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七月，北关急报：瓦剌入寇！血气方刚的明英宗在亲信太监王振的唆使下，没经过廷议就要御驾亲征。由于兵部尚书邝埜随驾出征，便留下兵部左侍郎于谦料理兵部事宜。
不久土木之变突发，消息传到京师，群臣是一片怨愤与惊慌，刚受命留守北京本不问政事的郕王朱祁钰对此也不知所措。幸亏于谦等人处置得当，对徐有贞等人的南迁主张予以驳斥，才初步稳定大局。
但是，此后在明英宗未退位的情况下，于谦等人为何要强烈支持朱祁钰登基呢？
为保卫京师，于谦积极献计，郕王朱祁钰顺应时势，甚得人心
鉴于在土木堡一下击溃数十万大明军，士气正旺，接下来很可能会挟持明英宗来闯关，以便继续南侵，围攻大明之京师，因此当务之急是保卫北京。而要保卫北京首先得解决好三个问题，即军队、粮食和人心。
于谦上奏郕王朱祁钰，建议从河南等都司以及南北直隶卫所中调集官军到北京，从山东、南直隶的备倭军中选取4500名精锐兵士，再将江北直隶、北直隶36000名运量官军也调来，在北京统一进行操练。朱祁钰批准了于谦的方案。由此，原本十分空虚的北京军事防卫力量得以增强。
由于土木之变发生的很突然，瓦剌军又有南下之势，京郊通州数百万石粮食极可能落入敌手，因此有人提出，无论如何要派人去通州把粮库给烧了。于谦没有同意，建议以预发俸禄的形式让官员和士兵们自发到通州运取粮食，运得多的还给奖励。为了运粮，甚至把百姓和囚犯都发动起来了。这样一来，将个人利益与爱国热情巧妙的结合起来，官军、百姓甚至囚犯们的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了，不仅解决了通州运粮问题，为不久后的北京保卫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还为朱祁钰和于谦等人赢得了人心。
明英宗被俘，孙太后要立两岁朱见深为国君，于谦等人却欲立长君朱祁钰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作为当时领导核心的主要人物于谦却有阵阵不安。正统中后期始，宦官王振为非作歹，致使武备废弛，以至于明英宗蒙尘被俘，数十万大军覆没，于谦可谓痛心疾首。虽然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的于谦恨不得明英宗能奇迹般的归国复位，然而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明英宗何时能回来谁也不知道。如果君位长时间空缺，大明帝国人心就会很不稳定，人们常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因此目前正统帝不在的情况下，从保住大明江山社稷的角度来考虑必须要拥立一个新君。虽然这样做很对不起明英宗，也可能为自己的将来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患，但于谦认为：自己一心为公，光明磊落，满腔热血，上可昭示上天，下没欺瞒黎庶。即使日后明英宗复位了，想必他也能谅解自己的一片苦心！想到这里，他就联合了一些朝臣，上请皇太后孙氏速定新君，以此来坚固邦本，安定人心。
尽管于谦的上奏说得很含蓄，但对孙太后却是不小的刺激，毕竟英宗是自己的儿子。面对大臣们的上请，孙太后装聋作哑般予以回应，你们不是要我立新君吗？按照惯例，新君就该由明英宗的儿子皇太子担任。于是土木之变后的第六天，孙太后封朱见深为皇太子。
朱见深才多大？才两周岁，所以说皇太后的这道旨意简直就是糊弄朝廷大臣的，故而当太监传达完孙太后的懿旨时，朝堂上议论纷纷。国家正面对危险，一个两周岁的娃娃当皇太子，甚或新君，何以能领导大家共渡眼前的困境？
其实孙太后的算盘打得很明显，宝贝儿子朱祁镇亲征前定下由皇弟朱祁钰留守，而朱祁钰在土木之变后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十分得体和得人心，加上其身份很特殊，是最合适的皇位人选，于谦等人所奏请的也正是要立朱祁钰为新君。可孙太后不乐意，原因很简单，朱祁钰不是她亲生的，一旦他当了皇帝，对自己，对明英宗未来都会很麻烦。所以，孙太后这么做无非是要想法还把皇位留给朱祁镇。
但是大臣们并不买账，尤其是以于谦为代表的主张拥立朱祁钰为新君的朝臣们引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道理来说事，一下将孙太后给顶回去了。孙太后也够厉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不管国事如何紧急，就是对册立新君之事三缄其口。
场面一度失控，孙太后无奈答应群臣，立朱祁钰为大明新君
随后的一件事改变了孙太后的想法，那就是左顺门流血事件：给事中王竑等大臣为了泄愤，在朝堂上把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等三人活活打死了，场面一度失控，十分火爆和混乱。
群臣再也等不了了，又联合上奏孙太后请求立新君，且百官们都留在外廷等着孙太后给答复。孙太后看这架势，心想再拖延下去恐怕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说，鉴于不久前发生的“左顺门群殴事件”，谁知道这帮大臣急眼了会干出什么事，若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会不会再闹出别的“幺蛾子”，年轻时只知道“炫美”的孙太后被这阵势吓住了。反复考虑之后，孙太后不得不答应了群臣的请求：“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
其实，那时的朱祁钰对皇位并未有多少兴趣，反而拒绝即位，由于于谦以国家大义相劝，才答应登基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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