这一切,潘金莲事先是不知晓的。潘金莲同意为王婆缝衣,起初她是考虑了武松临行前的叮嘱的,故此她提出"将过来做不得",待王婆按计行事,找出借口后,逼使她违背武松叮嘱,乐于到王婆家缝衣,不是为了去偷汉子,而是为了处理好邻里关系。这点武大也是赞同的。吃酒时,王婆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诱,潘金莲并未搭腔,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然潘金莲毕竟"爱偷汉子",面对西门庆这样的人,她不动心,也绝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有主次之分,主动、被动之别,王婆、西门庆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莲是受害者。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天天与西门庆厮混,乃王婆所逼。当然,这里也有她甘心情愿的一面。因为西门庆此时对潘金莲还不错,潘金莲也认为西门庆中意。但此时潘金莲对武大并未生异心,更没有厌弃、陷害之意。虽说天天约会,一是瞒着武大偷偷干的,二是放帘、闭门等规矩,她还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团,至于唆使西门庆踢伤武大郎,的确是她狠毒之处。最后药杀武大郎,计乃王婆所出,药乃西门庆所供,如何鸩杀?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后,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软,狠中还有片刻犹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门庆所逼致。如果没有西门庆无耻的勾引,没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绝不会同谋杀人,也绝不可能造成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
  再说潘金莲毕竟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虽说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门庆这样的邪恶势力面前,她是软弱无力的。西门庆为非作歹,独霸一方,连老于世故的团头何九叔都害怕,认为"惹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剔蝎",所以在处理武大遗体问题上,处处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钻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己,连西门庆都被她算计,潘金莲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他们正是利用潘金莲易于受诱惑的弱点,使之成为罪人。从根本上来讲,武大之死,并不是死于潘金莲之手,而是死于西门庆、王婆这班邪恶势力的迫害。从这个角度上看,潘金莲的堕落、杀人、被杀,既应受鞭挞,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怜的人。
   《水浒》的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出身下层的潘金莲写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武松杀嫂犯罪上梁山做准备;二是作者思想观念在作怪。《水浒》作者对妇女是轻视的,他把妇女当做"祸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妇女而起。"不近女色"被当做是梁山好汉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有老婆,大多是单身一人。宋江虽说讨了阎婆惜为"外宅",但"只爱学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在清风山听说矮脚虎王英抢了一个妇女到山后房里,便对燕顺等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公开借宋江之口宣传"禁欲主义"。在作者的笔下,妇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将,不是温顺过头,就是丑化过分;不是外貌丑陋,就是性格凶残。其他妇女,如林冲娘子张氏,作者虽热情赞颂,又"节女贞妇"味重。潘金莲、潘巧云等弱女子,试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弥天罗网,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作者又把她们写成"淫妇"而后置于死地,不得好终。特别是潘巧云只因得罪了石秀,最后硬是被石秀怂恿杨雄割腹碎尸,残忍至极。潘金莲最后也是被割胸断头而惨死。这一切说明:《水浒》作者的世界观,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是落后的,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的。潘金莲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浒》作者定下的基调。
  《水浒》三淫妇
  《水浒》里的淫妇不少,但比较突出的有三个,这就是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虽说都是淫妇,都偷人养汉,但又有差异:潘巧云比较隐蔽,潘金莲和阎婆惜又比较放肆。潘金莲与阎婆惜虽都放肆,但又有差异:潘金莲较狠毒,阎婆惜又狡诈。
  阎婆惜随父母来山东投亲,不期父亲染病身去,母女俩又无安葬之资,在宋江的帮助下,总算渡过难关。为了报答宋江这个"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阎婆主动将女儿阎婆惜典给宋江做"外宅"。"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得婆惜丰衣足食。"生活地位的改变,应该使阎婆惜感到极大的满足,正如阎婆所言,宋江是她们的"恩主",是她们的买卖衣饭,表示应"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可是阎婆惜毕竟是个唱曲女,"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不是个正经人。很快就忘恩负义,淫乱纵欲,并且公开化,白热化。她认为:"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完全视宋江为仇敌,只是抓不到把柄置宋江于死地。当她发现宋江招文袋里的书信时,她大喜:"好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信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仅仅几句话,刻画出她的得意神态及狡诈。于是她以此为条件来苛求宋江:首先公开承认与张三的关系。这是向宋江示威;接着提出要宋江归还典身文书,任从改嫁,可见其刁滑老练;家中的一切归她所有,可见其心贪;最后硬要一百两金子。既不相信宋江的老实,又不相信宋江的诚意。宋江提出变卖家私,抵偿一百两金子。阎婆惜却认为这是"棺材出了,讨挽哥郎钱",是宋江作弄自己。硬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不然的话就公堂上见。她就是掌握宋江胆小怕事的心理,处处以官府要挟,阴毒狡诈性格处处可见。
  潘金莲的放肆,表现在她偷人的公开化。连亲叔子武松也不放过,比阎婆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可悲在于,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她出身使女,年轻貌美,不甘心受主人的勾引,不肯就范,以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结果反遭迫害,把她嫁给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武大。可是她又不满于命运的安排,对武大的本分、善良、懦弱,潘金莲同情少,认为嫁给武大是自己的"晦气"。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潘金莲又把武松当成了反抗的对象,以偷人的方法来报复。武松来了,她认为"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因此她不顾家庭伦理道德,主动向武松献媚,设酒勾引。遭失败后,她淫心不死,又落入圈套与西门庆打得火热,以致在武大捉奸时,她又以"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的言语提醒西门庆去打武大,可见其狠。武大被踢伤后,口吐鲜血,面似蜡黄,一病五日,要汤不见,要水没有,只指望武大早死,可见其毒。最后竟与人同谋,毒杀亲夫,狠毒至极。
  潘巧云没有阎婆惜狡诈,更没有潘金莲狠毒。虽也是淫妇,却来得比较隐蔽。虽说也有撒泼之时,但无狠毒狡诈之心。比如石秀看出奸情禀告杨雄,杨雄又因酒醉吐真言。她听后先是吃惊,后是"不敢回话",杨雄醉后熟睡,她毫无歹意,和衣而卧服侍杨雄。对石秀也仅是利用杨雄心软耳软的弱点,使出反间计,倒打一耙,使杨雄信以为真,把石秀赶走了之。淫夫裴如海被石秀杀死的消息传来,她"目瞪口呆,却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说明奸情被揭后,她的害怕心理。翠屏山上,石秀把裴如海及胡头陀的衣服取出,问她是否认得,她是"飞红了脸,无言可对",说明她知羞。当杨雄逼向时,她供认不讳,并承认是自己的"不是",请求杨雄"饶恕了我这一遍",可见其知错认错、老实,不是石秀的狠毒、挑拨,她也绝不会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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